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或现代？孝道观念的影响因素——基于CGSS2017的实证分析

Traditional or Moder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Filial Piety—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CGSS2017

摘要: 孝道在中国有着几千年的历史，更是儒家礼治下构成家庭的最根本的道德。但随着社会的变迁，传统的孝道内涵已发生转变，大众对于孝道的理解也产生了传统到现代的张力。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17年调查数据，采用最小二乘回归分析了孝道观念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学历、城乡、民族、社会地位对孝道观念有显著影响，高学历、城市居民、汉族和低社会地位的调查者在孝道观念上更倾向现代，而低学历、农村居民、少数民族和高社会地位调查者在孝道观念上更倾向传统。研究结果为我国家庭养老提供新的思考和实践。

Abstract: Filial piety has a history of thousands of years in China, and it is the most fundamental moral that constitutes a family under the rule of Confucian etiquette. However, with the change of society, the connotation of traditional filial piety has changed, and the public’s understanding of filial piety has also produced the tension from tradition to modern.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 in 2017, this paper adopts least squares regression to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concept of filial piety. It is found that educational background, urban and rural areas, ethnicity and social status have significant influences on the concept of filial piety. Respondents with higher education, urban residents, Han nationality and low social status tend to be more modern in the concept of filial piety. However, respondents with low education, rural residents, ethnic minorities and high social status tend to be more traditional in the concept of filial piety. The research results provide new thinking and practice for family pension in China.

1. 引言

当前我国正面临老龄化和低生育的双重困境，这对社会、家庭和个人都带来了许多挑战和机遇。根据2021年中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国的总人口已经超过14亿，但是出生人口数量已经连续三年下降，2022年出生人口数量为956万人，比2021年减少了106万人，这是194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同时，中国的老龄化程度也在快速加剧，截至2021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2.67亿，占总人口比重为18.9%；65岁以上老年人口达2亿以上，占总人口的14，2%。预计到2035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将达到4亿，占总人口比重将达到27%以上。低生育率和老龄化的加剧给中国带来了严峻的人口挑战，包括养老问题、医疗保障、社会保障等问题。在这一背景下，家庭养老变得越来越重要，而孝道观念的变化也将影响家庭养老的形式和方式。

随着老龄化现象的加剧，政府的养老服务和保障体系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同时，老年人对照顾和陪伴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烈，因此家庭养老成为重要的选择。传统的孝道观念认为子女应该尽可能照顾父母，让父母晚年过得舒适幸福。然而，随着社会的变革和经济的发展，孝道观念也在发生着变化。现代化的孝道观念强调平等和尊重，认为子女和父母之间应该建立互相尊重和理解的关系，而不是一味地追求单向的付出和回报 [1] 。同时，随着家庭结构的缩小、简化，对父母养老的责任也被集中于那个独生子女身上 [2] 。

孝道观念的变化对家庭养老形式和方式产生了影响，在我国社会化养老基础还较为薄弱，而作为家庭养老的基石——孝道，也不再强调家庭主义时，社会和家庭似乎在老人的养老选择上被同时抹除。对孝道观念发生变化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是十分重要的问题。

2. 文献回顾

钱穆先生说：“孝道在中华文化中，始终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孝道的重要性不仅在于维系亲情，也在于传承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 [3] “中国自有孔子以来，便受其影响，走上以道德代宗教之路。”(梁漱溟，2005)

2.1. 孝道的历史起源

中国文化中独特的“孝道”文化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甲骨文时期，其中就已经出现了“孝”字。这个汉字由“子”和“老人”组成，形象地表示一个孩子搀扶着一位长着长长胡须的老人。它的含义是孩子在前半生由老人抚养，而在后半生则应该赡养、扶持和照顾老人。《尔雅》中指出：“善待父母就是孝。”《说文解字·老部》中解释说：“孝是指善于尽孝事的人。”在《礼记》中还有这样一句话：“孝者，是要养护长辈。”段玉裁的注解是：“《礼记》说，孝顺长辈就是要像养护家畜一样照顾他们。”这里的“畜”指的是养护。从中可以看出，“孝”的基本含义是善待、尊重并尽力照顾父母 [4]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家庭结构的变化，父系家长制逐渐确立，“孝”的概念也逐渐形成和发展。

2.2. 孝道的内涵

中国传统孝道文化是一个复合概念，内容丰富，涉及面广。既有文化理念，又有制度礼仪。从敬养上分析，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我们可以用十二个字来概括，即敬亲、奉养、侍疾、立身、谏诤、善终 [5] 。

敬亲是指尊敬父母和长辈，关注他们的身体健康和生活状况。敬亲是孝道的核心，也是传统道德中的基本规范。

奉养是指尽心尽力地照顾和赡养父母和长辈。奉养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支持，还包括精神上的关注和陪伴。

侍疾是指在长辈或亲友生病时，尽心尽力地照顾和护理。侍疾不仅是一种责任和义务，也是一种关爱和关心的表现。

立身是指保持正直和诚实的品德，遵守道德准则，树立良好的个人形象和社会形象。立身是修身养性的重要方面。

谏诤是指对权力者或长辈进行善意的规劝和批评。谏诤需要有勇气和智慧，是维护社会公正和诚信的重要途径。

善终是指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保持平静和善良的心态，完成人生的使命，顺利地离开这个世界。善终是人生的终极目标和价值追求。

2.3. 孝道文化、观念的研究现状

孝道文化和孝道观念在中国学术界和社会学界中得到了广泛的研究。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孝道文化和孝道观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比如，从哲学、宗教、伦理学、文学、历史等不同领域出发，研究孝道文化和孝道观念的起源、内涵、发展和传承等问题。同时，还有学者从社会学、心理学等角度出发，研究孝道文化和孝道观念对于家庭、社会和个体的影响和作用。

在社会现实中，孝道文化和孝道观念也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探讨。随着社会的变化和家庭结构的改变，孝道文化和孝道观念也在不断地演变和更新。在社会舆论和传媒的影响下，人们对于孝道文化和孝道观念的认识和表现方式也在发生着变化。

总的来说，孝道文化和孝道观念的研究现状较为丰富和多样化，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比如，一些研究过于理论化，缺乏实证和现实基础；同时，在研究过程中也需要注意到孝道文化和孝道观念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社会群体中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需要更加注重实证和现实基础，同时也需要更加细致和深入地探讨孝道文化和孝道观念的多样性和变化趋势。

3. 研究假设

根据家庭现代化理论，家庭变迁不是单向度的，有多种路径和模式。现代社会中有多种家庭形式，亲属网络仍然重要但已失去控制权 [6] 。家庭形式不能准确反映家庭变迁，转变的是家庭关系，随着现代化进程，家庭结构、功能、角色和意义都发生变化，孝道观念也随之改变。

教育程度可以影响人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高学历的人群通常具有更广泛的知识面和更深刻的思考能力，能够更好地理解和领会孝道观念的内涵。此外，高学历的人群通常也更容易接触到新思想和新文化，对孝道观念的理解和实践也更为开放和多元化。一般认为，处于经济发展较快、人际隔离和陌生化程度相对较高社区的个体，传统的社会规范和舆论监督对其家庭生活的约束力相对较弱，与农村相比，城市社区往往被认为更具有前述特征 [7] 。

对于少数民族来说，孝道观念非常重要，甚至可以说是他们文化传统的核心之一。在一些少数民族中，孝道被视为一种神圣的责任和义务，必须尽到到底。对于汉族以外的一些少数民族，例如蒙古族、藏族、满族等，他们通常都有一些严格的规定来要求子女要尽到孝道的责任，例如要照顾父母、祖父母，尊重长辈，遵守家庭规矩等等。在一些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孝道不仅仅是一种个人行为，也被视为一种社会道德和文化价值的体现。少数民族地区由于经济文化发展较为落后，加上父系制度和文化还比较严重，所以对孝道的认知和实践更加传统。社会地位的高低通常与教育程度、文化背景、收入水平等因素密切相关，而这些因素可能会影响人对于孝道观念的理解和实践。社会地位高的人群通常具有更多的资源和机会，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中的孝道观念。此外，在社会地位较高的人群中，传统价值观往往被更为强调和推崇，这也可能导致他们对孝道观念的重视程度更高。鉴于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学历越高的人，孝道观念越现代

H2：与农村相比，城市子女孝道观念更现代

H3：与汉族相比，少数民族的孝道观念更传统

H4：社会地位越高的人，孝道观念越传统

4. 研究设计

4.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发起并执行调查，该调查采用多层概率抽样，覆盖了中国(港澳台地区除外)的省级行政单位，样本选取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剔除缺失数据的样本后，得到有效样本4620个。

4.2. 变量设置

4.2.1. 因变量

因变量是孝道观念，通过居民对测量问题的回应进行测量，分7道问题进行询问，本文根据研究问题需要，选取其中5道问题，分别是：1、无论如何，在家中父亲的权威都应受到尊重；2、子女应该做些让父母有光彩的事；3、为了传宗接代，至少要生一个儿子；4、无论父母对您如何不好，任然善待他们；5、放弃个人的志向，达成父母的心愿。下设选项：1、非常同意；2、相当同意；3、有些同意；4、无所谓同意不同意；5、有些不同意；6、相当不同意；7、非常不同意。并将其依次赋值0至6，行总和得到孝道观念这一指标，并且乘以100/26，得到0到100的分值。分值越高，代表孝道观念越现代，分值越低代表孝道观念越传统。

4.2.2. 自变量

自变量为受教育程度、城乡、民族、社会地位，以及其他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工作、婚姻状况、未成年子女数、家庭人口数等。各变量赋值与描述性统计见表1。

Table 1. Assignment of variables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表1. 各变量赋值情况和描述性统计

因变量为孝道观念，均值为12.9629，表明被调查者的孝道观念以传统型为主。

自变量为学历、城乡、民族、社会地位。学历均值为3.0530，表明被调查者的受教育水平为中等，以初中为主。城乡均值为0.8167，表明被调查者中有81.67%来自城市。民族均值为0.0580，表明被调查者中仅有5.8%为少数民族。社会地位均值为3.5119，表明被调查者自评社会地位以中下为主。

控制变量。性别均值为0.5578，表明被调查者55.78%为男性，年龄均值为41.0104，被调查者大多为中年。婚姻状况均值为0.8009，表明多数被调查者为已婚。家庭人口和未成年子女均值分别为2.9868，0.1411，表明被调查者的家庭人口数平均不足3人，以及绝大多数没有未成年子女。

4.3. 孝道观念的城乡、民族差异

孝道观念的城乡及民族差异见表2。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nd ethnic groups in the concept of filial piety

表2. 孝道观念的城乡、民族差异的描述性统计

由表2可知，城市的孝道观念均值为13.5772，农村为10.2261，表明在被调查者中城市比农村在孝道观念上更现代。少数民族的孝道观念均值为9.9024，汉族为13.1513，表明被调查者中汉族比少数民族在孝道观念上更加现代。

4.4. 模型设定

本研究将基准模型设定为线性方程形式，模型具体如下

$X_i={\alpha }_0+{\alpha }_1{E}_i+{\alpha }_2{C}_i+{\alpha }_3{R}_i+{\alpha }_4{S}_i+{\alpha }_5{\displaystyle \sum {\beta }_X}+{\mu }_i$

其中， $X_i$ 表示第i个人的孝道观念分值； $E_i$ 表示第i个人的受教育程度； $C_i$ 表示第i个人为城市或者农村； $R_i$ 表示第i个人为汉族或少数民族； $S_i$ 表示第i个人的社会地位； ${\displaystyle \sum {\beta }_X}$ 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 ${\alpha }_0$ 表示常数； ${\alpha }_1$ 、 ${\alpha }_2$ 、 ${\alpha }_3$ 、 ${\alpha }_4$ 、 ${\alpha }_5$ 表示待估系数； ${\mu }_i$ 表示随机扰动项。

5. 实证分析

本研究采用稳健最小二乘回归分析方法检验学历、城乡、民族、社会地位对孝道观念的影响，回归分析结果详见表3。

Table 3. Results of robust least square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s of education background, urban and rural areas, ethnic group and social status on the concept of filial piety

表3. 学历、城乡、民族、社会地位对孝道观念影响的稳健最小二乘回归分析结果

注：^*、^**、^***分别表示P < 0.1、P < 0.05、P < 0.01。

由表3可知，学历、城乡、民族、社会地位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原假设H1、H2、H3、H4成立。即学历每提高1，孝道观念分数提升0.8512，孝道观念越倾向现代化；生活社区为城市的，孝道观念分值比农村高1.9618，城市比农村的调查者对于孝道的认知更倾向现代；民族为少数民族的，孝道观念得分会更可能比汉族低3.0186，说明少数民族的孝道观念比汉族更倾向传统；社会地位每提升1，孝道观念得分降低1.2033，说明社会地位越高的人，孝道观念越倾向传统。

6. 总结与讨论

本文基于CGSS2017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学历、城乡、民族和社会地位都对孝道观念有显著影响，这表明社会现代化、城市化和民族差异等因素都会对孝道观念产生影响。

学历越高，孝道观念越倾向现代化。这可能是因为高学历人群受到更广泛的教育和信息，对于传统价值观的理解和认知更趋向现代化。另外，高学历人群通常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不同文化和价值观，这也可能影响了他们对孝道观念的认知和评价。城市居民对孝道观念的认知比农村居民更趋向现代化。这可能是因为城市化进程中，社会关系的变化和家庭结构的转型对于孝道观念产生了影响。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人们更多地接触到个体主义和自我实现的思想，这可能导致他们更加重视个人利益和自我发展，从而对孝道观念的评价更趋向现代化。此外，研究还发现，民族对孝道观念的评价也有影响。少数民族对孝道观念的传统认知更深入，对于孝道的传承和弘扬更加重视，这也导致他们对孝道观念的评价更趋向传统。而汉族作为中国人口最多的民族，其孝道观念的现代化程度可能更高，因为汉族人口更广泛地接触到了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社会地位也会对孝道观念产生影响。社会地位越高的人，孝道观念越趋向传统，这可能是因为社会地位高的人更多地接触到传统文化和社会规范，对于孝道观念的认知和评价更加深入。

综上所述，本研究揭示了不同因素对于孝道观念的影响，并且提供了一些启示。现代化的孝道观念，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家长主义、家庭至上原则，现代社会中的家庭成员关系越来越注重家庭成员之间的平等和谐，尊重每个人的选择和生活方式。家庭养老不应再局限于传统的家庭场域之内，或者说家庭养老在未来不再是人们可以依仗的养老方式。由此社区养老、社会养老和完善的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设显得越来越重要。

当然，本研究只是对孝道观念及其影响因素的简单的实证分析，大众的孝道观念以及养老实践，还需要更多的案例和调查数据的研究来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