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 1707~1754)是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奠基人，也是18世纪欧洲最杰出的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小说家之一。菲尔丁一生著有五部小说，其中《汤姆·琼斯》(The History of Tom Jones, A Foundling, 1749)最为有名，是他的代表作( [1] , p. 31)。《汤姆·琼斯》一书讲述了弃儿汤姆·琼斯的爱情和生活故事。菲尔丁在该书中摒弃了以往叙事作品中常见的寓言和宗教神秘色彩，着重描写普通人的现实生活，歌颂普通人的机智和善良，同时对弱小者寄予深切的同情，并以疾恶如仇的精神揭露反动势力的冷酷自私、虚伪贪婪，大胆抨击了封建贵族阶级的黑暗腐败和骄奢淫逸。小说为读者展现了一幅英国18世纪社会真实生活的画面，具有相当高的现实价值。
菲尔丁不仅进行小说创作，在小说理论方面也颇有建树。他被誉为18世纪小说家中最有小说理论意识的作家。他对小说进行定义，讨论小说的性质，内容和创作原则。菲尔丁认为，小说是散文体的，喜剧性的，也是现实的。小说创作应该循序渐进，重点突出，合情合理。菲尔丁也论述了小说创作的真实性，小说形式的建构，小说家的资格以及作者与读者的关系( [1] , p. 31)。“菲尔丁认为，作品的真实性并不是指作品具体背景的真实性，而是指作品所陈述事实的可靠性。只有反映人性或人的内心世界的东西才算得上是真正有价值的真实”( [1] , p. 32)。他也指出小说家必须具备天赋，渊博的学识，经验，以及仁爱之心这四种能力才能从事小说创作。在作者与读者的关系层面，菲尔丁认为，一方面作者服务读者，给读者带来乐趣。另一方面，作者也肩负着引导读者的责任( [1] , p. 32)。18世纪是欧洲小说文学成长的关键时期，因此服务读者，赢得读者青睐，奠定小说的社会基础，对于小说家而言是至关重要的。菲尔丁的这些理论虽然分散于几部小说的序文当中，但将其集中起来，便可形成系统完善的小说理论。本文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上，着重探讨菲尔丁是如何在《汤姆·琼斯》一书中实践作者与读者关系这一理论的。
2. 为读者服务
“作者服务读者，给读者带来乐趣”( [1] , p. 32)。在《汤姆·琼斯》第一卷开篇，菲尔丁就以一个生动的比喻阐释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一个作家不应以宴会的东道主或舍饭的慈善家自居，他毋宁应该把自己看作一个饭铺的老板，只要出钱来吃，一律欢迎”( [2] , p. 1)。众所周知，作为服务业之一的饭铺的经营理念是“顾客至上”。那么饭铺的老板，即作者，只有尽量满足花钱来吃饭的人，即读者，的需求，提供高质量的服务，才能吸引更多顾客，得到更多好评。这样一个简单的比喻，贴切地道出了作者服务读者的写作理念。同时，菲尔丁也指出“每逢遇到重大非凡的场面……作者就不惮麻烦，不吝惜笔墨，为读者详详细细地描述出来。倘若几个年头流逝过去，期间并没有发生什么值得大家注意的事情，作者不怕让这部历史出现一段空白，就不去评论什么，而兼程前进去描写重大事件”( [2] , p. 55)。从第二卷末大尉去世，到第三卷初14岁的汤姆登场，时间跨越12年，这十二年的时间空白给读者留下充分的想象空间，也兼顾了读者的好处和便利。读者不会白白糟蹋时间去看既乏味又无益的文章，同时也可以发挥自身智慧，去填补那一段空白。
作者要给读者带来乐趣，为读者消闲解闷( [1] , p. 32)。《汤姆·琼斯》一书的趣味性，给读者带来的心灵上的愉悦感与作品本身的喜剧性是密不可分的。这样一种喜剧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情节行动“轻松而滑稽”，语言措辞“滑稽”而“诙谐”。
在《汤姆·琼斯》的情节设置上，菲尔丁既在宏大的篇幅中安排了复杂的情节和许多细节，又兼顾了普通人社会生活中的喜剧性因素。菲尔丁以“追赶动机”这一主题将整个故事串联起来，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3] 。最主要的一条追赶线路是苏菲亚逃婚去伦敦追赶汤姆。紧跟该路线的是魏斯顿带着仆人出门追赶苏菲亚。与此并行的是，费兹帕里特先生追赶出逃的太太。通过这一“追赶动机”，作者将乡村、旅馆、都市、戏院、法庭、教堂等各种场景串连在一起，在这些场景中活跃着贵妇、乡绅、法官、仆人、强盗、国王等形形色色的人物。作者以厄普顿旅店为大舞台，让众多人物在此出场亮相，又故意安排一连串的“错过”情节：苏菲亚得知汤姆和沃尔特太太的暖昧关系后，带着女仆前往伦敦；魏斯顿一行在苏菲亚离开旅店几分钟后赶到；汤姆的“双亲”也因为各种原因来到旅店未能碰面。正是这些美丽的“错过”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制造出一幕又一幕的风波，增添了作品的喜剧色彩，使作品情节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也在视觉和听觉上给读者带来一种流动的美感。
除了情节设置上的喜剧性，《汤姆·琼斯》中颇具特色的讽刺性语言也引发了强烈的喜剧效果，给读者带来无尽的欢乐。讽刺是贯穿菲尔丁小说的一种重要手法，他的讽刺以准确、深刻、和尖锐而享有盛名。
幼年时期的汤姆就有一个充满心机的同伴布利非。作者带着幽默的笔调，将孩提时代布利非的心机逼真地描画出来：“这也难怪。撒过一次谎的人再撒一次，自然不当回事。要是我像你那样在老师面前撒过那么卑鄙的一个谎，我会羞得没脸见人了”( [2] , p. 111)。虽然布利非才16岁，却有本领在两位水火不相容的老师之间两面讨好。见了屠瓦孔，他满口宗教；见了斯奎尔，他又满口道德。倘若两位都在座，他就一言不发，这样双方都以为他赞成自己的意见。而汤姆则与布利非的深沉老到相反，他“确实是轻率、浮躁的少年，举止随便，嬉皮笑脸，时常肆无忌惮地嘲笑他的学伴那副道貌岸然的神态”( [2] , p. 115)。
哲学家斯奎尔和神学家屠瓦孔也是菲尔丁予以讽刺的对象。在对斯奎尔的介绍中，小说中写道“他博览古书，自称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部部精通。他立身治学主要就是以这两位大师为楷模，时而遵循前者的见解，时而又以后者的主张为依归。在道德方面他自称是柏拉图派，可是在宗教上他又倾向于亚里士多德的学说”( [2] , p. 106)。字里行间流露出对这位立场不定的“哲学家”的深刻讽刺。斯奎尔几乎跟屠瓦孔先生一见面非争辩不可，因为两人观点完全相反。菲尔丁揶揄地说，他们的观点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在讨论道德的时候，都绝口不提“善”字。老实说，生活里不论碰到什么场合，利用不上这位或那位教诲的事是很少的。斯奎尔与毛丽的暧昧关系被汤姆发现的那一幕，最能见出斯奎尔假道学的嘴脸。一开始，他带着庄重的神色望着汤姆说：“好啦，我看出这个重大发现使你很开心”( [2] , p. 203)。然后，他装腔作势地说：“我没有败坏妇女清白的罪过……凡事只要不违反自然就不会不适当”( [2] , p. 203)。接着他厚着脸皮宣称：“有些事是只宜于做，而不宜于大声宣扬的。实在说起来，这种事情不但是无罪，而且还是值得嘉许的……”( [2] , p. 203)，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斯奎尔仍不忘说教，强词夺理，假道学的嘴脸在这幕闹剧中展露无遗。
至于神学家屠瓦孔，他心目中只有鞭子。虽然他被禁止为汤姆庇护黑乔治的事责罚汤姆，“可是俗话说的好：‘有心打人，不难找到棍子。’他当然也不难找到教鞭，一旦把教鞭抓到手，谁也不能老拦住屠瓦孔，不让他去责打琼斯”( [2] , p. 115)。屠瓦孔这种对人不对事的偏执做法，对汤姆善意的谎言的成见，也受到了作者尖刻的讽刺。
作者为读者服务，给读者带来乐趣的同时，也对读者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汤姆·琼斯》中所描绘的真实的生活场景，刻画的普通小人物，不难让读者联想到现实生活，以及现实生活中的人。作者对布利非等这些人物的讽刺，表明了作者对当时社会上虚伪自私自利者的批判，同时也激励读者去思考，继而重新认识身边的人，认识社会环境。
3. 对读者的引导
“作者引导读者。其一是作者引导读者认识自己，受到教益”( [1] , p. 32)。菲尔丁在《汤姆·琼斯》中谈到“体现在一个人物身上的善良能够使任何心存善良的读者滋生景仰之情和爱慕之意，而出现在人物身上的缺陷则能够震撼读者的心灵，使他们受到教育”( [1] , p. 32)。
“菲尔丁曾多次谈到他的一个美学观点，即美与丑，善与恶要在对照中才能表现出来”( [4] , p. 17)。这一美丑对比原则对之后英国文学，欧洲乃至世界文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汤姆·琼斯》一书中，菲尔丁采用对比的方法，塑造了许多极具代表性的人物，同时也将美丑，善恶，慷慨自私等对立的品格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菲尔丁笔下的汤姆，表面上虽不惹人喜欢，如年幼时不守规矩，成年后又乐天放荡，但他有善良的心灵和助人为乐的品质。比如汤姆和黑乔治去别人的庄园打猎被奥尔华绥发现后，他一口咬定是自己一人所为，不把黑乔治说出来。“汤姆抵死受刑，坚不改口。尽管那位老师抽一鞭子就问他一下招不招认，可是他宁愿给打得皮开肉绽，也不肯背信弃义，出卖朋友”( [2] , p. 104)。在流浪途中，当他得知南希感情受挫，欲寻短见时，他主动劝说男方一家，终于使他们婚姻美满，也让密勒太太一家其乐融融，对汤姆感激不尽。一字一句之间，读者能感受到汤姆的善良，坚定，正直和无私，也能在心底引发对人性的思考。
当然，菲尔丁并没有将他的正面人物，汤姆，塑造成一个完美的英雄，而是采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在描写汤姆善良慷慨这些美德的同时，也点出了他的不足，例如汤姆与女人(从乡村姑娘毛丽到贵妇人贝拉斯顿)厮混，行为不检等。作者笔下的汤姆不再是教科书式十全十美的英雄，而是现实的人( [5] , p. 83)。
而人是理性与感性的结合体，再完美的人也可能因一时冲动而失足。菲尔丁对汤姆这一人物的塑造方式表现了他对清教徒禁欲主义的反抗以及对当时盛行的伪善风气的反对，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作为汤姆对立面的布利非，则与汤姆截然不同。他少年老成，阴沉鬼祟，肚子里总是在打着小算盘。当舅父奥尔华绥向他讲起魏斯顿来提亲这件事时，可谓正中他的下怀，但他却回答说，婚姻这件事他倒还没考虑过，不过他极其感念舅父对他的关怀，凡是舅父乐意的事，他无不从命。布利非表面上对舅父毕恭毕敬，其实除了自己，他谁也不关心。他不顾医生的劝告，执意在舅父病危时报告他母亲的死讯，企图刺激舅父一命呜呼，还振振有词地说不能对舅父有所隐瞒。然而关于汤姆的身世，因为对他不利，就一直隐瞒下去。布利非是反面人物的一个缩影，而小说是一面镜子，看到布利非，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让读者对表里不一，自私自利之人产生厌恶感。同时，通过对比汤姆和布利非这两个人物，作者也表达了他对善良，无私，勇敢这些美德的赞扬，从而鼓励人们要不谋私利，诚实正直。作者也揭露讽刺了虚伪吝啬，自私懒惰，引导告诫着人们不要做惟利是图，虚伪之人( [5] , p. 83)。对于当时伪善风气盛行的社会而言，这一倡导和呼吁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激起了人们对丑恶事物的憎恶，以及对美好事物和品德的追求。
作者引导读者，“其二是引导读者参与小说意义的生成过程，具体体现为作者应该在情节中设定某些悬念，伏笔和空白，激活读者的想象力，以及提供各种暗示等”( [1] , p. 32)。这一点在《汤姆·琼斯》一书中有很好的体现。首先，《汤姆·琼斯》每一卷和每一章都有一个小标题，短则三四个字，如“论爱情”( [2] , p. 268)，多则两三行，如“第一卷到此结束；本章中有一桩忘恩负义的事，希望读者看得出它是违反常情的”( [2] , p. 46)。这些标题简洁明了地概括了一卷或一章的内容，读者读起来一目了然。同时，菲尔丁还开创性地在每一卷之前冠以一篇序章，序章多为独立的杂文或论文。在序章中，菲尔丁时而谈论书中的人物情节，创作手法，时而撇开故事本身，阐释他对社会生活的看法。比如，在第四卷第一章中，作者写道：“大家总该承认现在是再合适没有的场合了，因为我们马上就要介绍一位非同小可的人物出场，此人非他，正是我们这部英雄散文史诗的女主人公”( [2] , p. 137)。作者的提前预告，不禁让读者心中满怀期待，女主角终于要登场了。这些序章在帮助读者理清故事发展脉络的同时，也能引发读者对现实生活的思考。当然除序章外，在小说正文中，作者也会发表自己的观点。例如在医生去世之后，作者写道：“我发现除了上述那条恶魔的座右铭之外，还有一个原因使得大尉有这般行径：此人除了前边提过的性格之外，为人还及其傲慢凶悍，一向不把与自己的性格不同，在傲慢，凶悍方面远不如他的那位哥哥放在眼里。但是医生的学问却比弟弟渊博得多，一般人都说他的天分比弟弟高得多。大尉本人也明白这一点，并感到不能容忍。嫉妒充其量是一种恶毒的情感，一旦再夹杂上鄙夷，那就会变得更加恶毒”( [2] , p. 48)。作者简单的三言两语能够帮助读者看清大尉这一人物的真实面目，从而更好的理解故事情节。
作者对读者的引导也离不开悬念的设置。小说中汤姆的身世始终像一个谜团。作品以来历不明的私生子汤姆的发现为开端，以汤姆身世的真相大白为结尾。这一悬念是推动小说情节发展的关键 [3] 。在小说第一卷珍妮姑娘因被指控为汤姆的亲身母亲而远走他乡。第二卷中巴特里奇也因被诬陷为汤姆的生身父亲也被迫离乡背井。这两个人物是揭开汤姆身世的关键人物，所以作者安排他们在第八卷和第九卷重新露面，他们的一切行动都紧紧围绕汤姆而进行。白丽洁小姐临终前托付律师道林把汤姆身世的秘密告诉奥尔华绥，不巧奥尔华绥病重，遗嘱被布利非隐瞒，这就使情节得以发展下去。当汤姆的身世之谜被解开，悬念结束之时，作品也接近尾声。这一悬念深深地吸引着读者，同时也鼓励读者充分发挥想象力，猜测汤姆的身世。
4. 结语
作为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奠基人，18世纪小说家中最有小说理论意识的作家，菲尔丁在《汤姆·琼斯》一书中将他的小说理论展现得淋漓尽致。菲尔丁与读者之间建立起了一种亲密的关系。在阅读《汤姆·琼斯》一书时，读者身边好像站着一位博古通今的向导，他总是生气勃勃，讲话饶有风趣。他带领读者经历了一场悬念从生，刺激却又不失欢乐与感动的旅行。在这样一场旅行中，作者一直服务着读者，以他喜剧性的情节和妙趣横生的语言，为读者带来无尽的欢乐与感动。作者也一步一步地引导着读者，去感受善恶，美丑，慷慨正直与自私虚伪，帮助读者更好地认识自己，认识身边的环境，认识社会。悬念的设置激发了读者的阅读兴趣，吸引读者去探索发现书中的谜团。偶有的空白也给读者留下无尽的想象空间。读《汤姆·琼斯》，是一次心灵的洗礼，更是一种美的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