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两种生产理论的演进
两种生产理论的产生、发展和完善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对两种生产理论进行了科学阐述，但在此之前，马克思恩格斯在许多著作中都从不同角度论述了两种生产的思想。
1.1. 两种生产理论的产生
《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是最早涉及两种生产的著作。恩格斯通过研究社会生产与劳动力关系对马尔萨斯人口理论进行了批判，指出马尔萨斯从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与土地的自然产出率之间的差额出发讨论贫困的根源问题，而对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穷人贫困的关系问题避而不谈，从而达到了为私有制掩护的目的。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口过剩是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他认为只有通过革命的方法，彻底消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在道德层面上约束人类的生殖欲望” [1] 。土地、劳动和资本的竞争和互动，正是两种生产辩证关系的表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要缓和两种生产的矛盾，最好的办法就是建设社会主义国家。这一时期恩格斯重点批判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但对两种生产的论述还不够充分。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也对两种生产进行了论述。一方面，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断发展，马克思也进一步深化了对人类劳动的认识，他提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 [1] 。这表明，马克思认识到了现实中的人及其实践活动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影响，并指出，人们通过实践活动，不仅生产个人和他人的生命，而且还创造了社会发展所必需的物质生活条件，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工人必须把个人劳动卖给资本家，以延续自己的生命，保障家人的生活，并且资本家会通过各种手段不断加强对工人的剥削和压榨，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在此期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两种生产的存在已有了初步认识，但并未对两种生产进行清晰的界定，对两种生产的认识还不够清晰，对两种生产的认识还有待于深化。
1.2. 两种生产理论的发展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唯物史观形成的里程碑，在这本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以鲍威尔和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年轻黑格尔学派的唯心主义的基础上，更加系统地解释和讨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要素，两种生产理论也得以发展。
人们要生存，就必须获得最基本的物质生活资料，包括食物、衣物、住房等，而这些物质生活资料只能通过物质资料生产来获得，所以马克思指出“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除此之外，“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一些人，即繁殖” [1] 。马克思恩格斯在明确了两种生产的含义之后，进一步分析了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的生产的双重内涵。一方面，它们是自然关系的体现，也就是说，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口的生产都必然依赖于自然，必然以自然界的存在和发展为前提条件，并与自然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另一方面，它们也是社会关系的体现，人是社会性动物，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每个人从出生起就与世界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脱离了社会的共同活动人就无法发展。这种双重性决定了两种生产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统一性，它们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然而，尽管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物质资料生产与人口生产同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在这一时期他们并没有具体说明两种生产在社会发展中分别发挥什么作用，这也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两种生产理论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仍需在今后的社会实践中加深对两种生产的认识。总之在当时的历史科学条件下，《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两种生产的论述还有所欠缺，需要进一步完善，马克思恩格斯对两种生产的定义、关系和作用进行了简单的讨论，对两种生产的理解仅限于阶级社会，也没有深入研究两种生产在原始社会中的作用。
1.3. 两种生产理论的科学阐述
为了继承和发扬马克思的人类学成果，完成马克思关于原始社会的积极探索，恩格斯晚年耗费大量精力全面分析了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并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科学地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两种生产的观点。
在1884年第一版序言中，恩格斯首先强调指出历史的生产与再生产是决定历史进程的主要因素。接着他指出：“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发展阶段的制约。劳动越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越受限制，社会制度就越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 [1] 。这是恩格斯对两种生产理论的科学阐述。这一科学阐述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论述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
首先，强调了家庭对社会制度的制约作用。这一论述经常被认为否认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但是通过更深层次的考察会发现这是对恩格斯的误解，恩格斯强调家庭对社会制度的影响，但他并没有否定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现实中物质资料的生产发展必须依靠人的作用，科学技术的发展也离不开人的不断创新。因此，恩格斯这一论述并没有否认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家庭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与经济基础在社会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一点并不矛盾，两者的有机结合可以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
其次，对两种生产的制约作用进行了分析。恩格斯强调，物质资料生产仅在“某些历史时期和地区”对社会发展具有制约作用，而不是在任何历史时期和地区都具有制约作用。比如在原始社会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社会关系主要是靠血缘来支配，人类自身的生产和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因此，生产对社会发展的制约并不是在所有历史时期都有效，而是只有自己的适用范围才起作用，脱离了特定的范围将导致谬误 [2] 。
2. “两种生产”的辩证关系及其关系演变
2.1. 两种生产的辩证关系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物质资料生产与人自身的生产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人类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必须要以物质资料生产为前提，而人自身的生产又是物质资料生产的主体和前提。如果只分析其中一个，就是把它们孤立起来，隔绝开来。因此，我们在谈论两种生产时，要保持思想的辩证统一，在讨论社会问题时要把握好两者的关系。
两种生产之间的关系，首先表现为物质资料生产对人类自身生产的决定作用。第一，在各个社会历史形态中，人类自身生产的性质及其主要特点是由生产关系决定的。第二，物质资料生产影响着人口的数量与质量的增长，并对人类自身生产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第三，物质生产力水平决定了人类婚姻制度的形式及发展程度。
其次，人自身的生产又反过来对物质资料的生产产生影响。第一，人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主要动力，它决定了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生产关系的变化，在社会物质生产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第二，消费引导着生产的方向，在整个社会生产过程中，人类作为消费主体，其消费水平、消费结构和消费方式决定了物质生产的走向。
总之，两种生产之间存在互为条件、相互渗透的密切关系。一方面，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物质资料生产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离开了物质资料生产，人类自身的生产与再生产就无法实现；另一方面，人类自身的生产又促进着物质资料的生产，没有一定的人口资源也难以进行物质资料生产。因而，两种生产必须相互适应以满足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3] 。
2.2. 两种生产在不同社会阶段的关系演变
社会形态有多种划分方法，马克思根据不同的角度和标准，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五形态”和“三形态”，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的两个最基本的概念。第一种是“五形态”理论，以生产关系作为分类的标准。第二种是“三形态”理论，以人的发展为基础。马克思提出“三形态”理论是基于对每个时期人类发展程度的讨论，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 [4] 。这三个阶段是：人的依赖性的历史阶段，物质依赖性的历史阶段，以及人的全面发展阶段。根据这一标准，可以探讨不同社会阶段中两种生产关系的演变。
2.2.1. 人的依赖关系的历史阶段
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下，人们劳动所用的生产工具大多只能从自然界中直接获取，物质资料极其匮乏，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在生产力极低、个人劳动意识缺乏和自然环境极其恶劣的条件下进行的，生产力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自然因素的制约，并且在原始社会严酷的自然生活条件下，人们被迫采取集体生活方式，以此来抵制个人在自然界生存的恶劣条件，在集体生活的条件下，每个人都是共同财产的所有者，人们的集体劳动并不创造价值而只是用来解决氏族的基本生存问题，尽管如此，原始社会的人口死亡率依旧很高，这样种族的生存就受到威胁，为了维持氏族人口增长，人口的生产十分重要，一定数量的人口的生存和发展是任何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先决条件，因而这一时期人口生产在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2.2.2. 物的依赖关系的历史阶段
恩格斯通过对摩尔根原始家庭关系以及从两种生产的辩证关系对社会历史进程的研究发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原始社会基于自然血缘关系的社会体系逐渐崩溃，物质资料的生产极大丰富并且交换关系的出现使得人们之间的互动性大大增强，这样人们就从群居生活中脱离出来，获得了相对的独立性，人的依赖性也从人的依赖阶段转变为物质的依赖阶段，这种转变在婚姻和家庭制度的变化中表现得最为明显。随着公有制逐渐瓦解，私有制成为主导，家庭和社会的发展不再受自然因素而主要受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影响。恩格斯对一夫一妻制进行了批判，指出这一婚姻形式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婚姻中的女性被视为私有财产，这种社会背景下的婚姻和家庭制度为私有制服务，与原始社会的落后生产力相比，一夫一妻制的产生和发展无疑是重大的社会进步，然而，女性的解放和人权的公正实现仍然难以实现。
2.2.3. 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阶段
恩格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历史观的同时，认为实践的主体是人，而人作为实践的主体也是历史发展的主体。他以“人”为出发点，从“人”的角度看社会发展，研究两种生产，把实现“人”的回归作为根本目标。恩格斯对未来的社会抱有无限的希望，因为他相信可以从人本身的生产中获得强大的推动力。恩格斯认为，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公有制一定会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国家、阶级和私有制必将消亡。未来社会将以人自身的生产为中心，人类将不受物的依赖关系的约束，家庭结合的前提将不会是爱情以外的任何因素，在两种生产中，人类自身的生产将重新占据主导地位，而社会的发展也将极大的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标志着人类的真正解放和发展，达到共产主义社会 [5] 。
3. 两种生产理论的当代价值
3.1. 两种生产理论指导我国女性解放事业
在母系社会的解体之后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管是在原始社会后期的父系社会还是后来的阶级社会中，女性一直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中。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中，女性依旧没有逃脱作为“他者”的命运，女性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被物化，被各种各样的枷锁束缚着，恩格斯所倡导的性别平等并没有得到实现。恩格斯对爱情、家庭、婚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一方面为我们了解人类发展进程作出了贡献，另一方面能够引导我们建立正确的婚姻家庭观念，更重要的是能够推动男女平等和女性解放的步伐。
恩格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通过对数千年婚姻、家族史的考察，揭示了妇女地位低下与生产资料私有化的内在联系，从而揭示了妇女地位低下的原因。两种生产理论对女性在社会发展中不可替代的贡献进行了高度肯定。无论在任何历史时期，人口生育都是种族繁衍的必要条件，但母系社会解体以来进入私有制社会后，父权文化却长期将生育贬低为一种本能和义务，两种生产理论之前女性地位极低。恩格斯认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妇女重新回到公共的事业中去”。在这一点上，女性解放跟共产主义事业是相互的，只有在社会完全实现共产主义时，人才能完全实现解放，女性才能实现自己的解放。私有制将女性排斥在社会生产之外，从而阻碍了女性解放。马克思认为，只有消灭了奴隶制的社会分工，才能消除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对立，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实现“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让男女之间摆脱私有制的属性，实现真正的平等 [6] 。
3.2. 两种生产理论指导我国人口综合素质提升
目前我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完成这一任务，依然要将物质生产放在我国发展的突出位置，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人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对社会生产的积极能动作用，所以，提高人口素质和促进经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
一方面，社会生产要想持续健康发展，必须要有一定数量的劳动人口，而这只能通过人口生产来实现。人是社会发展的基本构成要素，要促进社会发展进步，就必须有充足的人力基础设施和物质保障。在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我国社会也面临着新的问题，其中较为明显的便是人口问题，主要表现为我国老龄化问题日益严峻、人口红利期即将结束，因此我国需要积极采取措施促进人口资源的生产和再生产，我国生育政策的不断放开，三孩政策的出台就是我国面对人口问题采取的积极措施。另一方面，人的现实需求是社会生产的推动力量。人类的各种活动始终围绕着个人的生存发展展开，个人的生存发展与社会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社会发展的程度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密不可分，因此要想推动社会生产进步和人类文明发展，理解人类生存发展的意义和价值，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就需要以人的现实活动为出发点，着眼于个人的现实需求，继续坚持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生产能力，努力提高人的综合素质。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离不开高素质的人才。当今是一个信息化时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使得人类社会正在经历各种前所未有的变革和发展。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和不断拓展，单纯的体力劳动已经不能够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现代社会的发展越来越注重人才素质能力以及综合实力，对具备高素质、高知识水平的现代劳动者的需求正在不断增加，所以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不应只注重人口的数量，而更应注重人的质量，也就是人的整体能力、整体素质的提高。近年来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不断将人民的道德文化修养放在更重要的位置，大力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这表明我国越来越认识到人类自身生产的能动作用，注重人的全面发展 [7] 。
3.3. 两种生产理论指导我国发展绿色生产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所以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也不能忽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治理，让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生活相互促进，在生产过程要尊重自然规律，尽量节省资源，保护自然环境。
恩格斯明确指出，两种生产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推动力量，同时，两种生产对社会制度也具有制约作用。我国建国初期，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确立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当时我国农业生产落后，工业基础薄弱，社会生产发展仍然受劳动力发展的制约；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以及改革开放时期，我国投入大量资源致力于促进生产力高速发展，这一时期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矛盾较为突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两种生产理论指导下，我国努力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和谐统一。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要以发展生产力为出发点，把重点放在物质文明的生产上；另一方面，因为物质资源的生产依赖于作为其资源来源的自然环境，因此必须继续推动美丽中国建设。我们将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认识到绿色生产是持续获得经济利益的有效方式；坚持将物质资料生产与人的生产相结合，使二者有机地融合，互相促进，才能不断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生产发展和人类进步的终极目标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自然环境为人类自身的生产提供了丰富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需要在自然面前实现主体性统一，从而可以更好地进行人类自身的生产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