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20世纪60年代以来，环境公害问题蔓延全球，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演化为全球性生态灾难。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剖析生态危机根源，创立了生态马克思主义学派，为探索生态文明思想和解决全球生态危机提供了理论和实践指导。在当前西方世界，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在众多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脱颖而出，其思想比较系统、具有深远影响。作为该领域的重要代表人物，福斯特采用思想史研究方法，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生态学元素，通过其独特的视角，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
福斯特主张回归马克思，强调历史唯物主义在解决生态问题中的重要作用，应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进行生态批判，通过实质性的生态革命或社会变革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总的来看，福斯特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一是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基础上提出了生态唯物主义思想，实现了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新诠释；二是在马克思“物质变化裂缝”的理论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新陈代谢断裂”理论，实现了对马克思生态理论的新构建；三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生态观的基础上指出了其“生态帝国主义”的实质，并提出生态革命才是解决生态问题的根本途径。
2. 福斯特的“生态唯物主义”思想：对马克思生态哲学的新诠释
福斯特的生态唯物主义思想深深植根于对马克思经典著作中关于生态思想的深入剖析和揭示之中，这主要体现在其著作《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一书中。正是在统一唯物主义自然观、历史观和生态学的基础上，福斯特对马克思著作中的生态思想进行了深入的梳理论证和细致解读，从唯物主义哲学和近代科学的发展进程中来阐释马克思生态世界观的特质和内涵，进而成功构建并展现了自己的生态唯物主义理论框架，为理解和解决当今世界的生态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
2.1. 生态唯物主义思想的发展起源
福斯特在追溯马克思唯物主义思想渊源时，将视线投向了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区别》。他指出，一方面，德谟克利特认为世界是由原子和虚空构成的，原子是物质的基本单位，具有不同的形状和大小，并且在虚空中自由运动，为唯物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另一方面，伊壁鸠鲁的唯物主义哲学强调万物皆源于地球的进化，而非虚无的神力所创，摒弃了自然观中的宗教神学成分，坚持从自然本身去说明自然，从而捍卫了唯物主义的进化论，反对用“神学”等超自然的原因和力量去证明自然现象及其发展过程，标志着古希腊在自然观领域的一次重大转变。
福斯特强调，德谟克利特更多的是根据机械论来强调唯物主义，伊壁鸠鲁则更关注自然间有机的相互作用。这种以物质自然为出发点的哲学思想，也对福斯特理解人与自然、自然与社会的关系以及生态危机的根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和思想渊源。福斯特的生态唯物主义思想正是在对近代唯物主义学说进行深入研究和反思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他通过对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哲学思想的比较和分析，进一步深化了对唯物主义的理解，并将其应用于对生态问题的思考。
2.2. 生态唯物主义思想的具体展现
福斯特认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在本质上就是生态唯物主义，“马克思的世界观是一种深刻的、真正系统的生态世界观，而且这种生态观是来源于他的唯物主义的”( [1] : p. viii)。他认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是建立在“实践”这一坚实基石之上，就是从实践出发去深入探究以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密联系和物质变换为主要内容的生态唯物主义哲学。“马克思的著作中包含着大量值得注意的生态思想”( [1] : p. 11)，福斯特的生态唯物主义思想也在他对一系列马克思著作的深入剖析中得到了具体展现：例如，在《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深入探讨了“异化劳动”的概念，并由此阐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复杂关系；他特别强调自然的社会历史性特征，因此只有在深刻理解和客观认识自然历史和人类历史相互关系的基础之上，才能对自然进行更好地改造和利用。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缺乏实践的动力和变革现实的能力。唯物主义不应仅仅停留在对自然界的直观描述上，更应关注主体实践的能动性，将关注点从单纯的自然转向人类历史的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忽视了外在的自然界，相反，他强调应重点研究那些与人类实践活动紧密相关的“自然”并着重分析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作用的物质交换过程。
2.3. 生态唯物主义思想的现代内涵
在剖析完马克思著作中的生态思想之后，福斯特用“生态唯物主义”这一概念来表达对马克思哲学唯物主义的重构，并借用巴里·康芒纳的生态学四条“非正式规则”从总体上阐述了生态唯物主义的内涵——“第一，万物皆相互联系；第二，万物皆有归属之地；第三，自然知晓最多；第四，‘无’无以产生‘有’”( [1] : p. 17)。一方面，福斯特将自然史和人类史有机地联系起来，强调人与自然之间应该是和谐共生的关系，反对将自然视为人类征服和改造的对象，而是主张人类应该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规律，与自然和谐相处。另一方面，自然界所懂得的是最好的，人类应该在深刻理解和尊重自然的基础上，同时承认自然作为物质实体的先在性，进而在这样的前提下，审慎而负责任地运用自身的自由意志。
综上所述，福斯特的生态唯物主义思想受到了马克思唯物主义思想的影响，他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自然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结合到一起，从生态学的维度重新构建了马克思生态学唯物主义。这一思想既关注人与自然的实践互动，又深入探究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关系，以及资本主义制度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为我们正确把握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3. 福斯特的“新陈代谢断裂”理论：对马克思生态理论的新构建
福斯特以马克思的《资本论》为主要文本依据，运用马克思劳动实践中的物质变换概念，梳理了马克思的“物质变换裂缝”思想，进而建构了他自身的“新陈代谢断裂”理论，深入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新陈代谢断裂”的表现，即各种生态问题和社会问题，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本质及其破解之道。
3.1. “新陈代谢断裂”的基本内涵
“新陈代谢”本意是指有机体与外界环境物质和能量的交换以及自身物质和能量的转换，涵盖物质代谢和能量代谢两个方面。马克思将这个词语用于解释劳动过程，将其定义为“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 [2] 。
在福斯特的视角下，人类与自然之间并非孤立存在或单向索取，而是呈现为一种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辩证关系，也就是“新陈代谢”关系。在良性的新陈代谢过程中，人类积极地改造自然，自然则为人类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不断扩张，资本逻辑逐渐忽视自然生态的承受极限，产生物质变换危机，导致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关系逐渐疏离，随后发展为断裂，最终呈现出异化的状态。
3.2. “新陈代谢断裂”的原因及表现
福斯特指出，“新陈代谢断裂”是导致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直接原因，而导致“新陈代谢断裂”的罪魁祸首就是资本主义制度。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大量自然资源被转化为商品，导致生态系统的平衡被破坏，新陈代谢过程出现断裂。这种断裂体现在土壤肥力的丧失、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以及环境污染等方面，使得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可持续性相冲突。从生态学的层面来看，人类实践活动对自然与人类社会之间新陈代谢过程的干扰和破坏，主要表现为城乡之间和全球范围内的新陈代谢断裂。
一是城乡对立下的新陈代谢断裂。对于乡村而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直接导致了两种后果：一是割裂了土地与人之间的传统纽带，导致物质变换出现裂痕，从而导致乡村土壤肥力逐渐衰竭，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这对乡村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二是农民纷纷涌入城市，加速了农村人口的流失以及农业社会文化的衰败，导致乡村社会结构失衡。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张和工业化进程的迅猛加速，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日益凸显，城乡矛盾也随之加深。这种矛盾不仅仅体现在经济收入的巨大差异上，更深刻地反映在工业生产对土地的肆意破坏以及对劳动力资源的过度消耗上。
二是全球范围内的新陈代谢断裂。正如福斯特所言，“在社会层面上与城乡对立分工相联系的新陈代谢断裂，也是全球层面新陈代谢断裂的一个证据：所有的殖民地国家眼看着他们的领土、资源和土壤被掠夺，用于支持殖民国家的工业化”( [1] : p. 182)。一方面，资本的本性驱使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环境污染的转移，同时毫不留情地掠夺其他国家的自然资源。这不仅加剧了不同国家之间的对立和矛盾，更使得生态问题如野火燎原般不断蔓延，给全球生态环境带来了沉重的压力。资本的这种地域性污染转移策略，实际上是在转嫁环境风险，让弱势国家和地区承受环境恶化的后果，进一步加剧了全球生态不平衡。另一方面，资本将其触角伸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社会矛盾也因此扩大到全球范围，形成了两极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一极是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原始积累和现代资本积累，剥夺了欠发达地区和国家的生存空间，攫取了巨额利润；另一极是一些不发达地区和国家陷入全球代谢差距，被迫依赖发达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方面受到发达国家的控制和剥削，生存和发展空间受到严重挤压。
3.3. “新陈代谢断裂”的解决路径
福斯特指出，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在于追求资本的不断增殖，无论是在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还是在全球范围内的殖民掠夺过程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都破坏了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关系，从而引发了新陈代谢的断裂。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资本主义更是通过殖民掠夺和资源攫取，加剧了人与自然的对立，不仅导致了新陈代谢的断裂，更使得人类社会陷入一种短视和自私的发展模式。
因此，要消除新陈代谢断裂、弥合物质变换裂缝、实现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跳出资本主义的框架，寻找一种更加可持续、更加公正的发展道路——实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社会制度，更是一种对人类社会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追求。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和异化将彻底消除，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都将得到真正的和谐统一，物质变换的裂缝将得到弥合，生态系统将恢复其原本的平衡和稳定。
4. 福斯特的“生态帝国主义”批判：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学新批判
福斯特在其著作《脆弱的星球：环境经济学简史》一书中梳理了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的互动历史，分阶段论述了生态破坏的演变，并总结了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生态影响，继而提出了“生态帝国主义”的重要概念。他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等级秩序导致外围国家的生态系统成为中心国家发展的牺牲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自身利益在全球范围内破坏生态环境，通过资源掠夺、污染输出和生态战争等形式，加剧了全球生态危机。
4.1. 生态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
福斯特指出，生态帝国主义作为帝国主义在全球化进程中的“新变种”，是资本累积与扩张的必然结果，深深植根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中。生态帝国主义并非仅仅局限于生态领域，它更是一个涉及经济、政治等多方面的复杂范畴，主要有以下五个明显的特征：
第一，通过掠夺其他国家的资源，从而破坏和改变各个国家原本依赖的生态系统，造成生态失衡。第二，资源的掠夺与转移伴随着大量人口和劳动力的迁移与流动，进一步加剧了地区间的不平衡现象。第三，巧妙地利用欠发达社会的生态脆弱性，将其作为巩固自身控制的手段。第四，将生态垃圾和其他废料倾倒至外围国家，造成这些国家环境的严重污染。第五，自然环境和资本主义之间的新陈代谢断裂不仅破坏了生态平衡，更制约了资本主义的持续发展潜力 [3] 。
福斯特进一步强调，资本主义从其诞生之初便展现出生态帝国主义的鲜明特征，在历史上已经导致了世界范围内的新陈代谢断裂，使得生态系统的平衡被严重打破，进而影响了全球范围内的可持续发展。
4.2. 生态帝国主义的严重后果
福斯特进一步引入了“生态债务”的概念，用以揭示生态帝国主义对落后国家资源掠夺和过度剥削的严重后果。所谓“生态债务”，指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因对第三世界国家资源的掠夺、环境的破坏以及温室气体等废物的排放而免费占用的生态空间，从而形成的债务关系。生态债务包含两个核心层面：一方面，它体现在生态帝国主义影响下，许多国家遭受了社会生态的破坏与剥削；另一方面，它涉及帝国主义对全球公共资源的占有以及对这些资源的不平等使用。事实上，发达国家在其长达数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对发展中国家已经累积了庞大的生态债务，正如福斯特所指出“发达国家每年都在向第三世界运送数百万吨的废料，1987年，产自费城的富含二氧杂芑的工业废渣倾倒在了几内亚和海地” [4] 。而今，资本主义国家仍然在继续掏空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对生态环境的长期损害和对全球公域的不当使用，使得生态债务还在不断累积和攀升。
4.3. 生态帝国主义的破解途径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已经明确指示，资本“合乎目的的活动只能是发财致富，也就是使自身增大或增殖” [5] ，为了攫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决定了资本需要不断在全球范围内搜寻资源、能源和低廉的原材料，以此持续地为资本生产提供新的交换价值，为其注入源源不断的生命力。生态帝国主义作为一种全球化的现象，正是根植于资本主义不断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本性中，对人类的生存环境构成了严重威胁。
那么，破解生态帝国主义危机的出路在哪里？福斯特坚信，由于生态帝国主义的存在，生态问题无法在资本主义的既定框架内得到根本解决。对于全球生态关系的裂痕、帝国主义对生态的破坏以及世界范围内的不平等关系等问题，必须超越这些矛盾，找到一种革命性的社会解决方案，即“生态革命”——“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包括马克思在内的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家们的号召：由自由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合理地组织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资本主义本身就是需要驱除的根本性灾难” [6] 。换句话说，要消灭生态帝国主义，全世界劳动者就要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联合行动，必须以社会主义的理性逻辑代替“资本增殖与环境保护相对立”的资本主义悖论逻辑，将人类社会的发展与生态环境的保护紧密结合。为了挽救全球生态危机就要以生态社会主义取而代之，也只有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才能为新的全球灾难开辟道路，即“要么社会主义，要么野蛮状态”。
5. 福斯特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5.1. 坚持绿色发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
福斯特对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作了新的诠释，认为生态唯物主义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物质变换。基于生态唯物主义的观点，他主张环境保护与人的福祉紧密相连，强调在保护环境的同时，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构建以“普遍自由”为基础的人与自然关系，旨在实现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并最终达成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阶段，福斯特的观点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一方面，坚持“以人为本”，既要始终关注人的需求、权益和福祉，确保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能够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又要增强人民群众的环保意识和参与度，引导人们形成绿色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最大化地发挥群众的力量。只有秉持以人为本的思想内核，树立正确的生态价值观，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本理念，正确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才能共同推动生态建设，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另一方面，绿色不仅是实现永续发展的基石，更是人民追求高品质生活的鲜明体现。必须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精心谋划发展路径，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绿色转型。通过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更加清洁美丽、生态宜居的家园。这不仅是对自然环境的尊重和保护，更是对人类未来的负责和担当。
5.2. 开展国际合作，共同应对全球生态危机
福斯特对马克思的物质变换裂缝理论进行了新建构，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建构的全球经济体系使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活动在全球范围内高度融合。随着资本积累的扩张，随之而来的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现象也蔓延至世界各地，导致城乡乃至全球范围内出现生态系统的功能失调和“新陈代谢断裂”，这已成为全球各国和地区共同面临的紧迫挑战。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如同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推动着各国间的交流与合作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随着开放程度的提高，环境问题已经成为连接各国和地区的全球性议题，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因此应对全球变暖、土地荒漠化、生物多样性消失等全球性生态危机，需要世界各国携手共同努力。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全球生态建设事业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更应该积极投身到全球生态保护之中。一是要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度参与全球生态环境治理，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生态治理中的话语权，破除话语“失声”的窘境，争取更加广泛的支持。二是广泛开展国际合作，共享绿色发展经验、推广先进技术和管理模式，努力推动形成绿色发展的国际合作新格局。三是努力为全球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为共建清洁美丽、生态宜居、和谐美好的世界贡献中国力量。
5.3. 发挥制度优势，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福斯特指出生态帝国主义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破坏了全球生态公域，造成了全球的新陈代谢断裂，唯有彻底颠覆资本主义制度，转变其固有的生产方式，通过社会革命与生态革命的双重推进实现共产主义，方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确保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这再次强调，实现生态革命必须以社会主义为坚实后盾，且一个真正能够保障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必然是追求自然与人类本质和谐统一的共产主义社会。
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正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首先，必须高度重视防范生态环境风险。生态环境的安全状况对于国家的整体安全至关重要，它是支撑国家经济和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石。我国正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宏大工程，这要求我们不仅要预防和抵御生态帝国主义的生态剥削与侵害，还要全面提升生态环境保护的意识和能力。其次，必须深刻认识到西方国家“温情”面纱背后的帝国主义实质，不被那些所谓的“中国生态环境威胁论”所迷惑，勇于拆穿反华势力为了诋毁、指责和干预我国的制度和政治而精心编织的谎言。最后，充分利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将生态文明建设置于突出的战略位置，并将其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打造一个生态环境优美、自然资源丰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以实现中华民族的长远繁荣和永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