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用于教化城邦的“高贵的谎言”受到政治哲学上“专制主义”和“谎言的危害”的质疑，本文旨在回应质疑的同时，阐明“高贵的谎言”的高贵性所在。对于专制主义的回应，本文首先分析“高贵的谎言”的原则是否与专制政体的精神动力一致，其次探究其内涵究竟是指向某个特别政体还是为所有政体所普适，结论为“高贵的谎言”并非为专制主义张本；对于“谎言的危害”的回应，本文将谎言的定义拆分为柏拉图的定义下的谎言、日常伦理层面的谎言和存在主义哲学层面的谎言三层，逐一分析“高贵的谎言”是否符合这三层的定义，其次分析即使在事实判断上构成谎言，是否在价值判断上应该否定其价值，即“高贵的谎言”是否真正具有高贵性，结论为“高贵的谎言”只在日常伦理的层面可被定义为“谎言”，但其价值并不因此而受到否定。最后，本文将讨论“高贵的谎言”的高贵性究竟何在，通过分析其动机阐释“高贵的谎言”所代表的教育方式对城邦的意义和谎言对哲学和哲学家的保护作用。
Abstract:
Plato’s “Noble Lie” used to educate the city-state of Athens in The Republic is questioned by the “absolutism” at the leve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harm of lies”.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respond to the objections faced by “Noble Lie” and clarify the nobility of it. In response to the objection of authoritarianism, this paper will first analyze whether the principle of “Noble Lie” has the necessary mental condition of autocracy. Then whether the connotation of “Noble Lie” refers to a particular polity or is universal to all polities will be further explored. The conclusion will be drawn that “Noble lie” is not a pretense for authoritarianism. In response to the objection of “harm of lies”, this paper will divide the definition of lies into three categories: Plato’s definition of lies, lies at the daily conversation level and lies at the level of existential philosophy. The paper will analyze whether “Noble Lie” meets the definitions of these three categories one by one, and then analyze even if it constitutes a lie in terms of factual judgment, whether its value should be denied at the level of value judgment, that is, whether “Noble Lie” is truly noble. And the conclusion will be drawn that “Noble Lie” can only be defined as “lie” at the level of daily conversation, but its value cannot be denied because of it. Then, this paper will discuss the nobility of the “Noble Li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its motivation, the meaning of the educational methods represented by “Noble Lies” to city-states and the protection to philosophers and philosophers will be illustrated.
1. 引言：何为“高贵的谎言”以及面临的批驳
在《理想国》第三卷中，苏格拉底向格劳孔讲了一个腓尼基人的传说：首先，人们是在地球深处被孕育和铸造的，土地是所有人的母亲，而所有人在此基础上都是兄弟姐妹，应该相亲相爱卫国保乡；其次，上天在铸造人们时在每个人身体里注入了金银铜铁不同种类的金属，每个人在城邦中所在的位置和担任的职务都是由心灵中的金属决定的，有金银者天赋最高，而铜铁为最次(414d~415d) [1] 。“高贵的谎言”由第一部分的“爱欲论”和第二部分的“灵魂论”或“天赋论”组成。与“言语中的城邦”人为建构的过程不同，“高贵的谎言”从一开始就是自然主义的，人们与所在土地(即城邦)之间的从属与效忠关系是自然而必然的，人在城邦中的位置也是自然而必然的，“高贵的谎言”以不容置疑的神秘主义色彩奠定了人在城邦中生存的先验基础。
在直观层面，“高贵的谎言”显然与西方现代社会平等民主的政治准则和真诚的道德标准相悖，从而招致了许多不同角度的批驳，本文将大致的批驳分为政治哲学和伦理学两个角度，而划分的原因也与政治哲学的研究主题相关。
为柏拉图所构建的理想城邦属于政治哲学的构想，严格来说，政治哲学的研究可分为两种进路：一种以政治事物本质作为研究对象，一种为政治学提供价值规范的导引。而本文的探究具体在第二种的视域中进行，即政治哲学所追寻的应然的主题，即——何为“好”的人和“好”的政治体制。而对这个问题的探索会先回到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上来：何为“善”？或者更准确来说何为对政治来说的“善”？这就进入到伦理学尤其是近代伦理学的视域中。因此，政治哲学研究必然指向善与伦理的先行研究 [2] 。
以下是分别来自这两个视域的批驳：在政治哲学层面，较为著名的批驳来自波普尔，认为谎言的宣传是柏拉图“极权主义道德”最直接的体现，在此基础上，东布罗夫斯进一步提出这与西方自由主义政治精神的背离 [3] ；在伦理学上，批驳焦点则主要集中在“谎言”本身的道德属性，根据对谎言的定义不同，部分批驳认为“高贵的谎言”就是纯粹的说谎，而说谎本身就是不被允许的，类似于绝对主义义务论的立场；部分批驳则指向“高贵的谎言”的第二部分，立足存在主义哲学的立场，从人之为人本身的终极目的出发，认为这种自然主义的天赋决定论是对人意识自由的欺骗。接下来笔者将针对这两层批驳，分析这些质疑是否根本上能真正成立。
2. 政治哲学视域批驳的回应：爱欲论与政治真理
“高贵的谎言”来源的自然主义、神秘主义性质与必然性，使其在政治实践上无法避免是强制性的——强制将人与城邦绑定为利益的共同体，强制决定人在城邦中的地位、职务与工作，这使得以卡尔·波普尔为代表的哲学家批驳理想国是专制主义与极权主义的 [3] 。
2.1. “高贵的谎言”的必要精神条件
首先，必然性与专制极权应该得到区分：前者是一种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类绝对主义观点，后者是一类政治体制。孟德斯鸠曾用专制主义的模型来框定古中国和土耳其的政治体制，这两种政体的共同性在于臣民的财产、自由甚至是生命都能够轻易地被剥夺。这里的“自由”并不等同于存在主义哲学上所讲的“意识的自由”，而是一种“感到自己的生命和财产是安全的平安感”。孟德斯鸠进一步提出，专制主义概念的两大支撑正是专制政体中君主权力的不受限制和由此而来的人们的不安全感，专制政体的原则或精神动力是“恐惧” [4] 。而不安和恐惧的根源——君主权力的不受限制，在“高贵的谎言”中是不存在的，其一是因为这本身与理想国的构建元素之一“节制”相冲突，更重要的原因是“高贵的谎言”所能成立的精神动力或原则不是消极被动的恐惧，而是相反的带有能动性的爱欲。“高贵的谎言”两部分中的第一部分体现了爱欲的要求——对城邦的母子之爱和对众人的兄弟之爱，而这种爱欲论是灵魂论的前提：基于施特劳斯自然正当理论的分析，政治事物的前提是“自然法”，即某种自然而必然的东西，给予政治以指导 [5] ，灵魂论作为政治上的等级制度在人的灵魂中的体现，以自然而必然的爱欲为前提，因为在爱的基础上公民才能接受金银铜铁的规定。可见，人们对“高贵的谎言”的接受正是人们爱欲的外化，是人们主动性和能动性的体现。
2.2. “高贵的谎言”与政治真理
其次，本文对批驳的第二层疑问在于，通过“高贵的谎言”，我们是否就能直接通达建立起单单某种政体(如专制主义)的彼岸？笔者认为是否定的，“高贵的谎言”并非为某种特定的政体如专制主义张本，而是对于政治真理的构建，而政治真理是无论何种政体中所必须的。政治真理的建构，所确立起的是一种理想城邦中的核心意识形态，即对于最好政体、最好社会和最好公民的寻找和塑造的理解 [5] 。政治生活分解后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对于其他个体和集体关系的理解和信念，这些零碎分散的信念即是政治意见。正如施特劳斯所说：“所有政治生活都伴随着用政治意识取代政治意见的努力。”“高贵的谎言”所起的作用正是以言说的方式，强制人们消除与城邦利益相左的政治意见，取而代之捍卫城邦最大利益的政治真理。须知，政治哲学若放弃绝对主义，就会滑向历史主义，就是从政治知识滑落到政治意见，从最佳政制和最好社会滑落到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因此，政治世界与生活世界之间由言语确定的界限应该得到明晰，这里言语的界限指向的便是政治真理对政治意见的取代。
3. 对谎言定义的理解
在回应批驳之前，关于谎言的定义应该得到明晰，本文总结了《理想国》原著中给出的谎言定义和批驳中所涉及的谎言的定义：柏拉图区分的真正的谎言和虚假的谎言——真正的谎言指心灵上的无知，是真正的欺骗，而虚假的谎言则只是语言层面上的，对敌人或在特殊情况下对朋友可使用(382b) [1] ；日常伦理认知中的撒谎欺骗，即语言的“非真值性”状态所导致的语言承受者的错误认知和行动；存在主义哲学意义上的“自欺”(bad faith)状态或“不真诚”(inauthenticity)的生存状态。本文的回应则会依次从这三重意义上出发，分析“高贵的谎言”在哪个论域上可以被定义为谎言而在哪两个论域上不能被定义为谎言，而那层可被定义为谎言的论域又为何无法指向对“高贵的谎言”中“高贵之处”的否定。其中立足于前两重定义的批驳认为“高贵的谎言”是哲学家在对民众说谎，而立足于第三重定义的批驳则认为“高贵的谎言”会导致民众自己对自己说谎。
3.1. 柏拉图定义层面上批驳的回应
批驳一：“高贵的谎言”是谎言(基于柏拉图定义层面)。区分是真正的还是虚假的谎言的标准是“谎言”存在于心灵还是语言，而“高贵的谎言”只存在于语言而非心灵方面：苏格拉底认为“高贵的谎言”的提出的缘由是我们对古代的腓尼基并不了解，所以在神话和政治方面可以加以虚构，只是一种语言上的处理，因此只是一种“虚假的谎言”，也就是我们理解中的“善意的谎言”，符合柏拉图谎言定义中的对朋友使用谎言的“特殊情况”，所以不是真正的谎言 [1] 。
3.2. 日常伦理定义层面上批驳的回应
批驳二：“高贵的谎言”是语言的“非真值性”状态所导致的语言承受者产生错误认知和行动(基于现实伦理层面)。显然，从语言的“非真值性”状态出发，“高贵的谎言”符合“谎言”的定义，然而这种谎言为何是“善的”和“高贵的”？首先，“高贵的谎言”的功能与日常谎言不同，功能不是为了传递信息，而是自上而下的教化与规训，因此无涉主体间的沟通交流，涉及事实判断较少而更多是价值判断，其真值性的要求相对会被削弱；其次，可以对日常中谎言的定义作出如下双重限定：说谎者比谎言的承受者掌握更多的信息量和知识量；说谎者主观存在恶意。但“高贵的谎言”并不满足这里的第二重限定，柏拉图设计谎言的动机并非是恶意欺骗的。此处或许会有质疑说“高贵的谎言”是对人们心灵的蒙蔽，正是一种真实的欺骗。但柏拉图对“高贵的谎言”的动机作出了新的规定，因此免于“蒙蔽心灵”的指责。对这个质疑的具体回应笔者会在本文的第四部分正式阐述。
3.3. 存在主义哲学定义层面上批驳的回应
批驳三：“高贵的谎言”是人们自己对自己的心灵和理性说谎(基于存在主义哲学层面)。尼采证明“权力意志”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从意识的自由意义上来讲每个人的灵魂(心灵)和理性本身就是高贵的，“灵魂要对自身充满敬畏感”，而不应屈服于城邦或君主或其他的任何主体。权力意志引导人们去自然释放自己的爱欲，而不需要别人的引导和规范，由此，尼采认为像苏格拉底柏拉图等哲学家的教化工作都是对人们权力意志延伸的阻碍 [6] 。真正的真理不应该是政治哲学家所构建规定的“政治真理”，而是人们自由意志的延伸和自然爱欲的释放。否则就会陷入存在主义哲学中的“说谎”以及萨特所论的“自欺”(bad faith)状态，即人们往往会因为害怕做出选择的潜在后果而错误地认为自己没有选择的自由，从而没入集体意识、对个人的主体性、自由意志和心灵理性进行“说谎”。
而本文认为在第三重定义中对谎言是否构成谎言的判断中，事实判断是被悬置的，价值判断成为了全部的方法论。然而，存在主义哲学与《理想国》为我们提供了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一种通向人自身的最大成长，一种通向城邦的最大利益。“高贵的谎言”的天赋论描述的正是人们天赋不同、各有长处和短处的自然，为了追求城邦的最大利益，每个人应该在合理分工的基础上发挥个人的最大优势。两种立场有着不同的目的论导向，并有着独立的分别的善好定义，所以不能以某一伦理体系中的判准来框定另一种。此外，第三重定义对“高贵的谎言”的批驳与第一重定义中批驳“高贵的谎言”是对人们心灵的欺骗在根本逻辑上一致，在本质上涉及哲学与教化之间关系的问题，这点在本文的第四部分同样会作出回应。
4. 哲学与教化
第三部分处理了“高贵的谎言”的事实判断环节——即“高贵的谎言”是否真正构成谎言，结论为在柏拉图的定义层面“高贵的谎言”并不是真正的谎言、在日常伦理层面“高贵的谎言”构成谎言。显然第三部分中的判断是未完成的，因为对“高贵的谎言”的评价有其特殊之处：只有完成对其价值判断的部分，才能对事实判断形成更全面的理解。在本文的这一部分中，“高贵的谎言”的价值，即高贵性所在将得到讨论。
4.1. “高贵的谎言”的动机
本文认为“高贵的谎言”的高贵之处体现为其动机，动机可以细分为根本和直接。“高贵的谎言”的根本动机为谎言的暗喻：土地母亲暗喻对城邦之爱，金银铜铁的天赋论暗喻合理分工，两者结合即是人对城邦所能实现的最大善好，因此“高贵的谎言”的逻辑起点就是如何实现城邦的最大利益，并没有恶意蒙蔽的原始动机。
4.2. “高贵的谎言”对于城邦教化的意义
而柏拉图为何要使用谎言的形式来实现对人们的教化？“高贵的谎言”是对真理的巧妙包装，是哲人有意识的加工，是一种隐晦的教育。既是为了真理免受习俗和世俗意见的攻讦，也是哲学家的自我保护。苏格拉底为了自己所维护的直白的哲学真理而被政治处死，同时在智者占领政治高地的现状下，哲学家不愿以出卖智慧的手段在政治中获利，也不愿在智慧与强力的博弈中与政治起冲突，因此柏拉图在坚持心智德性的基准下生成一种审慎德性，将哲学家追求智慧和真理的本能隐藏，将真理以隐蔽的方式向外界显露。同时，“高贵的谎言”属于哲学家对人们的道德教育，本质上也是哲学家们道德价值观的灌输 [7] ，“谎言”的形式将哲学家希望人们人为培养起来的价值取向包装为人们自然设定的自然本能 [8] ，这种言说的方式也是为了人们能去更主动地追求善好，培养起理想城邦中的最好公民。
进一步的质疑是，如果人们都学会哲学和反思，那“高贵的谎言”这种隐性教育方式是否还会像之前一样继续起到灌输道德价值观的作用？对于这层质疑的回应不必诉诸假设，因为《理想国》写作现状的城邦中本来就有一部分热爱哲学真理和反思的人群。柏拉图不忌惮人们理性觉醒之后拒绝谎言的统摄，反而恰恰是渴望通过谎言的隐晦提醒激发人们心中的理性与智慧。柏拉图在第一卷正义的第一个定义“正义就是归还所欠之物”(331b~332a)时阐述了一个基本原则：当一个人不具备理性时，不能作为正义的独立主体(331c)。而对这部分人来说，想要实现善好的最终目的，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对于城邦，都是让具有理性的人来统治无理性的人群，给予他们应得的理性生活的能力(590d) [1] 。这种理性统摄在思想上的体现便是以谎言的形式使他们获得善好的信念，灌输给他们理性的道德价值观。因此，“高贵的谎言”有自己所特定的受众，即城邦中不具备理性能力的人群，而至于那些热爱智慧的理性群体，他们自然可以领会“高贵的谎言”中所暗含的善好与真理，也能理解柏拉图隐藏教育目的的教化方式的用意，他们的生活就是不必需要哲学家来进行外力引导和规范的。这种隐晦与迂回的教化方式与善意，恰恰正是“高贵的谎言”的高贵之所在 [8] 。
5. 结语：哲学与谎言
对“高贵的谎言”的高贵性的探讨，除了价值判断的维度外，更需要被还原至一个更原始更根本的命题之上：哲学和谎言，是否无法兼容？对于哲学家来说，“说谎”之“说”不仅关涉到“说”之内容是否真实，还涉及到言说的方式和言说的对象，因此哲学中的“谎言”是形而上学中何为真实的反映。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哲学家的悲哀与无奈：哲学是少数人的思维方式，这种对真理的直视权利并不为所有人所共享。正如柏拉图《理想国》中洞穴之喻的描述，价值世界与事实世界截然二分，现实世界不是本体，价值世界是一切真理之源，本体世界的光芒直接照耀现实世界，而绝大多数人穷其一生也只能直视洞穴上阳光的投影来实现对世界的认识，因为如果用感官来认知世界，眼睛就会被太阳所代表的真理光芒所烧伤。只有那小部分敢于以理智驱动走出洞穴去直视太阳的哲学家们，才能通达绝对真实的理念世界，但关于理念的认识却不能以直白显著的方式教授给洞穴中的人群，不然可能会招致哲学家自身的危险从而丧失人们向理念世界通达的渠道，因此，哲学家在感官世界中承担起隐性教育的责任，将真理包装为“高贵的谎言”，这样民众才能通过对高贵谎言的接受而与哲学家共享善的理念。这是人类本性的基本事实使然，也是哲学和哲学家的高贵之处而本然 [9] 。
致谢
本论文的顺利完成，离不开人大各位老师的关心与帮助。在此非常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吴功青教授、喻子豪师兄的指导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