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自新冠疫情以来，经济不确定的影响，使得经济发展呈现出疲软的态势，内部外部需求也呈现出下滑的趋势，我国各地为了推动经济的复苏与企业的复工复产，颁布了一系列的推动营商环境优化的政策，并采取了一切能够采取的措施来为企业减负降税。国家和政府在持续性发力推动经济复苏和深入“放管服”改革的过程中，企业虽然面临着生存和发展的危机与挑战，然而，我国对于疫情的有力管控使得企业能够有效地复工复产及减负降税的政策的实施落地，并伴随着全球部分国家和地区因为疫情而导致出口锐减甚至引发部分产业链向我国回迁，也为企业的经营发展带来的新的机遇。
在这一情境下，针对企业内部的组织公平感和企业外部营商环境的关系如何，外部营商环境如何影响公司的内部治理，并对企业内部的组织公平感的高低产生影响的机制的探讨还比较缺乏。以往针对于营商环境作为前因变量的研究多是采用传统的回归方法，营商环境作为一个“综合性的生态系统”，单一因素甚至是多重回归都难以满足营商环境内部多要素的复杂互动关系，而营商环境内部多要素的耦合系统作为制度研究的一种趋势，采用组态理论化的视角能够更好地满足研究的需求，fsQCA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是基于溯因逻辑来识别特定结果产生的组态原因，更能符合营商环境与组织公平间关系的研究。
本文重点探讨以下问题：营商环境是如何产生高组织公平？在哪些组态下，营商环境会产生高组织公平？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通过梳理国内外研究成果，构建营商环境与投资回报率的问卷，以214套问卷为研究样本，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方法，研究导致高组织公平的营商环境的条件组态与作用机制，以期深化对营商环境和组织公平的理性认识，为未来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
2. 文献综述
2.1. 营商环境
良好的营商环境对经济发展，以及激发企业创新和发展活力具有的积极影响已被广泛证实 [1]。其直观表现为能够对经济发展产生“创造效应” [2]。优秀的营商环境能够使得企业获得成本优势，并为产生商业创意打造适宜的环境，并且能够提高资源分配的质量和效率，减少企业间恶性竞争发生的可能性 [3]；当营商环境健全时，不仅能够引导企业形成良性竞争，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还能够帮助中小企业渡过发展难关，更好发挥营商环境的“创造效应”；最后，营商环境具有较强的社会属性，健全的营商环境能够有效引导社会力量发挥外部监督的职能，以降低企业发展寻租行为的产生。
营商环境是联结企业与市场的纽带和桥梁，其本质在于激发企业发展活力和社会创新活力。激发社会活力。营商环境的优化能够降低企业的进入门槛，从而为企业所在地提供更多的就业与创业机会，有利于企业家和社会的创业热情的激发，并能促进企业经济效率的提升。营商环境的优化能够增强企业家从正规渠道获得资源配置的可能性 [4]，并通过作用于创新资源的配置效率而影响企业的创新活动，以调节市场失灵对创新的影响。发挥市场作用。营商环境的相对缺失往往是导致市场发展动力不足与企业恶性竞争的关键因素 [5]。完善的营商环境有助于减少政府干预，促进公平竞争。营造开放、透明、公正的营商环境，有利于形成公平竞争的企业经营环境，发展企业的竞争优势，提高生产要素的利用效率，增加创新产出；同时，还有利于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改善企业绩效 [6]。
2.2. 组织公平
组织公平感是对管理行为的伦理和道德地位的个人评价 [7]，强调的是一种符合外在道德标准和内在期望的主观感受，也是员工对自己所在环境与组织的感知与感知到这种环境之后一种内在的自我判断反应。在国外的学术研究当中，三因素论(即分配公平、程序公平和互动公平) [8] 的认可度较高，其包含三个部分，分别是分配公平、程序公平和领导公平。分配公平是美国学者Adam (1965)针对组织中分配问题研究时提出的，认为员工会将自身与他人在工作中的投入产出进行比较，强调个体的报酬公平性的感知是公平感的最主要的来源；程序公平则是指无论最终决策是否对自身有利，只要可以参与诉讼过程、并且能具备控制过程的权利，都将会提高最终的公平感；而互动公平则强调因为执行程序时态度与方法的不同，导致了员工对公平概念的差异感知 [9]，其实质是强调领导公平。
四因素论 [10] 在三因素的基础上，加入了信息公平，指在向员工传递有关信息过程中，解释为什么采取某种分配程序和为什么是这样的分配结果的程度 [11]。中西方由于在文化、制度和思想形态上的不同往往也会导致在公平感研究上取向的不同。西方针对组织公平感的研究的前提往往是建立在物质资源上的分配公平，其结果的最终导向也是指向资源分配的结果。但是在集体主义背景下的中国文化，个人和组织间的交换过程中，感性成分往往要多余工具性成分。所以，应结合依托于中国情境的组织公平定义，采用分配公平、程序公平和信息公平的四要素的研究模型 [12]，本研究也正是基于以上观点，采用四个维度的题项对于组织公平感进行衡量，并开展进一步的研究。
3. 研究方法
定性比较研究(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是一种针对中小样本案例研究的分析方法，被视为一种介于定性与定量之间的新型研究方法，在进行多案例比较后得出相对简洁的因果关系，探究前因条件组合如何引致结果变量连续性变化，并挖掘出对最终结果变量有解释力的条件和条件组合。QCA 方法的优势还在于能够分析引致某特定结果的多个条件组合，更趋向于关注因果关系的多样性。而fsQCA (模糊集分析)对模糊集(Fuzzy-set)和真指标分析方法进行了融合，使得案例研究的条件与结果突破了二元划分，对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的应用范围的广度和深度进行了拓展。fsQCA方法的应用能够从整体性角度探究营商环境中哪些前因条件组合能够推导出不同的组织公平感。
4. 变量与数据
4.1. 问卷设计
所有测量问卷题项均采用李克特的5点计分法，1~5表示发生频率或符合程度由低到高。
政府效率。政府效率由“政策公平透明性与公开性”、“项目审批效率”、“采纳社会意见”和“政策稳定性和持续性”通过平均计算得出，全面衡量了政府服务的规模和效率。
人力资源。由“雇佣难易度”和“人员流失率”进行计算得出。
金融服务。由“企业银行融资成本”和“企业融资渠道多元化”平均计算得出。
公共服务。由“知识产权管理和公共服务”、“基础设施配套”和“生产要素供应及价格”平均计算得出。
市场环境。由“供应链合作情况”、“市场份额”和“销售增长率”平均计算得出。
创新环境。由“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政策支持力度”平均计算得出。
组织公平。由“内部程序优化”、“分配制度的公平与优化”、“企业对员工支持与帮助”和“领导与员工进行及时的信息沟通”平均计算得出。
4.2. 样本
本课题组以贵州大学MBA、EMBA、MPM学员为主要问卷的发放对象，通过网络方式使得学员参与到研究中并填写问卷，此外，为保证数据的有效性和提高研究的外部效度，课题组还面向贵州省、北京市等地不同类型的组织发放调查问卷。在问卷设计和发放过程中，为了保证问卷的有效性和准确度，课题组对问卷进行了必要但无任何诱导性的基本说明，并对被试说明匿名作答并仅为学术研究所使用，回答的答案并没有正确与错误之分，强调了按照现实情况和真实感受作答。本文问卷收集232份问卷，剔除无效问卷后回收有效问卷214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92.2%。样本中，性别方面，男性占比57.9%，女性占比42.1%；企业类型方面，国有企业占比61.2%，民营企业占比7.5%，外商投资企业占比30.8%；企业投资总额方面，100万以下的占7.9%，100~500万的占14.0%，500~1000万的占14%，1000~5000万的占13.1%，5000万以上的占50.9%。
4.3. 描述性分析与变量的校准
在收齐问卷之后针对fsQCA的使用方法，采用直接法把变量校准为模糊集，采用效用值法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效用值的值域为[0,1]，效用值越接近1，说明该指标的得分越高。本文将6个条件变量与1个结果变量(组织公平)分为完全隶属、交叉点和完全不隶属的3个校准点分别设定为案例样本描述性统计95%、50%与5%。各变量校准锚点及描述性统计详见表1。
Table 1. Collection, calibration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表1. 集合、校准和描述性统计
5. 结果与讨论
本文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法展开组态分析，将一致率阈值定为0.8。
5.1. 必要条件分析
在开展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前需要检测每个独立的前因变量是否为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即对选定的前因变量的一致性和覆盖率进行检验，用以衡量变量间是否存在充分性和必要性关系(见表2)。对于单项前因条件必要性分析，如果某一条件变量的必要一致性大于0.9，则说明该因素是引致结果产生的必要条件，需要在之后的条件构型分析中剔除。根据表2对结果可以得出，不存在产生高或非高组织公平的必要营商环境条件。
Table 2. Necessity test of single condition of QCA method
表2. QCA方法单个条件必要性检验
5.2. 组态分析
在进行标准化分析后，一般会得出复杂解、简单解和中间解三类结果。鉴于中间解将符合理论和实际知识的“逻辑余项”纳入解，相对其他两类解释更具优势。因而采用中间解进行分析。
Table 3. Configuration of realizing high and non high return on investment in fsQCA
表3. fsQCA中实现高、非高投资回报率的组态
注：● = 核心条件存在；U = 核心条件缺失；● = 边缘条件存在；U = 边缘条件缺失。
其中，由表3可知产生城市高组织公平的组态有2个(P1, P2)，下面详细分析每一种影响创业活跃度的组态。
1) 组态P1指出以政务环境和市场环境为核心条件，互补高金融环境、高人力资源和高创新环境为边缘条件的营商环境生态可以产生高组织公平感。本研究发现组态P1呈现出在拥有高效且廉洁的政务体系与繁荣的市场环境下，金融环境、人力资源和创新的改善能够使企业呈现出高的组织公平。
2) 组态P2指出以政务环境和市场环境为核心条件，互补高金融环境、高公共服务和高创新环境为边缘条件的营商环境生态可以产生高组织公平感。本研究发现组态P2呈现高人力资源和高公共服务二者其中一项的存在都可能导致高的组织公平感。
进一步的，本文也检验了产生非高组织公平的营商环境生态，可以发现，政务环境和市场环境二者核心条件的叠加存在或者共同的缺失对于组织公平感知的高低存在决定作用，三个非高组织公组态都呈现出政务环境和市场环境的共同的核心条件缺失，表明在政务效率低下，政府服务难以令人满意且市场环境发展不充分发展、规模较小的情况下，企业内部的公平感知较低，其中值得注意的是N2组态存在金融环境的边缘条件的存在，表明在这种情境下，金融环境的改善对于改变组织内部的公平感知收效不大，甚至可能存在着反作用。
6. 结论
经过fsQCA的分析表明，本研究共产生了营商环境对高/非高组织公平所产生的五种不同的组态，具体的研究结论为：1) 政务环境和市场环境是在所有组态当中作为关键的影响因素而发生作用的，政务环境和市场环境二者作为核心条件的存在或缺失往往能够对高/非高组织公平的感知产生直接影响，说明在政务效率高、政府廉洁度高与企业能够获得良好的效益的市场中，企业能够在二者叠加效应影响下，构建系统与科学的组织结构和评价体系，从而在组织中实现人际公平、分配公平和程序公平，促进企业内部组织公平与组织文化的搭建。2) 当政务环境和市场环境二者同时缺位，营商环境因内部间多要素间相互影响与相互作用的关系，会导致营商环境一定程度上的衰退甚至是恶化，可能引发系统性全要素的衰减，政务环境的缺失使得企业不得不面对更为复杂的市场环境，企业需要采取更多的手段和方式来维持企业的存续，为寻租行为的产生提供了条件。权利机制能够通过市场机制放大自身的特权，寻找更大的寻租空间，在这种情境下，企业自身内部的组织建设和文化建设也难以得到良性的发展，因为外部营商环境的影响，使得内部的公平感难以得到保证。3) 高人力资源与高公共服务二者，在政务环境与市场环境的核心条件得到满足的情况下任一要素的满足所构成的组态会导致高的组织公平感，表明在不同的情境和地区，产生高的组织公平感的特征有所不同，例如：劳动密集型企业往往对于人力资源的可获得性更为看重，而资源密集型企业或高新企业对于公共服务的要求更高。
基金项目
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课题“新时代贵州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机制研究”(21GZYB13)。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