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数商兴农”战略是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核心引擎，其主要目的在于借助数字技术来为农村经济赋能，尤其是依靠农村电商合作社，达成小农户和大市场之间的有效关联。在实际推进的过程当中，“最后一公里”处的信息化建设所出现的末端梗阻问题变得日益凸显，已成为限制该战略效能得以充分释放的关键性瓶颈所在。而这一末端梗阻问题的本质并非单纯源于技术接入不够或者资源短缺，实际上是源自于技术系统和乡土社会之间存在着一种深层次的结构性张力。具体而言，这种张力表现为三重相互交织的困境：一是技术悬浮的情况；二是政策空转的状态；三是社群疏离的态势。所谓的技术悬浮，就是标准化的数字工具和农村特有的生产生活经验以及知识体系之间存在着冲突，其复杂的功能界面以及操作逻辑超出了农民的认知能力范围，使得技术很难真正落实到实处；政策空转指的是各级政府尽管投入了大量资源，但是配套能力建设却较为滞后，培训资源既不足又缺乏针对性，政策目标和基层执行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断层情况；社群疏离则是指数字技术的引入有可能会加剧信息的不对称以及技能上差距，从而引发信任危机并且使社群凝聚力有所下降，最终导致部分群体出现被边缘化的状况。
面对这种结构性的末端梗阻情况，本研究依据社会工作“助人自助”的理念来开展，其核心的研究问题在于：怎样借助专业化社会干预的方式，达成数字工具和特定社区语境的有效融合？为了应对这一问题，本文搭建起了“技术转译–制度协同–社区增能”的三维分析框架。其中，技术转译主要是要把复杂的数字语言转变成契合农民认知习惯以及本地文化逻辑的工具，以此来填补技术跟乡土知识之间存在的那道鸿沟。制度协同侧重于关注调和多元主体在政策执行、资源分配还有利益共享等方面行动逻辑出现的冲突状况，进而构建起有效的协同治理结构。而社区增能则是把目光聚焦在激活社区自身的内生动力之上，通过提高个体的数字素养以及强化集体行动的能力，重新构建起基于信任与合作的社会关系网络。
在这一框架当中，社会工作在弥合数字鸿沟中展现出独特价值，其角色不仅限于技术培训者，相反，它还是能够对结构性张力予以调适的存在，是可填补制度缝隙的粘合者，并且也是致力于培育社区资本的关键力量。社会工作具备的专业属性，像技术理解力、社区扎根特性、资源链接的能力以及关系协调方面的技巧等，都为清除“数商兴农”在末端环节出现的梗阻给予了极为关键的专业驱动助力，进而也为该战略得以顺利施行筑牢了稳固的基础。
2. 社会工作干预的理论基础
数字排斥理论会从技术接入、应用及赋权三个层级剖析数字鸿沟形成过程。在技术接入这个层面上，其重点关注的是基础设施的可及情况，这里面就涉及宽带覆盖以及设备获取方面的公平与否。到了应用层面，它着重强调的是工具在实际的生产生活当中所具有的功能适配特性，例如电商平台操作时存在的门槛问题。而在赋权这个层级，则把重点放在技术怎样才能转化为社会参与的能力上，进而让个体在决策过程中能够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协同治理理论能够揭示出如政府、平台、合作社、农户等多元主体之间存在的行动逻辑冲突情况。政府会推动相关政策自上而下地去执行，平台则一心想着追求商业效率，农户往往依赖的是乡土经验，如此一来便造成了资源分配失衡状况以及治理呈现出碎片化的特点[1]。社区资本理论着重突出关系网络以及信任资源所起到的核心作用，它认为在乡土社会当中存在的互惠规范以及社群纽带其实就是数字技术得以落地的社会根基。社工专业介入其中，将这些理论加以整合，进而构建起一个“结构–能力–关系”的干预模型，其主要目的就是借助结构性的调整、能力方面的提升以及关系的重构，来弥合数字工具和社区语境之间存在的脱嵌张力，最终达成技术的社会化嵌入目标。
结构维度上，社工要优化政策资源配置以及数字基础设施布局，充当制度转译者的角色[2]。政策资源配置应当契合地方实际需求，防止出现硬件投入过剩或者能力建设缺失的情况，社工借助田野调研把宏观政策转化成方言手册或者是可视化工具，以此保证适农性设计得以实现。在数字基础设施方面，社工需要强化基站覆盖以及数据共享机制，社工协调政府和电信部门，打破部门壁垒，比如在偏远地区部署低功耗物联网设备。能力维度聚焦于提升个体技术应用能力以及集体协作效能，社工主导数字素养培育项目，针对核心劳动力如青年技术骨干开展实操培训，针对中老年群体设计将农事经验与数字模块相结合的内容，以此增强集体电商运营效能。关系维度涉及重构政府、平台、合作社、农户之间的信任网络，社工协调利益分配张力，通过契约设计如数据权益分红机制，缓解数据共享带来的焦虑，并且利用社区议事会强化互信，比如建立合作社内部的数字积分制度来平衡多方诉求。
理论融合可揭示出数字赋能的本质其实是社会技术系统的再嵌入过程。数字排斥理论在技术层级层面的分析能够说明，赋权不能仅局限于工具本身，而是要把技术重新编码到乡土文化所处的语境当中；协同治理理论所呈现的多主体冲突情况较为明显，这就要求社工充当起中介的角色来协调制度方面的张力；社区资本理论中所涉及的关系网络着重指出，信任的重建会成为技术能够落地实施的社会黏合剂。社工驱动的模型借助结构化的政策予以支持、能力化的素养加以培育以及关系化的网络协同配合，能够把数字工具从外部的输入转变成内在的动力，进而达成技术系统和社区生活之间的有机融合，从而为破解农村电商所面临的梗阻问题给予相应的理论支撑[3]。
3. “数商兴农”的实践困境
在“数商兴农”战略的实地考察里，技术脱嵌这一现象体现为标准化的数字工具和乡土知识体系之间存在着结构性的矛盾冲突。标准化工具在追求通用性的过程中，把乡村特有的生产经验以及地域性知识给忽视掉了，进而使得功能冗余和交互障碍这两种情况同时存在。部分电商平台的设计并没有和农事周期以及方言表达很好地适配起来，这就致使工具的使用率变得很低。而功能冗余具体表现在工具提供了许多并非必要的模块，如复杂的数据分析界面等，可是农民实际的需求却仅仅聚焦在简单的价格查询以及交易操作方面。而交互障碍则是由于界面语言是标准化的，与乡土口语产生了脱节的情况，这进一步加剧了数字鸿沟的存在。这样的脱嵌状况既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又让技术赋能的效果有所削弱，这也反映出了技术系统和社区语境之间存在着深层的张力关系。
政策悬浮以及人才断层方面的问题也十分显著。就政策层面而言，硬件投入和能力建设出现了极为严重的失衡状况。智能终端这类数字基础设施出现大量闲置的情况，并且农民的数字素养培训也存在不足之处，进而无法让他们有效地去操作这些工具。在人才断层层面上，核心劳动力比如中年农户的数字技能较为薄弱，同时本土化技术传播机制也存在缺失。青年技术骨干和老年群体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知识断层，这对技术在地化的扩散造成了阻碍作用。信任危机进一步加剧了合作生态的恶化情况，数据共享引发了关于利益分配的焦虑情绪，最终导致集体行动的效率有所降低。
4. 社会工作介入的三维机制
社会工作者在破解农村电商合作社信息化“最后一公里”梗阻过程中，其核心介入机制呈现出技术转译、制度协同以及社区增能这三维驱动路径[4]。就技术转译方面来讲，最为关键之处在于达成数字工具的文化适配性重构，进而填补标准化技术系统和乡土知识体系之间存在的鸿沟。社会工作者需要充分融入社区中，引导开展能够契合地方认知习惯的交互系统开发工作，就像广东陂蓬村智慧法治平台那样，借助方言语音识别以及操作界面本土化的方式，可显著降低法律服务的接入难度。要积极推动参与式设计，把农户的农事经验同现代技术相互结合起来，合作开发轻量级且场景化的数字模块，比如对农产品溯源录入流程予以简化，让其操作逻辑能够与农户所熟悉的田间管理经验相互契合起来，防止出现技术排斥的情况。这个过程已然超出了单纯的将技术下沉这样的范畴，实则是数字工具在地方性知识体系当中的再一次嵌入，由此达成了文化编码的有效传递。
制度协同路径着重在构建多元主体的利益共同体，以此来消解政策执行出现的悬浮状况以及利益分配存在的张力。社工其中充当制度转译者的角色，把抽象的政策文本转变成乡土社会比较容易理解并且能够接受的形式[5]。贵州电商云将复杂的合作社法规以及电商平台规则改编成了地方戏曲、山歌这类艺术形式，政策的触达率和认同度由此得到了有效的提升[6]。更为深入的介入体现在设计有约束力的收益共享契约以及激励相容机制，比如引入依据合作社交易数据的数字积分系统，把平台流量补贴、政府奖励和农户的标准化生产行为还有数据贡献度进行动态的关联，并且明确数据产权的归属以及增值收益分配的比例。这一机制让政府监管的目标、平台的商业逻辑以及农户增收的诉求达到了平衡，形成了可持续的协同治理结构。
社区增能维度在于激活农村电商合作社内在的发展动力，依据农村人口结构特点，构建差异化的赋能体系颇为关键，具体而言，要着力培育青年成为技术骨干，负责平台运营以及数据分析方面的工作，同时聚焦于中年群体，提升他们的实操技能，让他们掌握订单处理、物流跟踪等核心环节，依靠老年互助网络来传递基础操作知识，进而形成代际支持的数字传播链。贵州电商云采用了“青年带中年、中年助老年”的梯队培养模式，有效地缓解了人才断层的问题，社工需要推动合作社治理结构朝着数字化协作的方向转型，探索像土地经营权数字化入股、农产品期货数据权益共享这类新型机制，把数据要素转化为可量化的集体资产，让农户在产业链价值分配中获取制度性的发言权，这样的转型从根本上巩固了信息化建设的社区基础，为农村电商合作社的持续发展增添了新的活力。
5. 政策支持的体系构建
制度创新是打通“最后一公里”的关键。就当下情况来看，《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确实给合作社构建起了相应的法律框架，然而在有关数据权益的保障方面却存在着一定的空白之处。因此，亟需推动该法律的修订工作，要清晰明确合作社在整个农产品从生产到流通再到消费这一整条产业链当中所拥有的数据所有权、使用权以及收益权，从而避免平台资本无限度地攫取数据所蕴含的价值。应当突破传统财政补贴模式，去尝试探索具备包容性的社会金融工具，比如可以考虑设立这样一种专项基金，其是由政府来进行引导，同时让社会资本也能够参与进来，该专项基金可命名为“数商兴农”专项基金，它能够为相关项目提供风险相对可控的启动资金，并且还能给予长期的信贷方面的支持。还需设计出一些普惠金融产品，这些产品的设计要基于合作社的信用评级情况以及其拥有的数字资产来开展，与此还可以探索“公益创投 + 社会影响力债券”这样的模式，以此来吸引社会各方的力量投入到农村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人才培育等工作当中，进而形成一个能够持续运转的资金循环体系。
数字基础设施的优化需要抓住“适农性”这个核心要点，要去努力破除那些体制方面的壁垒。现有的基础设施通常会偏向于城市，对于农村的需求往往有所忽视。政策方面应当优先去推进和农业生产场景能够深度融合的那种物联网传感设备，推动低功耗广域网络(LPWAN)实现广泛覆盖，同时还要去开发那种成本相对较低且能本地化的数据处理节点，以此来保证田间的数据能够做到实时的采集以及传输。要打破农业、商务、供销、金融、电信等部门之间存在的“数据烟囱”现象，进而建立起由省级层面来统筹的涉农数据共享平台，推行统一的数据采集标准以及接口规范，把数据开放的责任与安全边界给明确清楚。借助立法或者高层的行政命令等方式，确立起“数据一次采集、多方共享应用”的原则，从而为合作社提供像生产指导、市场预警、信贷风控等一系列整合的服务，防止因为信息割裂而出现决策失误以及资源浪费等情况的发生。
人才培育体系应当兼顾专业化以及本土化这两个方面。鉴于社工在电商合作社所起到的核心作用而言，需要在涉农高校或者社工院校设置“农村电商社会工作”这样的专业方向，以此来培育具备电商运营、数据分析、社区组织以及心理疏导等多种能力的复合型人才。课程体系要把参与式农村评估、技术转译以及冲突调解等实务技能融入进去，同时还要建立起实习实践基地。要激活本土智慧，构建起“数字乡贤”激励机制，吸引返乡青年、退伍军人以及退休教师等群体参与其中[7]。政策方面可以包含授予荣誉称号、给予专项补贴或者创业贷款支持，另外赋予其在村级治理决策方面的咨询地位，进而建立“乡贤–社工–合作社”的结对帮扶网络，形成能够实现知识传递的长效机制。
评估体系的转向对于引导政策落实而言极为关键。应当抛弃单纯以GDP或者销售额为导向的做法，去构建一个能够融合多维度价值的评价体系。在经济增效这个维度上，要关注合作社信息化所带来的成本方面有所节约、溢价能力得以提升、产业链得到延伸以及成员分红实现增长等情况。就社会包容这个维度来讲，需要评估弱势群体在数字接入以及参与方面的程度、社区的凝聚力状况、数字技能的普及比率以及数据权益保障方面的满意度情况。从生态可持续这个维度来衡量，就是要考量数字化对于精准施肥施药、节水灌溉、农产品溯源以及低碳物流等方面所起到的促进作用。这一评价体系由独立的第三方来主导实施，把定量数据和质性访谈相互结合起来，定期去发布评估报告，并且将其和政策资源的分配、项目的审批、官员的考核等事项关联起来，以此来保证“数商兴农”能够切实惠及三农领域，进而达成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6. 结论
此项研究在理论层面所做贡献在于提出“乡土技术转译”的概念框架，此框架着重对农村电商合作社信息化进程里“最后一公里”处出现梗阻的内在机制展开剖析。数字工具与平台并非价值中立，在很多时候它们的标准化设计逻辑会和乡土知识体系以及生产生活实践之间存在着结构性的脱离情况[8]。技术转译注重借助在地化的文化编码方式，把抽象的数字语言还有操作逻辑转变成那种能够契合乡村社区的认知习惯以及价值观念的具体形态，而这一转化的过程对于数字技术能够深度融入到社区当中，并且达成社会技术系统的重新整合而言是极为关键的，同时也为解决技术悬浮的相关问题给予了相应的理论方面的有力支撑[9]。
在实践方面，设立农村电商合作社专职社会工作岗位是制度性创新举措。专职社工需扮演技术转译者、能力培育者以及关系协调者等多种角色，以此来弥合政策与乡土理解之间的差距，推动适老性数字产品以及地域性应用模块的研发工作。这就需要社工充分参与到合作社治理结构的革新当中，比如去探索土地数字化入股机制，以此激发农户参与的积极性。社工还要分层次地设计数字素养提升方案，针对不同年龄段的群体采取差异化的策略，从而确保技术赋能具备包容性与可持续性。
在数字化转型进程之中，伦理风险以及技术霸权陷阱是绝不能被忽视掉的。将技术标准、数据权属还有平台规则单方面强行加之于人，这种做法极有可能会让数字鸿沟进一步加深。在政策实践环节，务必要坚守住包容性转型的伦理底线，以此来切实保障小农户的各项权益，避免出现技术应用变成对乡土社会的一种隐形规训的情况。当社工在对多元主体的利益加以协调的时候，应当去构建起一个以公平正义作为基础的数据治理框架，从而实现对效率和社区福祉之间的平衡把握，防范技术红利在分配过程当中出现失衡的状况。
未来的研究以及相关实践应当将重点放在前沿技术和社会工作专业方法的深度融合方面[10]。去深入探寻区块链技术在农产品溯源以及合作社成员权益确权当中的具体应用情况，以此来促使交易的透明度得以提升，并且让信任的基础变得更加稳固。需重点关注直播电商中的性别平等问题，并设计能够给予女性创业者赋能以及提供安全保护的相关机制。上述这些探索活动都必须要遵循社会工作所秉持的“助人自助”的核心价值理念以及社区为本的实践框架，从而切实保障技术创新可以真正服务于乡村社会以及人的全方位发展。
NOTES
*第一作者。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