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全球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全面的工业化，资源、环境、人口、金融危机、传染性疾病等问题不断出现，于是“非传统安全”(Non-traditional security)这一概念开始萌发和发展。“非传统安全”是相对于“传统安全”(Traditional security)而言，指的是非军事、政治和外交等新安全领域中的全球安全、国家安全和人的安全 [1] 。其通常包括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资源安全、生态安全、核安全等。其中的文化安全是指一国文化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其内涵主要有：语言文字、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安全 [2] 。语言文字安全即语言安全，是指语言文字及其使用能够满足国家和社会稳定、发展的需要，不出现影响国家、社会安全的问题 [3] 。语言安全关系着民心相通、文化认同和精神传承，更关系着国家稳定和领土完整。因此，重视语言安全不仅是语言文字管理部门的重要职责，也是全社会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
近年来，语言安全研究在国内受到学界的重视，相关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但是多数高质量的论文主要关注国家语言能力建设问题，探讨国家语言战略，检视外语教学和汉语国际推广，构建多种学科视角下的语言安全等，如王建勤(2007、2010)、赵蓉晖(2010)、文秋芳(2011)、戴曼纯(2011)、赵世举(2010)、李宇明(2011)、黄德宽(2014)、沈骑(2014)、李海英等(2014)、方小兵(2016)等 [4] 。需要注意的是，民族聚居区的语言安全问题由于关系复杂、话题敏感、沟通障碍、交通不畅等原因，往往令研究者千头万绪、无从下手，研究尤为薄弱。有鉴于此，迫切需要精通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者深入实地，通过各种方式，获取民族聚居区的语言安全信息，为制定语言战略和规划提供参考。
2. 本研究调查地点和对象
基于上述原因，笔者带领研究生(包括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汉族共5人)先后4次、历时2年(2017~2019年)深入新疆少数民族聚居的农牧区开展调查，目的是总结和概括当地存在的语言安全问题。本研究调查项目聚焦于：1) 当地各种语言的语场分布；2) 国家通用语言在当地的使用场合；3) 农牧民国家通用语言能力；4) 农牧民对待国家通用语言和母语的态度；5) 农牧民国家通用语言学习状况；6)农牧民在国家通用语言环境下的适应能力；7) 农牧民对待境外同种语言的看法；8) 农牧民对待外语的态度；9) 农牧民国家通用语言能力与脱贫的关系；10) 农牧民国家通用语言能力与中华民族和文化认知的关系等。
本次调研地点的选择主要考虑如下因素：1) 少数民族人数占大多数；2) 社会经济发展处于中游；3) 交通和地理位置一般；4) 人口结构较为合理等。根据这些原则，笔者将调研地点选定在莎车县喀群乡巴扎村(维吾尔族农民)、和田县巴格其镇良种场(维吾尔族农工)、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塔什库尔干乡托格伦夏村(塔吉克族牧民)、温泉县塔秀乡冬都布勒格村(哈萨克族牧民)。
本次调研对象主要限定为青壮年农牧民(农工)，年龄在18~45岁，文化程度是已完成义务阶段教育或高中教育(含职业高中、中专)，身体健康、智力正常。之所以限定年龄，是因为6~17岁的少年儿童均系统接受过国家通用语言教育，语言能力较高；45岁以上则因为受教育不完善以及年龄大等原因，语言能力较低。这两个年龄段的人群因为国家通用语言能力过高或过低，加之不属于社会结构中的中坚力量，故不在调查范围中。此外，在农牧区还有一定数量的体制内的工作人员，虽然也从事农牧业工作，但他们普遍接受过大专及以上的教育，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大都可以。剔除少年儿童、中老年和体制内的工作人员，剩下的农牧民就是主要的劳动力和社会的重要构成部分，因此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典型性。
3. 本研究调查方法和过程
本调研使用到的调查方法主要有日常观察法、抽样问卷法、访谈法和文献法。各种方法使用要略如下：
1) 日常观察法：是指调查人员隐匿个人身份，与观察对象一同工作生活，并在日常中记录其言行，其特点就是让观察对象消除戒备，得到的结果更加真实、客观。在调研中，研究生A同学是莎车县喀群乡巴扎村人，B同学是温泉县塔秀乡冬都布勒格村人。A、B两位同学作为本地人，与农牧民交流没有隔阂，所获得的观察结果可以弥补其它研究方法的不足。同时，其它成员也可以利用调研的机会，近距离观察农牧民的语言生活。
2) 抽样问卷法：是指采用发放问卷或测试形式，对从对象中选取的一定比例的样本进行调查，并按照科学的统计方法进行分析，最大限度地避免主观化因素，从而得到科学、有效的数据。在实施过程中，从4个调查点按照男女和年龄段，各抽取25人，共计100人作为抽样样本。在统计中，主要采用微软excel (试算表软件)统计数据。考虑到样本的社会特征中教育背景都偏低的事实，在问卷的设计上，以直接、简明的问题为主，减少复杂、间接方式的干扰。测试试卷主要采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综合测试(GYC)二级试卷，其主要用于测试母语为非汉语的社会人员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
3) 访谈法：是指通过面对面的单独对话或者召开座谈会的形式，与调查对象直接交流；通过问答或交谈，并借助于调查对象的体态语言来获取调查信息。在访谈中，主要以调查目标作为话题，在不预设答案的前提下，直接捕捉调查对象回答中的焦点。此外，这种访谈法也应用于对专家的质询，即德尔菲法。在研究过程中，如遇到难以解决的理论性问题或者复杂的现实问题，可以利用访谈法，从相关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处获得答案。本研究中访谈法主要用于调查同语观点和外语态度，为此设计的题目主要包括对语言的使用、发展和文字改革的认识，外语学习时间、目的和学习效果的感受等。访谈人数为100人，其中男女各50人，18~27岁32人、28~35岁36人、36~45岁32人。咨询专家10人，其中疆内5人、疆外5人，职称均在正高级。
4) 文献法：是指依据研究目标，通过调查文献获得资料，进而解决研究中的问题。在本研究中，文献主要包括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调查点现有可兹利用的资料。前者主要是指学界在文化安全，特别是语言安全领域的研究成果，后者主要是指有关调查点的人文、地理、历史、经济、政治、民族关系等记录以及抽样样本的社会性特征原始描述等。已有研究成果的收集主要通过图书馆、网络进行，调查点的资料则需要进入其保存地点，人工进行收集。
4. 本研究调查的结果和分析
本研究调查的10个问题主要集中在语言使用、语言能力、语言态度、语言能力与国家安全以及脱贫的关系上。
1) 语场分布
语场是指不同语言按照功能大小在某一地区的分布状况 [5] 。从新疆的语言生活状况来看，语场分布总体状况是：国家通用语言(汉语)——地区通用语言(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民族交际语言(自治地方民族语言)——家庭内部语言(民族语言)。由高到低来看，即从全疆到地州，再到县市、乡镇，其语场分布层级不断减少，情况不尽相同。对调查点的观察表明：前3个点民族交际语为维吾尔语、后1个点为哈萨克语；前2个点家庭内部语为维吾尔语、后2个点分别为塔吉克语和哈萨克语。
从语场分布来看，由于层级的减少，国家通用语在调查点是基本缺失的。同时，由于民族聚居的原因，北疆地区通用语哈萨克语和南疆地区维吾尔语的语场层次比较高，甚至成为民族交际语。当然，基于语言功能的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规律，塔吉克语的社会功能被压缩至家庭内部。作为家庭内部的交流工具，塔吉克语面临着濒危的处境。
2) 使用场合
语言的使用场合是指在何种交际环境下使用语言。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作，语言的使用从家庭到社会、从日常生活到思想碰撞，无所不在。为了研究的便利，可以将语言使用场合分为生产(工作)、生活、学习、娱乐、社交等五种使用环境。本研究以“你在哪种场合下使用国家通用语言”(可多选)为问题进行抽样调查，并结合日常观察，结果见表1：
Table 1. Survey of the use of the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表1. 国家通用语言使用场合调查
从语言使用场合来看，国家通用语言的使用环境主要在家庭范围内，以学习、生活为主；在对外交际中则较少使用。学习、生活是以语言的家庭内部和心灵内部的交流为主，而对于国家通用语言的推广和普及，乃至中华民族认同、中华文化认同，主要依托于语言在外部环境下的使用，即通过与外部交流，传播语言与文化，达成认同共识。国家通用语言在内部环境的使用主要是由于近年来在幼儿园、中小学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和在民族聚居区大力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出版物的结果。但在外部环境里较少使用国家通用语言，这主要基于使用者的语言感情较为保守、语言使用便利度和迫切度不高。特别是后两者，对于尚处于自给自足经济占主导的少数民族聚居区而言，是较为普遍的。
3) 语言能力
语言能力是指正确地运用语言知识，进行语言交际的能力 [6] 。国民国家通用语言能力的高低与国家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中华文化认同有着密切的关系。对于少数民族聚居区国家通用语言能力的测试，2017年之前多采用HSK、MHK形式，但因其针对性较为特殊而被淘汰。近年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考试(GYC)因其普适性和客观性，成为少数民族聚居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测试的主要手段。根据自治区语委的相关规定，少数民族青壮年农牧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测试的达标标准是二级(由低到高，共分六级1~6，题型依据等级增加)，120分合格。本研究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综合能力测试(新疆)二级”试卷对抽样样本进行测试，结果见表2显示：
Table 2. National general language proficiency test scores survey
表2. 国家通用语言能力测试成绩调查
从成绩上看，只有近40%的抽样样本达到了较低的二级标准，即能够进行一般性的日常会话，并能阅读常识性的通俗读物。这种语言能力显然与社会面开展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不相适应，并直接制约抽样样本的国家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中华文化认同，进而成为语言安全的一个隐患。因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主要以“四史”(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为中心，其内容深度和广度已经远远超越了基本阅读的要求。
4) 语言态度
语言态度是指人们对于语言的使用价值的看法 [7] 。本研究中的语言态度主要指使用者对待母语和其它语言的感情和看法。对母语而言，主要是忠诚度；对其它语言而言主要是接受度。按照通常状况，忠诚度和接受度一般成反比，即对母语忠诚度愈高，对其它语言接受度愈低，反之亦然。在少数民族聚居区，使用者对母语的保守程度，会限制其对国家通用语言的接受程度。接受程度低，则阻碍其对国家通用语言的主动习得。本研究将忠诚度和接受度划分为五个程度，对抽样样本进行问卷调查，结果见图1、图2所示(单位%)：
Figure 2. Survey of the acceptability of the national lingua franca
图2. 国家通用语言接受度调查
从母语忠诚度来看，大多数调查对象的忠诚度都比较高，但是呈现出代际递减的特点，即年龄越大，忠诚度越高；年龄越小，忠诚度越低。从国家通用语言接受度来看，大多数调查对象的接受度都非常高。不过，这与忠诚度和接受度之间的关系呈现出矛盾。事实上，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矛盾，主要是在语言态度的研究中，一些研究者没有考虑语场层次和语言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四条规定：公民有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权利。国家为公民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提供条件。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推广普通话和推行规范汉字。这一规定明确了国家通用语言的地位(最高层次，即全体公民学习和使用)和推广计划。不过令人警惕的是，仍有近10%的调查对象不能接受国家通用语言。
5) 学习状况
学习状况是指采取何种方式学习国家通用语言以及学习时间、学习软/硬件、学习效果、学习意愿等具体状况。其中，学习方式可以分为线下、线上；学校、社会；全日制、非全日制；集中、分散；分级、混合；自学、教学等。学习时间是指用于学习的时长和时段。学习软/硬件是指学习场所、学习工具、学习资源、教师、教学管理等。学习效果是指学习之后所达成的目标以及学生对活动的满意度。学习意愿是指学习者愿意主动投身于学习，并形成良好的情绪，以支配学习过程。根据对抽样样本的问卷调查和日常观察，其结果为：
1) 学习形式调查(见表3)
2) 学习时间调查(见图3、图4)
3) 学习条件调查(见表4，情况和条件的交叉处是指某种学习条件在一定情况下的比重%)
4) 学习效果调查(见图5、图6，主要是教学目标的实现率和自我满意程度，均是从学生角度出发所做的问卷，并非教师制定的目标)
Figure 5. Survey of compliance with standards
图5. 达标度调查
5) 学习意愿调查(见表5)
以上统计结果表明，抽样样本的学习形式主要以线下的社会学习为主，采用集中、混合的教学形式。目前，采用这种形式的农牧民夜校主要以国家通用语言教学为主，能在较大程度上满足农牧民的需求。但是由于夜校属于非正规型教学(大多由访惠聚驻村工作组举办)，其效果不能与学校课堂教学同日而语。同时，由于学习时长较短，加之主要在晚上收工后教学，这也违背了国家通用语言教学时间规律。这是因为通常达到一种语言的A2水平(初级甲等)，需要学习160小时 [8] ，以每天2小时计，共需80天。而农牧区夜校1期3个月，每周3天，每天30分钟，共计22.5小时，与要求相差甚远。此外，晚上收工后，农牧民处于疲惫和休息状态，也无法全身心投入国家通用语言学习。从学习意愿来看，大部分样本都能够自觉自愿地学习国家通用语言，但是仍有近1/5的意愿不强烈。
6) 适应状况
适应状况是指语言学习者在目标语言环境下的心理和生理表现，即语言适应性。语言适应性属于文化适应的范畴，后者是指个体心理对文化环境变化做出的调整 [9] 。本研究主要通过抽样样本的自我感知度和问卷调查来统计其对国家通用语言适应性，前者主要是利用五度描写方法，即分为完全、大部分、基本、不完全、完全不；后者主要通过设置问题，从语言使用、语言学习、语言环境、语言服务、语言生活等5个方面进行调查，分值10分，各段基本与五度对应。其中问题内容主要有：1) 我积极参加国家通用语言学习(3分)；2) 我在外出时主动用国家通用语言与他人交流(2分)；3) 我在国家通用语言的使用环境中感到非常舒服(2分)；4) 我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时能够得到热情的反馈(2分)；5) 我能用国家通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想法(2分)。结合日常观察，调查结果见图7、图8：
从统计表来看，抽样样本的自我感知度较高，即高达59%的认为自己能够适应，41%的不能够适应国家通用语言。但从问卷来看，只有50%的抽样样本能够适应国家通用语言，二者之间相差近10%。这说明抽样样本有较强的自我效能感(self-efficacy)，但是这种有违实际的效能感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其主动学习国家通用语言。同时，必须看到的是，有近50%的抽样样本还不适应国家通用语言。语言适应性较差，必然导致其文化适应亦差，乃至影响中华文化认同。
7) 同语观点
同语是指跨境语言(border language)，即分布在不同国境中的同一语言 [10] 。4个调查点的3种语言维吾尔语、哈萨克语和塔吉克语都属于跨境语言，其中哈萨克语、塔吉克语是境外国家的国语。本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抽样样本对于同种语言在境外的地位、作用、规范、推广、发展、差异、历史、环境、文化背景以及语言关系的看法。本研究主要通过问卷方式，先采取开放式答题，再采用专家质询法来归纳抽样样本的观点。同时，为确保调查对象的回答不局限问卷，笔者及研究生还采用访谈的形式，捕捉调查对象的观点。访谈的话题围绕其母语在境外的情况而展开，访谈场所包括家庭、村民活动室等。抽样调查所采用的开放式问卷主要题目见表6：
Table 6. Cognitive survey of the same language
表6. 同语认知调查
根据专家们的研究和判断，结合访谈实录，并考虑到这些跨境语言的发展实际，抽样样本的主要观点以及所占比例见表7：
对上述统计数据归纳，并加以评判，可以发现：有大约1/3的抽样样本对同语持欣赏和羡慕的态度，超1/3的持客观和冷静的态度，其余1/3则持冷漠和无所谓的态度。由于对象是境外同种语言，因此后二者的态度是基本符合实际的。但是前者的态度值得注意，毕竟抽样样本并非专业的语言工作者，这种态度不得不令人怀疑其真实想法。
8) 外语认知
外语认知是指抽样样本如何看待外语在自身日常生活和学习工作中的作用以及在外语学习中所花费的时间、经历等，也包括学习外语的目的、动机和背景。这里所说的外语主要是英语、土耳其语、俄语，之所以选择这3种语言，主要是因为：英语是欧美国家的通用语言，土耳其语是影响中亚地区宗教信仰比较大的语言，俄语则是进入中亚地区生活的必须语言。本研究通过设置封闭性问卷，搜集抽样样本的答案，再利用专家质询法进行归纳，目的是发现其对外语学习的态度。同时，为了验证调查问卷的结果，笔者和研究生深入田间地头、家庭巴扎，与调查对象进行攀谈交流。特别是在农牧民夜校中，笔者专门就“你对学习外语有什么看法”与调查对象交流看法，从而获得真实的感受。抽样调查所采用的封闭性调查问卷见表8：
Table 8. Survey of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attitudes
表8. 外语学习态度调查
为保证统计数据的客观和有效，真实反映抽样样本的想法，本研究运用excel统计，并参考访谈结果，综合各题答案所占比例见表9。
根据专家合议，结合日常观察，可以发现：有近60%的抽样样本对外语没有感觉，认知基本为零，但是有40%多的则对外语感兴趣。其中有多于10%的有出国计划，工作和生活的目的地为欧美国家和土耳其，其余的认知比较模棱两可。因此，上述抽样样本的学习和出行目的就使人产生一些不大好的联想。此外，他们的行为和思想还在潜在地影响另外30%的抽样样本。
9) 语言经济
语言经济实质是语言与经济的联系，即探求二者之间的关系。语言能为经济利益服务，其市场价值取决于3个因素：1) 某种语言与语言使用者之间的供求关系；2) 使用某种语言的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实力；3) 掌握某种语言可以获得经济利益 [11] 。从语言与经济的关系来看，语场层次越高，其市场价值越大。因此，国家通用语言对使用者的经济水平提升作用是不容置疑的。为此，本研究通过查找文献、访谈和实地观察，力图挖掘国家通用语言能力与经济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以及国家通用语言促进经济收入的途径。通过对抽样样本GYC水平和年收入的对比，具体结果见表10 (语言水平和收入水平交叉部分表示的是百分比)：
Table 10. Surve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proficiency and income level
表10. 语言水平和收入水平关系调查
上表显示，在未脱贫和刚脱贫的抽样样本中，语言水平低的占优势，分别是93%和52%。但是在收入平均水平中，语言水平低和水平高(包括一般水平)则呈现明显分化，分别为27%和73%。在收入略高和较高(同上)中，语言水平高的则明显占优势，分别为60%和72%。很显然，抽样样本的语言水平和经济收入基本上呈正比关系，即语言水平愈高，则收入愈高，反之亦然。语言水平处于一般的抽样样本在收入略高和较高中的比例为22%和18%，占到1/5。这一部分如能提升语言水平，则收入会有相应增加，相反的则降低。根据访谈可知，如果能够提高国家通用语言水平，抽样样本可以通过开展商贸活动和劳动力转移，以及运用农牧业专业知识提高经济收入。
10) 能力认同
能力认同是指语言能力与文化认同之间的关系，即语言能力的高低与文化认同程度之间的比例关系。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ty)是一种群体文化认同的感觉，是一种个体被群体的文化影响的感觉，其核心是对一个民族的基本价值的认同，是凝聚民族共同体的精神纽带，是民族共同体生命延续的精神基础 [12] 。石心等人研究表明：汉语言能力与中国文化认同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学习适应在语言能力与中国文化认同关系中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13] 。从已有的研究和语言实践来看，个体国家通用语言能力高，其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度就高。这是因为语言能力愈高，其对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理解愈深，这有利于认同文化背后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但是需要看到的是，这种认同度主要基于中华文化认同五度量表，只是态度量表，并不能反映其对中华文化的客观认识。这是因为在对文化进行感知、注意、记忆、思维的过程中，人们形成对文化的基本概念和认识(即文化认知cultural cognition)，通过实现文化自觉，确立文化自信(即文化认同)。是故，本研究参考教育部印发的《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2021.9)，并依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读本》，编制“中华文化认知测试”(主要是客观题，总分100分)，目的是验证抽样样本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GYC水平)与中华文化掌握程度之间的关系。测试结果见表11 (语言水平和测试分数的交叉部分表示的是百分比)：
Table 11.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proficiency and cultural cognition
表11. 语言水平与文化认知关系调查
上表显示，抽样样本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与中华文化掌握程度之间为正比关系。但是需要说明的是，抽样样本的语言水平测试采取的是GYC二级考试，其中达到120分以上仅有39%；中华文化认知则采用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读本》(小学版)，参考的是小学六年级课程标准。GYC二级成绩120分以上，就属于表中所谓的语言水平较高和高者，其对应的文化认知分数在60分以上。换而言之，抽样样本中只有40%达到中华文化认知的小学毕业合格水平(60分以上)，其余60%都处于及格线以下。对中华文化认知的不足，必然会影响到其对中华文化的深度认同和正确接受，而这是不能为其认同态度所左右的。
5. 本研究调查所发现的语言安全问题及解决策略
根据以上10个方面的调研结果，结合民族聚居区的语言生活实际，笔者认为有如下一些语言安全问题值得警醒：
1) 国家通用语言的社会功能基础还不牢固
从调查结果来看，国家通用语言的语场层次最高，在调查点适用的交际场合多为家庭。但是从语言使用现状来看，国家通用语言的语场层次尚未完全延伸至族际之间、民族内部、家庭内部，这使得国家通用语言在民族聚居区的社会功能覆盖不全面。要看到，在这些基础语场中，民族语言仍旧占据优势。向下拓展的不通畅、使用场所的不开放，已然成为国家通用语言普及和使用的不利因素。国家通用语言社会功能的弱化表现，会造成上级机关和基层群众交流障碍，政策法规得不到贯彻执行，意见诉求得不到反馈答复，进而形成社会矛盾，成为社会稳定的隐患。
2) 国家通用语言能力低和中华文化认知不高依然存在
依据调查结果，民族聚居区农牧民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较低，没有达到民汉兼通的要求，进而使其无法融入主流社会，经济造血能力降低，脱贫巩固较为困难。同时，较低的语言能力又造成其中华文化认知水平达不到基本要求。尽管主观上具有较为强烈的认同热情，但是较低的中华文化认知又导致其无法真正客观地实现中华文化认同。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最深层的基础，中华文化认同更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基。只有坚定对中华文化的高度认同，坚持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义的深入培育，才能团结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社会发展中，民族聚居区农牧民这种维度不高的中华文化认同，会成为动摇国家实力基础的诱因。
3) 语言心理脆弱和阴暗特点依旧滋生蔓延
按照调查结果反映，民族聚居区农牧民的语言心理特征中有两个不良迹象：心理脆弱和心理自卑。前者表现为由于本民族语言的社会功能较低，在面对社会功能强的国家通用语言时，因担心本民族语言的地位下降和功能减弱而对国家通用语言存在一定的抗拒。后者则表现在受到别有用心的蛊惑后，在面对民族语言现状时，对某些外语和境外同种语言抱着异乎寻常的狂热。国家通用语言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代代传承的载体，也是理解弘扬中华文化的钥匙。同时，它还代表了中华文化融会统合的前进方向，是中华民族认同的文化基座。热爱和拥抱国家通用语言，是学好和用好国家通用语言的前提，更是中华文化认同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基础。然而在民族聚居区农牧民语言心理上不断溢出的负面倾向，将会成为阻碍国家通用语言使用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隐形障碍。
4) 国家通用语言学习不规范不科学现象较普遍
由于民族聚居区缺乏完善的国家通用语言使用环境，加之农牧民已经错过了“语言获得关键期”，因此从社会环境中自然习得国家通用语言几乎不可能。为弥补这一不足，民族聚居区在各级“访惠聚”工作队的帮助下，开办农牧民夜校，进行国家通用语言教学。这种有组织的社会培训取得了一定的教学效果，并得以大面积铺开。但据调查结果反映，因经费有效和师资匮乏，夜校所开展的国家通用语言教学普遍存在着不规范、不科学的现象。这种现象的长期存在，会使民族聚居区农牧民的国家通用语言水平维系在较低水准上，进而形成心灵沟通的障碍和情感交融的阻碍，为各民族相互交融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埋下暗钉。
5) 国家通用语言重要性未提到应有重视程度
对调查点村干部和抽样样本的访谈可以看出，多数人对国家通用语言的认知还是停留在其工具性上，对其所关涉的国家安全则不甚了解。同时，他们对于涉及国家通用语言的政策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等理解也过于片面和简单。这些错误认知中最为紧要的是淡化了国家通用语言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中的重要性。赵世举指出：语言是国家安全的基础要素、重要领域、工具、引信和资源，在国家安全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14] 。因此，民族聚居区农牧民对国家通用语言重要性的忽视，会在一定程度上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发展。
针对上述语言安全问题，笔者认为可以考虑采取如下一些措施：
1) 完善国家通用语言社会功能布局
语场层次的分布是语言社会功能的具体表现，但并非绝对化和固定化。因此，建议通过多种鼓励或奖励措施，构建良好的语言使用环境，促使国家通用语言社会功能延伸至民族聚居区民族之间、民族内部和家庭内部，进而在三个层次上形成语言兼用。借助语言兼用，不仅能够最大限度发挥国家通用语言的社会功能，还能有效保护民族语言的完整，促进民族语言的和谐发展。
2) 提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教育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凝聚发展的根基和绵延不断的魂魄，是中华文化的主干和精髓，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更是中国最为深厚和坚实的文化软实力。因此，建议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展示、认知和实践，促使民族聚居区农牧民全身心地投入学习中华文化，加深对中华民族精神活动、理性思维、文化成果和精神追求的理解和认同，培育和发展中华民族最根本的文化基因，形成共同体意识。
3) 构筑中华民族共有共享语言心理
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之间区别的依据。中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包括共同的祖先崇拜、共同的历史记忆、共同的道德俗尚、共同的价值判断、共同的精神追求等，它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组成部分。支持这一共有精神家园的主要架构就是中华民族共享语言心理，这是因为语言体现着民族精神，表现着民族文化。因此，建议通过国家通用语言在民族聚居区的学习和使用，端正农牧民的语言心理，从而共享中华民族语言心理，达到中华民族认同。
4) 规范国家通用语言社会培训工作
国家通用语言社会培训是指各类机构或组织采用非学历、非学校教育方式，对社会人员进行国家通用语言教学的一种方式，它是各级各类学校国家通用语言教学的有益补充。只有坚持规范、科学的教学过程和方法，国家通用语言社会培训工作才能在民族聚居区取得实效，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因此，建议从教学设计出发，对国家通用语言社会培训的目标、内容、教学过程、组织形式、教学方法、教学媒体进行统一规划，并依据教学效果奖惩，推广卓有成效的培训模式。
5) 提升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野下语言地位
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语言安全是文化安全的基础，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屏障，所以语言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而国家通用语言则是国家安全的主要基石。因此，建议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核心，在民族聚居区大力宣传国家通用语言的基础地位和压舱石作用，进而夯实各级干部和农牧民的语言安全意识，着力维护社会稳定。
6. 结语
民族聚居区暴露出的语言安全问题虽然不具备全国普遍性和规模性特征，但是由于这些民族聚居区多处于沿边地区，因此对国家的军事安全至关重要。特别是在当今世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的环境下，语言安全问题很容易就会演化成为民族问题，进而影响国家的社会稳定。为此，我们应该重视语言安全研究，因地制宜地解决民族聚居区的语言安全问题，筑牢文化长城，抵御敌对势力的文化侵略和渗透。
基金项目
本文系新疆自治区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的新疆语言安全问题研究(2023AZD002)；国家民委民族研究项目——新疆少数民族古文献所见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料汇编(2021-GMB-041)；新疆大学社科基金培育项目——新疆中华民族共享文化符号研究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