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问题的提出与文献回顾
近年来社会形势不断变化，加之在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背景下，大学生就业愈发严峻。在就业焦虑的推动下，“考公”几乎成为绝大学生毕业就业的首要选择。根据统计，2021年各省省考报名总人数超537万，较2020年同比上涨4.6%，2022年国考的报名人数突破了202万，有183万余人通过资格审查，创历史新高，在报名期间有岗位招录比高达20,813:1。面对当前的形势，本研究试图探索一线城市上海高校学生的考编意愿是否会随着时代背景变化？他们的考公意愿究竟受哪些因素的影响？了解高校学生考编的动因有助于把握高校学生的就业意愿，有助于提升国家相关政策对学生的吸引力，吸纳更多的栋梁之材。
目前国内学界对“考公热”的现象已经展开了许多相关研究。基于成本–收益视角，一些学者认为“公务员热”的现象是由于考生群体认为报考公务员一旦成功，就会获得大于过去投入成本的收益，交易成本理论认为，“公务员热”形成的前提，一是在从事同类交易活动时，私人部门成员需要支付的成本高于公共部门的成员 [1] ，政府机关及参公事业单位的平均人力资本价格高，教育回报率高，工作稳定，工作压力相对企业等私营部门较小，且性别歧视现象不严重；基于效用选择理论，袁匡济认为求职者理性行为是在既定获取成本下，选择一个未来工作辛苦程度较低但收益较高职位的过程，具体取决于职位收入水平、稳定性、自我发展空间、获取职位概率、获取后工作辛苦程度等多变量 [2] ，杨春梅则运用公共利益、部门利益等外部利益理论与基于内部成就动机的效用理论分析方法，认为政府规模扩大需求、政府——利益体间的合谋、报考者效用追求、“劳动价值”与“尊严”的逆反、职业晋升吸引等原因导致产生“公务员热” [3] 。许彬认为党政重要职能部门经历、县(市、区)经历、乡(镇、街道)经历、共青团经历对个人晋升呈显著性影响。所以考生报考公务员会比较重视地区，从社会价值规范的角度，张昌羽认为大学生报考公务员的原因主要是待遇的吸引保守求稳的做人做事心态的指引和“学而优则仕”观念的影响。朱振亚等人对江西某高校非应届本科生调查了其报考村官的意愿，得出报考意愿主要受家庭地址、家人支持度、从政偏好和村官待遇四个因素共同影响 [4] 。
也有研究从生态理论视角出发，认为无论是来自家庭、学校等内圈环境因素，还是来自社会经济、行业市场、教育文化等外圈环境因素，其所具备的时代属性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大学生就业心态，使学生在就业过程中形成相适应的思想认知与行为偏好 [5] 。还有一些学者基于政治文化视角去研究大学生报考公务员的原因，认为我国大学生深受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学而优则仕”的影响 [6] ，公务员作为世俗意义上进入“官场”的第一站，因此很多大学生选择报考公务员，从而造成大学生“考公务员热”现象出现 [7] 。
多数学者的研究角度是从宏观角度对大学生“公务员热”的形成原因和相关对策进行陈述，对具体的地区的学生考公的形成机制研究较少，尤其近年来，大学生就业形势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有所变化，有必要再对此进行具体的研究。上海作为一线城市，拥有本科大学40所，了解在上海就读的大学生的考公考编动机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 研究方法设计
2.1. 建立测量指标
1) 决定性指标：
① 工作因素。包含工作性质较稳定、工作压力相对小、福利待遇相对好。
② 环境因素。包含新冠疫情的存在、当前就业压力大、被考编大环境所裹挟、地方官本位观念的影响。
③ 政策因素。当前国家政策的加持、学校有关政策的支持。
④ 宣传因素。国家有关部门的宣传、商业机构的大肆宣传。
⑤ 个人因素。想实现自身理想、满足家人的期待。
2.2. 收集资料的方法
问卷调查法：作者为了在短时间内获取大量关于上海高校学生考编的相关数据，从而顺利开展研究，根据所掌握的信息和当前上海高校大学生考编者的特点进行准备，发放调查问卷。问卷内容涵盖了文章需要了解的各个方面的内容，同时又比较容易理解，对于本文来说是一种比较适合的研究方法。
本次采用问卷收集数据的形式，问卷见表1。筛选问卷为第一项题目，应变量为考编的意向程度，采取1~5赋分制，1为意向最弱，5为意向最强；控制变量分别为年龄、性别、政治面貌以及个人的月消费水平；5项决定性指标分别为工作因素、环境因素、政策因素、宣传因素、个人因素，并采取1~5赋分制，1为个人认为该因素对其考编意向影响最小，5为个人认为该因素对其考编意向最大。
2.3. 分析资料的方法
描述性统计，是指运用制表和分类，图形以及计算概括性数据来描述数据特征的各项活动 [8] 。描述性统计分析要对调查总体所有变量的有关数据进行统计性描述，主要包括数据的频数分析、集中趋势分析、离散程度分析、分布以及一些基本的统计图形。本文通过对上海高校学生调查总体所有变量的有关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描述，分析相关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主要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包括平均值、标准差、最大值、最小值等。
本文还采用了OLS的估计方法检验个人消费水平以及个人对考编的看法与考编意愿程度之间关系的回归结果，其中，控制变量为性别、政治面貌与是否是独生子女。本文建立如下模型：
3. 结果分析
3.1. 调查的基本情况
本研究在调查过程中采用了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结合的形式，其中问卷总共回收到160份，有效问卷138份，有效率86.25%。
描述性统计
样本数据总体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2。各项变量中，个人认为工作性质较稳定、福利待遇相对好以及当前就业压力大对考编影响等因素平均值大于4，说明被调研者总体认为这三种因素对考编影响更大。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results
表2. 描述性统计结果
3.2. 回归结果与分析
本研究采用OLS的估计方法检验个人消费水平以及个人对考编的看法与考编意愿程度之间关系的回归结果，其中，控制变量为性别、政治面貌与是否是独生子女，回归结果见表3。模型的拟合优度为0.341，整体显著。工作性质较稳定的回归系数(0.214)在10%水平上显著，想实现自身理想的回归系数(0.246)在5%水平上显著。工作性质较稳定的回归系数与想实现自身理想的回归系数均为正，说明二者对于考编意愿程度有正向的强化作用。
Table 3. The influence of variable on the degree of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the compilation examination
表3. 各自变量对于考编意愿程度的影响
注：**表示p < 0.05，*表示p < 0.1；标准误经过异方差调整；省略了控制变量与常数项的回归结果。
3.3. 影响考编意愿程度的原因分析
3.3.1. 编制工作稳定
在编制内工作，就相当于端上了人们常说的“铁饭碗”，只要不违法乱纪，出现原则性的问题和错误，就没有被裁员的风险，没有失业的压力，是一份安稳的好工作。由于疫情又限制了对于其他工作的选择，可选择的工作岗位会相对的更少一点。所以现在有一个趋势，考编的人数显著增加。
3.3.2. 想实现自身理想
成为一名有编制的工作人员后，他们需要担负起使命和责任，就是为党和人民工作。很多人选择考编也是秉持着同样的初心使命、牢记一样的宗旨和情怀。从个人的内生动机而言，马斯洛在阐述他的需求层次理论中，将个人的最后一重需求定为了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考编的现象也正呼应了该理论的逻辑。更多人选择考编，可能心中是抱着实现自我人生价值而去考的。
4. 研究结论
4.1. 政府加快制度改革，培育良好的环境
工作稳定成为上海高校学生考编意愿的显著影响因素，意味着现在在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下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让大学生在就业选择时，会优先考虑工作稳定的单位。所以各级政府要积极培育大学生的就业环境，包括考编环境、创业环境、公司就业等，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让大学生愿意投入到各行各业中去。
政府要加快行政制度改革，进行资源的合理分配，积极培育良好的就业环境，发布宣传关于高校学生就业的优惠专项政策，其次各级政府要有效监督政策实施主体，政策实施至关重要，要让高校学生的个人就业权益得到有效保障。最后，政府与学校要积极合作，共享就业信息，打破信息不对称的困境，进一步打开就业渠道。政府要积极调控市场需求，注重扶持社会企业，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拓宽就业渠道，扩大就业岗位，让有志于大众服务的大学生拥有发挥自己的实力的舞台。
4.2. 高校注重引导，改变传统就业宣传模式
许多高校的职业生涯规划并没有真正起作用，没有让学生认识到尽快梳理职业目标的重要性，另一方面高校的就业宣传也需要改进。目前，众多高校都拥有成熟的就业宣传模式，主要可以分为“春招”、“秋招”、“考编宣传”等。但是传统的就业宣传模式已经无法适应学生新时代的就业需求。学校通过各类平台发布就业信息，但往往被学生当成“垃圾信息”处理无法吸引学生关注。当需要寻找就业信息时，大多数学生往往是通过自主查阅的方式获取相关信息。
高校的职业规划不能流于形式，要与时俱进，要开展相关就业课程的学习与培训，让学生理性地选择就业与择业，使学生正确认识公务员职业，提高学生报考公务员时的公共服务动机 [9] ，让更多的学生可以有机会体验管理者角色，让学生认识到自己是否适合报考公务员，通过扩大通识课程的范围，扩展学生的关注视野。高等教育要与现实需求更好地结合，帮助学生树立良好的就业观，为社会培养真正的人才。
高校应该积极创新就业宣传模式，从原先的“信息轰炸”模式转变为“沉浸式体验”模式 [10] ，吸引学生主动关注就业信息，高校要积极与政府、相关企业开展实习合作，让一些有志于服务人民，报考公务员岗位的学生能够进入政府单位进行志愿服务，进行角色体验，开展实习工作，让学生尽早认识自己是否适合公务员岗位。
4.3. 家庭转变传统观念，帮助子女树立理想目标
家庭对子女的影响是潜移默化、影响深远的。中国传统文化中，长久以来的“官本位”思想造就了人们报考公务员的偏好，但是父母首先要摆正态度，不能盲目地就让子女报考公务员，要尊重子女的选择，在清楚地了解子女的能力、爱好之后，鼓励子女根据自身能力与需求，科学制定合适的职业生涯规划 [11] 。其次父母要参与但不越位，分享自己的人生阅历，社会经验给子女一定的参考，与子女共同商量后做出合适的择业选择，帮助子女梳理自己的理想目标。如果子女的职业理想就是为人民服务，与公务员岗位相契合，父母就要给予大力的支持。
4.4. 大学生拒绝盲从，树立正确的就业观
大学传统的就业指导工作模式亟待打破，整齐划一的目标要求、简单的课程安排、相对集中的实践教育已无法满足当前的就业市场需求，充分发挥大学生的主体性，是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的根本 [12] 。首先大学生要意识到正确的人生观、就业观是极其重要的，大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的就业论坛，认真进行职业规划，与优秀的，志趣相投的校友交流，学习他人成功的经验。其次要结合自身实际，充分认识自身条件，在合理分析客观环境和自身条件的基础上投身于自己适合的、热爱的行业，从自身出发，而不要盲目跟风报考公务员，要认识到不管选择什么行业，最重要的是自己热爱这个行业并且愿意付出努力，而不是盲目听从他人建议。根据人职匹配理论，大学生们不仅要明确自身需求，还要明白公务员的岗位要求，考虑二者是否匹配，理性对待。很多学生选择考编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目标，发挥自身价值为社会与人民服务，那就要认识到我国需要的是拔尖创新人才，要不断提高自身竞争力，争取在公务员考试中脱颖而出。
4.5. 媒体发挥宣传作用，呼吁大学生多样化就业
现代的互联网社会给人们提供许多了解知识的渠道，但是媒体发展良莠不齐，作为大众传播媒介，媒体应该发挥正向作用，公众媒体要承担社会责任，不能为了浏览量无所不用其极，要宣传正确的择业观，帮助人们认识到职业没有高低贵贱，让人们知晓社会上各个岗位的优势与发展前景。当媒体在宣传考公信息时，要注重真实性，及时性，宣传公务员岗位时，让人们明确公务员的定位，公务员的任务就是遵循党的领导，为人民群众办实事 [13] 。让体制外的人们真正了解体制内岗位的要求，而不是盲目报考公务员。
5. 总结与讨论
近些年来，社会就业形势愈发严峻。特别地，在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影响下，大学生的择业观也在不断的发生改变。以国考为例，据华图教育统计，2019~2023年国考报名人数分别为127,198人、1,395,845人、1,502,272人、2,047,281人、2,500,701人，2023年较之于2019年，国考报名人数增加一倍。2023年全国国考平均竞争比为60.37:1，可谓非常之“卷”。这一现象也得到了学术界相当程度的重视，为此不同学者从不同维度加以分析，以期能够对这一现象加以解释说明。
本研究希望通过对上海高校学生关于“考公”意愿的调查，从定量分析的角度来分析“编制大军”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进而提出相关对策建议。通过描述性统计发现，“工作性质较稳定”、“当前就业压力大”、“福利待遇相对好”等都与“考公”密切相关。为了深层次探讨其背后的原因，本研究通过回归分析得到：“编制工作稳定”与“为了实现自己理想”两个因素具有明显的显著效果。故，本研究认为大学生“考公”的深层次原因，一方面由于外在环境的影响，使得学生们希望寻求更加稳定的工作，另一方面，这些学生希望通过“考公”的途径，实现自身的理想。最后，在前面对“考编”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本研究提出五点对策建议：1) 政府加快制度改革，培育良好的环境；2) 高校注重引导，改变传统就业宣传模式；3) 家庭转变传统观念，帮助子女树立理想目标；4) 大学生拒绝盲从，树立正确的就业观；5) 媒体发挥宣传作用，呼吁大学生多样化就业。
然而，本研究还有很多不足之处，比如运用回归分析虽然得到了“编制工作稳定”以及“实现自身理想”两个因素对“考公”的线性关系，但未对与“考公”这一因变量无显著关系的其他自变量加以分析，比如“疫情影响”、“当前就业压力大”、“考编大环境的裹挟”等因素是否与“编制工作稳定”存在因果关系，如果有关系，“编制工作稳定”是否可能成为中介变量等的分析。简言之，对“编制大军”现象形成机制的分析还有待于进一步挖掘、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