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同样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厚沃土与资源宝库。马克思主义只有建基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上，不断进行中国化，才能够落地扎根，枝繁叶茂。因此，如何处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促进二者更好的结合，是必须要细致分析和妥善解决的问题。梁漱溟(1893~1988)是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被称为“最后的儒家”。梁漱溟的思想在建国前后进行了转变，转变的重点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以及如何处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具体表征在其先后所提出的两种文化创造路径以及两种路径的转向之上。因此深入分析其两条文化创造路径的转向，可以为正确处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提供具有借鉴意义的经验。
梁漱溟早期立足生命哲学思想，提出了“天才”创造文化的路径，认为天才是人类精神创造力的集中体现，是天才决定了文化的发生。在建国之后，其深刻地了解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沟通，从而提出了“问题”创造文化的路径，认为问题是文化产生、发展的本质，而问题的变化则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所决定着。在建国之后，梁漱溟以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合理地将早期所提出的“天才”创造文化的路径含融到“问题”创造文化的路径之中，从“天才”到“问题”路径的转变与含融，体现了梁漱溟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沟通的努力。
学界对于梁漱溟思想的研究较为丰富，但比较遗憾的是学界的相关研究较少地关注到梁漱溟建国后思想之中所表现的将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沟通的部分，且少有以文化创造路径的转向为线索研究梁漱溟思想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1。有鉴于此，本文以文化创造路径的转向为脉络，探讨在建国之后，梁漱溟后思想之中所表征的将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会通的努力，希望能够以此拓展对于梁漱溟思想研究的范围，并且为正确处理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给出具有参考性的案例。
2. 文化由“天才”所创造
在梁漱溟的早期思想之中，他受到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开发和利用柏格森哲学”([1], p. 24)，以其对于柏格森哲学的创造性发挥，认为世界的一切文化皆是人类意志的集中体现，而“天才”则是人类意志创造力的具象化。因此，他认为文化、历史均不过是由几个极个别的“天才”般的人物所创造出来的，在此基础之上他提出了“天才”创造文化的路径。他完全地信服“天才”创造文化路径的伟大作用并且对于这一路径有一个明确的表述即：
“我有一个私意：一个社会实在受此社会中之天才的影响最大，天才所表出之成功虽必有假于外，而天才创造之能力实无假于外。中国之文化全出于古初的几个非常天才创造之能力实在无假于外。……文化的创造没有不是由于天才的。”([2], p. 481)
在梁漱溟看来中国的一切文化皆是“天才”意志体现，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的原因。中国文化的产生、发展全在于“天才”之作用与影响。
2.1. “天才”决定中国文化的走向
梁漱溟基于其“文化类型论”([3], p. 138)的观点，认为中国在最初与西方所走的路向是相同的，面对的也是物质的问题。但是由于中国古时的几个圣人即“天才”“由其观察所得的深思奥秘，开头便领着大家去走人生第二路向”([2], p. 481)便导致后人不能够超越于其上，不能够于其思想之外再开新路。使得中国文化在没有走完“第一路向”之时便直接的转向了“第二路向”。再者，由于古之“天才”“替我们预备的太过周到妥帖，愈周到妥帖，愈维持的日子久，便倒不能进步了。”([2], p. 481)。古之“天才”为人们创建了一个极其舒适、安乐的氛围，故而也就使得人们沉溺于这一安乐的氛围之中，丧失了再去求新、求变的动力，这也就造成了整个中国文化顺着这一条“意欲自为、持中、调和”的“第二路向”一直走下去，再没有了转身回头或调换路向的可能。因此梁漱溟大胆断言：
假使西方化不同我们接触，中国是完全闭关与外间不通风的，就是再走三百年、五百年、一千年也断不会有这些轮船、火车、飞行艇、科学方法和‘德谟克拉西’精神产生出来([2], p. 481)。
在梁漱溟看来，中国没有走上“文化第一路向”、没有走上西方文化的道路根本原因全在于“天才”的作用与影响。正是古之“天才”的创作与偶然的奇想，才使得中国之历史与文化抛弃了“第一路向”而转向了“第二路向”，并且一直地走下去，成为了中国文化的精神。
2.2. “天才”造成了“中国文化之早熟”
梁漱溟不仅认为是“天才”决定了中国文化的走向，还认为是“天才”造成了“中国文化之早熟2”。梁漱溟又将这一“文化早熟”称为“理性早熟”。在梁漱溟看来，人类文化之进化与发展必然要经历过“科学”、“理性”、“宗教”三个阶段，中国文化在刚经历第一阶段即“科学阶段”的生活时便在“天才”的带领下直接的过渡到“理性”阶段来，进而造就了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的“自为、持中、调和”的文化特征。梁漱溟以孩童的身心发展为喻：
好比一个人的心理发育，本当与其身体发育相应，或即谓心理当随身体的发育而发育，亦无不可。但中国则仿佛一个聪明的孩子，身体发育未全，而智慧早开了。即由其智慧之早开，转而抑阻其身体的发育，复由其身体发育之不健全，而智慧遂亦不得发育圆满良好([4], p. 284)。
“中国文化之早熟”的原因在梁漱溟看来全在“天才”。正是由于中国古之“天才”如周公、孔子等带领着中国人走向人生、走向理性，走向“第二路向”才使得中国由第一阶段直接的过渡到第二阶段，从而造成了“中国文化之早熟”。
2.3. 由“天才”开出了“中国伦理本位社会”
在梁漱溟的思想体系之中，他凭借“天才”创造文化的路径之内圣开出了“中国伦理本位社会”的外王。在梁漱溟看来中国乃是一伦理本位的社会，中国社会“始终在团体与个人、个人与团体，一高一低、一轻一重之间，翻复不已”([5], p. 167)。而造成中国这一“伦理本位社会”的原因即在于古之“天才”。
梁漱溟认为，人类社会在一开始都是以宗教为开端的，无论西方还是中国都是如此。人类文化、生活的一切皆起源于宗教。梁漱溟并不否认宗教在中国的存在，但是他认为宗教在中国从来没有成功过。在梁漱溟看来宗教在中国没有成功的原因在于“儒家以道德代宗教”。在他看来当西方还在沉溺于宗教、还在走第一条路向之时，中国就已经在周公、孔孟等“天才”的带领之下过上了伦理本位的道德的生活，而舍弃了那“宗教的生活”。这也就是梁漱溟所说的“中国有了孔子以后，宗教便不会成功。”([5], p. 182)的真意所在。
同样正是由于周公、孔孟等“天才”带领中华民族过伦理的、道德的生活才造就了中国之“伦理本位”的社会。梁漱溟认为宗教在西方取得了胜利，进而由宗教之凝聚力产生了集团生活，近代又由于集团对于人的压制、束缚过重引出了个人的反叛，才产生了个人本位并进一步的产生了现代文明。但由于中国自古便在伟大的“天才”的领导之下放弃了宗教的生活，完全地过上了道德的、伦理的生活，如此便与西方社会大相径庭。梁漱溟认为宗教—集团—个人—资本主义是循序递进的，从中缺少了哪一环都不可以，但是最为根本的还是在于宗教。中国在“天才”的带领下，过早地过上了伦理道德的生活，因此，他断定中国所处在的乃是一伦理本位的社会。伦理本位的社会以家庭为起点，以“推己及人”为导向，进而将整个社会关系都纳入到伦理网络之中，人与人之间、社会成员与成员之间则构成了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间圆融一体的“‘隶属关系’(Sub-Ordination)而消除了独立个体之间的‘对列之局’(Co-Ordination)的客观架构存在的可能性”([6], p. 52)。
中国这一伦理本位的社会的产生与发展在梁漱溟看来则完全是由于古之“天才”过早的带领中国人过上伦理道德的生活、走上“文化第二路向”造成的，全在于“天才”之创造与决定。
梁漱溟于此确证了“天才”对于文化的主导地位，确认了“天才”对于文化的创化功能，并由此对于中国文化的现状以及中国文化的“第二路向”做出了合理的阐释，为中国文化找到了自身的合法性。
3. 文化由“问题”所创造
建国之后，梁漱溟思想之中，他有关于文化创造的问题发生了由“天才”向“问题”的转向，认为“问题”依据社会生产力与经济基础的转变而转变，进而决定文化。“问题”创造文化的路径是他在建国后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鲜明表达。梁漱溟所谓的“问题”主要包括两大方面分别为“首先有其在自然环境中如何应付身体生存需要之一面，复次有其在社会环境中如何处理亲疏人事之一面”([7], p. 369)。在梁漱溟思想之中“问题”是“与生俱来”、“与生俱进”的，是每一个人所必然要面对的，是任何人都不能够避免的。人自出生以来就要面对“问题”，人类的历史就是不断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的历史，而在此过程之中则产生了文化。因此，“问题”决定了文化的产生与发展。
3.1. “问题”创造文化路径的理论解析
梁漱溟“问题”创造文化的路径是其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对于人生态度的思考而来的。梁漱溟认为世界文化可以划分出三种类型，而这三种文化是对应着三种人生态度而来的，但是这三种态度在根本上是由三种人生问题所决定3。他的逻辑是“问题”–“态度”–“文化”。因此梁漱溟说“问题是学术的源头”([7], p. 377)。这三个不同的问题代表着三个不同的层次，或者说是三个不同的阶段。“人类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有三不同；人类生活中，人所秉持的态度有三不同；因而人类文化有三期次第不同([8], p. 73)”。在其看来，只有解决了“人对物的问题”之后才能够继续向前发展从而转向“第二条路向”，而只有解决了“人对人”的问题，才能够继续前进，从而转向“第三条路向”。
在此基础之上，则存在着一个更为深层的问题即“问题”转变的动因为何？梁漱溟将其归结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认为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着“问题”的发展。他以第一“问题”转向第二“问题”举例4，认为当人们处在第一“问题”时，是处于阶级的社会之中，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阶级的消失，便进入到第二“问题”之中。
梁漱溟进一步将“问题”创造文化的路径运用到分析未来世界文化发展趋势之中。他以“问题”创造文化的路径为基础再辅之以当时西方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状况，从而做出西方文化马上濒临破产，世界文化必然的要转向中国文化的论断。
梁漱溟认为世界的经济政治情况、生产力发展水平已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这则使得人们所面对的问题发生了性质的转变。这一论断最鲜明地例子则是当时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所产生的无法弥合的困难，分别为贫富悬殊、权利过于集中、生产过剩和失业的恐慌等。在他看来，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西方之科技文明濒临破产5，而人类必将从“人对物质的问题”之时代而转入“人对人的问题”之时代。世界文化也必然的由西方所代表的“第一文化路向”而转向到“第二文化路向”。原因就在于生产力与经济基础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意味着人们已经从“人对物”的问题转向了“人对人”的问题，而世界文化也必然的会随着问题的转变而转变。因此梁漱溟作出世界文化必将由“第一路向”的西方文化转向“第二路向”的中国文化的论断。
梁漱溟将立足于生产力、经济基础的“人生问题”视为世界所有文化得以产生的基础。正是由于生产力、经济基础的发展带来了“问题”的不同所以产生了不同的文化，而也正是因为人生的“问题”自有其呈现的阶段与次第，所以才导致了世界文化的三期重现。其“问题”创造文化的路径在表面上看是由“问题”决定了文化的产生与发展，但是究其根本，问题的根本内核是生产力与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这是一种典型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3.2. “问题”创造文化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发挥
梁漱溟的“问题”创造文化的路径，主张世界的历史、文化在一般意义之上，按照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与状况，依照“人对物”、“人对人”、“人对自己”这一发展阶段次第展开。在他看来只有生产力极大丰富，解决了“人对物”的问题，满足了人的身体欲求，再此基础之上国家、阶级消亡6，才会进入到“人对人”的问题，世界的文化发展才会进入到第二阶段7。但是他并不认为这一发展历程是一个不可躐等、跳跃的绝对性的历程，而是承认特殊性的存在，中国与印度便是特殊性的鲜明的体现。他赞同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所主张的生产力对于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但是他并没有忽视上层建筑对于生产力、经济基础的反作用8。在梁漱溟看来，中国与印度之文化能够跳脱出以生产力为基础的“问题”发展架构之中，在生产力水平极为落后的情况之下，能够跨过“人对物”的问题而直接产生“人对人”与“人对自己”的文化，原因就在于上层建筑对于生产力、经济基础巨大的反作用。他以“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这三个概念阐明中国与印度文化的特殊性。在他看来生产关系既可归于经济基础一方，又可归于上层建筑一方，是连结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中介。当生产关系被强大的上层建筑所影响而融贯于其中的时候，则整个社会便在这种生产关系下发展，虽不能符合生产力发展水平，但是却能够持续发展，形成自己特有的异彩。
梁漱溟对于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特殊性的阐释，并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架构，而是在唯物史观基础之上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发挥。他认为马克思所提出的社会发展的五个阶段“原始氏族公社、奴隶生产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并非是按照次第、全部一一经历的，而是允许有特殊性的存在的。他为了作证自己的说法并非是独见，援引了大量例证如苏联科学院集体编著《世界通史》以及《原始社会史》9等。在他看来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并不拘泥于上述的五个阶段，而是其有特殊性所在。这一特殊性则为马克思所讲的“亚洲社会生产方式”即上层建筑极为发达，而生产力发展水平却极为缓慢，生产力与上层建筑的发展水平不相适应，整个社会却能够毫无障碍的发展下去。如此其便通过对于唯物史观的创造性的发挥，以马克思主义的方式解释了为何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能够先迈进“人对人”、“人对自己”并产生了相应的文化的问题。
4. 由“天才”向“问题”的路径转向
4.1. 两种路径在作用上的转变
梁漱溟的文化哲学针对文化创造问题，发生了由“天才”向“问题”的转向，这种转向体现了梁漱溟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接受即“晚期梁漱溟——也就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1956年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来——尝试会通儒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最终看到了解决中国现代化‘两难’问题的希望”([9], p. 16)，这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重要尝试。
梁漱溟在不同的时代提出了“天才”与“问题”这两种文化创造的路径，这两种文化创造的路径由于时代政治经济基础的不同，在其思想之中起到的作用也不同。“天才”创造文化的路径立足现实的维度，所回答的是“中国文化的优越性”的问题。“问题”创造文化的路径站在未来的视野，所回答的是“中国文化未来复兴”的问题。梁漱溟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被视为一名“文化保守主义”者，或者更加准确地说是一名“反传统的文化保守主义者”([10], p. 156)。梁漱溟并不主张对于西方文化的全面拒斥，而是主张在继承、挺立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以开放的视野与态度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进行调和，但是他深刻的意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内涵的时代性与进步意义，反对时人对于以孔孟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全面抛弃，而主张“既坚持传统文化的改变与更新，也尽可能地吸取现代文化的优秀成果”([11], p. 97)，以调和的态度，将中西文化深度融合，希望能够通过合理的方式继承并发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捍卫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尊严，继而达到“以传统儒学为基干，儒化、华化已传入的西方哲学，试图将中国哲学推向世界([12], p. 84)”的目的而“天才”创造文化的路径则是他达到该目的的主要武器。
梁漱溟承认西方的科学与民主具有极大的成就，中国却根本没有民主与科学的产生。但在其看来，这并不意味着西方文化要优于中国文化，而是因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所走的路径根本不同，各有各的成就。西方文化达成了征服自然的成就，中国文化塑造了人与人之间的伦理的成就。梁漱溟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认为中国文化相较于西方文化而言是更加优越的，原因就在于中国文化是由“古之天才”带着中国人民在西方文化还在走第一条路径时，就已经超过了西方，走向了伦理的道路上来，即其所言“文化的创造没有不是由于天才的……但我总觉得中国古时的天才比西洋古时的天才天分高些”([2], p. 481)。在他的视角下，中国古时的“天才”比西洋古时的“天才”天分高些就表现在中国古时的“天才”带领中国人民，越过了文化第一条路径，而直接走向了第二条路径。所以，在梁漱溟的思想之中，“天才”创造文化的路径代表着中国文化的优越性，他以此路径呼吁人们要正确看待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树立文化自信。
随着新中国的建立，梁漱溟对于中国文化的思考的重点也发生了转变，由如何在西方文化大举入侵的环境之下挺立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转变为以中国文化拯救“西方之弊病”，向世界给出中国答案。也正因此，其对于文化创造的问题，由最初的“天才”的路径转为“问题”的路径。
他通过深入的分析当时的世界经济、政治的发展状况，认为人类文化处于一个“大转变”时期，即由“人对物”的问题转向“人对人”的问题，西方文化已经走到了陌路，出现了无法解决的困境和转变。在其看来，这也就意味着世界文化会在不久的将来由西方文化转变为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在不久的将来必将取代西方文化而成为世界性的文化。其从经济、见解、态度三个层面进行分析，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给人们带来了贫富悬殊、权力集中、生产过剩和失业的恐慌；与此同时，西方的见解也发生了变迁，在心理学上从重视知识等有意识的一面转向了无意识的一面，在进化论方面产生了由注重个体竞争到注重互助求存，更为重要的转变体现在态度上，西方人将“向外看”的视线收回来关注自己与生命。以上种种的现象表明人类世界的主要问题，已经不再是“人对物”的问题，而是“人对人”的问题，世界文化也会随着问题的转变而走向中国文化的道路上。
4.2. 两种路径在思想上的会通
在梁漱溟的思想之中“前期”所提出的“天才”创造文化的路径与“问题”创造文化的路径并非是异质、矛盾的存在，他在吸收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础之上，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将二者会通。
梁漱溟承认“问题”对于人类思想、文化的决定性的作用，他认为人类的文化会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带来的“问题”的转变而转变即如其言“人生问题在转变，心思集中的对象在转变，则学术的内容和途径必且随之转变”([7], p. 326)。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唯物史观的表达，证明了其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吸收与借鉴。但是他并没有放弃他早年所提出的“天才”创造文化的路径以及随之而来的“中国文化早熟”的论断，而是以一种巧妙的方式将这一观点与其“问题”创造文化的路径会通、结合起来。在他看来由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问题”的发展阶段虽然在一般意义之上是普遍的，但是特殊性也存在于其中，而这种特殊性则是由于上层建筑所起到的反作用。上层建筑的极大辉煌影响生产关系，从而使得人们依照生产关系在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情况之下继续维持社会生活。这则也是中国文化“早熟”的原因所在。但上层建筑的影响，并不是根本性的原因，使得上层建筑极为发达的原因在他的思想之中是人类意识的反作用，人类意识的反作用才使得上层建筑的丰富与发展。人类意识的反作用的极大发挥，在他看来应该归于“自觉性”，“自觉性”即是人类意识的能动性与创造性的集中概括，其以“自觉性”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进行会通，从而尝试正确的处理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梁漱溟认为“人心的最根本的特征是自觉……自觉是心之为心、人之为人的根本特征，也是人类能够征服自然的内在依据”([13], p. 212)。在梁漱溟的思想之中所谓的自觉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他在早期作品《朝话》10之中对于“自觉”这一概念就有所论述“‘自觉’真真是人类最可贵的东西！只有在我的心里清楚明白的时候，才是我超越对象、涵盖对象的时候；一个人才能对自己有办法”([5], p. 45)。在建国后接触并广泛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之后，梁漱溟将这一概念进一步发挥，将其定义为“自觉地能动性”此处即对于毛泽东思想中“自觉能动性”概念的发挥，即其言“《论持久战》中说人类的特征之所以必曰‘自觉的能动性’者，人唯自觉乃临于一切动物之上而取得主动地位也。……人心之基本特征即在其具有自觉，而不是其他”([4], p. 326)，这则使得这一概念具有了“心学”的意味。
梁漱溟立足马克思主义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问题，一方面赞同“物质决定意识”认为人类之文化、思想无不从人所面对的问题而来，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问题的变化而变化。另一方面，他以“意识反作用物质”的思想，沟通其早年所提出的“天才”创造文化的路径与“中国文化早熟”的论断。这则集中体现在他对于“自觉”这一概念的发挥之上。在梁漱溟看来，自觉指向的是人的自觉能动性，是指人的意识的能动性与主动性，对于人类之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自觉”是人类一切经验、知识、记忆的最终来源即如其言“不有经验，何由知识？不有记忆，何有经验？不有自觉，何有记忆？”([7], p. 596)。
梁漱溟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与看法，承认“物质”对于意识的决定作用，承认社会生产力在一般的情况之下决定着人类的“自觉性”、意识的发挥。但是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忽视人类“自觉性”即“意识”在某种情况之下的独立性与发展的超前性。中国古之“天才”，在处于第一问题的社会环境之下，却能够诞生出“人对人”的文化并带领着中国人走出一条新的道路，便是这一自觉、意识的独立性、超前性与反作用的具象化的表达。
梁漱溟认为中国的古之“天才”在强大的“自觉性”的基础之上，发挥强大的意识作用，从而得出了不同的见解，从而带领中国人民在上层建筑上走向了“文化第二路向”，进而影响了社会生活，从而使得中国人在客观的“人对物”的问题之下，在社会生活上提前迈进一步走向了“人对人”的问题。
虽然人之自觉性、意识具有独立性与超前性，在某种情况之下可以不受物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但自觉性与意识的独立与超前发展对社会带来了负面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梁漱溟认为中国古之“天才”“自觉性”的超前发挥，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早熟”的结果，从而使得“整个社会势必大受其影响，社会生产力淹滞不前，在社会发展史上入于变态”([4], p. 665)。
总体而言，梁漱溟以“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为架构，将“天才”与“问题”两种路径进行会通。他一方面以“物质决定意识”阐述“问题”创造文化路径对于文化发展的决定性的作用，从而做出人类所面对的问题将要转向，世界所面对的问题将要由“人对物”的问题转向“人对人”的问题，中国文化在不久的将来毕竟成为世界的文化。另一方面他通过“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与“意识发展的独立性与超前性”认为中国古之“天才”的出现，并且带领中国人民走向“第二路向”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如此，梁漱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之上，以“物质与意识”的框架将两条文化创造的路径会通起来，体现了其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接受与思想的转变，并且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融合的努力。
5. 结语
综论之，在梁漱溟的文化哲学之中，其先后提出两种文化创造的路径即“天才”创造文化的路径，与“问题”创造文化的路径。这两种路径的转变体现了其思想的变化与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其在“问题”创造文化的路径之中以一种奇妙的方式将“天才”创造文化的路径含融于其中。但需要说明的是，梁漱溟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有其自身特色的，他基于自身的理解，夸大了上层建筑与意识的反作用，是“带着有色眼镜([3], p. 106)”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但这并不妨碍从其建国后思想之中挖掘出其将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会通的种种努力，不妨碍从他处理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方式之中学习借鉴好的经验与教训，从而助力当今处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
NOTES
1学界对于梁漱溟建国后马克思主义转向的思想的研究以冯波为代表，而对于梁漱溟文化创造路径的研究以柴文华、陈赟为代表，但较为遗憾的是前者对于梁漱溟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转向的研究，没有注意到文化创造路径转变这一线索，而后者则忽视了这一路径转变所代表的其思想向马克思主义转向的意蕴。
2所谓的“中国文化之早熟”即“西洋文化是从身体出发，慢慢发展到心的，中国却有些径直从心发出来，而影响了全局。前者是循序而进，后者便是早熟。‘文化早熟’之意义在此”参见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三卷)》，第258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3所谓的三种文化路向即向前的西方文化、持中的中国文化、向后的印度文化，对应着三种人生态度即为人对物向前进取的人生态度、人对人的持中的态度、人对自己的向后的态度，这三种人生态度则被三种人生问题所决定即是人对物的问题、人对人的问题、第三是人对自己的问题。
4“在第一问题之下，从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推进着社会向前发展，这就是马克思所阐说的社会发展史。社会发展端在分工，是有阶级分化，而终归于消泯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人类生活便从第一问题转入性质不同的第二问题。”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一卷)》，326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5“现代西方文明破产”的论断在当时的中国甚是流行，先有杜威、罗素来华讲一些西方文化的弊端和对于中国文化的称赞，后又有梁启超、张君劢等学者访问欧洲获知当时欧洲学者对于欧洲文化的批判和对于中国文化的称羡，且把这一见闻带回中国，遂更加推动了“现代西方文明破产”的论断于中国的传播和对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
6在他看来阶级和国家和“人对物”问题的象征，代表着人的身体、自然的欲求，同时也是人满足自然欲望的工具。
7如其言“当阶级和国家还没有从人类历史上消除去，事实上总是讲力多于讲理”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七卷)》，第379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8其言“距今两千五百年乃至更早的印度、距今两千五百年乃至更早的中国，其社会生产力总是稚弱的，或有限的吧！而不料其上层建筑——其文化风教之高尚又没、深邃精致在今天看来还是惊人”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七卷)》，第268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9“《世界通史》第三卷第16页列举从原始公社不经过奴隶社会径入封建社会者有如下诸事例(下略)”。“《原始社会史》言：在中古初期像斯拉夫族一样。绕过了奴隶生产制而达到封建社会的还有其他许多族”(下略)。——《试论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属于马克思所谓亚洲社会生产方式》。
10《朝话》是梁漱溟于1932年至1935年间与学生做朝会时的部分讲话辑录。1937年6月首次由山东邹平乡村书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