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形式语言是在近代理性主义的思潮中发展起来的，其自身也具有理性主义特征。形式语言追求精确性和确定性，强调词、句之间的形式逻辑关系，以此获得真值并连接起语言的意义。问题在于，过于理性主义的形式语言容易导致语义和真理理论变为空洞的形式理论，而语言意义的获得却要求经验的参与。形式语言在和理性主义互相发展的境遇之中，遇到了理性主义本身的问题：盲目相信工具理性导致虚无主义问题，并进一步更加脱离经验实践。卢卡奇在其文集《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探讨了近代资产阶级理性主义的内在矛盾，就近代理性主义的问题给出了回应。本文在卢卡奇对理性主义批判的视域下，梳理了理性主义形式语言的问题所在，并认为语言研究更需要关注语言的社会属性和实践特征。
Abstract:
Formal language is developed in the trend of thought of modern rationalism, and it has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of rationalism. Formal language pursues accuracy and certainty, which emphasizes the formal 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ds and sentences, so as to obtain truth value and connect the meaning of language. The problem lies in the fact that formal language, which is too rationalistic, tends to turn semantic and truth theories into empty formal theories, while language itself requires an empirical acquisition of meaning. In the context of mutual development of formal language and rationalism, it encounters the problem of rationalism itself: blind belief in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leads to nihilism, and further deviates from empirical practice. In his collection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Lukacs discusses the inherent contradictions of modern bourgeois rationalism and gives a response to the problems of modern rational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ukacs’ criticism of rationalism,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problems of the formal language of rationalism, and argues that language studies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social attributes and prac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language.
1. 引言
自启蒙运动兴起以来，理性主义思潮在西方占据主导地位，它试图建立一个脱离具体语境、普遍适用的理性体系。自认为具有绝对普遍性的理性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种种缺陷和局限性。作为20世纪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卢卡奇在其代表作《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对理性主义进行了深刻批判。卢卡奇的本意旨在指出近代资产阶级理性内在的“形式”和“内容”的二律背反，并对以这一二律背反为基础建立的形式理性进行批判。而20世纪初的语言学领域发生了重大转折，这一转折很大程度上便是建立在这一形式理性的基础上。作为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奠基人，索绪尔将语言视为一个形式系统，研究语言要素之间的内在关系和结构原理。他强调语言的“形式”属性，标志着语言学开始脱离传统的历史比较研究，走向形式主义的研究取向。此后，生成语法学的创始人乔姆斯基进一步推进了语言形式研究的道路。他将句法研究作为语言研究的核心，探讨句子的构造原理和句法规则，将句法分析提升为语言学的主导范式。即便当代语言学兴起语用学、认知语言学等新兴流派，也难掩其形式主义的理论基调。从格莱斯的会话含义理论到蒙太奇的形式语义学，语义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被浓缩为对语义形式的分析，试图揭示语义领域内部的逻辑机制。可以说，自20世纪初开启的语言学“形式主义”浪潮一直延续至今，语言学理论建构的主线仍环绕形式逻辑这一核心。
这种过度关注和迷信语言形式的倾向，实际上反映了一种理性主义的影响。语言学家试图按照近代理性逻辑重建语言系统，希望通过挖掘语言内在的形式规律，发现语言的本质奥秘。但这种形式理性主义范式忽视了语言的社会性和人文内涵，也无法充分解释语言作为交际工具的实用性。当代语言学需要走出狭隘的形式主义思路，重新审视语言的多重属性，才能更全面地认识和诠释人类语言这一特殊现象。卢卡奇的批判视域为我们重新审视理性主义思潮提供了新的途径，同时也提供了一种不同的看待形式语言学的视角。
2. 卢卡奇对理性主义的批判
2.1. 理性主义的主要特征
启蒙运动已降，理性主义高扬理性的绝对自主性和统治地位，将理性视为探索世界和认识真理的唯一途径。理性主义者热衷于通过推理和演绎来建构一个理想的理性体系，并且坚信这一理性体系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的局限，成为通用于全人类的普遍理性。“我思故我在”的笛卡尔主义理性主体观念，即认为主体的存在在于其思维，而后续的理性主义将此作为起点，无论是“心灵”、“先验主体”还是“先验统觉”，理性主义从一个虚设的起点构造了整个现实世界。
此外，理性主义追求一种抽象化和去历史化的理性。它试图建立一套脱离时间和空间、社会和历史的绝对理性体系。这种脱离具体语境的先验理性本质上是一种空洞的思辨，丧失了指导认识和实践的力量。理性主义还表现为对理论与实践的割裂。它仅仅满足于建构内在严密的理性逻辑体系，而对这种理性体系如何指导实践不予考虑。理性主义理论家自以为拥有了可以高高在上规训社会的神圣理性之光，其结果往往是脱离社会实践的空中楼阁。
因此，理性主义的几大特征可归结为对理性作用的夸大和对理性属性的错误理解，这为卢卡奇的批判理论提供了着力点。卢卡奇试图重新审视理性与非理性、形式理性与实践的关系，以消解理性主义的种种虚妄。
2.2. 卢卡奇的批判视角
面对对理性主义的盲目崇拜，卢卡奇采取激进的批判态度。他批判近代理性主义高估了理性认知的独立性和先验性，没有意识到理性的形成需要非理性的情感和意识的支持。近代理性主义希望以数学和逻辑的方式，构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体系，“近代理性主义的新颖之处就在于，随着它的发展而愈来愈坚持认为，它发现了人在自然和社会中的生活所面对的全部现象相互联系的原则” [1] (p. 187)。“理性主义要求成为认识整个存在的普遍方法” [1] (p. 188)。卢卡奇强调，理性思维的生成依赖于一个先在的生活世界，在卢卡奇的思想体系中，他多次强调，“自然是一个社会范畴”，理性是这一内容丰富的生活世界的抽象产物。如果脱离这种非理性的土壤，理性就会变成空洞和机械的逻辑演绎，认识者也就会成为“纯粹形式”的主体。
卢卡奇还批评理性主义建构的先验理性非历史化和去语境化的倾向。卢卡奇认为，近代哲学经过理性主义者(自笛卡尔到莱布尼茨)的发展，构建了一个以数学和几何学为指导方法的认识论哲学体系，与以往的理性主义相比，由于近代理性主义的普遍性倾向，导致了近代哲学的二分——理性和非理性的对立问题。卢卡奇认为，理性与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和知识传统紧密关联，理性具有明显的社会属性和历史属性。他强调，“起源和历史之间的联系具有逻辑必然性，……对理性主义体系来说，历史的变化却是认识的障碍” [1] (p. 228)。理性主义试图建立超越一切的绝对理性体系，结果造成了虚无的空中楼阁。卢卡奇呼吁必须把理性植根于它的社会土壤中，这样才能形成真正有指导意义的历史性的理性。
卢卡奇另一强烈的抨击点在于理性主义对理论与实践的割裂。卢卡奇的辩证法在构建之初就重视实践的作用，其区别于主观辩证法和自然辩证法，他的辩证法的出发点在于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卢卡奇指出，“唯物主义辩证法是一种革命的辩证法。……这关系到理论和实践的问题” [1] (p. 49)。他认为，理性主义的抽象理论无法指导实践，最终将沦为精英主义的空想。资产阶级理性主义想把问题从实践中抽离出来，“最后总导致跟修正主义一样远离现实，远离‘具体的、批判的活动’，重陷主体和客体、理论和实践的空想的二重性中。任何这种二重性理解的实际危险表现为对行动失去指导” [1] (p. 76)。他认为，理性应当从实践中生发并回归实践，服务于人的物质和精神需要。因此，理论和实践应当达成辩证统一，这也是卢卡奇批判的一个重要视角。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卢卡奇的三个主要批判角度分别针对近代理性主义的几大问题：对理性的过度自信、对抽象理性的虚无主义倾向以及对理论与实践的割裂。这为他进一步建构批判理论奠定了基础。
3. 形式语言的理性主义倾向
3.1. 形式语言的基础和特征
形式语言理论起源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早期的语言哲学研究，最初，其理论基础在于研究语言的逻辑结构，而不考虑语义问题。形式语言的提出是现代逻辑学的重要特征。形式语言的用途在于提供一个用符号来表达某种确定语法的语言框架，而不涉及这些符号的意义或指称对象。形式语言这一概念和自然语言相对应。自然语言是能够作为第一语言被习得，并且语言使用者的共同体能够将其作为表达和交流的首要方法来使用。形式语言是为了某些特定目的被设计和使用的任意一个足够复杂并且灵活的表达系统，如机器的程序语言、论证和证据的形式化、数据结构的说明等。
形式语言的主要特征表现为高度抽象化和符号化。它试图去掉自然语言的歧义因素，将语言规约为符合标准逻辑和数学的精准符号系统。这种语言形式主义忽视了语言的意指、语用及其社会功能等方面。形式语言还反映出一种语言学上的科学化和技术化倾向。它不再把语言视为社会性的、历史性的人类特有的交际工具，而是试图转化为像数学公式一样的逻辑运算系统。这种去人文化和技术化是形式语言理论的明显特征。
3.2. 形式语言的理性主义倾向
形式语言与理性主义思想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这一联系首先体现在形式语言对主体性理性和理性的普遍性的过分强调。用乔姆斯基的话说：“生成语法(后来成为形式句法学)是两种因素的某种汇聚，一种是语言和心智研究中久已忘却的某些关注点，另一种是形式科学提供的新认识” [2] 。此处，前一种因素指以笛卡尔为代表的理性主义传统的观点 [3] ，即关注为何只有人类具有思维和语言而其他动物没有；后一种因素则认为形式科学是一套可用于任何符号运算系统的公理–演绎分析体系，由公理、公理派生的定理，以及明晰的、可验证的、可比较的结论组成。另一联系在于形式语言的基础和近代理性主义认识论的基础是一致的，即两者都普遍强调以数学和几何学以及不断发展的逻辑学作为核心方法论。早期分析哲学家虽然没有像蒯因那样明确指出，但已经普遍使用“语义上行”的方式，即将关于事质差异的讨论转变为关于语词差异的讨论。维特根斯坦关于“本质在语法中道出自身” [4] 这句名言，基本上阐述了语义上行这一方法在前期分析哲学中的重要地位。而早期分析哲学(弗雷格–前期维特根斯坦–逻辑实证主义)普遍运用还原论的方式，把对事物的研究还原为对逻辑命题的研究，并且认为通过命题的真值就能够确定事物的意义。前期分析哲学运用语义上行方式时，只关注形式语言符号系统在运算过程中的纯逻辑推演，而不考虑所表达命题的内容。这种忽视语义内容，仅仅强调语言逻辑性的做法，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理性主义对抽象理性的偏执追求。此外，形式语言试图通过切除自然语言的语境因素(弗雷格的语境主义只是要求把单个的词放在句子中得到意义，依然在语义上行的方法论上)，构建一个抽象的逻辑系统，这也反映了理性主义的非历史主义倾向。如前期维特根斯坦在罗素摹状词理论的影响下构建的“语言图示论”，就构成了一个自足的逻辑运算系统。这种脱离语境的逻辑构建是典型的理性主义。形式语言将语言转变为一种技术化的运算工具，将其预设为纯粹的传输机制，这种工具理性同样也来源于理性主义传统。在形式语言框架下，语言使用已经沦为某种程式化的计算，进一步反映出理性主义试图技术化和数学化语言的倾向。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充分说明，形式语言理论与理性主义思想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理论渊源和概念内涵上的一脉相承。它们在对理性和语言的形式化和工具化理解上具有共通点，这为分析形式语言的理性主义局限提供了重要视角。
4. 形式语言的问题
从卢卡奇的视域出发，可以看到形式语言的基础形式理性的问题所在，这些问题不仅遭到卢卡奇的批判，持语境主义观点的哲学家同样批判这些问题，其中最突出的便是维特根斯坦后期的思想。卢卡奇对近代理性的批判，某种程度上也是后期维特根斯坦对他前期思想的批判。因此，卢卡奇的观点也能在后期维特根斯坦的思想中找到对应。
4.1. 盲目崇拜形式理性
形式语言理论体现了理性主义对语言运算与推理的逻辑的过度自信和理想化。形式语言试图通过设计符合逻辑规律的语言结构，来消除自然语言中的歧义与不一致，这反映了一种盲目乐观的理性信念，预设了“自然语言具有本质性的缺陷” [5] 这一立场，同时认为可以仅仅依靠完善的语法规则就构建无歧义的语言体系。但自然语言的复杂性决定了这一企图是不现实的。第二，形式语言的支持者确信，通过将语言符号化和运算化，可以使语言达到理性化和精确化，这种理想主义的设想忽视了人类语言习得和使用的社会性和历史性特征。在还原论的视角下，形式语言认为语言意义可以还原为规则运算，这种对理性运算能力的绝对化和神圣化是难以证实也难以实现的。简言之，形式语言理论反映了理性主义者设计和控制语言的虚妄幻想，即以本质主义的、还原论的而非生成主义的、整体论的视角看待语言。对语言的社会属性缺乏充分理解，其对理性能力的超限定预设是不切实际的。
4.2. 虚无主义倾向
形式语言理论在处理语言时，试图通过切断语言内在之间的联系，来建构一个抽象的逻辑符号系统，这显现了一种空洞的理性主义倾向。语言作为人类社会交际的重要工具，其产生和发展都植根于具体的生活世界之中，存在自然的语用属性。但形式语言却排斥了这些语言使用的语境因素，极力构建一个脱离具体环境的、独立的语言运算体系。这种做法势必导致语言在交际功能和认知价值方面发生一定的弱化或缺失。因为形式语言在对自然语言进行规约和运算化处理的过程中，将自然语言天然缺陷的预设导致语言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重要的语义内容，尤其是形式语言视自然语言为缺陷的部分，如自然语言语义的多样性。
在语言习得方面，形式语言理论中采用行为主义语法分析，这难以准确解释和描述语言的习得过程和复杂的语言结构现象。维特根斯坦在后期著作《哲学研究》中提出，语言习得是在语言活动中完成的，甚至于语法规则都是在活动过程中才制定的。维特根斯坦在讨论语言游戏时说：“你可以划出(语言游戏的)界限：正因为还没有任何界限” [6] 。语言的完整结构需要语用因素与语法结构的有机结合，然而形式语言忽略了语用因素，这也是该理论存在的重要缺陷之一。因此，形式语言理论脱离了语言的真实存活土壤，有将语言作机械论还原的潜在风险。这种构建空洞的抽象理性符号体系，反映了形式语言理论存在的虚无主义倾向。要真正科学地处理语言问题，需要回归对语言的本真特性的理解，即语言的社会属性和语用功能，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审视语言的认知特征。
4.3. 脱离实践的风险
形式语言在处理语言问题时，脱离了语言的实际使用情境，努力构建一个自成一体的逻辑符号运算系统。这就导致语言研究成果与语言实际应用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割裂。形式语言中的逻辑符号体系完全超脱语用环境的约束，在建构过程中并不考虑语言交际与传递信息的具体目的，因此很难针对具体的语用环境进行语言运用，最终成为一种脱离实际的纯粹思辨理论。形式语言理论中的语法分析方法，也由于过分强调语言符号逻辑关系，导致对语言重要语义内容的削弱和忽视，因此这种理论分析框架很难真正指导语言的实际交际与应用。所以，形式语言理论中去语境化的语言处理，导致其研究成果很难被直接应用于指导语言学习和日常交流的实践。一些形式语言理论支持者也存在自圆其说的偏向，更关注抽象逻辑体系的构建而不关心其实际效用。可以说，形式语言由于脱离了语言实际生活情境，导致了理论与实践应用之间的严重割裂。要真正科学地处理语言问题，需要重新审视语言的语用属性，使语言理论研究能够服务于语言实践，实现理论分析与语言应用之间的统一。
5. 对当代语言研究的启示
以卢卡奇的视角对理性主义和形式语言理论的批判，为当代的语言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启示。首先，针对理性主义对理性作用的无限度扩张和绝对化提出的批评，警示人们注意到理性思维的局限性，形式理性并非可以解决所有问题，语言研究很大一部分需要借助于非理性，如情感和价值判断等。这一批判视角启发当代语言研究需要关注语言背后的情感因素和蕴含的价值取向，而不是简单地将语言视为等同于逻辑符号的运算和推理。其次，上述批判强调了语言必然植根于具体的社会语境之中，语言本质上是社会实践和认知的产物。因此，当代语言研究需要重视语言使用的社会环境，充分考察社会背景对语言特征的影响，不能将语言简化为自足的逻辑系统。最后，要重视语言的实践性特征，不能脱离实践需求而自行演绎。当代语言研究需要关注语言分析成果的实践应用，使语言研究真正造福人类社会。卢卡奇的批判反思克服了理性主义及其形式上产生的二律背反局限，启迪当代语言研究关注语言的人文特征、社会属性和实践价值，为语言理论发展提供了反思和前进的独特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