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不同的时代和历史背景下，国家所处内外环境千差万别，时刻面临着各种政治和经济等社会问题及非社会问题，针对不同的问题出台相应的政策，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政策。其中，在翻译领域中，国家也会借助翻译政策对翻译行业、翻译方向、翻译选材、翻译学科及翻译人才培养等进行全局性、总体性把握，以实现中外文化交流、中国文化“走出去”、增强我国文化自信和展示大国地位。因此，一个合理、科学的翻译政策对翻译行业发展、翻译学科及实践等的影响至关重要。
翻译学科及实践反映一定的国家意识层面，为国家上层建筑服务，须满足当下国家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要求，翻译学科受时代和社会变化影响显著 [1] 。翻译学科发展与翻译实践相融合，且现实社会对翻译人才的超高要求，促使高校更应在翻译政策的指导下，吻合社会现实需求和学科发展需求，积极促进翻译学科持续发展。
2. 翻译学科发展的现实性需求
2.1. 专业定位
翻译学科发展的专业定位是培养人才的关键因素，也是评判人才培养和社会现实需求衡量标准 [2] 。随着社会进步和学科发展，翻译学科已发展至二级学科，人才培养体系逐步完善，翻译人才高质量输出，翻译专业建设体系基本形成。
翻译学科逐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呈现出研究范畴多样化、研究领域多层次、科研学术水平多元化。然而，翻译学科尚存在专业布点分布不均，如高校硕士点多，学士点和博士点相对较少。翻译学科语种以英语为主，其他语种不够且其培养人才体系不完整。
翻译学科专业建设不仅体现学科理论研究水平，而且还体现在以市场需要为出发点，翻译教学与翻译实践相融合。学科理论研究水平直接关乎专业建设，学科理论研究水平越高，越能够促进翻译学科发展。所以，翻译学科在学士点需注重实践能力的培养。
当下，为促进翻译学科良性持续健康发展，提高翻译学科地位，找准翻译学科的科学定位，理应做到学科理论研究发展和翻译教学与实践并重，以国家经济环境为基和以人才培养为中心，制定更为完善、科学和极具可行性的翻译学科教学大纲。
2.2. 培养目标
翻译学科直接权衡翻译专业人才培养体系，包括培养什么样的人才，不同的阶段达到不同的培养目标，及明确设立学生的基本水平等。翻译活动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不论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还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都与翻译密切联系。翻译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工具。自近代以来，翻译逐渐发展成为一门学科。尽管历经数十年，但目前翻译人才培养体系还需完善，翻译涉及的语种还不够丰富，主要以英语为主，小语种培养目标人数不多。在培养目标体系中，未明确规定培养何种翻译人才(复合型或应用型)。翻译通才和专门性人才。
按照社会需求和翻译学科理论研究，翻译人才培养目标一般分为两种，即翻译通才和专业翻译人才，体现了翻译理论研究和翻译实践相结合，均衡发展 [3] 。目前，通用型翻译人才主要是培养均衡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专业翻译人员则是以翻译实践为主，掌握相关语言文字能力，翻译技巧等，更倾向于翻译的实战能力。
2.3. 价值取向
翻译课程教学实践效果能体现出翻译学科课程实施价值，翻译学科课程体系将会逐步趋于完善，课程实施价值需明确。翻译课程设置需考虑课程设置的特点、学科多样化特点及社会的经济环境等影响因素，同时增加语言文化等课程，增强学习者的文化背景知识。
在课程教学实践中，应做到改进教学方法，与时俱进，因人而异，灵活变通，提升课堂中的互动，探索适宜的学习方法和教学模式，注重教学质量。翻译是个时刻动态的过程，翻译人员需掌握多种领域的专业知识，因此翻译课程教学要贯彻科学和创新的理念。
正是因为翻译学科发展及实践的现实性因素，包括翻译学科的专业定位，翻译培养人才体系和学科价值取向等，要想持续长久良性推进翻译学科发展，需要翻译政策来指导和规范，促进翻译实践、翻译事业和翻译学科发展，体现国家意识。
3. 政策性需求
3.1. 翻译政策的界定
“翻译政策”是Holmes在1972年在论文《翻译学的名与实》中提及，尽管他把“语言政策”引入翻译学学科中，但他未给出“翻译政策”的定义。他以为，翻译政策应做到在某时期或某种文化中为翻译事业、翻译人员或者翻译作品等提供相应的适宜的建议 [4] 。
然而，随着科技发展和时代变化，翻译学也不断地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Toury认为翻译政策在翻译时对于译者选择哪种文本类型和选择哪种译入文本起到了决定性重要影响作用 [5] 。同时，“他还着重区别了‘翻译政策’和‘翻译规范’二者的联系，但人们有时会将‘翻译政策’等同于‘翻译策略’或‘翻译规范’” [6] 。
Munday认为：相比较于Holmes提出“翻译政策”的那个时代，而如今“翻译政策”与国家意识形态密切相关 [7] 。
我国刘宓庆是最早将“翻译政策”引入翻译研究中的研究者。随后，黄立波和朱志瑜阐释了翻译政策的定义：“翻译政策是由官方或民间机构就翻译问题所做出的讨论、陈述或行动方案，即翻译政策通常是针对一定的翻译问题，自上而下产生，形式上表现为具体的明文规定或有针对性的讨论” [8] 。
腾梅认为“翻译政策”是指一切与翻译有关的政策，翻译政策有宏观政策和微观政策之分，宏观政策涉及“翻译的基础建设问题，如翻译质量、市场规范、翻译学术研究等”；微观政策则致力于翻译的具体问题如，如翻译项目，翻译基金的设立等 [1] 。
对于“翻译政策”的定义，笔者认为，国家会根据具体实情和社会环境颁布一定的法律法规或制定相应的政策，而翻译政策则由国家官方机构特定为翻译而制定的一系列的指导性方针和规定。
3.2. 翻译政策现状
翻译政策作为国家文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进程中不断推动文化转变及文化向外开放，根据国家动态调整翻译实践、翻译方向及翻译题材等，完善翻译理论研究，革新翻译学科建设及发展动向，培养具有综合素质、高水平的翻译型人才，确保翻译事业稳定化、良性化运行等。翻译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属于一种实践，积极的翻译政策不仅为翻译事业的繁荣发展提供新动力 [9] ，而且紧跟时代的翻译政策还能促进翻译学科良性发展，为翻译学术带来新突破。
实际上，翻译政策不仅把握翻译总体，如规范翻译行业、调整翻译方向和翻译选材等，使得翻译实践有序进行，而且还满足我国多方需求，如经济需求、文化需求等，为国家意识形态和文化战略服务。此外，翻译政策是一种制度保障，为国家翻译人才提供建设性指导，推进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另一方面，翻译政策为促进翻译学科繁荣发展及翻译研究丰富等做出了相应的贡献。
我国翻译政策对翻译实践和翻译事业有着规范、制约的作用，在常见的术语翻译过程中，存在不规范、标准和有歧义的问题，其中“新冠肺炎”术语的翻译展现了术语的规范变化，也可以通过了新词的出现了解大众用法 [10] 。此外，“新冠肺炎”术语汉英翻译逐步标准化的过程，形象地反应翻译实践的动态过程。只有先理解术语规范化过程，才能充分理解翻译政策对术语翻译所起的重要规范作用和实践意义，才能理解翻译政策真正的内涵，这样才能更深入理解翻译政策对整个翻译行业、翻译学科发展及翻译实践的意义，才能促进翻译行业、翻译学科及实践的系统性、整体性发展。
4. 翻译实践——以“新冠肺炎”术语汉英翻译为例
4.1. 术语翻译标准
在大数据和全球化的时代中，术语翻译会受时代背景和语境的影响，名称和术语看似平常，但颇有讲究，要想准确地传达出术语并不简单 [11] ，不仅需要衡量翻译标准，而且还需要考虑文字蕴含的文化背景、意识形态和大众接受度。英语和汉语两种语言存在许多差异，在我国，新冠肺炎等相关的术语翻译则由最初的暂定为“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再到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统一将新冠肺炎术语定为“COVID-19”，这些术语的演变和规定都需要翻译政策来统一和规范。
《翻译服务译文质量要求》(GB/T 19682-2005)提出基本翻译质量标准是忠实原文、术语一致和行文通顺，其中将术语不准确、不统一、不符合标准或惯例，或专用名词错译列为译文质量差错类型之一，基本要求包括：术语统一，术语符合目标语言的行业专业通用标准或习惯，并前后一致 [10] 。
术语的规范和统一是翻译实践的发展和是翻译有效进行的前提条件，医学、科技、教育等专业术语翻译在交流日益频繁的时代中，显得尤为重要。学术界对于术语翻译标准存在争辩，所以，翻译术语时须尽可能地参照权威规范原则和国家规定的标准和行业规范准则，保证术语翻译的简明、准确、科学和国际性。
4.2. 新冠肺炎疾病名称汉英翻译现状
语言是人类交流的工具，是人类社会文明，社会历经各种变化，也会引起相应语言的变化 [12] 。一个新事物的产生，在国家还未及时规定时，各大场所中会有不同的名称或者说法，比如，新冠肺炎(COVID-19)。“新冠肺炎”一词的翻译也有好几个不同的版本，如CDC，“2019-nCov acute respiratory disease”，“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简称“NCP, COVID-19 (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等。2020年2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将“新冠肺炎”命名为“COVID-19”。2020年2月22日，国家健康卫生委员会宣布将“新冠肺炎”英文名称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命名一致。
为了解学术界对于“新冠肺炎”英文名称的翻译类型、翻译格式、翻译标准及国际翻译，笔者试着在Web of Science上进行检索，2019年至2020年，结果如下：表1。
Table 1. The English name of COVID-19
表1. 新冠肺炎英文名称
见表1，新冠肺炎英文名称至少有三种，人们对于新事物名称的认识需要一个过程，其标准命名方式需要由国家官方机构(国务院)或权威机构结合新事物的特点进行统一，从术语命名角度来看，该词命名需要具有一定的权威性、稳定性和可接受性。自2020年2月11日将新冠肺炎命名为“COVID-19”，我国保持中文说法不变，英文命名和国际组织命名保持一致，这也是为什么COVID-19被使用的百分比最高，约达71.9%。
术语或新词的命名不是一蹴而就，其中既有命名主体对术语所表征概念本质特征逐步认识的过程，也受制于术语在传播和使用过程中各种主体的博弈和选择，包括共时和历时维度上的命名选择 [13] 。同时，还需要制度来进行规范和统一。
5. 翻译政策存在问题及展望
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我国与国际间的交流愈发热烈与频繁，翻译是能实现国与国之间的交流或多国间交流和传播、发扬中国文化的唯一途径，翻译还能为我国现代化强国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贡献，并营造一个更美好、和谐的国际舆论环境。所以，“制定属于中国特色的翻译政策是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也是学者们不断研究的一个方向” [14] 。尽管翻译政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我们仍需正视翻译政策所存在的一些不足及未来发展的巨大空间。
5.1. 翻译政策存在的问题
1) 国家对翻译政策缺少科学的认知和重视度不够，导致学术界对翻译政策研究方向的把握不精准，国外该方向研究无法得到有效地借鉴，这对我国翻译政策方向研究不利。
2) 我国国内翻译政策没有一个完整的体系，翻译政策的研究稀少，也尚未成立一个特定的官方机构，这不利于翻译学科的发展。
3) 翻译政策存在模糊定义，甚至，在翻译学科发展中，翻译政策方面的课程比例极小，学生无法了解翻译政策的真正含义和定义。
4) 学术界缺乏该研究方向的领头羊，也没有具有权威的官方翻译机构专门研究翻译政策，导致该方向研究尚浅。
总而言之，虽然翻译政策的地位从属于语言政策，但是我国对于翻译政策的研究仍需关注和重视，提高翻译政策的边缘性地位，翻译政策对翻译学科和翻译事业具有指导性意义，翻译政策对翻译过程的影响作用是直接的、特殊的。因此，翻译政策研究急需进一步拓展和深入。
5.2. 翻译政策未来展望
无论什么时候，每个国家都会出台很多不同的政策，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政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政策也会随之发生改变。我国翻译政策还有待完善和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所以，我国急需商榷和制定出符合我国实情和契合我国全球地位的翻译政策，为我国翻译学科及其发展提供有效指导和良性建设。笔者建议从以下方面进行考虑：
第一，国家语委和教育部共同带头协作，成立具有权威性的翻译机构专门研究翻译政策和组织协调翻译工作；
第二，从战略高度及全球化视角来探索和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政策体系；
第三，翻译政策需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同时，应做到与时俱进；
第四，我国应颁布一些规范翻译行业的法律法规和促进翻译学科发展的政策，规定翻译机构和翻译人员的权利、责任和义务，使得翻译行业发展更良性化和健康化；
第五，翻译市场有序化，翻译人员高素质化，翻译作品高素质化；
今后，为提升我国国民素养，为促进我国翻译学科持续良性发展和我国翻译事业稳步向前发展，我国政府应做到与时俱进，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秉承弘扬中国文化的坚定信念，努力让中国文化走出家门、国门，制定出更为可行、有效和具体的翻译政策，有利于建设一个完整、规范和系统的翻译体系，建设具有影响力的中国翻译政策体系。
学科发展都是以人为本，为培养出符合国家翻译政策要求的高水平、高素质的翻译型人才服务，因为“高素质的翻译人才是做好翻译工作的前提”，意味着翻译人才的培养是翻译学科发展的重要目标，也是翻译学科有着良好发展的稳定前提，同时也是实现更好翻译实践的前提。
我国翻译政策对翻译实践和翻译事业有着规范、制约的作用，在翻译过程中，术语翻译存在不规范、标准和有歧义的问题，只有理解翻译政策的本质、意义和研究现状等才能更好地理解翻译政策对翻译学科发展及翻译实践的意义，才能促进翻译实践发展和翻译政策的完善。同时翻译政策也会因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因素发生改变，所以翻译学科发展会面临着不确定性。国家会借助实施政策直接作用于翻译机构的方法，影响翻译选材方向、翻译方法和翻译过程等，且给予翻译人才一定的经济支持以期翻译出符合我国国家意志的产品。在翻译政策的引导下，翻译机构组织、监督和管理翻译事业，同时翻译学科也会培养出符合国家和社会需求的翻译人才。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