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安排对于老年人消费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数据的实证分析

The Impact of Living Arrangements on Old Adult Consumption—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China Longitudinal Aging Social Survey (CLASS) Data

摘要: 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与社会保障制度的逐步完善，我国老龄化程度的持续加深，使中国老年群体的寿命明显延长、人数急剧增长。尽管国家和社会在积极构建养老服务体系，但短期内与家庭成员同住的居家养老模式仍将发挥重要作用。本文利用2018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数据，通过应用OLS回归模型等方法，针对老年人的居住安排对消费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与子女同住的居住安排显著增加了他们的消费水平，这种效果在60至79岁的群体、自评健康一般的人群以及居住在城市和东部地区的老年人中尤为突出。就不同消费类别而言，其影响的边际效应依次为文化娱乐、水电气费、物业费、交通和通信费用、日常食品消费和医疗费用。与子女同住提升老年人消费水平的主要机制是与子女同住通常意味着老年人可以获得更多的经济支持和照顾，减轻了他们的金融压力，使得他们有更多可支配收入用于其他消费，并提高了他们的主观幸福感和生活质量。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medical technology and the gradual improvement of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in China, the deepening aging of the population has led to a significant extension of the lifespan and a rapid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elderly people. Despite the nation’s and society’s active efforts in constructing a pension service system, the home-based elderly care model, where elderly live with their family members, will still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short term. This paper utilizes the 2018 China Longitudinal Aging Social Survey (CLASS) data and employs methods such as the OLS regression model to empirically study the impact of elderly living arrangements on consump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living with children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their consumption level. This effect is particularly pronounced in the 60 to 79 age group, among those who have received prim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and among the elderly living in urban areas and in the eastern region. In terms of different consumption categories, the marginal effects are in the order of culture and entertainment, utilities, property management fees,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expenses, daily food consumption, and medical expenses. The main mechanism by which living with children enhances the consumption level of the elderly is that co-residence usually means more economic support and care for the elderly, reducing their financial pressure, allowing more disposable income for other expenditures, and improving their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quality of life.

1. 引言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中国老龄化与健康国家评估报告》 [1] 和《关于老龄化与健康的全球报告》 [2] 显示，我国的老龄化存在老化速度快、规模大、逐渐高龄化等特征。具体而言，中国的老龄化面临两大挑战：一方面，我国老龄进程加快。2000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7%，标志着我国正式步入老龄化社会。2022年国家统计年鉴显示我国60岁和65岁以上老年人口高达2.83亿人(18.9%)和2.01亿人(14.2%) [3] ，已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根据联合国中等生育率和死亡率的假设，预计到2050年我国65岁以上的人口将达3.29亿人，占总人口近1/3，中国即将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 [4] 。一方面，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显著提升。这一群体的消费观、消费内容及方式亦相应变化。例如，他们由过去的基本生活需求转向追求健康、营养均衡的饮食，美观舒适的服饰，以及更高品质的生活方式。他们越来越倾向于文化娱乐、体育、艺术和旅游等多元生活方式的消费，这为发展针对老年人的经济市场提供了机会。此外，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呈现出年轻化的心态，且很多人不再承担养父母和抚养子女的责任，使他们更倾向于使用收入满足个人消费需求，这一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超过中青年。

京东大数据研究院的《聚焦银发经济——2019中老年线上消费趋势报告》显示，在互联网深入老年人群的背景下，老年在线消费市场迎来发展机遇。2017至2019年间，适合老年人的商品年均增长率达39%，尽管产品类别分布不均 [5] 。根据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数据，预计到2030年中国养老市场规模将超过20万亿元，到2050年老年人口消费潜力可达106万亿元，占GDP比重约33%。这些数据表明，中国的老年市场尚有巨大发展潜力，若得以有效开发，有望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市场的重要部分 [6] [7] 。

2. 国内外文献综述

2.1. 老年人消费的相关研究

学术领域对老年消费的探讨已从初期关注其规模逐步转向详细研究其各个领域的影响。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有关老年消费的文献日益丰富。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老年消费研究持续发展，至互联网时代的兴起，进一步探讨了其对老年消费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初，老年消费市场的特性、老龄产业发展及其在老龄事业中的作用开始受到广泛关注。在过去十年中，随着对老年人权利的共识形成，出现了关于提高老年人生活品质和保障物质基础的讨论，例如“老有所养”和“老有所乐”。老年消费作为居民消费的关键部分，不仅包含衣食住行和休闲文化等普通需求，也包括养老服务、医疗保健、专为老年设计的产品和服务等特殊需求。

从传统的居民消费理论角度来看，无论是凯恩斯的收入–消费理论还是关于储蓄、收支预期及不确定性对消费行为的影响，都对老年消费行为有一定的适用性。从生命周期的角度考虑，老年人面临的医疗风险和不确定性可能导致他们降低消费水平以保持财富或收入的稳定，但在社会保障体系的支持下，这种消费抑制效应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8] 。

2.2. 老年人居住模式的相关研究

居住模式对健康产生影响的原因在于居住模式会影响个人利用他们可用的资源来满足他们的身体和社会需求的能力。特别是当老年人的身体或护理需求经常升级时，社会经济资源往往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许多不同国家学者的研究都证实了不同的居住模式对健康状况会产生不同的影响 [9] [10] [11] 。

首先，在对机构养老群体的研究中，Liu等(2012)对比了在养老院养老和居住在社区内养老的群体，发现与社区养老相比，居住在养老院是一种更佳的模式，老人受到更多的陪伴，孤独感下降，生活质量也有所提高 [12] 。相对比之下，Feng等(2018)的研究结果表明居住模式的转变会对老人的死亡率产生影响。如果老人在独居与和家人同住两种居住模式之间转换，不会对死亡率产生显著影响。然而，如果老人持续居住在养老院或者从其他居住模式转换为居住到养老院，死亡率会显著提高 [13] 。Wang等(2019)对1600名在中国广州市选择机构和社区养老的老年人进行了调查，发现参与社区家庭护理的老年人通常比接受机构护理的老年人表现出更好的健康相关生命质量(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 HRQOL) [14] 。Dung等(2019)通过调查越南900名居住在养老院的老年人，发现超过一半的受访者是由于无家可归、没有子女或其他亲属而希望住在养老院 [15] 。Diepstraten等(2020)研究了住宅适老性与老年人选择机构养老的概率之间的关系，得出居住在适老性越高的房屋的老年人选择机构养老的可能性越小这一结论，且这种影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强 [16] 。Flawinne等(2023)利用欧洲老年人健康和退休调查(SHARE)的数据，发现瑞典、比利时、德国、瑞士、捷克和爱沙尼亚的养老院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前就存在超额死亡的现象 [17] 。

其次，国内外许多学者的研究强调了家庭，尤其是夫妻关系和代际关系在居住中的重要影响。刘宏等学者(2011)的研究发现经济与生活均独立的老年夫妻具备最明显的健康优势和主观幸福感。与只同配偶居住模式相比，多代同住的养老居住模式并没有对老年人身心健康产生促进作用，甚至在一些条件下次于机构养老 [18] 。Lei等学者(2015)的研究证实许多成年子女选择在父母附近居住，这种“分而不离”的模式在满足父母的照料需求的同时也能为两代人创造相对独立的生活空间，而远离子女居住的老人精神健康较差 [19] 。Raymo等(2019)使用2000~2010年的健康和退休研究(HRS)数据来分析不同生活安排下美国老年人的预期寿命，同样发现美国人的晚年生活中有很大一部分时间是在成年子女的附近居住，而不是一同居住 [20] 。李延宇等(2017)认为子女的关心是社区养老模式下老年人身体健康水平差异的重要原因，并指出子女在养老中扮演的角色主要体现在居住地的远近、是否经常拜访和子女数量 [21] 。许琪(2018)学者在探究居住安排对老年人精神健康的影响时将研究焦点放在子女的性别上，发现与女儿同住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最有利 [22] 。Imamura等学者(2020)利用日本栗原市65岁以上老年人的调查数据证实了与子女同住会导致女性老年人的功能能力(Functional capacity)下降，而这种影响在男性样本中并不显著 [23] 。Dunifon等(2020)发现与孙子女生活在一起的老年群体在参与有孙子女在场的活动时会有更高的主观幸福感。此外，与三代同堂的家庭相比，在仅由祖父母和孙子女组成的家庭中，老年人体验到的幸福感会更低一些 [24] 。Quashie (2022)将研究的焦点放在老年人的性别上，得出性别对生活安排和接受健康支持(生病时可以获得照料)之间具有调节作用这一结论。即与伴侣一起生活的男性老年人获得来自子女的健康支持的可能性会比女性老年人低 [25] 。此外，Sun (2022)和Kandapan (2023)的研究都表明，与子女同住会提高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 [26] [27] 。

综上所述，目前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丰富，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但仍存在可进一步研究的空间。本研究旨在对此进行探索，以深入理解居住安排如何影响老年人的消费行为。这个议题在研究中具有重要性，因为它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老年消费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因此，本文采用2016年和2018年两期的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将国内外学界越来越关注的“代际关系”纳入老年人居住安排的研究领域 [28] [29] [30] 。在实证研究方面，通过OLS回归和分位数回归，测度老年人居住关系的个体及群体性差异，并通过逐步引入控制变量，分析与老年人消费相关的其他因素的变化对老年人消费的影响。最后通过在新的样本中进行自变量替代和倾向值匹配法，对结论的稳健性进行检验。

3. 研究设计

3.1. 理论分析

在这一部分，我们通过建立理论模型来研究其内在的逻辑联系，并为接下来的实证研究提供方向。为了使模型尽量简洁，我们设定了一个竞争性市场环境，其中只包含两种生产要素：资本和劳动力。并且，我们采用了柯布-道格拉斯形式的生产函数：

$Y=A\left(D\right)K^{\alpha }{L}^{1-\alpha }$ (1)

在该模型中，Y代表总商品产量，A表示市场技术水平，其为数字化和信息化技术发展D的函数。此外，K代表资本要素的投入量，L代表劳动力要素的投入量，而 $\alpha$ 则表示生产过程中资本要素的产出弹性系数。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的利润函数可以被定义为：

$\pi =A\left(D\right)K^{\alpha }{L}^{1-\alpha }-rK-wL$ (2)

在此模型中， $\pi$ 代表总利润，而r和w分别代表资本价格和市场工资率。为了简化分析，我们假设商品的价格固定为1。通过求解利润最大化问题，我们可以得出相关的结果：

$\frac{\partial \pi }{\partial L}=\left(1-\alpha \right)A\left(D\right){\left(\frac{K}{L}\right)}^{\alpha }-w=0$ (3)

从而求解出均衡状态下的市场工资率：

$w=\left(1-\alpha \right)A\left(D\right){\left(\frac{K}{L}\right)}^{\alpha }$ (4)

在模型中继续深入探讨老年人的个体行为。依据经典的劳动–闲暇模型，老年人的效用主要来源于消费和休闲时间的利用。因此，老年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目标可以表述为：

$\underset{c,l}{\max }U\left(c,l\right)$ (5)

老年人满足如下的预算约束：

$c\epsilon \left(D\right)+s+T_1=w\left(1-l\right)+T_2+T_3+W$ (6)

在该模型中，c代表老年人的个体消费情况，l是闲暇时间，而s表示储蓄状况。T₁、T₂和T₃分别代表老年人用于照顾父母的支出与提供给子女的支出之和、子女给予的经济支持，以及养老金等政府转移支付收入。W表示来自其他来源的非劳动收入。 $\epsilon \left(D\right)$ 代表资金融通的约束程度，它是数字化和信息化技术发展D的函数。如果老年人仍在劳动力市场中工作，其工资收入将满足式(4)的结果。将式(4)代入式(6)中，并求解，可以得到均衡状态下老年人个体消费水平的表达式：

$c=\frac{\left(1-\alpha \right)A\left(D\right){\left(\frac{K}{L}\right)}^{\alpha }\left(1-l\right)+T_2+T_3+W-s-T_1}{\epsilon \left(D\right)}$ (7)

根据式(7)，随着新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一方面能提升劳动者的生产效率并增加收入水平，另一方面也降低了融资的门槛，从而共同促进消费。

3.2. 研究方法及模型设定

本文主要研究老年人的居住安排平的影响，构建OLS模型置；

$lnConsum{e}_i={\beta }_0+{\beta }_{1}livin{g}_i+{\gamma }_i{X}_i+pro{v}_i+{\mu }_i$ (8)

其中，因变量 $lnConsum{e}_i$ 表示老年人月均消费水平的自然对数;核心自变量 $livin{g}_i$ 表示老年人是否与子女同住， $X_i$ 为其他控制变量， $pro{v}_i$ 为样本所在省份虚拟变量， ${\mu }_i$ 为随机扰动项。 ${\beta }_{1}livin{g}_i$ 为本文所关心的估计参数，即表示老年人居住安排对其消费水平的影响。在下文的进一步深入分析中，我们也将因变量替换为不同类别的消费水平。

3.3. 数据来源

本次研究采用中国人民大学(CESR)提供的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hina Longitudinal Aging Social Survey, CLASS) 2018年的数据。该数据由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和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联合设计并实施调研，旨在探究60岁及以上老年人群体的健康与相关服务、经济社会状况、养老规划与社会支持、家庭状况、身体活动与心理感受状况等方面的内容，从而为政策制定和改进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在学术界也具有较强的权威性与科学性。本文基于当前公开获取的最新一期2018年CLASS的数据展开研究，经过筛选后确定有效样本8214个。

3.4. 变量选取与描述

3.4.1. 被解释变量

在本研究中，我们将老年人的消费状况作为被解释变量。消费状况是通过“家庭平均每月总支出除以家庭常住人口数”来计算的。这种计算方式的主要考虑是，一方面，现有的数据中并未直接询问个体的消费支出；另一方面，长期居住在一起的家庭成员往往会形成类似的消费观念和习惯，从而产生相近的消费行为。在随后的深入分析中，我们还将根据类别对消费进行更细致的划分，包括日常饮食消费、医疗费用、水电气费、物业费、交通和通讯费用、家务料理费用、康复护理服务开支以及文化娱乐消费(如旅游、学习、培训等)。

此外，考虑到不同家庭成员的年龄和需求可能对家庭消费结构产生重要影响，我们在研究中将重点关注老年人的特定消费模式。特别是在老年人口中，日常生活支出可能会因健康状况、兴趣爱好或生活方式的不同而有显著差异。因此，通过对各种消费类别的详细分析，我们旨在深入了解老年人消费行为的多样性以及背后的驱动因素。此外，对于不同收入水平和居住环境的老年人，他们的消费行为可能会有所不同，这一点也是我们研究的重点。总体而言，本研究不仅旨在分析老年人的消费模式，还试图揭示这些模式背后的社会经济动因，为制定更有效的老年人支持政策提供依据。

3.4.2. 解释变量

本次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居住的家庭中是否有“代际关系”，即是否与子女同吃同住。在中国、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子女在为老年人提供非正式护理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在本次研究中，我们将与子女同住定义为1，而不与子女同住定义为0。

3.4.3. 控制变量

根据目前学界已有的理论成果以及相关文献研究，本研究在OLS回归模型中引入了影响老年人消费的关键因素，包括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地区特征作为控制变量。这些个体特征涵盖了性别、年龄、教育水平、户籍类型、健康状况、退休保障、收入水平、储蓄情况以及社交圈的大小；家庭特征则包括婚姻状态、对父母的照护、从子女获得的经济支持以及对子女的经济援助；而地区特征包括了地区的经济条件和所在区域的固定效应。有关这些变量的选择和描述详见表1。

Table 1. Variable selection and description

表1. 变量的选取与说明

表2所呈现的数据显示，与子女共住的老年人的平均月消费支出为1693.176元，这明显高于那些不与子女共住的老年人群体，后者的平均月消费支出为996.286元。在不同消费类别的对比中，除了在家务料理和康复护理服务的花费上无明显差异外，与子女共住的老年人在其他所有消费项目上的支出都显著高于独居的老年人。特别是在日常饮食消费这一基本生活需求方面，两组之间的消费差异最为显著，高达434.692元。

Table 2. Living arrangements of older persons and their consumption expenditures

表2. 老年人居住安排与其消费支出状况

注：^***和^**分别表示在1%和5%的水平上显著。

本文进一步的分析表明，与子女同住对老年人的消费影响具有多方面的维度。从表2的数据可以看出，与子女共住的老年人在文化娱乐类消费上的支出也显著高于不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差额达到103.095元。这可能反映了老年人在与子女共住时更倾向于参与各类娱乐活动，如旅游、学习和培训等，从而增强他们的生活质量和社会参与。此外，医疗费用在两组之间也存在显著差异，说明与子女共住的老年人可能更倾向于投资于自身的健康。此外，居住安排与老年人消费模式之间的这种关联，可能部分得益于家庭内部资源的共享和情感支持。与子女的紧密联系不仅提供了物质上的支持，而且还能提供情感和精神上的慰藉，这可能会激发老年人对生活质量的追求，从而影响他们的消费选择。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享受到更多的家庭陪伴和亲情支持，这可能使他们更愿意在个人发展和休闲活动上进行消费。

综上所述，老年人的居住安排是影响其消费行为的重要因素。这不仅涉及经济层面的影响，也涉及家庭关系和社会交往对老年人生活质量的提升。因此，政策制定者在考虑老年人的福祉和消费模式时，应重视居住安排这一重要因素。

4. 实证结果和分析

4.1. OLS回归结果分析

表3显示了老年人消费水平受居住安排影响的回归分析结果。在模型(1)中，考虑了居住安排和地区特征指标，结果表明老年人与子女同住后，其消费水平增加了33.8%。在此基础上，模型(2)和模型(3)分别加入了个人和家庭特征变量。在这些模型中，老年人与子女同住对消费水平的正面影响系数为0.165和0.166，说明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消费水平比不同住者高出16.6%。这一结果可能是代际支持增强了老年人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能力，提高了他们的收入并减少了融资限制，从而促进了消费。

4.2. 稳健性分析

为了验证上述结果的稳健性，我们使用了三种不同的方法。首先，更改核心自变量为老年人与儿媳的同住情况；其次，将研究对象限制为已退休的老年人；最后，基于所在地区的聚类标准误进行分析 [31] [32] [33] [34] 。依据CLASS调查中有关家庭成员的问题，我们把不与儿媳同住的情况设为0，而与儿媳共同生活的情况设为1。表4的模型(1)结果表明，老年人与儿媳共同生活显著增加了他们的消费水平，高达14.6%，这与基线回归的结果是一致的。

Table 3. Impact of living arrangements of older persons on their level of consumption

表3. 老年人居住安排对老年人消费水平的影响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下表同。

Table 4. Robustness analysis results

表4. 稳健性分析结果

鉴于国家对积极老龄化战略的实施，仍有一部分60岁以上的老年人在劳动力市场中保持活跃，这可能会促进他们的消费水平。因此，我们的研究重点放在已经退休的老年人群体上。根据表4中的模型(2)所示结果，对于这个特定群体来说，与子女共住使得他们的消费水平提高了8.3%，这进一步证明了代际共住对促进消费的积极作用。

4.3. 不同群体间的差异

老年人群体间在生活习惯、文化背景、思维方式和经济状况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因素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他们居住安排的偏好。本部分的研究目的是居住安排对不同老年人群体消费水平的差异化影响。我们按照年龄段、自评健康和居住地区对老年人样本进行分类，探索这些变量对消费影响的不同。

在表5中，模型(1)至(3)呈现了居住安排对不同年龄段老年人消费水平的影响。结果显示，与子女同住显著提升了60至79岁老年人的消费水平，但对80岁以上老年人的消费水平没有显著影响。根据样本数据，60至69岁、70至79岁和80岁以上的老年人与子女同住的比例分别为34.96%、14.23%和6.09%。

Table 5. Differences among older adult groups of various age brackets and self-assessed health statuses

表5. 不同年龄段和自评健康的老年人群体间的差异

模型(4)至(6)在表5中展示了居住安排对不同自评健康水平老年人群体消费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居住安排对自评健康很不健康和很健康的老年人消费水平无显著影响，而对上自评健康一般的老年人消费水平提升了16.9%。样本数据统计显示，自评健康很不健康、一般和很健康的老年人与子女同住的比例分别为5.02%、28.49%和61.92%。对于因此，对于占比超过七成、认为自己身体健康的老年人群体而言，充分利用居住安排，促进他们的消费，是制定相关政策时的重点关注对象。

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这不仅影响了人们的收入水平，还影响了他们的生活方式，进而对老年人的居住安排和消费水平产生影响 [35] [36] [37] 。表6展现了这些地区间的差异，表明老年人的居住安排在不同地区对消费水平的提升作用是显著的。尤其是在城市和东部地区，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消费水平的边际效应分别达到了17.9%和22.3%，几乎是农村地区(8.3%)和中西部地区(10.3%)的两倍。样本数据显示，在城市和东部地区，老年人与子女共住的比例分别是31.93%和35.47%，这一比例远高于农村地区(10.70%)和中西部地区(14.70%)。因此，在城市和东部地区老年人与子女同住的普及程度较高。

Table 6. Differences between elderly groups with different income levels and from various regions

表6. 不同收入水平和不同地区老年人群体间的差异

地区间经济差异对老年人居住安排和消费模式的影响也体现在居住条件和可获得资源上 [38] 。例如，城市地区和东部地区老年人较高的同住比例可能与这些地区更丰富的医疗、文化娱乐资源和更高的生活成本相关。这些因素可能促使老年人选择与子女同住以获得更好的生活质量和经济支持。另一方面，农村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老年人与子女共住的比例较低，这可能反映了这些地区老年人更为独立或更多依赖于其他养老方式的现状。我们的研究还发现老年人的消费行为不仅受到居住安排的影响，还与他们的个人收入、社交网络和健康状况紧密相关。高收入和良好的健康状况可能使得老年人有更多机会参与社交活动和娱乐消费，而广泛的社交网络可能提供更多的信息和资源，有助于他们更好地管理自己的财务和生活。因此，制定老年人消费政策时，应全面考虑老年人的生活状况、健康和社交需要，以促进他们的消费和生活质量。

研究通过深入研究老年人群体间的消费差异，可以更好地理解和满足老年人的多元化需求，这对于老龄化社会中的政策制定者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针对老年人的消费政策不应仅仅关注经济支持，还应考虑其健康、社交和文化需求，以实现老年人的全面福祉和社会参与。

5. 研究结论和政策启示

5.1. 研究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2018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的分析，深入探讨了居住安排(与子女同住)对老年人消费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与子女共住的老年人消费水平显著提高，特别是在60至79岁的群体、自评健康一般的人群以及居住在城市和东部地区的老年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此外，本研究也指出了与子女同住对老年人消费行为的具体影响。在居住安排方面，与子女共住通常意味着家庭资源的共享，老年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许多基本需求，如食品、住宿和医疗保健，都得到了更好的满足。特别是在城市和东部地区，由于经济条件较好，资源更丰富，与子女共住的老年人能够享受到更高质量的生活服务和设施。这种资源共享不仅减轻了老年人的经济压力，还增加了他们在其他领域的消费能力，如休闲和娱乐活动。然而，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也可能面临一定的挑战，例如缺乏独立空间和隐私。因此，未来的政策制定者在鼓励代际共住的同时，也应该注意到这种居住安排可能带来的社会和心理问题。提供心理健康支持和亲情关怀服务，以及鼓励子女为老年父母提供适当的独立空间和自由度，将有助于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本研究揭示了与子女同住对老年人消费行为的积极影响，并强调了居住安排在老年人福祉中的重要作用。为了充分发挥与子女同住的优势，政策应当综合考虑经济支持、心理健康和社会关系，为老年人提供一个和谐、支持性的家庭环境，从而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和消费能力。

5.2. 政策启示

5.2.1. 鼓励代际共住与资源共享

政策应鼓励代际共住，特别是在城市和东部地区，利用经济条件较好的优势，通过家庭资源共享来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共住可以减轻老年人的经济压力，并增加他们在其他领域如休闲和娱乐活动的消费能力。政策制定者应考虑提供财政激励或补助，鼓励家庭成员共同照顾老年人，特别是在日常生活需求、医疗保健等方面。同时，通过提供相关的法律和社会支持，确保代际共住的效果能够最大化，同时维护老年人的权益。为了更好地实施这些政策，政府和相关机构可以考虑开展宣传教育活动，提高公众对老年人需求和代际共住益处的认识。这些活动可以通过媒体、社区讲座和学校课程等多种渠道进行，以培养年轻一代对老年人的尊重和理解。此外，政策还应关注改善老年人居住条件，如提供住房改造补贴，确保居住环境的安全性和适老化，从而使老年人能够在舒适、适宜的环境中与家人共享幸福生活。此外，应设立专门的机构或服务中心，以协助解决代际共住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如家庭纠纷、照护需求分配不均等。这些服务中心可以提供法律咨询、心理辅导和冲突调解等服务，帮助家庭成员更好地沟通和解决问题，确保代际共住的和谐与稳定。通过这些综合措施，可以充分发挥与子女共住对老年人福祉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预防和解决可能的挑战。

5.2.2. 加强老年人独立性和隐私保护

尽管与子女同住有诸多益处，但也应注意保护老年人的独立性和隐私。政策制定者应通过法律法规确保老年人的个人空间和隐私权，例如规定住房改造的标准，为老年人提供单独的生活空间。此外，政府可以提供指导和培训，帮助家庭成员理解和尊重老年人的独立需求，促进家庭内的健康沟通和和谐关系。在确保老年人独立性和隐私方面，政府和社会组织应共同努力，创建一个支持和尊重老年人自主选择的环境。例如，可以通过开展家庭教育项目，教育年轻一代如何在维护自己生活方式的同时，尊重老年亲属的个人空间和独立性。这不仅涉及物理空间的配置，还包括日常生活决策和个人习惯的尊重。

政府还可以推动社区层面的支持，如建立老年人社区中心和活动空间，鼓励老年人参与社区活动，从而增强他们的社会参与感和社交机会。这有助于老年人保持独立的社会生活，同时减少对家庭成员的依赖。通过这些措施，老年人不仅能够在家庭中获得支持，还能在社区中享有自己的空间和活动。此外，提供心理咨询和家庭关系培训等服务也十分重要，以帮助家庭成员更好地理解和应对老年人的情感和心理需求。这包括如何处理代际差异，如何在尊重老年人独立性的同时提供适当的照护和支持。通过这些综合措施，老年人的独立性和隐私权可以得到更好的保护和尊重，从而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5.2.3. 完善老年人心理健康服务

提供心理健康服务对于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来说非常重要，特别是在适应共同生活环境和处理家庭关系方面。政府和社区组织应该提供专门的心理健康支持，包括个人咨询、团体治疗和工作坊，这些都旨在帮助老年人处理与年龄、健康、家庭关系有关的情感和心理问题。此外，可以设立专门的热线和咨询服务，为老年人提供及时的心理支持和危机干预。

社交活动和兴趣小组的创建同样重要，它们可以帮助老年人扩展社交网络，发展新的兴趣爱好，增强生活的积极性和多样性。这些活动应该考虑老年人的兴趣和能力，确保他们能够轻松参与并从中获得乐趣和满足感。通过社区中心、公园、图书馆等公共场所组织定期活动，老年人可以与同龄人交流，共享经验，减少孤独感。此外，政策还应鼓励家庭成员参与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护理，通过教育项目提高他们对老年心理健康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家庭成员的参与和支持对于老年人的情感健康至关重要。通过这些全面的措施，可以更有效地支持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并促进代际家庭内的和谐共处。。

5.2.4. 健全经济支持和社会关系建设

为了充分利用与子女同住的优势，政府需要采取综合政策，这不仅涉及经济支持，也包括心理健康和社会关系的加强。政府可以提供各种形式的经济激励，如税收优惠和生活补助，以减轻家庭财务压力，特别是对于那些照顾老年亲属的家庭。这样的经济支持可以使家庭更有能力和资源来提供给老年成员更好的照顾和支持。与此同时，举办家庭教育课程和亲情关怀活动也是至关重要的。这些活动可以教育年轻一代如何更好地与老年亲属相处，了解他们的需求和挑战，同时也帮助老年人了解年轻一代的生活方式和压力。通过这些教育和交流活动，可以增强家庭内的相互理解和支持，进而建立更加和谐和支持性的家庭环境。

致谢

我们对中国老龄化纵向社会调查(CLASS)团队提供的高质量、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数据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