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自中国历史上孔子与教育、政治深度结合以来，孔子作为“圣人”、“圣贤”、“至圣先师”的“神圣”形象根深蒂固。其主要思想，特别是政治理想和教育理念因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属性而在阶级社会中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治国理政的真理。这种“崇拜”乃至“信仰”式的倾向造成了对孔子及其思想的片面解读。研究表明，真正现实中的孔子与固有观念中的孔子、历史事实中的孔子与文本描述的孔子并不等同，集中表现为“真孔子”与“伪孔子”、孔子与儒家、政治理想与教育思想的关系问题。因此，必须循着时代发展和历史演进的脉络，用批判性思维深入探究真实的孔子与孔子思想。
Abstract:
Sinc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Confucius with education and politics in Chinese history, the image of Confucius as a “saint”, “sage”, and “sage teacher” has been deeply rooted. Its main ideas, especially political ideals and educational concepts, have long been regarded as the truth of governing the country by feudal rulers in class society due to their strong ideological attributes. This tendency towards “worship” and even “faith” has led to a one-sided interpretation of Confucius and his thoughts.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the true Confucius in reality is not equivalent to the Confucius in inherent concepts, the Confucius in historical facts, and the Confucius described in texts. This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ue Confucius” and “pseudo Confucius,” Confucius and Confucianism, and political ideals and educational idea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follow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and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use critical thinking to deeply explore the true Confucius and his thoughts.
1. 引言
孔子是历史上第一位“儒”，是儒家的创建人 [1] (P. 40)。他作为先秦儒家学派的首要代表人物，决定了从事孔子研究的主要倾向是将孔子与儒家、孔子思想与儒学、孔学教化与儒教密切关联。关于孔子的生平事迹、主要观点等基本信息，随着学界的深入研究，已得到充分的普遍性认同。但是研究表明，先秦百家时期真实存在的孔子与当代文本所描绘的“孔子”并非完全一致，甚至相悖。一般认为，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私人教师，开创了私人办学的先河，标志着文化知识阶级流动的开始和“学在官府”现象的破除 [2] 。这种积极性质的“教育家”评价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孔子“神圣”形象的确立，并推动着孔学或儒学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管理国家、教化民众的核心指导思想，乃至出现了宗教化倾向。因此，孔子及其思想长期以来便被赋予了信仰主义色彩，造成了难以从客观角度加以评述的后果。孔子首先是一位教育家，但同时也是政治家。孔子思想的中心组成部分是他的教育观，“因材施教”、“诲人不倦”、“有教无类”等教育理念和教育实践都为自己实现“以礼治国，天下大同”的社会政治理想所服务 [3]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分析历史人物时应该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社会历史是联系和发展的统一，要在特定的联系和发展中具体地分析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而不能脱离一定的历史条件片面地、静止地、抽象地看待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所以，研究孔子必须基于历史事实的“真孔子”而非“伪孔子”视角；探析孔子思想必须从客观角度出发，摆脱神圣化、宗教化桎梏；明晰孔子教育观必须运用联系的观点，与其政治理想实现高度结合。
2. “真孔子”与“伪孔子”：现实与文本相互交融
由于孔子“述而不作”的学术旨趣，学界长期以来对孔子的研究大多基于各种“二手资料”展开，其中主要包括以《论语》为核心的后人解读注述、民间文本相传、孔门弟子记录等。由此便造成了“真孔子”与“伪孔子”之间的悖反。这种信息相悖使得“孔子这个人”成为问题之问题，集中表现为传统思维对孔子形象的神圣化误读和信仰性崇拜。解决“问题之问题”必然要从客观历史的角度出发，摆脱固有观念的束缚。
(一) 孔子外在形象的真伪之辨
在传统观念看来，孔子是一位身材佝偻、气质温和、举止高雅的慈善老人，但史料记载的孔子并非如此。他不仅学识满腹，同样武略充沛。孔子自幼身形壮硕，其成年后眼似铜铃、双臂过膝，更为魁梧异于常人，被称为“高人”。《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云”“孔子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这是说，孔子生下来头顶中间是凹下去的，如“尼丘山”一样，故名“丘”，并且他身高九尺六寸，大家都叫他“长人”，觉得他与众不同。但孔子被称为“高人”，不仅是身材的魁梧，更是文才武略的丰盈。《吕氏春秋》记载了孔子曾以一己之力举起城门木闩，“孔子之劲，举国门之关”。孔子具备超常先天条件的同时，还极为注重对文化知识和武德技艺的学习。孔子出身贵族世家，自幼接受礼、乐、射、御、书、数“六艺”的系统教育。其中，孔子极善“射”、“御”之术。《礼记·射义》记载“孔子射瞿相之圃，观者如堵墙。”这是说孔子在参加瞿相的箭术比赛时，观众摩肩接踵、一望无垠，这番景象足见其技艺之精湛。孔子在诸多武艺中对驾车最为精通，《孔子家语》称其“御狂马不释策”。由此可见，真实的孔子并非传统认知中“文弱书生”，而是身材壮硕、武德充沛、文武兼济的“全能之才” [4] 。
(二) 作为真正感性存在的“非圣人”孔子
固有观念对孔子外在形象的误读，很大程度上造就了非感性存在的“伪孔子”。在我国的封建史中，孔子长期被统治阶级神化为“圣人”，特别在汉代中叶，其学派亦被宗教化为“儒教” [5] 。这种神圣化倾向本质上是信仰主义认识论的桎梏。孔子并非圣人，他作为真实的感性存在具有鲜明的个人性格色彩。例如，《论语》记载“微生畝谓孔子曰：丘，何为是栖栖者与？无乃为佞乎？孔子曰：非敢为佞也，疾固也”，对孔子“栖栖者”和“丧家狗”的形象做了描述。并且孔子的性格十分有特点，对于宰予的轻率违礼，呵斥其“朽木不可雕也”；对于颜回的箪食瓢饮，由衷赞颂“贤哉回也”。孔子在处理师生关系之外，他“非圣”性质的个性主张还集中体现在其政治实践中。《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出任鲁国大司寇时面露喜悦之色，他认可仲由“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观点的同时，又强调“喜色”是对“下士”之人而非君王，从而为自身言行的合理性辩护。此外，孔子虽极力提倡“以仁治国”，突出“仁者爱人”的核心主张，但他却在身居高位时采取了“政治目的论”的实践方法。《荀子·宥坐》记载“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门人进问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始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居，吾语女其故。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饰邪营众，强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诛也”。孔子这种为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和政治抱负，将少正卯诛杀并将其暴尸三日，具有显著的“杀人以成德”倾向，这与他踔厉推崇的仁治方略明显相悖，但孔子却将此举定义为“君子之诛”，认为少正卯身犯心达而险、行辟而坚、信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之“五恶”，人身犯一恶即可施以“君子之诛”，少正卯犯五恶被诛则是理所当然。值得注意的是，若孔子的政治实践确实符合仁道，那么后世儒者也不必对于此事避而不谈。因此，孔子并不能成为被信仰的“至圣先贤”，研究孔子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用客观理智的态度来审视这个真正现实的感性存在。
3. 孔子与儒家：密切而复杂的关系问题
孔子的核心身份是教师或教育家，而他作为儒家创始人的身份同样不容忽视，儒家思想贯穿孔子生平及其思想发展的全过程中。孔子与儒家的关系密切而又复杂，既不能将二者完全割裂，也不能使二者简单等同。这种关系问题集中表现为孔子与儒家学派、孔子与儒家经典的关系问题。
(一) 孔子与儒家学派
历史表明，孔子是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儒”。“儒”自宗教发展而来，是从事宗教团体式活动的专职人员。孔子作为儒，创建具有宗教性质的儒家学派更是情理之中。谈及儒家，人们自然地将儒家与孔子联结甚至等同起来，以至于后人对儒家糟粕的批判逐步转化为对孔子本人的否定。随着历史演进，三从四德、三纲五常、君权神授等本身作为封建社会产物的消极观念机械地归结于孔子。但历史事实中的孔子或儒家创始人，并不完全等同于儒家思想，二者相对独立、各具特色，并在一定程度上有着本质区别。
一般认为，孟子作为“亚圣”，是最接近孔子的圣人，既是儒家学派的代表者又是儒家思想的继承者。但孟子与孔子的区别也极为显著，孟子“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烈处世态度和“民贵君轻”的“民本”为政之道均异于孔子的理念。儒家学派发展至荀子时的思想，与孟子又相去甚远。其中最著名的是孟荀关于人本性善恶问题的分歧，这不仅是人性论上的区别，更引申为“德治”与“法治”的差异。由此可见，孔子、孟子、荀子作为儒家创建时期的突出代表，其思想都不尽相同，以致汉代的董仲舒、宋代的二程、朱熹等人均具各自特色鲜明的观点和主张。由于众位儒家学者的思想是基于先前儒家思想而形成发展起来的，后人也就将其统归为儒家思想。对于儒家来说，孔子是创始人和代表者，但并不完全对等。因此，包括孔子在内的各位儒者，与儒家关系密切但并不等同、各具特色又内涵互摄。
(二) 孔子与儒家经典
孔子作为教师，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是继承并发扬古代文化遗产。据史料记载，孔子在晚年时潜心于收徒授课和整理文献。儒家经典是儒家思想的文本依托和集中呈现，大都经过孔子“笔则笔，削则削”式的整理。孔子的治学风格是“述而不作”，即致力于对古代文献的讲授和整理而不是创作和重建。《庄子·天运篇》将“经”作为儒家经典的称谓，包括《诗》、《书》、《礼》、《乐》、《易》、《春秋》，统归为《六经》。老子指出：“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六经》并非孔子的原创，而是记录先王嘉言懿行的档案文件。
事实上，孔子与《六经》的关系难以界定。由于相关资料的短缺和儒家内部的派争，使得这一问题更趋复杂。西汉时期，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描述到，《诗》、《书》、《礼》、《乐》基本是孔子据旧典整理而成，他在对《易》和《春秋》的整理之余做出了一定理论贡献。而东汉之后的古文经学者称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推断孔子对于古代文献仅起整理作用，而没有任何思想贡献和理论建构。同时，这些学者将《六经》皆归为周公旧典，并否认孔子作为“儒学开创者”的地位。民国初年，随着新文化运动兴起，疑古学派的观点盛行，其中的极端者钱玄同在《答顾颉刚先生书》中指出：“孔子无删述或制作六经之事”，这从根本上否定了孔子与《六经》的密切关系。中国现代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指出，私人著作在孔子之后才逐步发展起来，“无论哪一经，孔子既不是著者，也不是注者，甚至连编者也不是” [1] (P. 40)。不同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造就了不同的研究取向和治学风格。学者们对孔子与《六经》关系问题的研讨虽有偏差，但可以肯定的是，孔子作为真正现实的感性存在，他违反“述而不作”学术原则的可能性不能被完全排除，二者之间的关系必然密切而复杂。
4. 政治与教育高度融合：孔子思想的逻辑契合性
孔子是第一位“儒”，但他并不只是普通意义上的“儒” [1] (P. 41)。在《论语》中，孔子被描述且定义为一个教育家。从现实的角度看，这种描述的确真实。孔子兴办私学、广收门徒、传道授课，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私人教师。孔子创办私学虽不是最早，但他办学规模之大、收徒范围之广，均是前人所不能及。这种教育实践事实上开始打破了“学在官府”教学体系的桎梏，对于古代文化传承和社会阶级流动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孔子可以毫无疑问地被定义为教师和教育家。孔子作为教育家的同时，也是一位政治家。孔子的最高理想便是恢复“三代之治”，从而实现“以礼治国”的政治抱负，并最终建成“选贤与能，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历史表明，孔子办学、收徒的目的是将弟子培养成济世安邦的“成人” [1] (P. 41)，他一切教育思想及其实践均为自己的最高政治理想所服务。孔子思想中政治与教育的关系，集中表现为孔子政治实践和教育实践、政治理想和教育理念的统一。
(一) 办学与从政的过程性统一
孔子认为“三十而立”，他在三十岁时为自己制定了收徒办学、周游列国、问政传道三个任务，并将这三点规划付诸实践。孔子乐于议政、论政、为政。据史料记载，齐景公与其名臣晏婴在此时出访鲁国、招徕孔子，君臣二人与他研讨当时秦穆公的称霸问题。孔子指出，秦国地处边缘，但君道中正；国土虽狭；但志向辽阔。孔子以“仁”来阐释秦国的崛起，认为秦穆公肯将百里奚从牢中赎出，交谈三天便交由国政，秦就是凭借仁义之道成就了王业。孔子自此得到齐景公和晏婴的赏识后，声明与威望显著提高，其为政之路正式开始。《左传》、《春秋》表明，孔子在34岁时即开始小规模的收徒办学。同时，孔子在鲁国为政时期，外交贡献极为显著，在齐鲁两国盟会时指出齐国多项违礼之处，使得齐国归还先前侵占鲁国的部分土地，并向鲁国致歉。之后，鲁国内乱，孔子在齐避难而被齐景公问政，孔子此时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思想 [6] ，齐景公意欲重用，但晏婴以“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的理由阻止。孔子返回鲁国后，潜心研学、传道授业，《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由此可见，孔子的教育事业得到极大发展，学堂已具规模、弟子众多，子贡、颜回等杰出代表就在此时拜入孔门。孔子55岁时从政失意，开始了为期14年的周游列国。在此期间，孔子教育思想和政治理想的融合趋势最为显著。《史记》记载，孔子在“陈蔡之困”时依然恪守礼法，并教育弟子身陷窘境也必须尊礼重道；孔子及其门徒被围困于匡时，粮炊断绝七日，但却授课依旧，以此展现出孔门担当文脉传承的历史使命。孔子从政和办学是其政治理想和教育理念的现实体现，他虽痴迷于政治理想的实现，但却未松懈其教育事业，以此表明了政治与教育的高度过程性融合。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政治观，提倡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任人唯贤，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赋予现代社会主义政治理论以鲜明的中国特色。孔子的教育实践为实现政治理想服务，极为重视人才培养，这与党和国家强调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具备同源性的理论内核。
(二) 政治与教育的内涵式互摄
孔子教育思想和政治理想、教育实践和政治实践的统一不仅体现在历史事实中，更集中呈现于内涵的相互统摄。在孔子的整个教育思想体系中，“有教无类”的教育原则、“内圣外王”的教育宗旨、“学而优则仕”的教育目的，分别作为政治理想实现的根本、方法和途径，最能体现政治与教育的高度融合。以现代的眼光来看，孔子学说的最高理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旨归具有极强的契合性，集中表现为“大同社会”和“自由人的联合体”之间的一致性。因此，在社会主义新时代条件下，必须循着“以马释中”的研究方法来审视孔子的政治教育观。
在孔子看来，构建“选贤与能，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离不开坚实的人才基础和充分的智力支持。前孔子时代的社会阶级固化现象极为显著，“礼不下庶人”的风气盛行，极大地阻碍了人才培养和知识传播进程。在等级制度森严的社会背景下，孔子提出“有教无类”的教育原则，提倡扩展教育的施行范围，推动受教权利从贵族向平民转变 [7] 。这事实上打破了“学在官府”教育体系的桎梏，促进教育对象公平化演进，与马克思主义人民史观高度一致。孔子在确立其教育思想的原则后，进而表明了“内圣外王”的教育宗旨。“内圣”强调教育的引导作用，“外王”阐明为政的处世态度。孔子意欲将其门徒培养成为“君子不器”式的“成人”，即能够对整个国家和社会做出贡献的优秀人才。这是孔子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教育方法。同时，孔子认为从政为官是实现政治理想的最佳途径，对其弟子提出了明确的学习目的——“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他倡导建立“学”与“仕”的良性关系，从而构建合理的人才培养体系和融洽的学术研究氛围 [8] 。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出，共产主义的最本质特征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集中体现为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孔子的教育理念始终坚持德育为本，同时孔子思想作为中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为实现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
总的来说，历史上真实的孔子与传统观念中的孔子存在偏移，他“至圣先师”、“圣人先贤”的信仰主义形象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阶级属性，在当代并不适用。同时，孔子事实上作为教育家、政治家，对于文脉传承、社会和谐具有不可否认的积极作用 [4] 。因此，在社会主义新时代条件下研究孔子就必须“回到孔子”，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视角、用批判性思维来看待这个真正现实的感性存在，进而明确孔子及其思想的时代价值，纵深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跃迁。
基金项目
本文系新疆师范大学政法学院自治区重点文科基地学生创新基金项目招标课题“新时代提升我国宗教事务治理能力研究”(项目编号：ZFZJX202307)阶段性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