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中小学是学生青春发育的关键期，在这个时期，急剧发展的生理机能与缓慢发展的心理素质的不平衡，使他们的内心感受着更多的心理冲突和压力(林崇德，1995)，因而更容易产生心理问题。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与社会科学出版社共同发布的《2022年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调查报告》指出，我国青少年群体中呈现抑郁倾向检出率达14.8%，其中重度抑郁症状高风险群体占比4.0%，轻度抑郁症状检出群体达10.8%。尽管这一数据与2020年相比有所下降，但仍需引起高度重视。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已成为社会关注的重点问题(蒋海浪，2025)。当前我国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体系建设仍处于探索阶段，受限于专业资源供给不足和社会支持网络不完善等客观条件，部分青少年群体在遭遇心理危机时难以获得及时有效的干预和疏导(陶芳标，2021)。世界卫生组织(WHO)将心理健康界定为个体在心理机能与社会功能的动态协调中呈现的完满状态，具体表现为人格结构稳定且内外协调、具备适应性的压力应对策略、持续发展的自我效能感，以及与社会环境良性互动的能力(WHO，2018)。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发展关乎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良好的心理健康状态有助于青少年更好地适应社会，因此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及其影响因素，以及如何提高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水平，是当前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话题。
社会支持包括父母支持、同学支持。教师支持等多个方面，是指个体在社会环境中获得的物质帮助或情感支持，涵盖客观援助与主观关怀两个维度(崔丽娟，肖雨蒙，2022)。有研究表明(陈文月，2022)，社会支持和心理健康具有关联性，社会支持可以改善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也就是说同等压力状态下(戴家隽等，2008)，那些获得较多支持的人身心更为健康。中小学生在面对生活压力时(和亮坤，2012)，社会支持可提供有效解决策略，缓解心理压力影响，社会支持通过情绪缓冲、认知调节和资源供给机制，降低青少年压力感知，增强心理韧性，提升危机应对效能(Windle, 1992)。基于以上论述，本研究提出假设1：社会支持能够影响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
情绪是个体重要的心理特征，是个体与其他人或物交往的方式(季瑞峰，2022)。情绪包括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积极情绪的出现有利于身心健康，消极情绪的产生往往会带来一些不良的后果(罗军等，2012)。前人研究发现情绪影响心理健康，个体的心理易感性能够被积极情绪降低，从而使其获得轻松应对压力事件的能力(周海燕，2017)。个体如果与其他家庭成员交流少，就会缺乏感情，变得自我、冷漠，从而产生抵触适应社会的情绪，进而对心理健康造成影响(Bonnaire & Phan, 2017)。此外研究表明，社会支持越低，焦虑、抑郁情绪越严重。社会支持对负性情绪可以起到缓冲作用(陈雪凡等，2020)，并且社会支持通过对焦虑和抑郁产生影响，从而影响到心理健康(赵陵波等，2015)。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2：情绪可以作为中介变量，影响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2. 方法
2.1. 被试
北京市四所中小学中五六七年级的学生，以班级为单位进行整班抽样。共发放问卷1300份，回收有效问卷1290份，有效回收率为99.2%。其中四年级182人，占14.1%，五年级133人，占10.3%，六年级458人，占35.5%，七年级366人，占28.4%，八年级151人，占11.7%。
2.2. 工具
2.2.1. 人口统计学变量
本研究调查采集人口学变量包括性别、年级。
2.2.2. 中小学生心理健康自评量表(MMHI-60)
采用我国学者王极盛根据我国中小学生的文化特性与行为习惯编制，用于测量中小学生的心理问题或心理障碍的心理健康自评量表。量表共60个项目，评价10个中小学生常见的心理问题，包括强迫症状、偏执、敌对、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学习压力感、适应性不良、情绪不稳定、心理不平衡性。采用1~5级计分法，1表示“非常轻微或几乎没有”，5表示“非常强烈”，不同条目下对应的题目分数相加，分数越高则该条目越严重。该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68，在本研究中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60。
2.2.3.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
采用改编自邹泓于修订的社会关系网络问卷，删除其中的惩罚与冲突部分，添加社会支持部分。该量表中共包含28个项目，包括关心与帮助、肯定价值、陪伴和亲密感四个维度，通过对支持事件核查的方式调查中小学生与重要他人(母亲、父亲、同学、教师、除爸妈以外的照顾者)之间支持事件的发生频率。量表为五点计分，“从不”为1分，“几乎总是”为5分，该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42，在本研究中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32。
2.2.4. 情绪自评量表
采用Watson等人编制的积极消极情绪量表(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ive Scale, PANAS)，Laurent等人依据青少年儿童的阅读理解能力，将PANAS量表改编成了包含30个条目的儿童版量表(PANAS-C) (潘婷婷等，2015)，其中正负性情绪条目各15个。30个条目有有趣的、难过的、惊恐的、警惕的、兴奋的、羞愧的、心烦的、快乐的、强烈的、紧张的、内疚的、精神充沛的、害怕的、冷静的、悲惨的、战战兢兢的、兴高采烈的、活跃的、自豪的、担心的、欢喜的、孤独的、恼怒的、大胆的、恶心的、欣喜的、忧郁的、勇敢的、沮丧的、活泼的。量表为五点计分，1表示“非常轻微或几乎没有”，5表示“非常强烈”，正、负性情绪分别计算，得分越高表示情绪越明显。正性情感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2，在本研究中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24；负性情感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3 (潘婷婷等，2015)，在本研究中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26。
2.3. 研究程序
由经过指导的班主任担任主试，以班级为单位进行整班抽样，测试前向被试说明问卷内容会严格保密，不会泄露个人信息，问卷内容与被试的学业成绩和操行评定无任何关系，问卷作答没有对错好坏之分，结果仅做科学研究，要求被试根据指导语和自身实际情况认真、独立作答，完成全部问卷后，所有问卷当场回收。
2.4. 数据处理
采用SPSS27.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录入、整理和分析，通过描述性统计、独立样本t检验等方法分析学生社会支持、情绪、心理健康在人口统计学变量上的差异；运用相关分析了解社会支持、情绪、心理健康之间的相关关系；采用回归分析预测社会支持、正性情绪、负性情绪及其交互项对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的影响。
3. 结果
3.1. 中小学生社会支持、情绪和心理健康的人口统计学差异分析
3.1.1. 中小学生社会支持、情绪和心理健康的性别差异
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社会支持、心理健康和正性情绪在性别上存在显著性差异，负性情绪在性别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结果见表1。
Table 1. Gender differences in social support, emotion, and mental health among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M (SD)
表1. 中小学生社会支持、情绪和心理健康的性别差异M (SD)
|
男生(N = 531) |
女生(N = 693) |
t |
p |
社会支持 |
351.30 (74.43) |
343.10 (69.83) |
1.978 |
0.048 |
心理健康 |
115.82 (43.60) |
120.92 (44.24) |
−2.011 |
0.045 |
正性情绪 |
51.28 (13.27) |
47.87 (12.64) |
4.576 |
<0.001 |
负性情绪 |
34.62 (13.01) |
34.46 (13.13) |
0.217 |
0.828 |
3.1.2. 中小学生社会支持、情绪和心理健康的年级差异
方差分析表明，社会支持、心理健康、正负性情绪在年级上存在显著性差异。事后检验(LSD)表明，小学高年级学生的社会支持得分显著高于初中学生(p < 0.001)；小学中年级学生的心理健康得分显著高于小学高年级学生(p = 0.003)；小学中年级学生的正性情绪总分显著高于初中学生(p = 0.025)，初中学生的正性情绪总分显著低于小学高年级学生(p < 0.001)；小学高年级学生的负性情绪得分显著低于小学中年级和初中学生(ps < 0.05)，详见表2。
Table 2. Grade differences in social support, emotion, and mental health among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M (SD)
表2. 中小学生社会支持、情绪和心理健康的年级差异M (SD)
|
小学中年级(N = 1290) |
小学高年级(N = 1290) |
初中(N = 1290) |
F |
p |
社会支持 |
346.35 (68.32) |
354.76 (72.20) |
336.67 (72.24) |
8.787 |
<0.001 |
心理健康 |
126.14 (46.81) |
114.95 (42.21) |
120.14 (45.31) |
4.996 |
0.007 |
正性情绪 |
49.79 (12.59) |
50.94 (13.18) |
47.29 (12.76) |
11.136 |
<0.001 |
负性情绪 |
35.64 (14.21) |
32.98 (12.77) |
35.75 (13.14) |
6.980 |
<0.001 |
3.2.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社会支持与正性情绪呈显著正相关(p < 0.01)，与负性情绪和心理健康呈显著负相关(p < 0.01)；正性情绪与心理健康呈显著负相关(p < 0.01)，与负性情绪不显著相关(p > 0.05)；负性情绪与心理健康呈显著正相关(p < 0.01)。本研究中自变量、中介变量、因变量均呈显著相关，可进行进一步中介效应分析，详见表3。
Table 3.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each variable
表3.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
M (SD) |
社会支持 |
正性情绪 |
负性情绪 |
心理健康 |
社会支持 |
346.32 (72.114) |
1 |
|
|
|
正性情绪 |
49.31 (13.033) |
0.481** |
1 |
|
|
负性情绪 |
34.46 (13.190) |
−0.212** |
0.038 |
1 |
|
心理健康 |
118.61 (44.272) |
−0.407** |
−0.215** |
0.641** |
1 |
注：**表示p < 0.01。
3.3. 中介效应检验
情绪的中介效应检验
Table 4. Regression analysis of each variable
表4. 各变量回归分析
|
|
R |
R2 |
F |
β |
t |
负性情绪 |
性别 |
0.2148 |
0.0461 |
14.5127 |
−0.4660 |
−0.6227 |
年级 |
|
|
|
0.2618 |
0.8183 |
社会支持 |
|
|
|
−0.0368 |
−7.0905** |
心理健康 |
性别 |
0.6979 |
0.4871 |
227.6930 |
3.9807 |
2.1575* |
年级 |
|
|
|
−1.0437 |
−1.3231 |
社会支持 |
|
|
|
−0.1725 |
−13.2239** |
负性情绪 |
|
|
|
1.9402 |
27.2677** |
注：**表示p < 0.001，*表示p < 0.05。
控制性别和年级后，使用PROCESS 4.2中的Model 4检验正、负性情绪在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中的中介效应。使用偏差校正百分位Bootstrap方法，重复抽样5000次并计算95%的置信区间(95%CI)，若区间不包括0，即中介效应显著。结果显示，社会支持可显著负向预测心理健康水平(β = −0.2414, t = −13.1050, p < 0.001)，加入正性情绪后，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的直接预测作用不显著(β = −0.0279, t = −0.2723, p > 0.05)。社会支持显著正向预测正性情绪(β = −0.0844, t = 18.4349, p < 0.001)，因此正性情绪在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之间不起中介作用。
社会支持可显著负向预测心理健康水平(β = −0.1725, t = −13.2239, p < 0.001)，加入负性情绪后，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的直接预测作用显著(β = −1.9402, t = 27.2677, p < 0.001)。社会支持显著负向预测负性情绪(β = −0.0368, t = −7.0905, p < 0.001)，详见表4。
负性情绪在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的预测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模型见图1。
Bootstrap检验结果显示，负性情绪的中介效应显著，中介效应量为−0.07 (95%CI: −0.0916~0.0491)，占总效应的29.17%，详见表5。
Table 5. Decomposition table of total effect, direct effect, and mediating effect
表5. 总效应、直接效应及中介效应分解表
效应类型 |
效应值 |
Boot SE |
Boot 95%CL |
效应占比 |
总效应 |
−0.24 |
0.0163 |
−0.2757~0 |
100% |
直接效应 |
−0.17 |
0.0130 |
−0.1981~0 |
70.83% |
中介效应 |
−0.07 |
0.0108 |
−0.0916~−0.0491 |
29.17% |
Figure 1. Mediating model diagram of negative emotion between social support and mental health
图1. 负性情绪在社会支持和心理健康之间的中介模型图
4. 讨论
本研究揭示了社会支持对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的双重作用机制：既存在直接保护效应，又通过负性情绪的中介路径产生间接影响。这一发现不仅验证了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的经典理论框架，更通过引入负性情绪的中介变量，拓展了对青少年心理发展机制的认知边界。
4.1. 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本研究结果表明，中小学生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呈显著负相关，与前人研究结论相契合(李娟，2023)。优质的亲子互动是推动青少年成长的关键要素(Stafford et al., 2016)。社会支持在中小学生的成长过程中扮演着极为关键的角色，良好的社会支持体系能为他们营造一个充满关爱与鼓励的成长环境，助力满足其对安全感和尊重的需求。当个体获得充足的社会支持时，他们在面对学习和生活中的挑战时，能够展现出更积极的态度(积极学习新知识、参与校园活动、探索兴趣爱好等) (崔心怡，张世义，2023)，遭遇挫折时，也能及时得到来自家人、老师和同伴的鼓励与引导，进一步为挫折攻击理论提供了实证支持——即个体在面临社会支持不足的情况下，更容易展现出问题行为。过往的研究同样强调了社会支持与问题行为之间的紧密联系，指出社会支持如同一剂强心针，能够有效削弱个体所处环境中的危机感知，进而缓解其心理健康困扰(Kui et al., 2020)，最终降低问题行为的发生风险。值得注意的是，青少年时期作为问题行为的高发阶段，相关统计数据显示，该阶段青少年中问题行为的发生率竟高达39% (Weitzman & Wegnerl, 2015)，这一数据无疑为我们敲响了警钟。问题行为不仅严重威胁着青少年的身心健康，还可能对其未来的成长与发展造成深远的负面影响。因此，深入探究青少年问题行为背后的影响因素，并采取针对性的预防措施，以降低其发生率，显得尤为迫切与重要。这不仅对于提升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水平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更是对其全面、健康成长的有力保障。
4.2. 负性情绪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当加入负性情绪后，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的直接效应仍然显著。这说明负性情绪部分中介了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即社会支持不仅直接影响心理健康水平，同时也通过负性情绪来间接影响心理健康水平。具体来说，社会支持水平更高的学生通常心理健康问题较少，或者社会支持水平越低的人越容易产生负性情绪，从而越容易产生心理问题。这一结果与前人研究的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问题影响机制的结论是一致的(Cohen et al., 2017)。
情绪调节理论表明，当中小学生感知到较低水平的社会支持时，更容易体验到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Hammen, 1991)。这些负性情绪长期积累，会干扰学生的认知过程、影响其自我评价，进而损害心理健康。相反，充足的社会支持能够缓冲压力事件对个体的冲击，抑制负性情绪的产生，从而间接促进心理健康。例如，家庭中温暖和谐的氛围给予孩子足够的安全感，减少其因学业压力等产生的焦虑情绪，进而维持良好的心理状态(Cummings & Davies, 1994)。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指出，个体容易产生一系列心理与行为问题是由于基本需求没有得到充分的满足，中小学时期是儿童心理发展的重要时期，子女的情感需求不能在父母那里得到正向反馈，感到悲伤时父母不能及时安慰，子女的爱与归属感得不到满足时，更容易产生负性情绪，进一步限制子女情感能力的发展(赵振丹等，2024)。因此，构建充满温暖与关爱的家庭环境、强化家庭成员间的积极互动至关重要，这将显著减少青少年面临的心理问题困扰，助力其心理健康发展。
这一中介作用的发现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在理论上，它丰富了我们对社会支持影响心理健康内在机制的理解，表明负性情绪是这一关系中不可忽视的中间环节，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研究方向。在实践层面，提示教育工作者和家长在关注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时，不仅要致力于构建完善的社会支持网络，还需重视对学生负性情绪的识别与干预。通过培养学生情绪调节技能，帮助他们有效应对负性情绪，能够更好地发挥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的促进作用，提升心理健康干预的效果。
4.3. 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采用横断面设计，未来需通过追踪研究验证变量间的因果时序。此外，未考察的变量(如神经质人格特质、家庭功能)可能与社会支持产生交互作用。建议后续研究：1) 引入生理指标(如皮质醇水平)构建生物–心理整合模型；2) 开发针对不同发展阶段的阶梯式干预方案；3) 探索数字化社会支持的情感调节效能阈值。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