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国内关于现实主义的研究源流已久。如马建辉 [1] 早在1998年的《现实主义论》中对现实主义作出了四个维度上的分析；李新元 [2] 在《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对话》(2001)中深入研究了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关系及其发展，揭示了文学发展的必然规律；傅篪 [3] 在《传统与现代：现实主义从方法到精神的嬗变》(2002)中分析了传统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局限和发展，以及作为创作方法的现实主义原则与作为精神的现实主义理论的质的差异；王梅 [4] 在《现实主义再阐释》(2002)中阐述了现实主义以“时间”、“真实”和“人道主义”三个核心内涵展现自身。
总之，在现实主义相关研究中，大多视角比较单一。本文通过对现实主义著作《欧也妮·葛朗台》与《老人与海》进行文本细读的方式，明晰二者的不同与在现实主义之上的发展和超越，这种发展主要体现在对“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运用上。因此本文将紧紧围绕两位作家和两部经典作品、“现实主义”、“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来突出19世纪到20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继承和新变。
2. “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理解和拓展
“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是19世纪巴尔扎克的创作文艺观其中一个重要的观点，巴尔扎克认为，艺术应当塑造典型环境里的典型人物，通过众多的典型，来反映整个社会；人物的命运，是环境与性格互动的结果。而到了20世纪，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社会的动荡不安、战争的接连爆发、个人的空虚异化……以海明威为代表的“迷惘的一代”在充斥着虚无的20世纪开始发热，海明威著名的“冰川理论”造就了他的笔力刚峻，简洁洗练以及作品之下那隐藏的“八分之七”。由于这种创作观，似乎海明威不再刻意展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他的环境描写非常简洁，多采用白描，比如在《白象似的群山》中，他只字未提这一男一女在火车站要去哪，是什么时候，他们是谁，同时，我们似乎也找不到“典型人物”的存在。但其实，在20世纪的文学创作中，“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也从未失去过理论活力，且得到了深化发展。
“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一观点，早已在巴尔扎克的19世纪现实主义创作观点上拥有了更深更远的意义，它不仅仅是通过描写现世社会环境，塑造社会中的人物典型来突出文艺创作的真实、现实品格，而是要用历史的跨度来重读“典型人物”和“典型环境”两个概念，用思辨的方式使其更能指导有价值的文艺创作。
3. 《欧也妮·葛朗台》中“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创作观的文本分析
3.1. 《欧也妮·葛朗台》中人物形象与命运分析
在当时的法国社会，金钱和欲望占据着这块土地。葛朗台是在这个典型社会中最为典型的人物，他的生命里只有对金钱的渴望，机警、恶毒、工于心计，利用一切发财的机会，是那个资本主义勃发时期的典型人物缩影，还有克罗旭家三人、德·格拉桑家三人，皆是这种“典型人物”。而到了夏尔，他更为丧失人性——“他一过赤道线，便丢掉了许多成见：发觉在热带地方的致富捷径，像在欧洲一样，是贩卖人口”，“他贩卖中国人、黑人、燕窝、儿童、艺术家，大规模放高利贷。偷税走私的习惯，使他愈加藐视人权” [5] 。夏尔的这些“勾当”让他“发财”，从而想要娶贵族女子跃升阶级。但是欧也妮是这个典型社会中的“非典型人物”，也许她被初恋情人抛弃、被父亲这座大山压制等等，是一个典型的毫无自由、被物化、被欺骗的有钱人家小姐形象，但她远远不仅限于此。
3.2. 欧也妮对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超越性意义
年轻时的欧也妮单纯善良，在恋上夏尔，知道夏尔的窘境后，将自己的全部财产给予了他，即使她要面对来自父亲的巨大压力；等待夏尔的七年中，欧也妮每天祈祷，每天通过小金像怀念夏尔，富裕却依旧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在收到夏尔的来信与汇票，德·格拉桑太太的信之后，她托所长先生替自己将夏尔曾经的欠款补齐，并将汇票和一封信交给他，并最终与所长先生结婚。
欧也妮的行为不仅仅出于爱情，更出于她一直未变的善良。也许年轻时的单纯的义无反顾的，是看似愚蠢的，是一个“非典型人物”，在那个社会像是“理想化”的，但欧也妮这一角色的深度绝非仅于此。
正是这样的欧也妮，反倒是其中最为智慧的，她始终未被物欲裹挟，始终坚守着自己的善良。哪怕身边守财奴父亲不断压抑她，她表面上继承了父亲那一套极度节俭的生活方式，但在心灵上，她是那个环境中唯一没有被金钱绑架的。在等待夏尔的七年中，她等待的更像是一个答案——初恋情人是否如同自己一样坚守并珍惜着这人间的温情与善良。夏尔就像是欧也妮的对照组，在同样疯狂追求物质的社会中，夏尔早已迷失了方向，失去了人最为美好的品质与感受。
欧也妮很清楚那些人情世故，懂得那些人如何物化自己，她追求的也从来不仅是爱情，正如巴尔扎克在文中写道：“受到遗弃之后，有些女子会去把爱人从情敌手中抢回，把情敌杀死，逃到天涯海角，或是上断头台……另外一些女子却低下头去，不声不响地受苦，她们奄奄一息地隐忍、啜泣、宽恕、祈祷、相思，直到咽气为止。这是爱，是真爱，是天使的爱，以痛苦生以痛苦死的高傲的爱。这便是欧也妮读了这封残酷的信以后的心情。”“‘母亲说得不错，’她哭着对自己说，‘只有受苦与死亡’。”在这一刻，是她对爱情的绝望，对人间之爱的绝望，对母亲如同预言般注定的命运的绝望，对自己的生命永远无法在那个社会得到拯救的绝望。
从欧也妮的这个形象出发，巴尔扎克绝对理性的笔下有了一个这样的充满人文关怀的角色，她抱有大爱，被现实击碎过，但不会被击垮。就像那时的法国社会里的一点希望、一点反思。
同时，这个人物由此也成为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欧也妮的意义超越了对其传统的理解。她作为一个被时代打压，未必完全反映时代特征的典型环境的典型人物，这种典型人物在于她从未同流合污的行为和坚守爱和善良的精神。在这里，巴尔扎克已经完成了一次对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一观念的深化。欧也妮展现了一种看似非典型但拥有跨时代人格意义、精神价值。
4. 海明威在20世纪对19世纪现实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4.1. 海明威现实主义创作的总体特点
首先，海明威有着现实主义中创作真实的要求。他在文学创作上坚持这种真实与历史品格。他认为小说人物不能靠技巧编造，而必须出自作者自身经过消化了的经验，出自他身上的东西。他有亲身参加一战的经历，并将其也深入进了作品当中。
其次，海明威在环境描写上也力求细致真实和强烈意象 [5] 。在他的《永别了，武器》中，亨利和凯瑟琳在瑞士时，海明威这样描述亨利眼中景物，“屋外樵夫的马为了取暖，又是跺脚又是甩头。马的口鼻和鬃毛上都结了霜，喷出的气息，也在空中凝成片片羽毛般的白气。”一段温馨安宁的雪日场景随着细节缓缓流出，亨利和凯瑟琳此时的心境也如此平缓安静。
最后，海明威在情节上也如同现实主义作品创作呈现封闭式线性结构 [6] 。
4.2. 《老人与海》中的“典型环境”的象征性意义与“典型人物”的超越性意义
大海是一个非常经典且重要的意象，在大部分文学作品中，它代表着男性和阳刚之力，汹涌澎湃，充满冒险精神。而在《老人与海》的老人眼里，大海更像是女性角色，孕育一切，强调大海的生机与活力，“他想起海时，总觉得她是LAMAR；”“可是老人想起她时，总想她是女性，会施大恩或吝于施恩”，“他俯视水中，看到海水暗处斑斑红点的浮游生物，和阳光映出的奇异光辉”，“他划过海里的某一片水域，看见果囊马尾藻闪出的磷光……海流冲击在海底深渊的峭壁上，激起了旋涡，种种鱼儿都聚集在那儿” [7] 等等。结合老人的工作可以看出，在老人这里，大海更像是人类生存的现实社会的象征，充满了生命力和如同大马林鱼一样的丰富资源，同时暗藏着暗礁一般的危机和如同鲨鱼群般的掠夺者。而老人对于大海的态度，也反映了海明威的人生观，无论社会环境多么不利，命运如何坎坷，只要凭借顽强的意志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终究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8] 。就像桑地亚哥与大马林鱼的拉锯战，在马林鱼真正跃出水面的那一刻，老人说，“我从没见比你更庞大、更美丽、更沉着或者更崇高的东西。” [5] 老人充满着对对手一般的尊重与自我价值满足的欣慰。鲨鱼群是残酷的掠夺者，贪婪、冷酷，桑地亚哥决心与他们战斗到底。尽管最后老人未能将战利品带回去，但已经成为了精神上的赢家，他与鲨鱼群生死搏斗的场景，就是“硬汉”形象的具体表征。包括反复出现的狮群意象，也象征着老人内心渴望力量、渴望集体，希望不断的胜利和发展 [9] 。
因此，在《老人与海》中，桑地亚哥早已超越了20世纪中叶的古巴这个时代和地域，他的勇于探索的大无畏精神，是任何时代任何民族都需要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让人类保持了生生不息的战斗情怀和坚持不懈的创造欲望。《老人与海》与其说是讲了一个发生在某时某地的故事，不如说是通过这个充满象征意味的故事来表达一种超越时代的哲理。
5. 《欧也妮·葛朗台》与《老人与海》文本细读对比总结
同样是环境描写和现实主义技法，巴尔扎克在《欧也妮·葛朗台》中，是这样描写的：“门框的穹隆与两根支柱，像正屋一样用的灰凝土，卢瓦尔河岸特产的一种白石，质地松软，使用不了两百年。寒暑的酷烈，把柱头、门洞、门顶，都磨出无数古怪的洞眼，像法国建筑的那种虫蛀样儿……” [10] ，巴尔扎克极尽详细地书写葛朗台老头一家的生活环境。
而海明威的环境描写处处充满象征，在开篇，海明威为老人桑地亚哥打造的环境是孤苦无依的——“那老人独驾轻舟，在墨西哥湾暖流里捕鱼，如今出海已有八十四天，仍是一鱼不获。开始的四十天，有个男孩跟他同去。可是过了四十天还捉不到鱼，那男孩的父母便对他说，那老头子如今不折不扣地成了晦气星，那真是最糟的厄运，于是男孩听了父母的话，到另一条船上去，那条船第一个星期便捕到三尾好鱼。……那帆用面粉袋子补成一块块的，卷起来，就像是一面长败之旗。”，但却也暗示着桑地亚哥虽孤身一人，但精神却是饱满的，他即使一鱼不获，仍执着于出海捕鱼，即使像“长败之旗”，精神上已然在全文屹立。
值得注意的是，在关于老人捕鱼的描写中，多次出现“独自在大海上航行三天三夜”中产生的与鸟类的“攀谈”，提醒自己补充能量等语句，老人外在所表现的硬汉形象在我们眼中似乎软化了，显示着老人也有丰富的多层次的内心世界，同时，从这个角度与《欧也妮·葛朗台》进行对比，能发现此时的文学作品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内转向”趋势，这也是此时的“典型环境”发生变化之处。
加之文章前三部分已经进行的文本细读分析，海明威的“典型环境”不仅仅是对场景准确真实的雕琢，更多的是提供给读者一个特定的环境来让读者体会人物的感情，以及这种感情和环境之后的象征意义。这种特征也造就了他的“超越性意义”。
在巴尔扎克的细细刻画中，文中处处都起着作用，一个靠自己发家的守财奴，一个吝啬鬼的形象已初步建立。而海明威的“典型环境”，是人物的心灵世界，而这被深深藏于冰山之下。可以说，《欧也妮·葛朗台》的主线是一个金钱毁灭人性和造成家庭悲剧的故事，但海明威的笔下，这些清晰的人物情感线索和精神内涵需要读者深挖。比如在《老人与海》中，读者需要通过对“典型环境”背后的人物——老人桑地亚哥的心态进行细细揣摩和对“典型环境”的象征意义进行探讨，以及最后阐发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之后的跨时代的超越性意义。
于是，通过进行二者在“典型环境”的写作手法使用上，我们能够得以了解19世纪到20世纪现实主义创作发生的细微但内涵深远的变化，即跨时代的超越性意义。
19世纪的现实主义更多的是对资本主义现定制度永久性的怀疑和批判；而20世纪的《老人与海》深挖了人类精神内蕴，象征寓言一般向我们昭示了跨越时空的人类永恒的自我求证意识。
因为巴尔扎克在表现人与物的关系时，着重表现物对人的腐蚀和人对来自物的异化的抵御和不接受 [10] ；而20世纪这种“物”被扩大包括金钱、物质财富和科学技术等客观存在的整个西方现代物质文明与社会形态。
由此，“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换发出新的时代生机：20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人物是重在人类命运和尊严上的刚硬追求，是积极树立人物形象，以求带给人们希望的胜利，这些人物经受得住命运的折磨，为了尊严而战，看似是悲剧，却是有血有肉的正面典型，是时代需要的典范。不同于19世纪的那些人物命运安排，他们的悲剧是被动的，承受在金钱命运之下，这是传统意义上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欧也妮的家庭悲剧和爱情悲剧，是时代的牺牲品，具有人物性格和环境重压之下人物命运悲惨的必然性。
在20世纪的文学作品中，“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已经实现了跨时代的飞越，典型人物不再仅仅是某一个时代的“典型”，同时也是整个人类社会甚至历时性的“典型”，代表着人类的总体精神，典型环境也不仅仅只是人物遇到的逆境，服务于主题需要，也超越了文本，服务于读者体会到人类同样的收获、感动或是迷茫、困惑。
6. 结语
“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一创作思维往往会固化，后人的解释往往强化了典型环境的社会本质，从而忽视了某些人物逆于整个时代背景却自有其深刻意义，或者忽视了一些因象征意义好似与社会背景无关的典型环境、具有跨时代意义的典型人物。只有把“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放到历史和时代的思辨角度上去看，才能兼顾其社会本质和精神意义，从而也会使得“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获得更强的理论生命力，指导创作出更具跨时代意义和精神价值的文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