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个人的行为会受到社会比较情境的影响。有研究显示我们倾向于自发地进行社会比较，并且中国人的社会比较会产生泛化(韩晓燕&迟毓凯，2012)。在如今网红和明星穿搭的“爆款”销售火爆的背景下，大学生社会比较现象频繁发生，这里的社会比较就是一种关于身体外貌的比较。Lock Wood和Kunda研究发现，如果个体在进行向上社会比较时，认为自己可以像榜样一样取得成功，那么会给个体带来积极的影响，反之则会使个体受到挫折。Burlesson等人2005年发现向上的社会比较存在风险，因为如果和榜样差距过大，会让个体产生自卑情绪，所社会比较的威胁效应指的是在主动或是被动的发觉自己和他人的差距时，个体会感受到巨大的落差，受到打击挫折并可能引发其他不好的后果，进而影响到个体的自我意向。
身体意象属于自我意向的一部分，其创始人Schilder (1935)认为，身体意象就是在我们心里形成的关于自己身体的图画。在“以瘦为美”的审美风气下，人们对于自我的身体意象已经越来越苛刻，在国外的已有研究中，大部分研究者认为媒体下的社会比较对女性身体意象有负面影响，例如，有研究表明，暴露于大量的媒体信息，女性会对自己的身体感到不满意，希望自己能够拥有媒体中模特那样苗条的完美身材(Groesz, Levine, & Murnen, 2002; Rühl, Legenbauer, & Hiller, 2011; Smeets, Jansen, Vossen, Ruf, & Roefs, 2010)。但也有研究者持不同的态度，认为媒体下的社会比较有积极影响(如Joshi等)或者是没有影响(如Borzekowski等)。因此社会比较究竟会不会影响女性身体意向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负面的身体意象会有一系列消极影响。例如，在青少年中，理想体型模特广告的呈现会增加社会比较和负性情绪(Hargreaves & Tiggemann, 2004)，媒体身体比较在社会文化和身体不满意之间起到中介作用。身体意向失调会影响个体的着装，胖人普遍因为对于身体的自卑而不敢穿市面上那些时髦的服装，存在着装压力。社会中的女性比男性更多的承受公众的目光，也极大的迫使她们追求有一个“好的形象”，有研究(Kaiser, 2000)指出个体在社会中所处的团队或共同体，会使个体在着装过程中体验到被限制的压力。从生活现象观察，对许多女大学生而言，平日里着装带给她们的压力，或许更甚于学业。而负面身体自我会影响人们对着装的态度：是通过服装或是展示娇好的、理想的身体，或是借机掩盖有缺陷的部位(齐志家&古怡，2003)，着装动机由此便分成了自我验证动机——为了更符合真实的自我而选择服装，以及自我增强动机——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好而选择服装(王丽，2006)。存在(胖)负面身体自我的女性，往往会觉得购物是种令人沮丧的经验，甚至有一种令人焦虑与羞耻的感觉，因为对比理想与现实中穿衣情况，购物与试穿衣服变成一个强有力的提醒着衣者的身体是“不正确”的(Tiggemann & Lacey, 2009)。因此，无论是社会比较还是负面身体意象都会影响道女性着装，进而发生由于不同原因导致的着装压力。
基文献整理，可以推断个体与他人身体外貌的比较会影响到女性的身体意向，同时负面的身体意象会导致女性的着装压力。但目前并没有研究系统的关注这三者的关系，本研究立足于这三个变量，作出了以下假设：社会比较可以影响女性着装压力，身体意象在其中起中介作用。社会比较程度越高，则身体意象越低，女性着装压力越高。
2. 方法
2.1. 被试
采用方便抽样法选取华南师范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华南农业大学、暨南大学4所高校，共抽取450名在校女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回收整理后得有效问卷393份(纸质版291份，网络版102份)，有效回收率为87.6%。其中广东外语外贸大学102人，华南农业大学90人，华南师范大学108人，暨南大学93人。被试的年龄在17~27岁之间(M = 14.23; SD = 1.27)。总体的体重指数(BMI)为13.7~30.1 kg/m2 (x = 19.5, s = 2.1)。
2.2. 工具
2.2.1. 身体社会比较问卷 (Physical Appearance Comparison Scale, PACS)
采用陈红(2007)修订的身体社会比较问卷(中文版)和Thompson (1998)编制的身体比较量表中的5个题目。身体社会比较问卷被用于评估与身体外貌关的社会比较特质，共5个题项，采用5点计分，如“在晚会或其它社交场合，我会把自己的身体外貌和他人的作比较”，1代表“从不”，5代表“总是”，分数越高，代表社会比较越频繁。另外，采用Thompson等(1999)身体比较量表中的5个题目，如“当和其他人在一起时，我会将自己的体重和他人的体重相比较”，也采用5点计分，1代表“从不”，5代表“总是”，分数越高，代表身体比较越频繁。测量社会比较的量表共为10个题项。总量表的Cronbach’s α为0.862。
2.2.2. 简版负面身体意象量表
采用刘达青(2009)修订的简版负面身体意象量表，包括整体的身体不满意因子和三个主要的特殊因子胖、容貌、矮。问卷为五等级自评量表。共27个题项，采用5点计分，如“我为自己的身体感到自豪”，1代表“从不”，5代表“总是”，分数越高，代表身体意象越好，对自己的身体越满意。总量表的Cronbach’s α为0.873。
2.2.3. 女性着装压力调查问卷
采用易越(2013)编制的女性着装压力调查问卷，包括社会压力和审美压力两个维度，其中审美压力包括衣着美感、他人评价和表达自我三个因子；社会压力包括选择困难、潮流时尚、经济负担三个因子。问卷为五等级自评量表。共20个题项，采用5点计分，要求被访者按照每项题目与自身情况的符合程度打分，1代表“非常不符合”，5代表“非常符合”，所有问题均为正向评分，分值越高代表着装压力越大。总量表的Cronbach’s α 为0.833。此量表可用于女性自我探索着装压力的压力源、以及不同压力源的影响强弱，从而寻求解决之道，也为其他机构、学者相关的相关研究当做参考。
2.3. 程序及数据处理
采用统一的问卷和指导语进行线上和线下测试。指导语强调作答真实性以及个人信息保密性。使用SPSS 22.0进行描述统计，相关分析，回归分析。
3. 结果
3.1. 调查结果之描述性分析
3.1.1. 女大学生BMI总体状况
本研究对女大学生BMI情况进行了初步的调查，如表1，结果表明393位女大学生中BMI值34.6% (136人)均为偏瘦型，62.1% (244人)为正常，3.3% (13人)为偏胖型。总体的BMI均值为19.5，属于正常范围内。总体来看女生肥胖的人很少，大多属于正常或偏瘦型的人。
3.1.2. 女大学生社会比较状况
本研究对女大学生社会比较情况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393位女大学生在社会比较上的平均得分为2.87分，比中间数高(5点量表)，由此可说明女大学生确实存在社会比较的心理。社会比较问题形势比较严峻，应该得到重视。
3.1.3. 女大学生身体意向状况
本研究对女大学生身体意象情况进行了调查，如表2，结果表明393位女大学生在身体意象的四个维度上平均得分。就问卷总体而言，身体意象总体平均分为2.59分，与中间数几乎相同(5点量表)，由此可说明女大学生的总体身体意象正常。
就各个因子而言，身体不满意维度平均分为3.35，胖维度平均分为2.46，容貌维度平均分为2.75，矮维度平均分为3.03。其中身体不满意维度、容貌维度和矮维度平均得分均高于中间数，可见在对自己身体不满意，容貌和矮方面均有较低的评价，但在胖维度的评价上，相对来说较高，也就是更满意。
Table 1. Table of BMI for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in Guangzhou
表1. 广州市女大学生BMI情况表
Table 2. Body image of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in Guangzhou
表2. 广州市女大学生身体意象情况表
3.1.4. 女大学生着装压力状况
本研究对女大学生着装压力情况进行了调查，如表3，结果显示393位女大学生在着装压力各维度上平均得分。就问卷总体而言，着装压力平均分为3.27分，比中间数高(5点量表)，由此可说明女大学生感受到了着装压力。比较“审美压力”与“社会压力”维度，可知人们感受到的审美压力(M = 3.12)大于社会压力(M = 3.40)，并且审美压力维度下的3个因子均分都大于3，而在社会压力维度下，却只有1个因子的均分大于3，可见人们更加关注穿衣打扮中内在、精神的层面。
3.2. 不同BMI学生身体社会比较、身体意向、着装压力评分比较
表4显示偏瘦(BMI < 18.5)、正常(18.5 < BMI < 23.9)和偏胖(BMI > 23.9)三组女生的社会比较和身体意象量表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显著性，而着装压力评分无显著性差异。社会比较量表评分从偏瘦组到偏胖组到正常组逐渐增高，多重比较显示正常组得分高于偏瘦组(p < 0.000)。身体意象量表评分从偏瘦组到偏胖组逐渐增高，多重比较显示正常组得分高于偏瘦组，偏胖组得分高于偏瘦组(p < 0.000)。
3.3. 社会比较、身体意象、着装压力的相关分析
以BMI指数为协变量，对社会比较、身体意象、着装压力3个变量进行偏相关分析(见表5)。结果表明，社会比较和身体意象之间呈相关(r = 0.498, p < 0.001)，社会比较和着装压力之间呈相关(r = 0.478, p < 0.001)，身体意象和着装压力呈相关(r = 0.444, p < 0.001)。
3.4. 社会比较、身体意象、着装压力的回归分析
3.4.1. 共同方法偏差的控制与检验
由于本研究数据均来自被试的自我报告，可能会存在共同方法偏差(Common Method Biases)，根据相关研究的建议(周浩&龙立荣，2004)，在程序方面进行了相应控制，如采用匿名方式进行测查、部分条目使用反向表述等；为了进一步提高研究的严谨性，本研究采用Harman单因素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设定公因子数为1，采用Amos18.0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发现拟合指数(χ2/df = 14.03, RMSEA = 0.18, ARMR = 0.18, CFI = 0.91)不理想，表明本研究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表6)。
Table 3. Dress pressure for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in Guangzhou
表3. 广州市女大学生着装压力情况表
Table 4. Social comparison, Dressing Pressures, and body image for the three groups of students ( x ¯ ± s )
表4. 三组学生身体社会比较、着装压力、身体意象量表得分比较(
)
Table 5. Correlation Matrix of social comparison, Dressing Pressure, body image
表5. 社会比较、着装压力、身体意象的相关矩阵
Table 6. Overall goodness of fit analysis of the model
表6. 模型整体拟合优度分析表
3.4.2. 身体意象在社会比较和着装压力中的中介作用
将着装压力看作因变量，将身体意象和着装压力的所有因素放入回归方程，结果发现：女大学生的身体意象会在社会比较和着装压力中有中介效应。
表7结果可知，根据依次检验，第一步社会比较具有正向预测作用，(β = 0.455, t = 10.94, p < 0.001)；第二步身体意象具有正向预测作用，(β = 0. 537, t = 12.58, p < 0.001)；第三步社会比较对大学生着装压力具有正向预测作用(β = 0.340, t = 6.47, p < 0.001)，身体意象对大学生着装压力具有正向预测作用 (β = −0.213, t = 4.07, p < 0.001)，因此身体意象在社会比较与着装压力中的中介效应显著，中介效应模型如图1。
4. 讨论
4.1. 女大学生BMI值、社会比较、身体意象、着装压力现状
女大学生BMI值仅有3.3%为偏胖型。总体来看女大学生肥胖的人很少，大多属于正常或偏瘦型的人。不同于现在社会肥胖率增加的现象，本研究结果出现的原因可能由于样本选取均为大学生，现在的女大学生对自己体型的管理更加重视，肥胖的现象较少。
女大学生社会比较平均分为2.87分，得分情况与陈红(2010)的研究一致，可见女大学生存在社会比较的心理，攀比现象泛滥的情况不仅存在于金钱方面，更体现在外貌方面，在社会审美趋向一致的今天，女大学生们会将自己和明星或者身边的同学进行比较。这种社会比较问题形势比较严峻，由此引发了整容现象频繁，大眼睛、高鼻梁、锥子脸的网红成为了女生们追求的外表，但是过度的整容以及由于整容行业鱼龙混杂导致整容失败的案例频繁发生，这应该得到社会的重视。
女大学生的身体意象总体正常，但进一步发现，问卷中身体不满意维度(3.35)、容貌维度(2.75)和矮维度(3.03)平均得分均高于中间数，而胖维度(2.46)略低，可见女大学生在对自己身体不满意，容貌和矮方面均有较低的评价，但在胖维度的评价上，相对来说较高，也就是更满意。这与前人研究结果不同，例如有87% BMI正常乃至偏轻的女大学生认为自己太重(王洪琴，2003)；还有98.27%尝试过或正在进行减肥的女学生正常乃至偏轻(范存欣等，2002)。本研究结果可能是由于女大学生对自己身体、容貌和身高上均不够满意，所以经过这些题目的对比，在胖维度的评分则较为宽容。女大学生对身体意象各维度的不满意情况值得我们关注，对身体的不满意容易导致自卑，进而对身心健康产生严重后果，因此社会和学校应该给大学生们灌输正确的身体意向评价树立身体自信，展现出新时代女性独特的美。
女大学生着装压力平均分为3.27分，由此可说明女大学生确实感受到了着装压力。同时，审美压力大于社会压力，可见人们更加关注穿衣打扮中内在、精神的层面。此结果与易越(2013)的研究结果一致，因为被试均为大学生，还未步入社会，所以感受到的社会压力偏低。
同时，偏瘦、正常和偏胖三组女生着装压力差异不显著，但社会比较量表评分从偏瘦组到偏胖组到正常组逐渐增高，正常组是社会比较最严重的群体，这可以解释生活中一些并不胖的人反而减肥的意愿要更高。身体意象量表评分从偏瘦组到偏胖组逐渐增高，也就是说越胖的人对自己的身体意象评价越不满意。
Table 7. Mediating effect of body image on social comparison and Dressing Pressure
表7. 身体意象在社会比较和着装压力中的中介效应检验
Figure 1. A model diagram of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Body Image on Social Comparison and Dress Pressure
图1. 身体意象在社会比较和着装压力中的中介效应模型图
4.2. 身体意象在社会比较影响着装压力之间的中介作用
使用逐步回归的方法可以看出，身体意象在社会比较对着装压力之间存在中介作用。这表明身体意象是影响女性着装压力的最关键因素，这与前人研究也很相似，社会比较对身体意向具有影响，媒体中有关女孩身体信息比男生多(Gardner, 1997)，而一旦将这些媒体中理想身体形象内化，并相信瘦身与身体吸引力、社会成功和被接受有关(唐锐等，2006)，女性就很有可能感受到身体不满，出现饮食障碍行为(Polivy & Herman, 2002)。同时，前人的研究也表明身体意象对着装压力有影响，负面身体自我会影响人们对着装的态度：是通过服装或是展示娇好的、理想的身体，或是借机掩盖有缺陷的部位(齐志家&古怡，2003)，着装动机由此便分成了自我验证动机——为了更符合真实的自我而选择服装，以及自我增强动机——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好而选择服装(王丽，2006)。最后，社会比较会增加女性的着装压力，有研究表明，女性会为穿上理想的服装而减肥，因为流行服饰的尺码意味着时代的标准体型(韩薇，2002)。所以本文结果与前人研究一脉相承，并证实三因素间存在中介效应。
4.3. 研究意义与不足
本研究针对当前明星效应以及攀比现象严重的背景下的女大学生着装压力感知的问题，运用社会学中的问卷法，探讨社会比较、女性着装压力、身体意象三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具有重大意义：第一，可以了解到女大学生通过社会比较是在哪些方面感受到着装压力，如：个人理想化形象、负面的身体自我、追赶时髦担心被社会遗弃等。同时探究着装压力的心理原因，从而提出建议，去帮助女大学生合理地对自己有自我期待，减少敏感情绪化以及找到合理有效的应对策略。第二，可以了解到现在女大学生通过社会比较对于身体意象的情况。了解到其心理原因，从而帮助女大学生树立正确健康的身体观、价值观。避免负面的身体意象而引起的低自尊、抑郁、进食障碍等心理问题。
同时，本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在研究设计上，本研究对相关变量的考察尽管有理论依据，但仍是基于横断研究，未来还需要纵向研究这类具有因果推断力的研究设计来进一步考察。其次，社会比较还具有个体差异性，这会影响到个体进行社会比较的频率和方向(郭淑斌，黄希庭，2010)，未来的研究应将个体社会比较的个体差异纳入研究中。最后，样本范围有待扩大。本文只关注了女大学生，其年龄和身份都有较大的限制。以后的研究可以将被试群体扩大。
5. 结论
本研究发现女大学生社会比较、身体意象、着装压力三者之间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并且身体意象在社会比较影响着装压力之间有中介作用。本研究结果有利于了解社会比较对青少年身体意象的影响以及女大学生的着装压力情况，并对端正大学生身体意象以及减缓女性着装压力具有重大意义。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7JJD190001)资助。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