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语言是民族文化内涵的反映和折射，既是社会产物，也是人类历史和文化的结晶。深刻理解语言的本质要求对背后的文化有着透彻的认识，而理解文化则不可或缺地需要了解其语言。汉语和英语，两种根植于截然不同的历史和社会土壤之上的语言，不仅在结构和表达方式上存在显著差异，更重要的是它们承载了各自民族文化的独特特征 [1] 。然而，正是由于东西方文化的深刻差异，这两种语言在跨文化沟通中常常引发矛盾与挑战。
在本文中，笔者将探讨英语与汉语这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异，并着重分析这些差异如何影响跨文化交际。首先，笔者回顾有关语言与文化之间关系的重要理论观点，以便建立研究的理论基础。随后，笔者从多个角度，包括语法结构、表达方式、语言思维方式等，深入剖析英汉两种语言的微妙差异，旨在揭示其中的文化因素。最后，探讨这些差异如何影响跨文化交际，以及如何为有效的英语学习和跨文化交际提供有益的见解。通过这一研究，我们将更深入地理解语言与文化之间复杂而不可分割的联系，为全球化时代的沟通和合作提供更加丰富的认识，以应对跨文化交际中的挑战。
1.1. 国外语言文化对比相关研究
现代对比语言学作为一门学科形成于二十世纪的欧洲和美国。丹麦著名语言学家叶思柏林(Otto Jespersen)在著作《语法哲学》中从语法对比角度出发，提出对比分析方法论 [2] ；20世纪初期，布拉格学派众多语言学家开始热衷于对比分析，其主要人物马赛体斯(Mathesius)在1926年就英语与捷克语的对比分析发表过文章。美国对比语言学研究始于人类学语言学家沃尔夫(B. L. Whorf)。他在1941年出版的《语言与逻辑》一书中第一次采用contrastive analysis的名称 [3] 。
1957年，罗伯特–拉德(Robert Lado)出版了世界上第一部比较语言学专著《跨文化交际学》(Linguistic across Culture)，全面论述语音、词汇、语法、篇章以及如何进行文化比较 [4] 。他在书中的序言中表明：这本书介绍了应用语言学和文化分析的一个相当新的领域，即对任何两种语言和文化进行比较，以发现和描述其中一种语言的使用者在学习另一种语言时会遇到的问题。事实证明，这种比较的结果对编写教材、测试和语言学习实验具有重要价值(Lado, 1976)。
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法出现以后，R. Stockwell，D. Browen和J. Martin等人在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法产生后就带头运用乔氏理论进行对比研究，R. J. Di Pietro和T. P. Krzeszowski试图用乔氏的理论建立自己对比语言学的理论框架 [5] 。20世纪70年代在夏威夷大学举行了对比语言学和语言通性问题世界会议，大会上大家各抒己见，各执一辞，从不同的声音中可以概括出三种意见。一种是肯定派，认为对比分析意义非凡，其中德国的Gerhard Nickel和英国的Peter Strevens以及美国的C. A. Ferguson都倡导将母语和目的语进行对比能够提高语言学习效果，改进语言学习方法。有怀疑论者提出有些研究者夸大对比分析对语言学习的影响，其质疑也不无意义。其原因在于对比分析后面的思路之一就是能够对外语学习者进行难度与失误的预测，但是实践证明对比分析在预测功能上是十分有限。也有修正主义学派以E. A. Levenston学派为代表 [6] ，他们认为对比分析法测错能力既要兼顾母语干扰，又要重视外语学习自身的难度以及学习方法上的科学合理性。
1.2. 国内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相关研究
语言之间的比较源远流长。自有语言研究以来就有语言之间的比较，不同语言之间的比较与语言研究可以说是同时开始的，具有同样悠久的历史(葛彦利，2011)。中国的英汉语言对比研究由来已久，早期有严复的《英文汉沽》，还不乏有研究者马建忠、黎锦熙、赵元任、王力、吕叔湘、林语堂等。赵元任和吕叔湘更是有突出贡献。早在1932年赵元任先生就发表汉英语调对比的论文《英汉语调初探》。吕叔湘在《中国人学英语》序言中说：我相信，对于中国学生最有用的帮助是让他认识英语和汉语的区别 [7] 。如果从中国出现的第一部体系完整的语法书《马氏文通》出版算起，一直到1977年吕叔湘先生发表《通过对比研究语法》和他次年招收第一个英汉对比语法专业研究生，这个过程经历了80年。直到1992年许余龙的《对比语言学概论》的出版标志着我国对比语言学正式成为独立学科 [3] 。与P. H. Breitenstein一样，王宗炎把对比分析分成纯理论研究和教学使用的研究两种 [8] 。前者要求详尽、严格，后者要求抓住重点。根据1992年11月1日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的《学科分类与代码》(GB/13745-92)，对比语言学是语言学(一级学科)下属比较语言学(二级学科)之下的三级学科，名称叫做双语对比语言学，跟它并列的还有历史比较语言学和类型比较语言学。英汉对比研究成为学科的正式名称为“英汉对比语言学”( English-Chinese Contrastive Linguistic) (ECCL)。我国的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从七十年代开始逐渐发展起来。据统计，从1977年到1998年间论文发表共计633篇，出版著作35部。九十年代较八十年代注重微观分析逐渐扩展到句群、语篇、修辞、文体、语用、文化等层次。虽然学科发展迅速，学术成果丰硕但是仍然有不足，比如：英汉对比语言学自身理论建设的重视不足；英汉语微观各层次系统的量化对比研究仍不够；应用对比仍缺乏广度和深度。
2. 英汉语言与文化差异
2.1. 语言与文化
一方面，语言作为文化的核心元素，承载着民族文化的丰富内涵。例如，在中国文化中，关于“和谐”的概念在语言中有着深刻的反映，体现在人们常用的表达方式中。比如，“和气生财”这一成语传递了中国文化中对和谐共处的重视。此外，中文中的“家”字又包含了亲情、友情、邻里关系等多重含义，反映了中国文化中家庭和社会关系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文化的众多元素必须通过语言来传达和表达。例如，在英国文化中，对于礼貌和客套的重视反映在英语中的使用中。英国人在日常交往中常常使用礼貌用语，如“please”和“thank you”，以表达尊重和感激之情。这种文化价值观也在商务环境中体现出来，例如在商务信函中的礼貌用语的运用。
全球化的浪潮使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更为密切，也使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变得更加重要。在跨文化交际中，文化差异常常通过语言的差异得以体现 [9] 。举例来说，中国文化中的集体主义观念与西方国家的个体主义观念之间存在明显差异，这会在对待决策、团队合作等方面产生影响。在语言上，中文中使用的称呼和对待方式可能与英文中的方式不同，反映出这种文化差异。
2.2. 综合语与分析语
在研究英汉语言文化差异时，不可忽视的一个关键方面是综合语与分析语之间的语法结构差异 [10] 。英语被归类为一种综合语言，而汉语则是一种分析语言。这两种语言的语法结构存在明显的不同，这影响着句子的构建和信息表达方式。
第一，形态变化：英语的丰富形态与汉语的相对简单性 [11] 。英语拥有丰富的形态变化系统，这一点在构词形态和构形形态两个方面得以体现。在构词方面，英语的词汇可以通过添加前缀和后缀等形态元素来改变词的词性和意义。例如，从名词“nation”可以派生出动词“nationalize”，这种构词方式在英语中相对常见。相比之下，汉语的构词形态相对较少，通常使用合成词或词组的方式来表达新的词汇概念。在构形方面，英语通常通过动词、助动词和情态动词的组合来表示时态、语态和语气的变化。例如，英语中的“I will have been studying”可以表示将来完成时态。而在汉语中，同一个动词可以保持不变，时态和语态的变化主要通过上下文和辅助词来体现，例如：“我将会学习”。
第二，词序的灵活性：英语的倒装与汉语的相对固定性 [12] 。英语词序相对灵活，经常使用倒装结构来强调语句中的不同成分。例如，“Only when the night falls does the city come alive.”这种倒装结构可以用来强调时间和事件的关系。而在汉语中，词序相对固定，通常采用主语–谓语–宾语的顺序，词序变化的情况相对较少。
第三，虚词的使用：英语的冠词介词与汉语的助词。虚词在两种语言中的使用方式也存在显著差异。英语使用冠词(定冠词“the”和不定冠词“a”/“an”)、介词和连接词等来表达语法关系。例如，“She is studying at the university”中的“at”是介词，表示地点关系。而在汉语中，冠词的使用较为有限，汉语中没有定冠词“the”的概念，而表达并列和从属关系的连接词使用率相对较低。相反，汉语使用各种助词(如动态助词、语气助词等)来表达丰富多彩的语法关系。
第四，语音特征：英语的语调与汉语的声调 [13] 。英语是一种语调语言，语调和重音的变化对意义的表达至关重要。例如，不同的语调可以改变陈述句与疑问句的含义。而汉语是一种声调语言，不同声调可以改变一个词的意义，如“ma”在四种不同声调下分别表示“妈”、“麻”、“马”和“骂”。这些差异不仅影响了两种语言的语法结构，还对英汉翻译和跨文化交际产生深远影响。进一步研究这些差异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英汉之间的语言文化联系。
2.3. 刚性与柔性
一般来说，英语通常被认为具有较为刚性的交际风格，而中文(汉语)则更倾向于柔性的交际风格。在英语中，人们通常更倾向于直接、明确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和需求，以及强调个体的权利和自由表达。这种直接性和刚性的表达方式在英语社交和职业交际中较为常见。相反，在中文(汉语)文化中，人们更注重社交和人际关系，倾向于使用含蓄的语言和委婉的表达方式，以避免直接冒犯他人。中文社交中的柔性交际风格强调保持和谐的氛围和尊重他人的面子。
在跨文化交际中，了解不同语言文化的交际风格差异是非常重要的，可以更好地理解和尊重他人的交际方式，减少误解和冲突的可能性。
2.3.1. 英语的刚性
英语以其严格的句子结构和层次性而著称，这为清晰的沟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英语句子的刚性结构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基本句型的多样性。英语具有五种基本句型：SV (主语 + 动词)、SVP (主语 + 动词 + 谓语补足语)、SVO (主语 + 动词 + 宾语)、SVoO (主语 + 动词 + 宾语 + 宾语补足语)和SVOC (主语 + 动词 + 宾语 + 宾语补足语 + 表语)。这些基本句型可以通过增加修饰语、扩展基本句型的成分、基本句型的组合、省略和倒装等方式来扩展，从而为表达不同的意义和信息提供了灵活性。例如：基本句型SV：She sings. (她唱歌。)；基本句型SVO：She sings a song. (她唱一首歌。)；基本句型SVP：She is happy. (她很快乐。)；扩展句型SVOA：She sings a beautiful song in the evening. (她在晚上唱一首美丽的歌。)
第二，句子结构的层次性。英语句子通常具有明确的层次结构，使读者或听者能够轻松理解信息的组织。句子主次分明，层次清楚，多层递进，前呼后拥，这有助于传达复杂的思想和信息。这种层次性结构有助于确保句子在语法上是完整的。例如：复合句：Although it was raining，she went to the park because she loves nature. (尽管下雨了，但她去了公园，因为她热爱大自然。)
第三，语法一致性和完整性。英语句子的构建要求各个成分、词语之间在人称、数、性和意义等方面保持协调一致的关系 [14] 。这包括语法一致、意义一致以及就近原则等。这种一致性要求确保句子的结构完整且合乎语法规范。例如：一致的人称：He sings. (他唱歌。)；一致的数：They sing. (他们唱歌。)；一致的性：She is happy. (她很快乐。)
第四，语法歧义的减少。英语的句子结构通常是严密规范的 [15] ，借助形态标志、连接词和填补词等，有助于减少语法歧义的可能性。这种结构的清晰性和规范性使得句子在不同上下文中能够保持一致的解释。这种刚性结构使英语成为一种适合高效沟通的语言，特别适用于书面和正式的场合。
2.3.2. 汉语的柔性
汉语以其多样性和灵活性而著称，这为表达丰富的意义和信息提供了广泛的选择。汉语句子的柔性结构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主谓结构的多样性。汉语的主谓结构相对于英语更为多样化和复杂 [16] 。首先，主语的形式多样。汉语中，主语可以采用多种形式，既可以表示施事或受事，也可以表示时间和地点。主语可以是名词、动词、形容词、数量词等，句子甚至可以没有明确的主语，主语也可以被省略，以及可以通过变换主语来达到隐含的目的。例如：名词主语：学生们学习认真。动词主语：下雨了。形容词主语：好吃的食物。其次，谓语的复杂性。谓语可以是动词、名词或形容词，它可以由一个单词或多个词组成。动词可以组合成连动式、兼语式、把字式、紧缩式和主谓式等形式。例如：动词谓语：他吃饭了。名词谓语：这里是图书馆。形容词谓语：天气很好。
第二，句型的多样性。汉语句子的多样性不仅体现在主谓结构上，还表现在句型的多样性上。汉语句型可以分为话题句、施事句、关系句、祈使句、描写句、说明句等。这些句型具有不同的用途和语法结构，可根据需要灵活运用。例如：关系句：我认识的那个人很有才华。祈使句：请帮我一个忙。
第三，不完全句的存在。汉语中存在大量的不完全句，这些句子以不完整的结构出现，通常用于口语交流和文学创作中 [17] 。不完全句的存在增加了汉语的表达方式的多样性，允许说话者在表达中更加灵活。例如：不完全句：下雨了，带伞。
第四，语法歧义的挑战。由于汉语缺乏形态变化和词性标记，较少使用连接词，句子结构的多样性和灵活性可能导致语法歧义的增加。说话者需要依赖上下文和语境来理解句子的准确含义。
总之，汉语以其句子结构的多样性和灵活性而闻名，这使得它成为一种适用于多种语境和表达方式的语言。与英语不同，汉语更强调意义的连贯性，不拘泥于结构的完整性，呈现出柔性和流动性，适用于口语交流和文学创作。通过深入理解汉语句子结构的特点，可以更好地欣赏和掌握这门语言的独特之处。
2.4. 形合与意合
形合和意合是语言表达中的两种基本方式 [18] 。形合指的是通过语法规则、词语排列等语言形式手段来传达语法结构和逻辑关系。意合则强调通过词语或分句的实际含义和上下文来传达语法结构和逻辑关系，而不依赖严格的语法规则。
在句子构建中，英语更加偏向形合，强调词序和语法规则的作用，以明确句子结构和语法关系。相比之下，汉语更加偏向意合，注重词语的实际含义和上下文，不严格依赖于语法规则来传达句子的结构和关系。
2.4.1. 英语的形合法
英语的句法结构通常涉及多种形式手段，用以连接词语、分句或从句，强调句子形式和结构的完整性，以确保语法的准确性和逻辑的清晰性。在英语语境中，常综合应用关系词、连接词、介词及其他连接手段，将不同成分有机地衔接起来，以构建句子，表达特定的语法关系和逻辑联系。这一句法特色通常使英语表达方式更为严谨，适用于各种正式和非正式交流场景。
与之相反，意合法在英语中相对使用较少，主要出现于一些简洁的谚语、表达复合句内容的简单句中，以及表达状语从句意义的定语从句中。这种语法结构通常较为简短，强调简洁明了的表达方式，适用于需要直接传递信息的情境。
综上所述，英语通过多样的句法结构和连接手段，在不同语境中灵活运用，以实现清晰、准确和严谨的表达。意合法则在特定情况下用以简洁地传达信息，这两种句法方式相互补充，丰富了英语的表达方式。
2.4.2. 汉语的意合法
汉语的意合法体现了一种与英语形合法明显不同的语法特色。在意合法中，汉语句子通常较少使用形式连接手段，强调隐性连贯和逻辑顺序，以追求简洁和清晰的表达方式。这一句法特点常以以下方式呈现：1) 语序灵活性：汉语借助灵活的语序来清晰地传达句子内部成分的关系。透过调整词语顺序，汉语可以有效表达逻辑联系。2) 反复手法：汉语中常使用反复手法，通过重复关键词汇或短语来强调思想或情感。3) 排比结构：排比是修辞手法之一，通过并列结构的重复来强调句子中的递进或强调。4) 对偶：对偶指的是以对称的方式排列句子成分，以增强表达的平衡感和美感。5) 四字格：四字格是常见的汉语语言形式，通常由四个字组成，具有简洁紧凑的特点，适用于表达思想和情感。
此外，虽然在汉语中的主从复合句中不常使用明显的关联词，但分句之间的主次关系通常需要依赖上下文和语境进行推断和理解。
总的来说，汉语的意合法强调了简洁性和逻辑连贯性，体现了汉语独特的表达方式和文化内涵。这种语法特点在汉语表达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为中国文化和文学的传承贡献了独特的语言魅力。
3. 英汉思维方式与语用文化差异
为了进一步从宏观层面对英汉两种语言文化进行剖析，笔者以社会语言学的角度从英汉思维方式差异来探讨英汉语用文化的差异。英汉语言中的语用差异体现在说话者所使用的不同的说话方式。实践证明，来自不同民族，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生活在不同环境中的人们之间会存在不同的思维模式和不同的交际方式 [19] 。如果只从本族文化出发来衡量他族文化是行不通的，我们必须懂得双方不同的思维和文化差异才能进行有效的交际。这就要求我们要掌握英语中与汉语不同的语用学知识，而要理解英汉语言中不同的语用文化，先要了解英汉不同的思维方式。
3.1. 中国的思维方式
在几千年两河流域文化的滋养下，中国自古以来就形成了强调实际需求和社会稳定的农业文化心态。这种文化背景催生了家族本位的宗法集体文化，其中血缘关系、社会等级和亲疏远近在身份认同中扮演重要角色。因此，中国文化普遍强调亲情、人情、和谐和对本土的热爱。中国人奉行集体主义的社会价值观，与西方的个人主义相对立。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中国人更注重他人和社会规范，而非个人欲望和利益。这体现在中国人的谦虚、集体主义、避免激烈争论、强调大同小异等特质上。
儒家文化的影响使中国人更强调道德原则，以德行引导思维和行为。中国文化重视道德面前人人平等，鼓励个人积极维护正义、支持家庭和国家，并不断提升个人的道德修养。孝道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道德准则之一，规定子女应赡养父母、尊重并遵从父母意愿、繁衍后代，以及在父母去世时筹备丧礼等。成为孝子是提高个人修养和完善自我的过程中至关重要的标志。
中国文化倡导“天时地利人和”和“和为贵”的思想，这与儒家概念中的“仁”密切相关。儒家的“仁”包含了亲情之仁和德性之仁，强调慈爱、博爱、利他主义、同情他人以及体贴。而更广泛的“德性之仁”则是儒家文化追求的最高道德标准。这些文化特质共同塑造了中国人偏向整体性思维模式和集体主义文化，将个人幸福建立在国家和社会的安定与团结之上。
3.2. 英语国家的思维方式
以美国为例分析英语国家中的文化特征。美国作为一个年轻的移民国家，其思维方式与中国截然不同。个人主义在美国的意识形态中占据绝对地位，不仅是一种价值观和道德标准，更是一种身份认同。这与中国的集体主义价值取向形成鲜明对比。美国社会强调个人至上，更加注重个性、自我表达、自由和隐私权。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在美国如此重要。
美国的核心文献，如《独立宣言》《美国宪法》和《人权法案》，都强调了美国人对自由的追求和向往。个人主义也催生了强调功效和利益的功利主义，成为美国人的主要行为准则和价值观。与中国社会强调“人情”不同，美国社会更加注重“利”，将一切置于效益考量之下。
美国文化的这些特质塑造了美国人的思维方式，强调形式逻辑思维。他们倾向于更为理性，注重理论的系统性。与追求一致性思维方式的中国不同，美国人更注重分析和批判，以理性思考来认识和改造世界。这种开放、外向、创新、积极进取的思维方式在美国文化中根深蒂固。
3.3. 英汉思维方式对比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偏向整体性思维模式，强调集体主义的文化导向，其中个人幸福多建立在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与团结之上 [20] 。相对而言，美国人则注重个人主义，更加注重个性、自由、以及隐私。这种价值取向在美国社会中占主导地位，反映在其追求自由、强调权利和个人自主性的意识形态中。个人主义也催生了功利主义，这成为美国人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取向之一，重视效益和利益。
汉语和英语的不同思维方式也可以通过写作风格得以体现。中国人通常采用环形思维方式，或者被形象地描述为“铺路石”式思维。这意味着说话者常常不会直接表达意思，而是通过渐进式的陈述来引导听众逐渐理解。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人在跨文化交际中往往会表达得迂回、间接，希望听者能从上下文中推敲出说话者的意图。相比之下，英语主要采用线性思维方式，强调直截了当地表达观点。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英语文章通常采用“主题–述题”结构，而汉语文章则更倾向于将从句放在主句之前，以描绘信息的层次。
这两种思维方式的差异并非一成不变，中国人也会在某些情境下直接表达观点，而美国人也会在某些场合引出问题后再表达观点。这些差异往往受到英汉语言文化对礼貌的不同态度的影响，反映在不同文化的语用方式上。
4. 总结
本研究对英汉两种语言文化进行了深入对比，揭示了其间存在的明显差异。这些差异不仅影响语言的学习和应用，而且对跨文化交际有深远的影响。通过更敏感地识别和理解这些差异，我们可以更有效地传达文化特性，增进文化间的相互理解。本研究的贡献不仅反映在提供对异国文化的更高鉴别力和鉴赏力，还体现在深入探究两种文化的异同之处。总的来说，本研究为跨文化交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对于促进国际沟通和合作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