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近年来我国生育率持续下降，老龄化态势加剧，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我国已逐渐进入老龄化社会，为了应对此种情形，政府作出了相应动作，颁布了三孩政策。随着该政策的发布，一系列相关措施必须配套落实下去才能促使该政策贯彻执行，对此，本文采用了问卷调查的形式，运用SPSS26.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利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当代人群三孩意愿度的影响因素做了一系列分析，并明确我们应当从个人、孩子、社会这三个层面出发，构建相对平等的女性就业环境，提供学前儿童保育政策等。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my country’s fertility rate has continued to decline, the aging trend has intensi-fied, and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has gradually disappeared. Our country has gradually entered an aging society. In order to deal with this situation, the government has taken corresponding actions and promulgated the three-child policy. With the release of this policy, a series of related measures must be implemented to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icy. In this regard, this article adopts the form of a questionnaire survey, uses SPSS26.0 software for data analysis. The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contemporary population’s willingness to have a third child, and made it clear that we should start from the three levels of individuals, children, and society, build a relatively equal employment environment for women, and provide preschool child care policies.
1. 引言
众所周知中国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口的数量和质量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长足的影响。近年来，我国生育率下降，劳动人口数量下降，人均寿命逐渐变长，老龄化态势加剧，我们逐渐进入“老龄化”叠加“少子化”社会。我国目前“少子化”趋势明显，二孩堆积效应影响力度减少，这使得开放三孩成为必然。根据国家统计局披露数据显示，我国2020年的出生人口数量相比2019年下降了大约18%，这意味着自2016年起，我国的出生人口数量已经经历了“四连降” [1] 。尽管二孩政策曾发挥一定作用，促使了生育小高潮的出现，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育龄女性的数量持续下降，二孩政策带来的红利逐渐消失，住院难，加上新冠疫情大背景下人们生活的压力，双减政策下部分行业的陨落，这无形中进一步降低了女性的生育意愿 [2] 。近年来，我国出生率处于低水平，生育率低于警戒线，劳动人口占比下降，老年人口占比上升，我国将在未来一两年内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预期寿命变长，高龄老人变多，人口红利逐渐消退，在这种情况下，延迟退休已成必然，社会赡养的压力也逐年攀升，因此我们对出生率的控制和干预刻不容缓，这无疑对社会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 [3] 。为了缓解当前焦灼的现状，我国中共中央政治局于2021年5月31日召开重要会议，审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实施了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的政策及配套的支持措施。自2016年我国开始全面实施二孩政策，这是我党中央根据我国复杂的人口发展变化形势做出的又一重大决定 [4] 。出生率在很大程度上与生育意愿密切相关，然而，大家对三孩的意愿又有多强呢？虽然国家大力倡导三孩，但落实到每个家庭，愿意生的又有多少呢？本文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对人们的三孩意愿度及其影响因素做了相应调查，其中内容设计大致分为个人基本情况的了解，对三孩生育的态度以及对现有三孩政策的了解程度。本文通过SPSS26.0软件做了一系列数据分析，主要从个人客观特征、经济特征、健康状况等方面展开研究讨论，希望能在政府，社会，个人经济，健康等方面给予一定的对策建议。
2. 研究对象及其基本特征
本文共计收集了212份有效问卷，其中内容设计大概分为个人基本情况了解、对现有三孩政策的了解程度以及对三孩生育的态度。调查结果见表1，在个人基本情况方面，本次男性与女性分别为99人和113人，以及其分别占比为46.7%和53.3%。民族以汉族为主，占样本总量的97.2%，在接受调查人员的年龄方面，20至30岁的调查人员居多，有118人，占样本总量的55.7%，其次是31至40岁的人员，占28.3%，41至50岁的有28人，占样本总量的13.2%，超过50岁的人较少，仅占样本总量的2.8% [5] 。在身体状况方面，认为自己身体相对健康的人居多，占样本总量的48.6%，认为自己身体非常健康的占样本总量的26.9%，认为自己身体状况一般的占样本总量的22.2%。本次问卷调查中，家庭月收入在50,001至10,000元的居多，有84人，占样本总量的39.6%，家庭月收入在5000元以下的占样本总量的24.1%，家庭月收入在10,001至15,000元区间内的有30人，占样本总量的14.2%，家庭月收入在15,001至20,000元之间的有19人，占样本总量的9%，问卷调查显示，只有13.2%的人家庭月收入超过20,000元，本次调查研究对象的学历以本科及本科以上居多，有139人，占样本总量的65.6%，大多数受调查人员未生育过，未生育过的人有120人，占样本总量的56.6%，有55人已生育一个小孩，占样本总量的25.9%，有35人已生育2个小孩，占样本总量的16.5%，本次调查中仅有2人已生育超过2个小孩，占比0.9%。在对三孩政策的了解程度上，仅有18人表示非常了解，占样本总量的8.5%，46人表示比较了解，占样本总量的21.7%，在本次212份样本数据中，有超过半数以上的人表示只是略有了解，除此之外，还有28人表示完全不了解，占比13.2% [6] 。以上数据表明我们在三孩政策的宣传方面还需要加大力度，见表2，拓宽更多的宣传途径使更多的人对该政策做充分了解，这样才有利于三孩政策的贯彻实施。在三孩的生育态度方面，见表3，本次调查中123人表示赞同，占比58%，说明大部分的国人还是三孩持有积极态度的。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obje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individuals
表1. 个人客观特征描述统计
Table 2. Knowledge level of the three-child policy
表2. 对三孩政策的了解程度
Table 3. Attitudes towards three-child birth
表3. 对三孩生育的态度
3. 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中有三孩生育意愿的有123人，占样本总量的58%，超越了半数，可见三孩政策只要多加完善并在人群中大力推进，有极大概率践行良好。从问卷获得的数据分析可知，性别，目前家庭成员数量，常住地，教育程度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本次数据分析使用了SPSS26.0软件，通过向前逐步回归法(纳入标准为0.05，排除标准为0.1)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见表4) [7] 。以是否赞成生三孩为因变量(不赞同 = 0，赞同 = 1)，性别，年龄，民族，身体健康状况，婚姻状况，目前家庭成员人数，职业，家庭月收入情况，住房情况，常住地，教育程度，成长的家庭架构为自变量 [8] 。Hosmer-lemeshow检验显示P = 0.088，(P > 0.05)表明该模型拟合优度较高 [9] 。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性别，目前家庭成员数量，常住地，教育程度对三孩生育意愿具有显著影响(P < 0.05)。
相比于女性，男性(OR = 4.617)的生育意愿更高；相比于目前家庭人数只有一人的家庭来说，家庭成员已有5人的家庭(OR = 6.926)，家庭成员已有6人的家庭(OR = 7.826)和家庭成员超过6人的家庭(OR = 150.889)生育意愿较高，且家庭已有成员数越多，其生育意愿越高；相比于常住地是农村的人，常住地是城市的人(OR = 0.144)生育意愿较低；相比于教育程度是初中以下的人群而言，学历是高中的人(OR = 0.184)，学历是大专的人(OR = 0.082)，学历是本科的人(OR = 0.101)，学历是硕士的人(OR = 0.058)，学历越高的人生育意愿越低，尤其是硕士学历的人生育意愿相比较之下最低。
Table 4.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表4. 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
4. 对策与建议
通过对问卷的数据分析我们得知，性别，目前家庭成员数量，常住地，教育程度的差异均对三孩的生育意愿有着显著性的影响。
在个人层面，女性的生育意愿明显低于男性。生育对女性而言，除了遭受身体的压力，还有来自工作，事业上的压力。在职场上，女性怀孕时长加上产假，对企业而言无疑是一笔损失，因此企业在招聘时或多或少的会更倾向于选择男性员工，对于部分事业上升期的女性而言，怀孕生育这件事也会对升职之路有所影响 [10] 。因此女性对生育这件事相比男性，往往慎之又慎，女性所需付出的努力，作出的牺牲是远超于男性的。对于这种情况，构建平等友好的女性就业环境刻不容缓。其次在学历方面，学历较高的人生意意愿明显较低，尤其是硕士。其实也很好理解，对于硕士而言，毕业年龄25岁起步，对于当今社会来说，一毕业就结婚生子的人还是占少数，因此对这些人而言，25岁毕业之后首先面临的最关键的问题是就业问题，而非婚姻生育问题。而且从另一个角度说，读到硕士的人一般都有自己的想法，思考，充分具备独立自主性，事业心比较重。对女性而言，生育无疑会影响自己的职场生涯，一胎过后往往已过30岁，身体状态相比20多岁的女性而言已不是十分适合生育，自然也不会生育三孩；而对于男性而言，生育带来的还附带着沉重的养育压力，更不用说养育三孩，这对其事业与生活质量无疑也会有影响，因此学历越高的人对三孩的意愿度其实更低。为了应对此现状，政府应当主张构建平等友好的女性就业环境，使已经就职的，学历相对较低的育龄女性，减少职场上的顾虑，勇敢地生，毫无后顾之忧地生 [11] 。同时，对于学历较高的女性而言，由于职场女性政策的逐渐完善，这部分人也会遵从科学的角度，在不影响自身事业的前提下尽可能的在自己的育龄阶段生育。研究表明，部分人的生育观念会在生完一胎之后有所转变，要想生三孩，首先得生第一胎，这也会无形中促使三孩政策的践行。
在孩子层面，家庭成员人数更多的往往对三孩的意愿度更高。这往往由以下几种原因导致。第一，这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密不可分。我国向来以四世同堂为乐，讲究一个热闹，因此家中成员越多，越想热闹，所以其三孩意愿度相比家庭成员数量较少的家庭会更高；第二，家庭成员越多意味着照顾养育孩子的人力资源较多，对于家庭成员数量较少的家庭而言，养育一个孩子可能都会因为忙于工作而疏于照顾，这往往对孩子的身心发展不利，而对于家庭成员数量较多的家庭而言，多生几个也不会显著增大养育压力，家庭成员多，帮助父母养育孩子的成员多，有较大概率使孩子在充满爱的环境中长大。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能够明确的一点是，生育意愿与孩子的养育有极大关联性，对此政府可以考虑提供高质量可负担的儿童保育服务。这在世界各地都有先例，比如东亚地区，日本出台的《安心育儿计划》，韩国出台的《婴幼儿保育法案》；北欧福利国家也是支持家庭共同养育的带薪育儿假期，并主张全程的，无缝衔接的儿童照料服务家庭养育成本基础上的差异化经济补贴；美国也主张满足低收入家庭儿童的入学需求。中国虽然已经有了九年义务教育，但对于学龄前儿童的关照度还不够，因此伴随着三孩政策的出台，相应的也应关注于学龄前儿童的养育，适当减轻群众负担。
对于社会层面而言，常住在城镇的人三孩生育意愿相对农村的人较低，对于我国这种占地广阔的人口大国而言，城乡之间差异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对于城市人民而言，其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对于物质和生活的要求同样的也会更高。与农村不同，对于农村居民而言，国家一定的经济政策可能就会对其三孩意愿度有较大的激励效果，但对于城市居民而言，生活成本更大，尤其是对于北上广深的大城市居民而言，一方面政府的经济补贴不可能完全补助到位，甚至可能只能补贴到一小部分，另一方面，城市居民可能更注重生活质量和孩子的教育质量而不是数量，所以更愿意花精力在培养孩子这件事上。因此我们只能尽力的构建与完善生育政策配套体系，对家庭进行经济援助并不断提高资助力度，逐步取消校外培训，补习班等额外培养成本，注重生育促进政策的持续性并建立相应管理体制，兼顾全国导向性和地方灵活性，构建具有兼容性的生育激励政策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