1. 引言
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剧和“一带一路”语境的深入，越多越多的国产视听翻译作品(包括影视剧、纪录片、新闻、广告等)开始走出国门迈向国际市场。国产视听翻译作品的输出，促进了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并在构建国家形象和文化软实力方面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其中，视听翻译(Audiovisual Translation，简称AVT)，在以大众媒介(电影屏幕、电视频道、互联网等)为依托的跨文化交流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目前很多国产视听翻译作品的翻译质量良莠不齐，有些粗制滥造的翻译不仅未能促进文化交流，有时甚至因翻译的错误产生一些负面影响。在一项以中国电影与国家形象传播为主题的调研中发现，北美地区观众观看中国电影的障碍中，“对字幕翻译的不适应”位居榜首，其次是“对表演方式不适应”，最后才是文化风俗、价值观念、历史背景、社会现实等因素 [1] 。笔者在前期的研究中也发现，中国电影中的字幕翻译与英国观众的“期待视野”(读者接触作品前潜在的审美期待)相距甚远 [2] [3] 。视听翻译已成为影响国产视听作品推向国际市场的重要因素。因此，加强对视听作品译制的研究刻不容缓。然而，长期以来，我国的视听翻译研究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尤其是影视翻译，更多地被认为是一种“帮助观众理解剧情”的工具 [4] 。在此，本文通过对比国内外视听翻译研究的发展现状，指出了国内对视听翻译进行系统、科学研究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图提出国内视听翻译研究发展的几点建议。
2. 术语规范问题及研究现状对比
大规模的视听翻译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欧洲。经过20多年的发展，国外的视听翻译研究日趋完善，并在翻译研究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相比之下，国内的视听翻译研究，起步较晚，发展尚不成熟。本文考察了国内外视听翻译研究的术语规范问题，对比分析了国内外视听翻译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以期为国内视听翻译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借鉴。
2.1. 视听翻译研究的术语规范问题
视听翻译研究起源于电影翻译研究。早在1964年，Nida就在其著作《翻译科学探索》(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中使用translating for the cinema，film translating，motion picture translating等来指称电影翻译，其内涵包括字幕翻译和配音。Nida指出，在语际交流中，电影翻译的影响可能会超过书籍翻译。成功的翻译对电影产业来讲是至关重要的，一部外国电影至少有四分之三内容的接受取决于恰当的翻译 [5] 。不管是字幕还是配音，都需要实现画面、声音和时间的同步。而字幕翻译还包含了由口语向书面文本的转变，因此翻译过程中常常诉诸于原文本的删减。由于受传播媒介本身的限制，视听翻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认为是一种改编(adaptation)活动，而不是一种翻译行为，这也是视听翻译曾长期被西方翻译研究忽视的主要原因之一 [6] 。Gambier认为“改编”这一术语的使用，暗含了对信息进行量化、数学化的处理，并把语际交流视为一种增减活动，把翻译视为一个字面模仿和重复的过程，因此并不恰当 [7] 。Gambier转而提出了“transadaptation”的概念 [8] 。虽然他并未就此概念给出清晰的定义，但这个概念的使用指出了视听翻译兼含“翻译”的特性，被认为是向翻译学靠拢的一大进步。到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AVT作为一个相对统一的概念在学术论文中广泛使用。虽有些学者仍使用film translation (电影翻译)或screen translation (屏幕翻译)，这些术语名称也各有侧重，并在一段时间内反映了当时视听翻译研究的主要趋势。但随着视听翻译研究领域逐步扩展到其它类型的翻译产品和节目形式，如情景喜剧、纪录片、卡通、电脑游戏、网页等，这些术语名称的限制性逐渐表现出来。从电影翻译、改编、屏幕翻译到视听翻译的演变，折射出国外视听翻译动态的发展趋势及研究范畴的改变 [9] 。
我国的视听翻译活动始于电影的引进：1896年电影传入我国，视听翻译便随之开始 [10] 。之后的一百多年里，视听翻译活动伴随着媒介的革新，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11] 。然而，视听翻译研究却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所收录的论文中，最早研究视听翻译的文章出现在1986年，是上海科技情报研究所的乔魁学所写的《科技电影翻译初探》，讲述了我国早期在翻译科技电影时使用的方法 [12] 。到目前为止，视听翻译领域的术语使用仍未得到统一。“电影翻译”、“影视译制”、“字幕翻译”等称呼彼此重叠，同时并存。多重术语交互使用的状况表明国内视听翻译研究对象仍不明确、概念尚不清晰。国内核心期刊论文中使用“视听翻译”这一术语相对较晚。对CNKI核心期刊论文关键词统计发现，国内相关研究中最早使用“视听翻译”来自于《上海翻译》2010年刘大燕的文章《析AVT名称演变：从电影翻译到多媒体翻译》 [13] 。目前核心期刊以“视听翻译”为关键词的检索结果仅为12篇(最终检索结果为2022年2月17日)。除了一篇以电影《血与骨》为例分析多模态语境下字幕翻译的语义生成机制的研究外，其余多为综述类文章，如邓微波 [10] 和吕洁 [14] 分别回顾了国内、国外视听翻译研究的概况。国内译学界仍习惯用“影视翻译”的称呼，在核心期刊论文中以“影视翻译”为关键词的检索结果为80篇，远多于以“视听翻译”为关键词的检索。鉴于目前视听翻译研究领域的扩展，“影视翻译”这一术语的局限性日益凸显。主流研究中仍使用“影视翻译”不仅反映了国内视听翻译研究术语规范滞后的问题，更凸显了国内视听翻译研究领域狭窄的问题。
2.2. 国内外视听翻译的研究对象
国内外术语使用的不同，反映了国内外视听翻译研究对象的不同。视听翻译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包含各种媒体的符号转换，因此超越了影视翻译的范畴 [15] 。国外的视听翻译研究包含了对多种翻译实践的探讨：如叠音(Voice-Over，在原有声音基础上加入目的语配音，使观众既可以听到原有的语言，也可以听到目的语，在波兰及一些东欧国家广泛使用)，新闻播报时的实时字幕(live subtitling)，为歌剧和戏剧等舞台表演提供的唱词字幕(surtitling)，口述影像(Audio Description for the blind and the partially sighted，为视觉障碍者描述屏幕上正在发生的动作、肢体语言、面部表情、服饰等，简称AD)，听障者字幕(Subtitling for the Deaf and the Hard of Hearing，为听觉障碍者提供字幕的服务，简称SDH)等 [6] 。其中，AD及SDH属于无障碍传播(Accessibility)研究，目的在于为视觉和听觉障碍者提供无障碍的媒介环境，使他们也能够通过视听翻译手段享受文化产品，成为欧洲视听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
自从联合国于2006年通过了《残疾人权利公约》，媒介无障碍传播研究已经纳入到许多国际政策和研究的重点议程。在欧洲，多国政府立法对电视节目中为视觉、听觉障碍者提供的节目比例提出规定性要求，相关翻译实践因此得以快速发展 [16] 。Diaz Cintas & Remael指出无障碍传播研究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 [6] 。无论是字幕翻译、配音、还是叠音，与无障碍传播的本质是共通的，即让视听产品到达更广泛的受众。翻译的目的是为以媒介内容的原形式无法使用或者无法恰当使用的人们提供信息和服务。在此种意义上，无论是由于语言文化的不同，致使无法享受原语言文化的媒介产品，还是由于感官缺陷，无法正常接触媒介的，都被纳入到视听翻译研究的范畴。
相比之下，国内的视听翻译研究多局限于对电影和电视剧翻译的研究，翻译模式局限于字幕翻译和配音，研究视野较窄。笔者在CNKI平台，以外语类核心期刊为“来源文献”，以“影视翻译”为关键词进行检索(经手动去重和删除)，得到80篇相关文献。其中，除了2篇书籍评介、2篇论坛回顾及1篇人物访谈外，其余皆为对字幕翻译、配音或以上两种模式总体的研究，视听翻译中的其他模式(如实时字幕、唱词字幕、无障碍传播研究等)并未得到关注(具体研究对象分布见表1)。而以“视听翻译”为关键词检索得到的12篇文献中，除去评介、访谈和对字幕翻译的研究外，其余6篇文献分别是对视听翻译名称演变、文本概念、知识图谱、新趋势和发展概述的研究(见表2)。由这些文献的数量和研究内容可见，国内对视听翻译的研究，还处在学科框架建设的初级阶段，深层次的研究十分贫乏。为保证数据的全面性，之后笔者分别以“叠音”“听障者字幕”“口述影像”“实时字幕”“舞台歌剧字幕”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其中，以“叠音”为关键词检索得到的20条记录，都是与翻译无关的文献。其余几项中，除了以“口述影像”为关键词的检索得到3篇文献外，其余皆为0篇。以上结果表明，国内的视听翻译研究除了对字幕和配音的研究外，对其它翻译模式的研究亟待发展。
Table 1. Research objects of film and television translation
表1. 影视翻译研究对象
Table 2. Research objects, contents and methods of audiovisual translation
表2. 视听翻译研究对象、内容及研究方法
2.3. 国内外视听翻译的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研究内容方面，前期国外视听翻译的研究成果主要以论文集的方式呈现，研究对象涵盖了对各种翻译模式的探讨。字幕、配音、唱词字幕、无障碍传播研究、电脑游戏和软件本地化等都有涉及 [17] [18] [19] 。从语言学或文化传播等不同视角切入，探讨了视听翻译在理论研究、行业实践、教学和人才培养等各个方面的内容，研究内容呈现多元化的特征。之后，Perez-Gonzalez的专著Audiovisual Translation: Theories, Methods and Issues的出版为视听翻译研究建立了一套系统的、完整的理论框架 [20] 。在方法论上，该书对包括眼动技术、问卷调查法在内的实证研究方法进行了总结，奠定了视听翻译研究体系的基础。新近的研究，如Di Giovanni与Gambier合编的Reception Studies and Audiovisual Translation则着重探讨了视听翻译中与受众研究相关的问题，并与实证的研究方法相结合，成为国外视听翻译研究的新趋势 [21] 。
在研究方法上，国外视听翻译研究向实证主义转变的趋势明显。Desilla的一系列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对比了英国观众与希腊观众对英文字幕电影中会话含义的理解 [22] [23] [24] 。虽然她的调查规模并不大(参与者少于百人)且问卷仍以开放性问题为主，但她将社会学、传播学中的问卷调查法引入了传统的以定性研究为主的翻译研究中，并对受众关于会话含义的理解进行了定量的解读，因此实现了视听翻译研究在研究方法上的转变。在配音研究方面，Romero-Fresco的研究运用眼动追踪(eye-tracking)技术，记录了以西班牙语为母语的参与者观看西班牙语配音的视频片段和以英语为母语的参与者观看同一视频的眼球活动 [25] 。通过此种观察，Romero-Fresco的研究探讨了配音是否会对所看视频的代入感造成影响，及观众是否会盯着角色的口型看等问题。Di Giovanni等人也指出，眼动技术实验与基于社会调查的接受性研究，是当前视听翻译研究的重点所在 [26] 。除此之外，国外的视听翻译研究还采用脑电(Electroencephalogram，简称EEG)技术，对受众观看视听作品的过程进行了记录和追踪，以了解其理解的难点。这些研究不仅在研究方法上有所创新，更实现了研究对象从单纯的翻译文本向受众的转变。
相比之下，国内的视听翻译研究虽涉及领域不少，但内容呈现同质化高的特点。国内视听翻译研究的内容包括：翻译原则、方法和策略、发展史研究、人才培养及教学改革、译者主体性的探讨等。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以“视听翻译”为关键词的检索结果中，并没有对视听翻译研究中除了字幕翻译和配音的其它模式进行研究。虽使用了“视听翻译”这一术语，然而仅是介绍了视听翻译中存在其它模式，并没有针对其中任何一种模式的深入研究。研究内容比较零散，也未有成体系的理论出现。而以“影视翻译”为关键词检索得到的文献中，不管其研究对象是字幕、配音，还是影视翻译本身，对翻译方法、原则和策略的探讨都占了很大比重。翻译方法、原则和策略是各个翻译领域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学者们竞相关注的研究重点，而对视听翻译的其它方面，如视听翻译与文化软实力、视听翻译的定位、翻译效果方面的研究乏善可陈。表3统计了以“影视翻译”为关键词检索结果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由表3可见，超过一半的文献集中于对翻译方法、原则和策略的探讨，研究内容同质化程度高，对视听翻译各个方面研究发展不均衡。
更重要的是，国内视听翻译研究中无论是对翻译方法、原则和策略的探讨，还是对视听翻译定位的研究或是对翻译效果的考察，都是基于对翻译文本的分析和讨论，而翻译过程中的其它主体，如受众，被极大地忽略了。Gambier指出，此类型的分析都是基于同一假设：即某种翻译方法或策略更利于读者或观众的阅读及理解，在此翻译过程和研究中存在对受众接受能力的预判，而这种预判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主观性(是译者主观判断，没有经过受众检验) [8] 。本文同意Gambier的观点，认为译者或者研究者对翻译技巧和策略的讨论，如果没有实证研究成果的支撑，没有对受众喜好及翻译文本接受度进行调查，这种讨论只能是“纸上谈兵”式的。而作为翻译产品的最终“消费者”，受众的真正需求和感受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值得一提的是，核心期刊论文中探讨译者主体性和翻译人才培养及教学改革方面的文章已有一定数量。由此表明国内视听翻译研究虽摆脱不了传统的文本分析法，然而正积极探索翻译过程中“人”的因素。笔者认为，如果这种探索结合受众研究，将会使国内视听翻译研究对翻译过程的考察更加完善。
Table 3. Research contents and methods of film and television translation
表3. 影视翻译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Table 4. Statistical table of research methods
表4. 研究方法统计表
以上表中(表4)呈现了国内核心期刊论文以“影视翻译”为关键词的检索结果中，各研究方法的文献总数和所占比例。由表4可见，在所有的被统计文献中，理论分析加举例说明的方法占比最高，为42.5%。其余依次是分析法，个案研究和文献计量法，各占27.5%，18.75%及5%。其中，文献计量法占比最少，仅在视听翻译发展史研究中使用。以上文献统计结果表明：一、国内视听翻译研究方法多局限于少数几种文本分析法，不管是套用理论进行举例说明，还是分析法或个案研究，都是基于翻译文本的理论演绎，鲜有运用统计方法、计算机软件、语料库等新技术，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单一；二、国内视听翻译的方法论研究尚且不足，套用理论进行案例分析及个案研究占比超过60%，有的例子甚至被反复使用(如电影《功夫熊猫》中的翻译)，视听翻译研究的方法论滞后；三、国内视听翻译主流研究中还甚少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国内的翻译研究传统上重分析和理论探讨、轻实证和数据考证的趋势在视听翻译研究中也有所体现 [27] 。
3. 对国内视听翻译研究的启示
以上本文从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对比分析了国内外视听翻译研究现状，结果表明国内视听翻译研究发展相对滞后，存在研究对象集中于影视翻译，研究内容同质化程度高、忽视受众研究，研究方法单一等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与我国翻译研究长期忽视对视听翻译的研究是分不开的 [28] 。目前，视听传播的影响力逐渐扩大，受众之广远远超过了传统媒体。视听翻译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途径之一。然而，西方的翻译理论是建立在以欧洲语系为主的文学作品的翻译，是否适用于中英翻译还有待商榷。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的翻译理论，如严复的“信、达、雅”是否适用于以视听媒体为基础的翻译，还未被系统地研究过。鉴于中文和英语语言特性的巨大差异，如何在视听翻译中凸显中国文化特色，还有待考察。因此，建立一套系统科学的、自成体系的视听翻译理论显得十分必要。为此，本文提出了促进国内视听翻译研究进一步发展的三点建议：
3.1. 从影视翻译研究走向多元化的视听翻译研究
目前，国内的视听翻译研究主要集中于电影、电视字幕和配音的研究。伴随着中国“走出去”语境的进一步深化，国际交流日益增多，视听节目互译需求显著增长。新兴的节目类型，如访谈类节目、真人秀等，对以电影和电视为媒介的视听翻译提出了新的要求。社会人口的老龄化和对残障人士权益的保障使得对无障碍传播研究的需求日益迫切。我国的视听翻译研究必须适应这种需求，从以影视翻译研究为主线，走向多元化的视听翻译研究。多媒体时代，电影、电视翻译、网络翻译、无障碍传播、游戏和软件本地化等，都应该纳入到视听翻译的研究范畴，以实现多模式的视听翻译研究和建立一套视听翻译研究全面的、系统的理论。
3.2. 从文本研究走向基于“受众”的研究
本文认为，不管是翻译，还是视听翻译，最终的评价主体都应该是翻译的接收者，也就是传播学中的“受众”。传统的翻译研究多从译者的角度探讨文本翻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处理方法及翻译策略等问题，研究重点关注译文如何实现等值、等效。然而，早在1995年的《视听传播与语言转换》论坛上，Kovacic就指出，我们(译者或作者)预想的具有所有必备认知能力、个人经验和社会环境等预设条件的“理想观众”(ideal viewer)并不存在。因此，基于这些“预期观众”的平均认知水平做出的翻译策略的选择或对翻译文本的评判必然存在问题 [29] 。换句话说，译文的等值、等效如果不在受众身上、以实证的方法检验，就只能是主观判断，而与事实存在较大差距。传统的以文本对比为主体的研究已经不能满足新媒体环境下，以视听作品为对象的翻译研究。为使视听翻译产品更好地满足不同使用者的需求，必须对受众需求和产品接受情况进行调查和研究。新环境下的视听翻译研究应该是以受众研究(Reception Studies)为导向的研究。
更重要的是，这种以受众研究为导向的翻译研究并不应该是一次性的，而必须是循环往复的。越来越多的学者已经逐渐意识到受众研究在翻译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他们把受众称为“end-user”，即翻译作品的最终享受者或“用户”，倡导以受众为主体(“user-centered translation”)的翻译实践和翻译研究 [30] 。在此基础上，Suojanen等人进一步提出，翻译不应该是一个从文本到译者再到翻译成果的“线性过程”(a linear fashion)，而应当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cyclical mode of operation)：在进行翻译实践前，应该先收集使用者或受众的信息，为实现一个“有效”的翻译服务(a usable translation)；翻译产品输出后，需通过受众研究对翻译效果和翻译质量进行评价，即从接收者的角度，对受众是如何理解翻译产品、翻译中采取的策略是否有用及是否能被受众接受等问题进行调查；最后再将这些研究成果反馈给翻译者，帮助译者在之后的翻译过程中运用更恰当的翻译技巧 [30] 。于是，有了更详细“用户侧写”(user profile)的、新一轮的翻译过程开始，周而复始，循环往复。受众研究在翻译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得到凸显。
3.3. 从文本分析法走向基于新技术、实验和社会调查的实证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提出视听翻译研究应大胆地摆脱传统的文本对比方法，更多地借鉴自然科学的新技术，如眼动技术、脑电技术及新计算机软件、语料库技术，以及基于社会调查或实验的实证研究方法到视听翻译研究中。Nida在上世纪60年代提出了“翻译的科学”(the science of translating)和“对等效果”(equivalent effect)的概念。虽然Nida提出“翻译的科学”这一概念，并不是针对翻译研究，而是针对翻译实践；且他提出的“功能对等”理论，并不能有效回答这种“对等”应如何衡量、在谁身上衡量、一个文本如何能在不同文化中产生对等效果等问题，因而备受非议。然而，通过引进自然科学的眼动技术、脑电技术和社会调查等基于实证的研究方法，Nida“翻译的科学”“对等效果”中的存在的问题也许可以得到解决，从而实现翻译学理论的创新。国内翻译研究也一直强调翻译实践和研究中要注重观众的文化接受心理、价值取向和审美诉求，然而，没有实证的研究方法进行调查，切实的受众文化接受心理、价值取向和审美诉求的数据便无从获得。通过实证的研究方法，我们可以对视听翻译过程和受众文本解读过程中的诸多因素进行细致的量化分析，增强理论研究的科学性和研究结果的客观性 [31] 。
4. 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从文献计量学角度出发，对比分析了国内外的视听翻译研究现状，指出国内视听翻译的研究尚未形成系统的全面的理论。而视听翻译由于其研究对象(视听文本)的特殊性与复杂性，与以文学作品为主的翻译有着本质区别，难以套用已有的理论进行研究。因此，建立进一步发展视听翻译研究，建立一套科学的、完整的体系十分必要。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促进国内视听翻译研究发展的三点建议：(1) 纳入更广泛的研究对象；(2) 视听翻译研究(甚至是所有的翻译研究)应注重受众研究；(3) 注重实证的研究方法。本研究成果有助于进一步明确国内视听翻译的研究方向，以期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和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