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德伯家的苔丝》是英国作家托马斯·哈代的长篇小说。书中，托马斯·哈代通过紧凑的情节安排、严谨的故事结构以及生动朴实的语言和描写，将这位来自农村的纯洁少女所经历的悲剧人生呈现在读者面前。
《德伯家的苔丝》被誉为“19世纪英国文学的明珠”，拥有诸多语言的译本，而在众多汉译方面，自1891年该作品首次出版以来，我国许多翻译家先后完成了该作品的翻译，产生了众多中文译本。这其中，张谷若和孙法理两位翻译家的译本流传较广并且各具特色。在使用的翻译策略上，二者也有着较为明显的偏向。
在翻译界中，学者围绕异化和归化的话题一直以来都展开着广泛探讨。美国翻译家韦努蒂最早对异化和归化作了如下阐释：归化追求的是译文要复合目的语的语言习惯和表达方式；而异化则要求译者在翻译时保留源语言的语言和文化特征，要向源语言靠拢 [1] 。
而在《德伯家的苔丝》张孙二人的汉译本中，可以看到张谷若的译本更加注重译文的流畅性和可读性，在翻译时选择了更符合汉语习惯的表达方式；而孙法理的译本则尽量保留了原文的异域风情和文化背景。因此，本文将在异化归化的理论视角下，对《德伯家的苔丝》张谷若和孙法理两个汉译本所采用的翻译策略进行分析。
2. 文献综述
异化和归化一直以来作为翻译界非常重要的两种翻译策略，一直以来都是翻译研究的一对重要对象，国内外有许多学者针对异化和归化的选择各抒己见，而对于异化和归化孰优孰劣的争辩也一直没有一个定论。在本章节中，将从国外和国内两个范围对于现目前异化和归化的理论研究进行综述。
2.1. 国外异化归化理论研究现状综述
德国哲学家斯莱尔马赫认为，翻译分为两种：一是尽可能让读者走进作者，二是尽可能让作者走进读者(Schuttleworth & Cowie, 1997) [2] 。可以看到，斯莱尔马赫对于翻译的区分已经有了后来“异化”和“归化”的雏形，但他并未加以概括。在此基础上，韦努蒂提出了异化(foreignization)和归化(domestication)这一对术语。
归化注重的是源语言向译入语的靠拢，在翻译时更多地采用符合译入语习惯和文化背景的表达方式，而异化则更看重对源语言色彩和异质文化特征的保留，在翻译时不再一味追求符合译文读者的阅读习惯，而是尽可能将更加原汁原味的异国文化和风情呈现给读者。
韦努蒂认为，归化策略的采用是因为文化的不平等，他也由此提出了“强势文化”的概念。正因为这个世界上存在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强势文化往往具有排他性，因此，弱势文化往往需要采用强势文化读者更容易接受的表达方式来迎合强势文化。而异化的翻译策略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不同文化的特质，避免弱势文化迎合强势文化的情况。Gentzler (1993)在《当代翻译理论》(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y)一书中赞同了韦努蒂的观点，认为韦努蒂的翻译理论是对后殖民话语的反抗，异化的翻译策略能够更好地体现出本地与外来文化和语言所存在的差异，更有利于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 [3] 。
2.2. 国内异化归化理论研究现状综述
国内翻译界也围绕异化和归化展开广泛讨论。郭建中(2000)指出韦努蒂的异化翻译理论源于解构主义，并认为无论是异化还是归化的翻译策略，都是有各自的存在价值与意义的 [4] 。因此，译者在翻译时应当结合具体实际，选择恰当的翻译策略，以提升译文最终的价值。
20世纪以来，在我国翻译界，归化的翻译策略在一直占据着主导位置，但这样的局面将会逐步改变，随着国际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将会有越来越多的译者选择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孙致礼，2002) [5] 。刘艳丽和杨自俭(2002)也同意孙致礼的看法，并且认为异化的翻译策略会更加适应我国改革开放的需求，并且伴随着国内的英语学习者水平不断提升，对外国文化的了解不断增加，这部分人对译文的要求将不再停留于通顺流畅，而是更加关注异域文化的风情，因此，二人认为异化的翻译策略将成为21世纪的主流 [6] 。此外，焦丹(2020)在研究中国武术外译时指出，异化更能够保留源语文化的话语权，从而帮助源语建立自己的话语地位，使得其他语言顺从源语，而归化则更倾向使用目标读者所惯用的表达方式传递原文的内容，从而使得读者能更好地理解原文含义，提升译文的可读性，因此归化的翻译策略更能够吸引读者 [7] 。张婷(2022)在异化翻译的元理论研究中认为，韦努蒂提出异化的翻译策略是希望能够在翻译中“运用边缘化的英语形式来建立文化的差异性，阐明自己译作的文化价值，实现对主流文学价值的挑战” [8] 。
总结下来，无论是异化还是归化，都是翻译过程中译者选择的重要翻译策略，异化能够更好地还原源语文本的语言特点和文化特征，更有利于跨文化交流与沟通，而归化则能更有助于提升译本的可读性，更符合译入语目标读者的阅读习惯，二者相辅相成，各有千秋。孙雅晶(2020)也在研究英若诚翻译的Teahouse译本中指出异化和归化各有所长，因此在翻译实践中，译者不能顾此失彼，否则就无法达到最终理想的翻译目的 [9] 。因此，在译者在进行翻译处理时应当结合实际，选择更为合适的翻译策略，从而提升译文的质量。
3. 译本分析
本章节将分析《德伯家的苔丝》张谷若和孙法理两个汉译本中体现出的译者所采用的不同的翻译策略，从语言和文化两个层面探讨两个汉译本体现出的翻译策略，并通过译例对比分析这两种翻译策略对译文的影响。
3.1. 语言层面的译本分析
根据韦努蒂对异化和归化两种翻译策略的定义，在语言层面上，归化更偏向于使用符合目的语读者表达习惯的语言结构，而异化则注重保留源语言的特征。
词汇作为语言层面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中文和英文都有名词、动词、形容词等不同词性的划分，但由于两种语言使用习惯的不同，在表达和运用上也有着很大区别。而在翻译实践中，不同翻译策略的选择也会导向不同词汇的选择。在孙法理的译本中，他更多的选择了异化的翻译策略，因此在词汇上他更倾向于靠近源语言的词汇特征；而张谷若在翻译时偏向使用归化的翻译策略，因此他在选词时则会更贴近汉语读者更能接受的词汇习惯。
3.1.1. 名词
在翻译实践中，如何选择恰当的名词一直都是译者需要仔细考量的问题。名词在翻译中随处可见，即便是人名、地名等看似简单的名词在翻译处理时也无一不需要译者综合考量，采用译者认为恰当的翻译策略，最终选择出合适的词汇。而在小说翻译中，针对名词所选择不同翻译策略也将对最终译本的风格和特点产生较大影响。
张谷若和孙法理两位译者在人名的翻译处理上就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异。例如张谷若将“Joan”翻译为“昭安”，将“Fred”翻译为“傅赖”，将“Felix”翻译为“裴利”；而孙法理则将这三个人名分别译为“琼”、“弗雷德”和“菲利克斯”。根据张谷若和孙法理对小说中人物名称的翻译，可以明显看到两个译本的不同之处。首先，张谷若在翻译人名时更多考量到汉语读者的习惯，将外国人的名字都译为中国人名字里常见的两字形式，因此在阅读上更贴近目的语所处的语言环境，读起来更像是中国人的名字，不会有明显的外来感；而孙法理的翻译处理则与张谷若完全不同，孙法理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对几个外国人名直接采用音译的方式，目的语读者一读起来就知道这几个人是外国人，更能原汁原味地感受到小说的异域风情。
除了人名翻译处理上的不同，张谷若和孙法理对地名的译法也有着一定的区别。张谷若在其译本中将“Blackmore”翻译为“布蕾谷”，而孙法理译为“布莱克穆尔”；原文中的“Sherton”在张谷若译本中被处理为“谢屯”，而孙法理则将其译为“谢尔顿”；“Var Vale”被张谷若翻译为“美化谷”，而孙法理翻译为“瓦尔谷”；此外还有“Shaston”在张译本中被译为“沙氏赖镇”，而在孙译本中被译为“沙斯顿镇”。可以看出，张谷若在处理地名时，都在每个名词最后用了“谷”“屯”“镇”等中文里表示地点的文字，更符合汉语在地名表达上的习惯；而孙法理在翻译地名时则和对人名的处理方法相似，直接将地名音译，这样的处理也更贴近当前对外国地名翻译时采用的方法，更好地保留了异国语言的色彩。
3.1.2. 形容词
形容词作为修饰语，不同语言的形容词在使用和最终效果上有着很大差异。汉语在使用形容词修饰时会经常运用四字词组的对仗表达，看起来更加工整，读起来也更为朗朗上口；而英语中的形容词则多为单个词汇直接做修饰语。具体可以参看接下来的译例。
例1：Some had beautiful eyes, others a beautiful nose, others a beautiful mouth and figure: few, if any, had all. (P20)
张译：她们里面，有的美目流盼，有的鼻准端正，有的樱唇巧笑，有的身材苗条；但是兼备众美的，固然不能说没有，却少得很。(P20)
孙译：有的姑娘眼睛漂亮，有的姑娘鼻子漂亮，有的则嘴唇漂亮或身段漂亮，但是，全身上下无懈可击的即使不能说没有，却也寥寥无几。(P11)
在这一译例中，可以看到两位译者在形容词的选择上有着非常明显的不同。同样是“beautiful”这个英文单词，张谷若结合该词对应的“eyes”“nose”“mouth”和“figure”全部译为四字形式“美目流盼”“鼻准端正”“樱唇巧笑”“身材苗条”，生动形象地体现了汉语语言里常见的四字表达习惯，同时还带有汉语的美感，在审美上，一定程度提升译文的文学性；而孙法理在处理连续出现的“beautiful”一词时，没有和张谷若一样采用不同的形容词做修饰，而是与原文的用法保持一致，也始终使用“漂亮”这个形容词，保留了原文的词汇使用特点。
3.2. 文化层面的译本分析
除了上文在语言层面上对异化和归化这两种翻译策略的分析，在文化层面上，这两种翻译策略也同样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根据韦努蒂的定义，异化策略更加注重原汁原味地传递源语言所处的文化背景和文化特色，而归化策略则倾向于让原文融入目的语多出的文化环境。二者的出发点不同，采用的翻译方法也各有所长，接下来，本节就将从文化负载词和方言两个方面进行译本分析。
3.2.1. 文化负载词
文化负载词，也叫做文化特有词或文化缺省词，这类名次往往包含着某一种特定的文化内涵以及特定的民俗风情，因此在呈现本土文化环境和民族性的文学作品中广泛出现 [10] 。也正因为文化负载词往往带有浓郁的某一地域或某一民族的文化色彩，在翻译上存在着一定的难度，译者的主观能动性也能得到较大的发挥。针对文化负载词，译者采用异化或归化的翻译策略最后形成的译文也将有很大区别。
例2：A curious fetishistic fear of this grimy volume on the part of her mother prevented her ever allowing it to stay in the house all night... (P22)
张译：她母亲老象怕山精水怪、魑魅魍魉那样，对这本灰尘玷污的大本书，有一种稀奇的畏惧之心，从来不敢把它整夜放在屋里……(P31)
孙译：她母亲对这本肮脏的书有一种拜物教式的恐惧，不愿让它在室内过夜……(P21)
在这一译例中，张孙两位译者对“fetishistic”一词的处理十分明显地体现了二人采用的不同的翻译策略。张谷若在翻译该词时，选择了在汉语文化里具有对应内涵的“山精水怪”“魑魅魍魉”两个词组，这样归化翻译的处理能够更加便于读者理解，读起来也会更有亲切感；孙法理在翻译时则直接使用异化翻译法，将“fetishistic”一词直接译为“拜物教式的”，这样的译法完全保留了该词语本身的含义，但是对于不知道“拜物教”为何物的读者而言，这样的翻译或许会给他们带来些许困扰，影响阅读的流畅性。
3.2.2. 方言
方言相较于官话更能体现不同文化不同语言习惯之间的差异，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最常使用的语言，也是各个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翻译实践中，方言的灵活使用有时能够起到出其不意的效果。具体可以看下面这个译例。
例3：hat were all a part of the larry! We’ve been found to be the greatest gentlefolk in the whole country... not because he’d been drinking, as people supposed. (P20)
张译：那正是这场热闹儿里的一档子！你不知道，有人叼登出来，说咱们家原来是这一郡里顶有名气的大户人家……喝得晕达忽儿的。(P28)
孙译：啊，好消息多着呢！有人考证出来了，说我们家是贵族出身，在郡里是数一数二的人家……人家说他是喝醉了，那才不是呢。(P19)
从这个句子可以看到张谷若在翻译时使用了中文某一地区的方言，而孙法理则没有在翻译时加入方言，因此两个版本最终呈现出的效果截然不同。例如“be found to be”这个词组，孙法理按照用异化翻译的方法译为“考证”，而张谷若在处理时则用了“叼登”这一方言；同样的还有“drink”一词，孙法理也是直接翻译成“喝醉”，而张谷若则使用了方言“喝得晕达忽儿的”。由此可见，使用方言在一定程度上更能够丰满人物形象，让读者从人物的对话中感受到人物个性。
4. 结论
本文围绕韦努蒂提出的异化与归化两种翻译策略，从该视角下选择《德伯家的苔丝》张谷若和孙法理两个中文译本进行分析。根据上文的例证分析，本文得出的结论如下。
张谷若在翻译《德伯家的苔丝》一书的过程中偏向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其译文的词汇选择、语序结构以及在一些带有明显文化色彩的词语上都倾向于贴合汉语读者的语言表达习惯。同时，张谷若的翻译在行文上更追求通顺流畅，运用了拆分句子重组的方式让英文原文里的大长句翻译成更容易为中文读者接受的形式。张谷若也灵活地运用归化的策略，在翻译中加入本土方言进而丰满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孙法理的翻译策略则更倾向于异化，在其译本中随处可见异化翻译策略的身影。在语言上，孙法理没有作过多的改变，尽可能地保留了原词语的特点，而在文化层面上，孙法理也将原汁原味的异国文化在译文中保留下来，相较于张谷若的版本，孙法理的译本虽然损失了些许行文的流畅性，在一些文化负载词上也增加了阅读的难度，但其译本更好地传递了原文本身的内容，读者更容易体会到源语言的风格特点以及该语言所处文化背景下的风土人情。
由此可见，归化更能够提升译文的阅读流畅性，读者更容易理解原文的含义，但是在归化翻译的过程中被舍弃的异质符号和文化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碰撞，拉开了读者和原作者以及原文之间的距离；而异化的翻译策略更好地保留了原文的色彩，一定程度上更能够促进不同文化的交流，拉近读者和原作者以及原文之间的距离，但是由于两种语言天然存在的差异，在行文的流畅性上会打些许折扣，有时也不如归化翻译后的译文般通俗易懂。
总结下来，异化和归化这两种不同的翻译策略在翻译实际运用中各有其利弊。虽然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异化翻译策略将成为现目前翻译的主流，但作为译者，在今后的翻译具体实践中应当灵活运用异化和归化两种策略，尽可能在保证译文风格统一的情况下，保留原作的特点同时又不影响行文和阅读的流畅性，在保证交流通畅的前提下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与碰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