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安托瓦纳·贝尔曼(Antoine Berman)是法国著名的翻译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翻译理论家。他将伦理问题引入翻译理论思考，从而为翻译研究展开了一个新的向度。贝尔曼认为翻译与伦理息息相关：“由于翻译中存在忠实、准确等要求。而这些要求本身就属于伦理的范畴，因此，翻译也就有了伦理的介入。” [1] “伦理”不再是使翻译得以完成的保证——通过例如“忠实”、“尊敬”或“谦卑”这样一些伦理范畴上的要求来保证原文和译文之间的“亲缘”关系——而是作为翻译的最高目标出现 [2] 。翻译的目的不再是完成交流、传播和介绍，而是完成一种伦理行为。在贝尔曼看来“伦理行为是指认可和接纳作为‘他者’显现的‘他者’”，这也是贝尔曼翻译伦理的核心内容，也是其“直译”翻译策略的基石。
在其代表作《翻译及对异质性的考验》中，贝尔曼认为翻译是一种双重的对异质性的考验：“译入语文化接受原文异质文本和语言特殊性的考验，从而建立起其与异质性的关系；原文则接受脱离原语语境的考验。” [3] 然而面对异质性的考验时，译者总是不自觉地排斥异质性，对文本进行变形，阻碍异质性的考验。贝尔曼则强烈反对这种在翻译中排除异质性的倾向，而这一倾向通常同过“顺化”的翻译策略达成。他主张翻译行动恰当的伦理目标应是原原本本地接受异质性。对于文本中存在的阻碍异质性通过的变形系统应当加以分析并予以抵制，这种分析即为“否定分析”。他进一步总结了文本变形中常见的十二种变形倾向。
同时，贝尔曼也指出，否定分析是一种心理分析，因为译者总是无意识地对原文进行文本变形。翻译过程中，译者可以根据否定分析理论来检验自己无意识状态下进行的文本变形并予以抵制。但是，即便译者已经意识到这种文本变形的存在，文本变形也是不可避免的。由于语言文化的差异，文本变形在翻译中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过度的或者不必要的文本变形既不利于异质性的考验，也不利于更好地贴近原文。
因此本文则通过贝尔曼的否定分析理论，以A Rose for Emily杨岂深汉译本为文本，试图验证分析其中的文本变形倾向。但由于贝尔曼的翻译作品多为拉美文学和德国哲学，其否定分析理论中的变形倾向也存在一定局限性：由于分析是基于自己的翻译经验，因此只是临时性的；若要使分析更为系统，则需结合其他领域的翻译人员、语言学家、诗学家、心理分析家去研究。
2. 文献综述
2.1. 贝尔曼相关理论简介
贝尔曼作为翻译伦理学派的代表人物，认为翻译是一种伦理行为，将翻译理论研究从文化角度引向伦理角度。翻译的伦理目标应为接受异质性。在其著作《翻译及对异质性的考验》中，贝尔曼引用海德格尔的说法“trial of the foreign”作为题目和主题，指出翻译是一种双重的对异质性的考验：“译入语文化接受原文异质文本和语言特殊性的考验，从而建立起其与异质性的关系；原文则接受脱离原语语境的考验。”同时，贝尔曼引用Alain和Michel Foucault的观点，佐证翻译应该杜绝民族中心主义，要展现外来作品最原始的精神风貌。
因此，他主张摒弃翻译中的种族中心主义，反对通过改编、变形等方式对译本进行“本土化”。所以他提倡异化翻译和通过“直译”的翻译策略来实现异化翻译，保持文化的异域特征，并指出了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12中变形倾向。这些变形倾向极大地阻碍了异质性的考验，因此针对文本变形展开分析是十分必要的。而这种分析则被称为“否定分析”。
否定分析主要关心的是民族中心主义的翻译、兼并主义的翻译、超文本的翻译(混合、模仿、改编及自由写作)，在这些翻译中，变形势力的影响随处可见 [4] 。在贝尔曼看来，译者不可避免的要接受民族中心主义力量的影响，因为这些力量决定了“翻译的欲望”和译文的形式。因此，为了探索这些力量对译者翻译过程中的影响，让译者能够清楚地了解并征服这些力量，他总结出了文本变形的12种变形倾向，以期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减少这些倾向。这12种变形倾向可以按词汇单位和语篇单位分为两类。从词汇单位来看，有质的弱化、量的弱化、内在意指网络的破坏、方言网络的破坏和短语习语的破坏。从语言篇章的角度来看，有澄清、扩展、理性化、雅化和俗化、原文节奏的破坏、语言结构的破坏以及语言叠加的抹杀等 [5] 。以下将进行逐一简介：
1) 理性化
主要体现在句法结构的调整，包括标点、句子结构和语序。同时贝尔曼还指出了理性化的抽象性质及其笼统化的倾向。
2) 澄清
包括明晰化，旨在把原文中不希望说清楚的事说清楚。
3) 扩展
贝尔曼认为译作通常比原文长，因为译文中无意义的明晰化扰乱了节奏，还因为“超额翻译”以及“扁平化”。增加这些信息的唯一作用就是掩盖了原作的“声音”。
4) 高贵化
指有些译者用更优美的风格通过重写以“改进”原文。贝尔曼认为其结果是原文的口头语言和无形的多元逻辑消失了。同样具有破坏效果的是与之相反的做法：译文因为使用俗语而过于通俗。
5) 质的弱化
用声音不洪亮，或相应地缺乏意指或象征特征的目标语对等词去替换原词或原文表达。贝尔曼的象征指形式和声音在某些方面与意义有联系的词语。
6) 量的弱化
指翻译中词汇多样性的缺失。
7) 节奏的破坏
节奏在诗歌中更常见，但在小说中也很重要。词序和标点的变形可能会破坏节奏。
8) 内在意指网络的破坏
译者需要意识到整个文本中形成的词汇体系。这些词汇单独存在时，似乎无足轻重，但它们可以为文本增添内在的统一性和意义。包括相同前缀或后缀所构成的意指网络被译文破坏。
9) 语言结构的破坏
原文本在句子的组成和结构方面可能是有系统的，译作却倾向于“非系统”。译者通常采用多种技巧(如理性化、澄清和扩展等)，以使目标语文本标准化。这实际上是一种不连贯的形式，因为标准化破坏了原文的语言模式和变体。
10) 方言网络的破坏或异地化
即破坏原文中具有浓厚当地特色的方言和语言结构，使用译入语中的方言进行异地化处理。
11) 短语及习语的破坏
贝尔曼认为用目标语对等词替换习语或谚语是民族中心主义的处理方式。在译文中毫无顾忌地使用对等词是对外语文本话语的侵袭。
12) 语言叠加的消除
指译文试图消除原文本中共存的不同语言。其中多种语言叠加既指不同语种语言的叠加，也指方言与通用语的叠加，还可以指书面语和口语的叠加。
贝尔曼总结的这12种文本变形倾向涉及范围较为广泛，包括语言风格、语言结构和语言节奏等多个方面。同时，在词汇、句子和篇章等多个单位均有涉及。他认为这些变形倾向极大地阻碍了“异质性的考验”，因此，应当进行与之相反的“肯定分析”，以限制或抵制文本中的变形倾向，尽管肯定分析多源于直觉或者不具备系统性。这是他提出的想译文中异质性成分让步所必须的翻译策略，即字对字的“直译”：“直”指紧扣(文本的)语言；翻译时在语言层面下功夫，一方面恢复作品特定的意指过程(不止于意义)。另一方面还改造了目标语。值得注意的是，此处的“直译”非传统意义上的直策略。其中的“字”是指依附于文本的“字”，而非文本中实际存在的字。
贝尔曼的翻译思想在国外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其中，Lawrence Venuti以其理论为雏形，提出了著名的异化(foreignization)和归化(domestication)策略，并且沿袭了贝尔曼接受文本异质性、抵制民族中心主义的翻译策略主张，提倡采用主流文化排斥的翻译策略进行翻译。这种策略也与传统翻译观念中译者的隐身性相悖，让译者得以“显形”。正如Venuti所说：“使译者和相关读者反思民族中心主义施加给翻译的暴力，从而在翻译和阅读译作时能够发现原文体现的语言文化差异”。
而国内很早就对贝尔曼的相关翻译理论有所关注，如许钧和袁筱在1998年就对贝尔曼的主要翻译思想进行了总结；文军、曹思琦(2013)根据否定分析理论中的十二种变形倾向，对《兵车行》的两个英文译本进行了定量分析，从而验证文本变形倾向在翻译过程中普遍存在 [6] 。舒艾(2016)则选取朱自清散文《背影》做案例分析，总结得出否定分析理论可以作为工具，有效保留原语文本中的“异”。总体上，针对贝尔曼的否定分析理论或文本变形倾向的研究在国内相对较少。同时，在已有的研究中，关于十二种变形倾向的具体论述仍存在分歧。例如，贝尔曼原文中第四种变形倾向的正确译法应为“ennoblement and popularization”，而大多数学者在进行分析时都只采用了高贵化或高雅化进行表述，忽略了其中的通俗化。因此，对于否定分析理论中的变形倾向仍有待深入探讨。
2.2. A Rose for Emily及其中文译本
A Rose for Emily是美国著名作家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最早也是最著名的短篇小说之一。小说主要讲述了没落贵族小姐Emily Grierson悲惨的一生。全文共有五个章节。第一章从镇上居民参加Emily的葬礼开始，后面几章断断续续地叙述了Emily的生前经历。由于Emily的父亲为维护贵族的门第和尊严，将追求她的年轻人拒之门外，导致她终生未婚。父亲死后，Emily拒绝将其下葬，从此深居简出。后来爱上了镇上外来修路的工头Homer Barron，却遭到镇上人和堂姐的干预。而后Homer不知去向，Emily也就此闭门谢客，直至去世。文中以Emily葬礼结束后人们在她的房间发现Homer的石鼓以及枕边的一缕银灰色头发为结尾，引起悬念。这本小说自出版之日起就一直是福克纳短篇小说中研究的经典篇目。目前对这篇小说的研究多集中于主题分析、创作手法、人物塑造、时空观和心理研究等方面。尤其国内从翻译理论方面对其中译本的研究相对较少。除了传统的文本分析解读，心理学、女性主义、叙事学、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理论分析也使得对小说的阐释更加精微和深入，其中心理学和女性主义的讨论最为集中 [7] 。例如关于Emily拒绝父亲下葬以及杀害情人的情节，很多学者都倾向于用弗洛伊德的“恋父情结”进行解释，Emily最终人性的扭曲也可以用“本我、自我、超我”理论进行解读。而关于这篇小说的中译本，首次出现的汉语译本是在1960年，由台湾译者何欣翻译。大陆最早的译本则出现在改革开放以后，1979年《外国文艺》刊登了杨岂深先生翻译的《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杨瑞、何林二人合译本稍晚出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福克纳部分短篇小说陆续集结出版。这些选集所选用的均为杨岂深译本。2010年之后，开始频繁出现新译本，截止到目前，已有6位独立译者的翻译作品与读者见面。这也表明随着对小说研究的深入，这篇小说的文学艺术价值不断被发现，原作广阔的意蕴空间呼唤新的理解和阐释，而翻译正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阐释。
3. 文本变形倾向在A Rose for Emily译文中的体现
本文选取了A Rose for Emily杨岂深先生的译本，以贝尔曼的否定分析理论为基础来对比原文和译文，进而试图验证贝尔曼的文本变形倾向在译文中是否存在，并且由此总结出杨岂深先生中文译本的翻译策略。
3.1. 理性化
理性化倾向指通过调整句序，使译文符合一定话语顺序的概念。原文看似繁芜的叙事方式自有其内在的顺序，译者为使译文通顺明朗，按照自己的逻辑对原文进行重组，实则破坏了原文的叙事顺序。申丹(2002)从文学文体学角度补充阐释了翻译中的理性化倾向。她指出有时“译者认为原文中的某些虚构事实有违常情，因此有意进行‘情理之中’的改动”，但这种改动看似更加符合原文，实则“损害了原文的主题意义和美学价值”。而在这篇译文中也有较多的理性化倾向存在，如：
例1. It was a big, squarish frame house that had once been white, decorated with cupolas and spires and scrolled balconies in the heavily lightsome style of the seventies, set on what had once been our most select street.
译文：那是一幢过去漆成白色的四方形大木屋，坐落在当年一条最考究的街道上，还装点着有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风格的圆形屋顶、尖塔和祸形花纹的阳台，带有浓厚的轻盈气息。
与原文相比，可以发现译文改变了句子的语序。译文先描述了房子的整体外观，其次则是其位置，最后再到房子的具体特点。这种从宏观到微观的叙述方式具有明显的汉语语言特色。
例2. Only Miss Emily’s house was left, lifting its stubborn and coquettish decay above the cotton wagons and the gasoline pumps.
译文：只有爱米丽小姐的屋子岿然独存，四周簇拥着棉花车和汽油泵。房子虽已破败，却还是执拗不驯，装模作样，真是丑中之丑。
译文将原文一个长句分为两个小句。先描述了房子及其周边环境，然后则是对其作出了“丑中之丑”这一评论。这种先描述客观事实在发表主观评论的叙述方式符合汉语的逻辑习惯。而在英语的叙述方式中，主句往往表达了主要信息，其余信息则是通过附属的从句进行描述；汉语则往往采用了从整体到具体的逻辑顺序。因而在翻译时，杨岂深改变了句中对房子周围客观环境的描述以及对其主观看法的顺序，即体现了其翻译时理性化倾向的存在，贴近了译入语的语言习惯。
例3. Alive, Miss Emily had been a tradition, a duty, and a care; a sort of hereditary obligation upon the town, dating from that day in 1894 when Colonel Sartoris, the mayor-he who fathered the edict that no Negro woman should appear on the streets without an apron-remitted her taxes, the dispensation dating from the death of her father on into perpetuity.
译文：艾米丽小姐在世时，始终是一个传统的化身，是义务的象征，也是人们关注的对象。打一八九四年某日镇长沙多里斯上校——也就是他下了一道黑人妇女不系围裙不得上街的命令——豁免了她一切应纳的税款起，期限从她父亲去世之日开始，一直到她去世为止，这是全镇沿袭下来对她的一种义务。
原文主句描述艾米丽小姐依次使用了“tradition”、“duty”、“care”、“obligation”这四个词，而译文在翻译时将“obligation”这个词的顺序调到了这句话的末尾，与原文句序不符。英语叙事往往注注重结果，而中文叙事注重过程，在说明原委后得出结论或者发表感慨。此处语序则根据中文叙事习惯更改了原文的顺序，将艾米丽被免税的原因于句中说明，而非原文的末尾。
例4. Thus she passed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dear, inescapable, impervious, tranquil, and perverse.
译文：她就这样度过了一代又一代一一高贵，宁静，无法逃避，无法接近，怪癖乖张。
此处虽然原文句子中五个形容词是并列出现的，但并不是所有的译本最后都以与原文“字字对应”的方式呈现。此译文则是将“tranquil”一词调至了前面，进而与“高贵”搭配，同时其余三个词的翻译也选择四字成语，这样整句话的翻译会形式上显得更整齐，同时更有节奏和韵律感。但这也是对原文词序的一种调整。这五个形容词的顺序是否是作者精心安排的？尽管未有说明，但在不确定的情况下，不随意对原文字句进行改动也许是一个更谨慎的办法。
3.2. 高贵化
高贵化倾向指翻译过程中把原文当作原材料，创作出“雅致”的译文，其“雅”主要表现在运用修辞手法，使译文语言形式更加规整。贝尔曼(2002)指出，这种看似高贵的译文，实则破坏小说语言的口头性，而且破坏原文内在的复逻辑。此译文中也有许多高贵化倾向的例子，如上述例1中描述艾米丽现存的房子时，译者将简单的“left”一词译为“岿然独存”，同时还使用了“桀骜不驯”和“装模作样”等四字成语进行修饰。这种明显将原文更为口语化的语言风格雅化了，使其更符合译者的语言文化背景。除此之外，译文中也有很多其他地方可以看出杨岂深先生的译本语言风格更为古雅。例如以下较为明显的口语化化表达在译文中则选择了更为礼貌的表达方式：
例5. “Dammit, sir,” Judge Stevens said, “will you accuse a lady to her face of smelling bad?”
译文：“先生，这怎么行？”法官斯蒂芬斯说，“你能当着一位贵妇人的面说她那里有难闻的气味吗？”
此处是镇上其他人向镇长斯蒂芬斯抱怨艾米丽的住处有难闻的气味而后他们一起商量怎么解决的事。但由于艾米丽闭门不出，加上之前纳税事件艾米丽坚决顽固的态度，镇长也毫无办法且最终只能采取半夜偷偷进入艾米丽房子查探情况的办法。因此此处镇长的“dammit”一词较为粗俗的表达可以很好地显示出镇长对艾米丽的难对付无奈和不耐烦的态度。同时这句话出自德高望重的老法官之口，是有失其身份的，而这种不协调本身就具有很强烈的戏剧性。而译文中则使用了“这怎么行”这种礼貌温和的表达方式，这样则使译文失去了原文中对人物内心情绪的刻画。这种高贵化的倾向虽然更符合译文整体的风格，但却一定程度是损失了原文口语化风格的意味。
除此之外，由于译者顾及译文整体含蓄雅正的风格，而导致一些词汇的翻译意味有所缺失也体现在文中另外“cuckolded”一词的翻译上：
例6. The body had apparently once lain in the attitude of an embrace, but now the long sleep that outlasts love, that conquers even the grimace of love, had cuckolded him.
译文：那尸体躺在那里，显出一度是拥抱的姿势，但那比爱情更能持久、那战胜了爱情的熬煎的永恒的长眠已经使他驯服了
原文“cuckolded”一词原意与汉语中“戴绿帽子”的含义基本一致。但此处说荷默被艾米丽背叛，带上了绿帽子并不是通常意义上女性与其他男性发现了不正当的关系。作者说的是死亡使荷默戴上了绿帽子，指的是艾米丽在活着的荷默与死掉的荷默之间选择那具僵硬的尸体，是她在荷默所代表的现实生命的活力与死亡的静止沉寂二者之间选择了死亡。她和荷默的尸体同床共枕，背叛的是现实生活和爱情，选择的是死亡带来的了无生机与永恒的静止。同时，结合原文的创作背景，福克纳将艾米丽的扭曲疯狂展现给我们，从而揭露美国旧南方体制对人性的残害，谴责非人道的传统对人性的束缚。因此此处翻译成为“戴上绿帽子”明显要比“被驯服”的讽刺批判意味更强烈。因而译文的这种翻译较原文表达的意义虽然更为含蓄优雅，但背后内涵的缺失仍值得商榷。
例7. When Emily Grierson died, our whole town went to her funeral.
译文：艾米丽·格里尔小姐过世了，全镇的人都去送丧。
例8. So when she got to be thirty and was still single, we were not pleased exactly, but vindicated.
译文：因此当她年近三十，尚未婚配时，我们实在没有喜幸的心理，只是觉得先前的看法得到了证实。
上述两个例子中一些词语的翻译明显具有中国传统文化色彩，如“送丧”、“婚配”、“喜幸”等。而原文中普通的词汇经过译者这样翻译后使译文的风格更为高雅了。而除去这两处的这些词汇，文中很多其他地方某些词语的翻译也显示了译者本身的文学素养，如多使用四字成语，不仅使整篇译文风格更为古雅，形式上也更为整齐，语言节奏也更符合译入语读者的习惯。
例9. And so she died. Fell in the house filled with dust and shadows, with only a doddering Negro man to wait on her.
译文：她就这样与世长辞了。在一栋尘埃遍地、鬼影憧憧的屋子里得了病，侍候她的只有一个老态龙钟的黑人。
上述例子中将简单的英语词汇“die”、“doddering”等译为“与世长辞”和“老态龙钟”等成语，增加了译文的文学色彩，使之更有汉语语言特色。
3.3. 节奏的破坏
和诗歌、戏剧相同，小说也有自身的节奏。但是小说中的节奏没有诗歌和戏剧中的节奏表现得明显，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常常忽视小说语言的节奏，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小说语言的感染力 [8] 。这篇译文节奏的破坏不仅可以通过上述高贵化的一些例子看出来，如一文中大量使用成语进行翻译，这比较符合译入语读者的阅读习惯，更为郎朗上口；也可以在具体的某些词语上的翻译看出来。如例3中在描述艾米丽对整个小镇的意义时，原文作者使用了4个“a + 名词”的词组进行描述，因此整体式形式你更为整齐，节奏感也更强。但杨岂深先生的译文虽然在进行翻译时，虽然也都采用了定中结构，也有相对整齐的形式，并且更符合国内读者的阅读习惯，但对数量词a的忽略以及处理之后原文中的名词变成了形容词或者动宾短语，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原文中四个名词性短语并置出现的特色。因此，这种可视为对原文语言节奏的破坏。
除此之外，文中艾米丽拒绝纳税时，为表现艾米丽坚决顽固的特征，原文作者使用了四句“I have no taxes in Jefferson”，且形式上保持了一致。虽然原文对话中几乎没有关于人物表情和动作的描写，但却产生了非常强烈的效果。这句话的四次重复不仅是Emily自我欺骗和自我保护的铠甲，也意味着新的一代已经成为镇上的掌权者，沙多里斯将军曲折的谎言面临着被否定和拆穿的危险，他们要把Emily的特权收回。父亲、沙多里斯将军都已经成为过去，但Emily仍然死死抓住他们不肯放手，她甚至无视生死的界限，两次重复的“See Colonel Satoris”更显示出了她的偏执与疯狂。这段对话虽然句子短小，词汇简单，但字里行间充满了巨大的张力。译者在这一部分中的翻译处理中，虽然注意到了句子的重复以及艾米丽语气的傲慢强硬，但却没有完全在形式上保持一致。译者两次译为“无税可缴”，两次译为“无税可纳”。尽管意义一样，且保持了原文简洁有力的特征，但形式上微妙的差异仍然会对原文的节奏造成细微的破坏。
3.4. 内在意指体系的破坏
贝尔曼指出，小说作者经常使用一些相互关联的语言符号，这些符号单独看起来没有重大意义，但连接成网络后形成的意指网络，形成一层潜在维度。小说中这些相互关联的能指符号距离相隔较近时，译者一般都能辨别并还原意指网络，但当这些网络节点在文中相隔较远，这时译者就需要有意识辨别相关联的能指符号，避免破坏潜在的意指网络。文中尤其体现在对“dust”这一意象的翻译处理上。
例10. One of us lifted something from it, and leaning forward, that faint and invisible dust dry and acrid in the nostrils, we saw a long strand of iron-gray hair.
译文：我们当中有一个人从上面拿起了什么东西，大家凑近一看——这时一股淡淡的干燥发臭的气味钻进了鼻孔——原来是一绺长长的灰色头发。
译文中只注意到了“dry and acrid”两个形容词，译为“干燥发臭”。但“dust dry”不仅仅是在形容“干燥”，这也是对艾米丽与尸体共眠时间长短的暗示。在文中结尾描写藏厂房间的段落中，“dust”出现了三次，时光的流逝，灰尘对真相的覆盖和揭示也更加明显。灰尘覆盖下的一切并没有变得模糊，相反，事实却在这个小镇，在这个不起眼的房间中被保留的如此完整，只会让事实真相显得更加恐怖。因此此处译文对这一意象翻译的缺失会对原文由“dust”一词整体构建的氛围体系破裂。因而此处不能够轻易的忽略。
4. 结论
综上所述，本文根据贝尔曼的否定分析理论，对文中出现的较多的变形倾向进行了举例分析说明。研究发现，杨岂深先生版本的译文中理性化、高贵化的倾向较多，兼有对原文节奏的破坏以及原文意指体系的破坏等变形倾向，因而导致原文口语化的叙事风格总体偏向较为正式且古雅的风格，尤其是译文中大量四字成语以及书面语的使用。同时，从文中部分词汇的翻译也可看出译者在进行翻译时采取了贴近译入语语言文化习惯的翻译方式，显示出了译者髙超的汉语驾驭能力，使得译文形神兼备，可读性强。但从某种程度上来看，这种翻译的方式一定程度上与原文的语言风格有所差异，原文中的异质性则被过滤了。然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一些变形倾向实际是受制于英汉两种语言本身固化的句式、语法规则和表意形式，在进行汉译英时是不可避免的。上述一些变形倾向实际上是在“意义”和“风味”之间反复权衡之后做出的选择。本文虽然是对否定分析理论中文本变形倾向的一次验证分析，但仍有着一定的缺陷：如对于其他的变形倾向涉及较少，同时对于变形倾向间的因果关系在文中的体现并未深入探究说明，因此有待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