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20世纪80年代末，伴随着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国际形势波谲云诡，东欧一些国家纷纷倒戈。在此关键时刻，弗朗西斯·福山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了《历史的终结？》一文，他主张自由民主制将会成为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以此构成“历史的终结”。当然，历史的终结并不代表着人类社会运行结束，而是指精神意义上的历史目标的完成。后来，他在这篇论文的基础之上出版了《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一书，该著作一经问世，便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广泛讨论。
一方面，支持福山的人赞同他的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已死，社会主义失败了，资本主义大获全胜。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学者反对福山的观点，德里达就是其中的一员。作为新一代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本不是共产主义者，凭借着自己的解构理论，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在德里达看来，当今世界是一个“脱节”的世界，资本主义社会中到处充斥着不稳定的因素，贫苦和暴力问题并没有因为苏东剧变而解决，反而愈演愈烈。因此，为了解决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德里达主张用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去拯救“脱节”的时代。
2. 德里达对资本主义批判的缘起
德里达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的首要目的是发展自己的解构主义理论。德里达作为20世纪后半期解构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解构主义理论对哲学领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所谓解构主义，即反对形而上学，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反对“言语中心主义”，可以说它反对一切已经制定好的结构，主张主体消散、意义延异。所以，在资本主义掌握话语权时，尤其在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后，德里达主张用解构主义去瓦解资本主义的结构，打破资本主义制度的禁锢。另一方面，德里达以解构主义的方式去批判资本主义的同时，还可以从马克思主义中汲取批判精神和解放精神，以此来丰富自己的解构主义理论。因此，德里达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会促进解构主义的发展。
其次，德里达批判资本主义是为了维护马克思主义。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曾多次强调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消亡，马克思的精神如同幽灵一般一直萦绕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在德里达看来，马克思的幽灵是马克思的精神，也是我们必须继承的遗产，他曾多次强调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精神的重要性。“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 [1]
由此可见，德里达给予了马克思和马克思的精神充分的肯定，开始向马克思主义靠拢。德里达认为，那些宣称马克思主义已经终结的人们惧怕马克思幽灵的到来，他们希望通过建立同盟来驱除马克思的幽灵，但是马克思的幽灵永远不会被驱逐出去，因为幽灵无处不在，它们随时都会出场。
最后，德里达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出于正义的需要。资本主义的法律制度是不健全的，存在着诸多缺陷，例如：国际法及其相关机构不能保证完全正义，它们会被资本和权力裹挟。在他看来，对资本主义法律的批判是追求正义的体现，而解构、法律与正义三者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因为资本主义法律的制定和实施会受到多方面条件的限制，所以法律本身不能代表正义。所以，德里达认为，资本主义的法律经过解构后，可以无限趋近正义。于是他将正义分为“作为法律的正义”和“超出法律的正义”，因为法律具有滞后性和确定性等特点，所以“作为法律的正义”可以被解构，而“超出法律的正义”不可以被解构。
因此，德里达通过批判和解构资本主义法律的方式，追寻真正的正义。可以看出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仅仅是为了维护马克思主义，也是为了追求正义。当然，德里达维护马克思主义也是追求正义的体现，所以，维护马克思主义与追求正义之间并不矛盾，相反，二者是一脉相承的关系。
3. 德里达对“历史终结论”的驳斥
德里达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主要表现为他对“历史终结论”的驳斥，而他对“历史终结论”的驳斥则深刻地体现在《马克思的幽灵》一书的副标题之中。所谓“债务国家”是指，既然福山宣称马克思主义已死，那么人们必须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遗产，在德里达看来，债务和遗产相比，更具有强制性的义务，因此，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遗产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更是每个人的债务。德里达以“债务国家”来强调继承马克思主义遗产的必要性，以马克思主义的遗产来反对资本主义。
所谓“哀悼活动”是指，为马克思主义举行的哀悼活动，为马克思主义诸多精神的复活做铺垫。马克思主义精神的复活会打击资本主义的势力，迎接“新国际”的到来。“新国际”是脱离资本主义统治后的全新世界，在这个新世界中，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新国际”给人们带来希望，让人们在脱节的世界中看到美好的未来。
3.1. 以事实驳斥“福音”
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对福山“历史终结论”的观点进行了系统的驳斥。首先，德里达通过列举大量的事实去驳斥福山所谓的“福音”，指明了资本主义世界存在着大量的缺陷。在福山看来，历史终结论是资本主义的福音，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已经凌驾于其他制度之上，理应得到普遍推广。他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中写道：“在历史的终结处，自由民主不再有强劲的意识形态对手。” [2]
针对福山如此绝对的观点，德里达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福山的福音建立在虚无缥缈的根据之上，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远远没有福山描绘得美好。他指出：“任何人也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即一种独断主义正在企图将世界性的霸权置于充满悖论的和可疑的根据之上。” [1] 所以，历史终结论是新的教条主义，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的目的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死亡”来巩固自由主义的霸权。
在福山仍然沉浸在资本主义虚假的繁荣之中时，德里达却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前资本主义已经千疮百孔，存在着众多祸端，例如：“失业；公民的基本权利被剥夺；国家间的经济战争；人们的社会权益得不到保障；外债和相关机制的恶化使人们处于绝望的境地；军火工业和贸易带来的风险；核武器的扩散超出了国家控制的范围；种族间的战争；幽灵般的国家(黑手党和毒贩集团)渗透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国际法以及相关机构的非正义状态等等。” [1]
大量的事实证明，福山所认为的完美的自由民主国家中仍然存在着大量的祸端。德里达通过对这些祸端的详细论述，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因为冷战的结束而变得更好，相反，暴力、歧视、压迫等问题依然存在，这个时代仍然是脱节的、毫无秩序的。针对各种乱象，德里达认为，寄希望于国际机构和国际法去建设新的国际秩序是不明智的，因为国际机构至少受到两方面的限制：
尽管现存的国际法和国际机构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国际机构的规范和法律制定仍然会受到某些特定国家和文化的影响，因为价值观的渗透总是无形的，所以国际机构的章程总会受到某一特定文化的影响。
在具体的实践中，某些国家在国际法事务中有着控制军事力量的霸权，所以国际法的实施总会受到特定国家和民族的操纵。因此，在面对国家之间的争议问题时，国际机构并不能够做到完全的公平正义。
由于国际法存在危机，德里达主张建立“新国际”。德里达关于“新国际”的构想同马克思一致，不仅都深入地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问题，而且都主张建立没有苦难、没有国家、没有政党的新世界。因此，德里达主张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中汲取灵感，弥补国际机构和国际法存在的不足，寻求建立一个“新国际”。
3.2. 以“幽灵”驱魔祛邪
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多次提及马克思的幽灵：“而且谈论的是一个幽灵，是马克思的影子，或者说他的亡魂，在今天，各种声音一次又一次高呼着它的返回，力图以此驱魔祛邪。” [1] 他号召着马克思幽灵的返回，呼吁着人们继承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和解放精神，以此驱除资本主义。
其一，针对福山对共产主义持有的悲观态度，德里达以马克思的幽灵予以反击。福山认为，民主思想颠覆了世界各地的共产主义政权，使得共产主义与政治落后和经济落后联系在一起。福山写道：“如今，共产主义者发现自己身处这样一种无聊境地，即他们要维护一种已然过时的社会秩序，如同君主主义者想方设法在二十世纪继续存在。” [2] 福山一方面抬高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另一方面贬低共产主义及共产主义者。因为在他看来，共产主义缺陷明显，而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才是稳定的、值得称颂的。西方的自由民主是一种普遍的政治理念，议会民主制度是平等的，满足了人类寻求承认的需要，所以形成了稳定的社会结构。
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反对了福山的观点，指出了自由民主制度存在着不足之处。“在国内战争的标题下，还有必要指出议会形式的自由民主制在世界上从来没有处于如此少数和孤立的状态吗？还有必要指出我们称之为西方民主制的东西从来没有处于如此功能不良的状态吗？” [1] 他通过两个反问句深刻地揭示了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内部结构存在缺陷。
一方面，资本力量与政治权力勾结现象严重。例如大资本家会通过政治献金等方式去影响民主选举的结果，使新上任的领导人为自己的企业谋取更多的利润，如此“民主”选举的结果会毁掉真正的民主。
另一方面，资本力量还会渗入媒体宣传中，资本操控媒体去美化或污名化选举代表，使得媒体无法保持客观中立的态度。由此，议会民主制度离真正的民主越来越远。因为，不仅大众会受到媒体的影响，盲目从众去投出手中的选票，选举代表也会受到传媒宣传的影响，一个个政客都热衷于在电视上包装展示自己，为了拉选票无所不用其极，长此下去，便会导致议会民主制度处于孤立、功能不良的状态。
其二，自由民主制度在现实中的实施与理想状态之间存在着断裂。福山只看到了自由民主制度的理想状态是尽善尽美的，却忽视了在现实中，自由民主制度在实施的过程中时常面临经济战争、种族歧视、贫富差距过大等问题的威胁。因此，德里达深刻地揭示了福山“历史终结论”存在的悖论，即“为了发挥他的优势并且为他的论点服务，福山在这里将自由民主制度规定为一种实际存在的现实事物，而在那里则又将它规定为一种纯粹的理想。这一事件时而是现实，时而又是现实的预兆。” [1]
自由民主制度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反复横跳在德里达看来是不符合逻辑的，况且，福山主张的完美的自由民主制度并没有成为现实，它就像乌托邦一样，将来有实现的可能，但是现在绝不会实现。基于此，德里达主张用马克思的幽灵予以反击，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去打击资本主义社会中根深蒂固的毒瘤，以马克思主义的解放精神去解放人们的思想。为此，德里达呼吁人们维护马克思的幽灵，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至今仍闪烁着耀眼的光辉，照亮着后世的人们。
3.3. 以“超历史”割裂理想与现实
所谓“超历史”是指某些制度、行为或举动已经超越了时代所受的限制，走在历史前面，具有超前性。德里达认为，福山主张的自由民主理念是建立在超历史基础之上的，超越了时代的限制，是一种永远无法实现的理想，但是福山却把它当作一种事实，大肆宣扬理想的福音，旨在证明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具有先进性和普遍性。正如德里达所指出的：“由于实际的历史以及如此众多的作为经验性之表现的现实事物都与这种完善的自由民主制度的降临相矛盾，所以与此同时人们又必须纯粹将这种完善设定为调整性的和超历史的理想。” [1]
德里达驳斥了福山的历史观，证明了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并没有福山宣扬的那样美好，甚至“世间的恶”都与资本主义制度和国家有着紧密的关联。所以，资本主义的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正如德里达主张的一样，历史可能会走向终结，但绝不会在当今的西方民主国家那里实现终结。
首先，“历史终结论”起源于黑格尔和科耶夫的思想，是一种唯心主义历史观。
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一书中提到，自己的历史终结论来源于黑格尔和科耶夫的思想，他们的历史观给福山带来了极深的影响。他在书中写道：“黑格尔不同于丰特内勒以及他之后更为激进的历史主义者的地方在于，他并不认同历史进程会无限地持续下去，而是会随着现实世界中自由社会的实现走向终结。” [2] “二十世纪黑格尔的伟大阐释者亚历山大·科耶夫在他的著作中断然宣称，历史已然终结，因为他所谓的‘普遍同质国家’——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自由民主国家——用普遍的、平等的承认取代了主奴关系，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承认问题。” [2] 由此可以看出，科耶夫是黑格尔思想的继承者和阐释者，科耶夫在黑格尔的基础上，延伸出了“普遍同质国家”的概念，即国家之内人人平等，不存在剥削与压迫。福山将科耶夫的“普遍同质国家”适用于现如今的资本主义国家，他认为，现如今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实现了人人平等，达成了“普遍同质国家”的目标。因此，他在黑格尔、科耶夫的观点基础上得出了“自由民主制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的结论。
其次，福山并未采纳马克思关于“历史终结”的观点。
除了黑格尔和科耶夫曾预料到历史可能会终结之外，马克思也同他们一样，认为历史有终结的可能性。但是，马克思与他们不同的是，马克思不认同历史的终结是自由国家的实现，因为自由国家无法解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冲突这一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宣称，共产主义是人类的最终形态。但是，福山并没有采纳马克思的观点，而是坚定地站在了科耶夫阵营之中。
最后，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植根于唯心主义历史观，本质上属于基督教的末世论。
德里达认为，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本质上是基督教的末世论。因为福山赞同了黑格尔“在世上行进的神，就是国家。” [3] 的观点，所以福山的自由国家模式继承了国家至上的黑格尔模式。这一观点与罗马教皇所认为的“欧洲国家将共同组成神圣同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带有浓厚的宗教学色彩。正如德里达所言“这一历史的终结本质上属于一种基督教的末世论，与日前罗马教皇关于欧洲共同体的话语是一致的：由于它的预期目标是成为一个基督教的国家或基督教的超国家，因而这个共同体仍旧属于神圣同盟一类。” [1]
在德里达看来，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超越了时代的限制，是一种凌空飘荡、站不住脚的理论。然而，福山的言论会扰乱一些人的心智，但还有一些明智的人能够感知福山以超历史的名义割裂了理想与现实，因此，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不具备可信性。
4. 德里达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局限性
4.1. 拆分马克思主义
在国际大环境唱衰马克思主义的背景下，德里达凭借着自己的学术良知为马克思主义辩护，他以解构主义的手段去瓦解资本主义制度，主张马克思的幽灵即将回归。然而，他对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全盘接受的，德里达反对马克思主义中本体论的部分，他主张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同作为本体论和哲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区别开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会将马克思主义分裂开来，由此得出了德里达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维护大多出自同情。
“我们总是想一下子就把马克思主义批判的精神——看起来它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不可少——同作为本体论、哲学体系或形而上学体系的，以及作为‘辩证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区别开……” [1]
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乱象，德里达一方面寄希望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另一方面又要摆脱马克思的本体论部分，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是一个整体，而是可以随意拆分的，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德里达割裂了马克思主义。由此可以得出，德里达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主张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解构，正如同他解构资本主义社会一样。所以，德里达并没有真正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他的批判不够彻底和完善。与其说德里达以解构主义补充马克思主义，不如说他以马克思主义补充解构主义。
4.2. 正义概念模糊
另外，德里达出于追求正义的目的主张对资本主义法律进行批判。在德里达看来，法律不等于正义，法律之所以成为法律并不是因为它是正义的，而是因为法律具有强制性的特点。人们服从法律也不是因为它是正义的，而是因为它具有权威的基础。为此，他将正义分为两种，即“作为法律的正义”和“超出法律的正义”，“作为法律的正义”不是真正的正义，所以可以被解构，而“超出法律的正义”本身不可以被解构，德里达追求的就是“超出法律的正义”，他甚至认为解构就是“超出法律的正义”。
德里达对解构“作为法律的正义”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但是他并未对“超出法律的正义”作出清晰的界定。他写道“如果真的存在着所谓法律之外和法律之上的正义本身，它就是不可解构的。如果真的存在着这样的解构，它也同样如此。解构就是正义。” [4] 按照德里达的逻辑来看，只有超出法律之外的正义才是真正的正义，是不可解构的，但是他也不能确定是否存在法律之外的正义，这便导致了正义概念的模糊。
针对这样的困境，哈贝马斯以“合法性”进行破解，他认为合法性与正义是相互蕴含的，合法性不仅仅是符合法律的，而且也符合正义的道德性要求。因此，在哈贝马斯看来，合法性就是正义，合法性与正义的关系是融洽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是，罗尔斯对于哈贝马斯的观点进行了抨击，罗尔斯认为合法性和正义之间不是完全相等的，合法性仅仅符合法律的要求，但未必是正义的，因此，合法性的效力弱于正义。在罗尔斯看来，一项法律或政策的制定并不是因为它是正义的，而是因为它是按照人们能接受的合法的程序制定出来的，但是程序本身却不一定是正义的。因此，罗尔斯认为，法律仅仅是对人而言最低限度的要求，而正义要比法律崇高得多。
5. 结论
由上可知，学者们对于法律与正义理念有着不同的看法，法律与正义概念之争尚未停止，也正是由于正义概念的不确定性导致了德里达批判资本主义的目的存在瑕疵。因此，德里达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存在局限性，有待进一步的深化与完善。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前主要社会思潮的最新发展动态及其批判研究”(项目号：16ZDA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