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持续千年的翻译实践活动以及前科学时代的翻译论述均建立在这样的认知基础上：a) 原语与译入语为两种彼此相异的语言；b) 原文本存在固有不变的意义，译者的任务就是去理解其中的意义，然后予以文字转换。随着翻译活动的进行，部落、民族、国家间的交往得以可能，推动着各种语言与文化的相互流通。例如，佛经翻译将大量佛教概念引入中国文化，一些音译词已跃出宗教话语领域，渗入我们的文化习俗中，保存至今 [1] 。但这种语言与文化的融合并未挑战到传统的翻译认识，翻译仍被视为两种相异语言间的转换。而该认识也一直延续到以语言学范式为代表的“翻译科学”的年代中，并进一步拓展到以图里为代表的描述性翻译研究中 [2] 。在他们看来，不同语言与文化的融合只是提高了可译性的程度和对等效果实现的概率。
本文首先指出一种新的英汉“混血”文本，并详细分析该类型文本在意义生成方式上如何有别于传统的原语文本。然后本文将从两个层次分析这种文本对翻译研究的价值。第一个层次是基本概念、本体论层面的，即“混血”文本对传统翻译定义带来的挑战以及这种文本如何丰富了可译性议题。第二个层次视野更宏阔，即从后现代主义的视角来探讨这种文本的独特理论价值和翻译实践价值。
2. 一种新型的文本——英汉“混血”文本
我们处在一个网络高度发达的年代，人们通过各种媒介进行着前所未有的交流互动，这种互动并不局限于单一的语言和文化疆界，而是跨疆界的。如果我们承认这是一个经典已开始被调侃的年代，暂时把语言民族主义、语言纯净主义等观念放一边，同时将注意力从官方、正统、经典的文学文本转向包罗万象的文化、生活文本，就会留意到，在当下的中国语言和文化语境中开始出现了极具创造力的英汉杂糅或者说“混血”文本。这种杂糅/混血不是机械地在中文文本中嵌入意义恰当的一两个英语单词，或者一两个英语句子，也不是把英语的句式结构植入中文书写的遣词造句。相反，它是一种英汉高度融合的双关语文本，它所具有的创造性和审美性是在单一语言内创造的双关语所不能达到的。我们以两个案例来说明它在意义生成上的独特性。
2.1. 案例一：玛氏公司广告语
美国玛氏公司(Mars Inc.)在一款中国区销售的桶装型玛氏朱古力豆(M&M’s)包装盒上有这么一条广告语：“FUN享M豆，欢聚更尽兴”。要指出的是，这款桶装型巧克力豆有一个特点，即里面的巧克力豆是用独立小袋包装的，这样便于巧克力的分享，所以在外面的包装桶下方专门标出，这是“分享装”。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该广告语作为英汉融合双关语，显现出无与伦比的意义和声音两个层面的审美效果。意义层面，“FUN”很明显谐音“分”，“FUN享”即“分享”，这与本款包装的主题一致；而“FUN”本身具有“欢乐、乐趣”的意思，这与后半句的“尽兴”前后呼应。“M豆”即里面的玛氏公司巧克力豆。前半句既可以理解成简单的“分享M豆”，也可以理解为“分享M豆能够带来快乐”，进而出现后半句“更尽兴”的效果。在汉语或英语单一语言文化中，“分享”(share)本身或许的确具有“快乐”的蕴含意义(implicature)，在我们常见的理解中，该行为也可以产生快乐和友谊。但这只是蕴含意义或者说一种联想，是由此及彼的迁移效果：“分享”和“快乐”的出场在时间上存在先后顺序，并非共时存在(synchronized)，没有融为一体。但在“FUN享”这一英汉合成双关语中，“分享”与“快乐”共时存在：“FUN享”既是“分享”，“FUN享”由于“FUN”的存在，本身也是快乐。这是“分享”或“share”在各自单一语言、文化语境中无法取得的共时效果。此外，声音层面，该广告词也具有双语融合的“双关性”。中国的英语学习者如果不是在很正式的场合必须标准发音的话，在日常生活中字母“M”经常被发音为含有两个元音，即包含于[e]和[men]中。如此一来，该广告词前后两个半句在音节数量上也很对仗。王东风在为《翻译与权力》论文集写中文序时指出，“话语的多价性和多元性是引发翻译学者们深思和反思的源泉和乐趣，而解构主义的文风就是追求语言的多义解读” [3] 。如果说我们曾经理解的双重书写、意义多价性是单一语言、文化语境中的多价性，那么这个广告语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则是双语语言、文化语境中的多价性，即在英、汉两种语言中间游离的文本模式。
2.2. 案例二：节庆文本
2009年2月，即鼠年跨入牛年之际，很多手机用户都收到过这样一条问候短信：“Happy牛Year”。显然，“牛”谐音“new”。这句问候同时表示“新年快乐”与“牛年快乐”。中国的生肖文化(牛年)与英语的新年问候诗学传统(Happy New Year)相结合，创造了“new/牛”融合的跨语言双关语境，使这种创造性文本得以可能。而中国内地一款颇具影响力的综艺节目在2015年元宵节来临之际，以“新春灯谜会”为主题，推出了一系列灯谜。其中一个谜面是：“蓝色的刀和蓝色的枪”，打一成语。谜底为“刀枪不入”。该谜面和谜底是怎样联系起来的呢？在汉语单一语境中是找不到答案的。“不入”谐音英语单词“blue”；“blue”是蓝色，蓝色的刀与蓝色的枪自然可以简称“刀枪是蓝色的”，即“刀枪blue”，进而指向谜底“刀枪不入”。主持人随即又推出一个谜面：“虎穴是什么颜色的？”，谜底为“蓝色”，因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同样，“不入”谐音“blue”，所以“虎穴”自然是蓝色的。这样的谜面与谜底能否纳入中国灯谜的范畴超出了本文探讨的主题，但现场观众的笑声以及我们通过网络观看也能从中获得乐趣就已说明，这种双语融合的双关语已经达到了它的语用效果。
上面这些“混血”文本通过实体广告、手机通讯以及网络媒体向大众传播，其流通速度与广度都是书籍等传统媒介所无法匹敌的。他们已然进入了中国大众的日常生活，成为一种文化消费品。
3. “混血”文本对翻译本体论议题讨论的启示与丰富
3.1. 对翻译定义的启示
尤金·奈达在讨论翻译时认为，“能用一种语言表达的东西肯定也能用另一种语言表达”。这一论述隐含的预设前提是用以表达事物的两种语言是相异的，它们分别构成了原文与译文这两个语言同质性文本。但正如我们所见，“FUN享M豆，欢聚更尽兴”这样的文本在语言构成上本就是异质性的；而且更具后现代特征的是，这种异质性不仅体现在将英语与汉语两种语言根据其基本的交流意义将其组合起来，更表现为它巧妙利用了二者组合起来所能取得的双关效果，即意义多价性效果。所以就文本的异质性而言，这个文本在语言构成(英汉两种语言)和意义层面(词语本来的意义和两种语言巧妙融合起来后生成的新的意义)上均是异质性的。如此一来，我们常见的翻译定义或者翻译定义的预设——翻译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则受到严重冲击。很明显，这里的原文都已经不再是单一语言了。这促发我们思考一个核心问题，即是否应该从语言构成这一基本点出发，对翻译的定义加以修正，将更多的语言类型文本纳入其中。或许我们可以将翻译涉及的语言视为一个语言渐变量表(spectrum/scale)，两种语言之间没有绝对的区别。这样的定义在语言、文化高度融入区域或许尤其适用。
3.2. 对翻译可译性问题的丰富
可译性指的是一个文本或者说某一类型的文本，比如宗教文本和歌词，因为各种语言和语言外的因素，到底多大程度上能被翻译，这个问题与刚才讨论的翻译的定义问题紧密相连。在原语和目标语为不同语言的前提下，我们或许可以在内容与形式的取舍中达到一定均衡。但如果我们用内容与形式的博弈来讨论英汉融合双关语这种“混血”文本，则有点捉襟见肘。因为它的“语言构成”/“意义内容”/“形式表达”这三要素是融为一体的，它的意义是这三者互动生成的，并非事先存在。如果说“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这种单一语言或文化语境的双关语让译者犯难的地方是“晴/情”在形式与内容上的不可兼得，那么“FUN享”所带来的翻译问题就不止于此了。假设我们把“FUN享”视为原文(这款巧克力预设的消费群是中国消费者)，那么译者若要在英文翻译中实现效果对等的话，必须考虑三个问题。第一，原文在语言构成上是双语性的，那么我们在译为英文时，如何保留这种特质呢？是否该译为“乐Share”，或者“Share乐”这种形式呢？第二，如何有效地传递这个意义生成过程？“FUN”和“享”本身是两个有独立意义的词，正如前文分析的那样，“FUN”表示乐趣，“享”表示“享受，享用”，当“FUN”和“享”结合起来之后，且它们的先后顺序还不能改变，才生成了“分享”的含义。但“分享”在汉语中并不一定与“乐趣”相关联，在感情色彩上它可以是中立的，比如“分享资源”，它只是客观地表示共存。但在“FUN享”这一文本中，它用本身就具有“乐趣”含义的“FUN”来取代“分”，使得“分(FUN)享”天然地具备了“乐趣”的含义。所以从这个角度看，FUN (乐趣)生成了“分享”，而“分(FUN)享”反过来又生成了“乐趣”，这是符号自身嬉戏的结果。但译为英语(“乐Share”/“Share乐”，或者“it is乐to share”/“it is fun to分享”？)之后，这一意义生成过程——符号自指过程，及其效果则完全消失了。第三，如何处理译入语文化中读者的中文水平和原语文化中读者的英语水平不对称造成的翻译困难？如果说前两个问题是原文本自身异质性造成的结果，那么另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当前汉语在以英语为母语的使用人群中的普及度与英语在以汉语为母语的使用人群中的普及度是否相协调。如果在比例上是相协调的，那么我们甚至无需翻译，因为既然我们能理解，他们同样也能理解。显然，就目前的形势而言，我们双方还没有达到如此可比的双语使用程度。现有文献中，可译性的探讨都集中在原文本为单一语言创作的文本，在这个大前提下讨论其中不同元素对该文本造成的翻译困难。但本文探讨的“混血”文本其本身的书写就是两种语言构成的，如上文分析，它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截然不同，从这个角度来看，“混血”文本为可译性议题提供了新的探讨内容。
4. 后现代主义翻译思想与“混血”文本：“混血”文本的翻译理据与价值
随着翻译的文化转向以及与其他社会文化研究相结合，翻译研究开始关注语言层面以外的因素。其中，后现代主义理论与翻译研究的结合催生了大量新视角。后现代主义是一股思潮的统称，涵盖了不同的学科和流派，其中的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女权主义等思想已经被运用到翻译研究。整体而言，后现代思潮的特征是强调他者、“破碎性”、“不确定性”、“非连续性以及多元性” [4] 。而与翻译研究直接相关的至少有两点，即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翻译观揭示出的意义的不确定性；以尼南贾娜为代表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和以西蒙为代表的女权主义的视角指向的翻译中的权力不对等。回到本文的研究的英汉“混血”文本与，这种文本与后现代主义翻译思想有两层关联：a) 后现代主义翻译思想为“混血”文本的翻译提供了理论依据，就这一层面而言，我们也可说“混血”文本为后现代主义翻译思想提供了新的注脚；b) “混血”文本为丰富后现代主义翻译思想提供了新的理论内涵。接下来，本文将从意义的不确定性来探讨后现代主义翻译思想如何为“混血”文本的翻译提供了理论依据；从翻译中的权力不对等来探讨英汉“混血”文本如何为后现代主义翻译思想提供了新的理论内涵。
4.1. 符号的嬉戏(Play/Jeu)和意义的流动性
德里达指出符号和意义一直处于“延异”的状态，即符号是自指的，任何文本都处在空间延展与时间流变中，更处在该文本的书写语言与其所根植文化的无限互文性(intertextuality)之中。无独有偶，提莫志克在阐释翻译的转喻机制时，也指出我们在理解某个神话时会陷入一个悖论。当一个读者想要辨认出某一神话的具体版本时，他必须事先已经知道这个作为参照源的神话故事，否则他无法识别该神话的某个具体版本，但矛盾的是，这一神话故事却从未脱离于各个具体版本而独立存在 [5] 。这些版本既相异又相联，形成庞大的互文系统，同时又与所属文学体系中的其他文本交织在一起，融到了一个无限的互文性链中。这个神话或许有一个原型式的模糊轮廓，但绝不存在某个清晰可辨的源头，因为它嵌于整个互文链中，这是它的存在方式，而非脱离互文链而独立存在。由此可见，意义从一开始就不确定，根本不存在终极的、上帝式的意义等待译者发现并予以复制，因为“延异”先于意义，是意义存在的前提和状态 [6] 。
本文探讨的英汉杂糅双关语文本所具备的独特属性，即它的意义是两种语言形式和内容有机融合在一起生成的，这本身就是一种德里达口中符号嬉戏的结果，想要试图在英语或者汉语单一语言文化中寻找这种意义是不可能的。如果依照传统的翻译观，即原文本和译入语文本的语言是不同的，且用单一语言书写的原文本有固有的意义，那么英汉“混血”文本或许从一开始就不会被纳入翻译研究对象的范畴，因为它甚至连原语文本最基本的语言异质要求都不符合，而且如果将“混血”文本中汉语和英语的部分切分开来看，它们是不具备只有通过有机互动后才能形成的意义和效果的。但从解构主义的意义观来看，“混血”文本在文本构成和意义生成上是完全合法的，因为符号和意义本就处于动态变化中，通过不断地“嬉戏”生成新的意义，我们要翻译的或许正是这个符号嬉戏的过程。就这个层面而言，强调异质性、非连续性的后现代主义翻译思想为“混血”文本作为翻译研究对象和翻译实践对象的合法性提供了理论依据。
4.2. 权力不对等：二元对立之外的中间地带
后现代主义思潮对翻译认识的另一贡献就是翻译中的权力不对等。具体而言，翻译不是简单的文字转换，相反，原语文本/原语文化和译入语文本/译入语文化在权力地位上是不平等，表现出宗主国–殖民地、强势文化–弱势文化、作者–译者等一系列的二元对立，呈现出主导与被主导、支配与被支配的权力/伦理关系。比如，韦努蒂指出相对于原作者，译者常处于隐身状态。他研究发现，翻译通常被视为对原作的二级再现(second-order representation)；而译者必须让自己的译文达到透明的效果，这样可以产生原作者在场的幻象，译文也就被当作原文，被视为原作者对自身意图无阻碍的再现 [7] 。如此一来，译者的身份被完全隐藏了。而透过后现代思潮中的女权主义翻译观和后殖民主义翻译观，这种权力不对被进一步放大。加拿大女权主义翻译学者西蒙指出，“女人”与“译者”在地位上很相似，因为他们都处于从属、派生的地位。原作与译作也被赋予了性别色彩，即原文是阳性的，译文是阴性的，而“美丽却不忠实”这一将具有藐视女性身份的比喻在翻译领域更是广为人知 [8] 。在论述性别与翻译的关系时，Luise Von Flotow也指出，我们的性别身份是由社会/文化所构建的，社会/文化对被赋予不同性别(男/女)的群体具有不同的行为期望，而被定位为女性的这一群体往往处于次要地位 [9] 。而传统翻译观则将翻译视为典型的女性活动，因为被动性、重复性、再生产性是其典型特征。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家尼南贾娜的考察则揭露出英国殖民者如何通过对印度法律和文学的英文翻译来将宗主国英国对印度人的形象与身份定位植入到印度人对自身形象与身份的认知系统中，这种定位方式在英国殖民统治坍塌后，依然根植于印度人自身的认知系统 [10] 。
为了打破这种不平等的二元关系，后现代主义的翻译理论家们倡导一些新的翻译理念。比如，韦努蒂提倡用异化翻译来显现译者的痕迹，凸显译者的身份。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家们则提倡在翻译中使用具有女性性别色彩的语言标记，改变在父系语言中失语的状态，西蒙甚至用“女译者”(translatress) [8] 的身份定位来挑战“译者”(translator)这一男性霸权称谓。尼南贾娜则推崇用类似于韦努蒂所提倡的异化翻译策略重新翻译，用以摆脱英国殖民者遗留下的精神殖民枷锁。这些策略呈现出的都是旨在提高这种二元对立中受压制的一方——殖民地、译者、译入语文本的地位，予以他们前所未有的关注。
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当下主流的翻译理论都只关注到二元对立中的弱势方，即殖民地、译者、译入语文本等，很少有研究关注另一类边缘化群体，即游离于二元之间的所谓“第三空间”、在二元边界地带流放的语言/文化混血儿(metisses/hybridity)。Boyce-Davies将这种身份称为“移民主体性”(migratory subjectivities) [11] 。在后殖民的特定语境中，这些语言/文化混血儿在本民族语言与宗主国的强势语言中体验着矛盾、模棱两可、断裂和困惑。Isabelle De Courtivron指出，这些语言/文化混血作家有一个很大的相似点，即都在感慨一门新的语言(通常是宗主国语言)加速了他们“童年天堂”的消失，同时他们对学校(通常是宗主国遗留下的教育体制)以及入学后所阅读的书籍都怀有一种矛盾的态度。这种生命困惑甚至进入了他们的家庭生活，因为他们当中有的父辈并未经历如此巨大的语言/文化裂变，所以与他们在语言/文化上产生了疏离感，语言/文化混血儿们因此选择自我沉默 [12] 。作家兼学者Anita Desai甚至怀疑这种矛盾的生命体验是否是“精神分裂症” [13] 。
本文探讨的杂糅语文本与这种第三空间的语言/文化混血儿具有一定相似性，英汉“混血”文本既不完全属于中文文本，也不纯粹属于英文文本，而是两种语言有机互动形成的独特文本，在文本整体意义的生成上具有独特属性。如果说上述作者讨论的第三空间还存在于文学和语言使用环境的范畴内，那么“混血”文本则跳出了这个范围，提供了这种第三空间文本一种新的表现和存在方式，即介于英语和汉语中间的一种独特文本。另外，文化混血儿和“混血”本文的另一个相似点就是“混血”文本目前也没有得到太多关注，很多翻译研究虽然在探讨原语文本和译入语文本之间的权力不对等，或者译入语文本如何表现出各种“创造性叛逆”的特征，但这种双语巧妙合成的文本却鲜有人研究。一部分原因是我们很难依照传统的翻译定义来将其定位，另外一点是其在语义生成上太过于特殊，再者，它相对于单一语言文本而言体量太小。而这些属性恰巧与后现代主义倡导的一些核心内涵，如“去中心化”、“非连续性”等相一致，是后者在文字层面的表现和注脚。从这个角度来看，“混血”文本反过来也为后现代主义的翻译思想提供了新的，更前卫的内容，即二元对立的中间地带，进一步拓展了其内涵。
5. 结语
在传统认识中，翻译一般被认为是两种不同语言之间的文字转换。本文观察到一种新的英汉杂糅语文本，并着重分析了其独特的意义合成机制，探讨了这种新型的文本对翻译的定义、可译性等概念所带来的挑战和启示，最后详细分析了它对后现代视角下翻译理论的贡献。本文虽然是从翻译的角度来考察这种新型文本，但值得指出的是，这种文本对理论语言学也很有语料价值，比如它对形式语义学的语义合成(semantic composition)具有一定挑战，即如何跨语言合成语义；对语义–语用界面研究也有新的启示，比如合成的语义属于预设(presupposition)还是断言(assertion)等，都值得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