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文学翻译在翻译界一直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它是将文学作品，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的行为。文学翻译和文学接受者互相影响，彼此促进。文学翻译的作品更多是针对文学接受者的，同样地，文学接受者也对文学翻译产生的影响更为显著。如果说文学作品是一门通过语言组织而形成的艺术，那么文学翻译就是使用另一种语言作为工具，来精确传达原本作品的艺术意境与艺术精神。由此，使读者在读译文时也能够像品读原著一样，身临其境，感同身受，并从中受到启发。
《呼啸山庄》，众所周知，是英国最著名的文学作品之一，同样也是被大家公认的英国文学史上“最奇特的小说”。它的作者是身为勃朗特三姐妹之一的艾米莉·勃朗特。故事讲的是，男主人公希斯克利夫刚出生便被抛弃，但很快就被一个山庄老主人收养。但好景不长，他遭受了侮辱且经历了失败的恋爱后，选择离家，随之变得十分富有。希斯克利夫返乡后，得知女友凯瑟琳与地主林顿结婚了，便心生恨意，对其及其子女开始进行报复。整篇文章充斥着强烈又紧张的感情色彩，人物性格饱满分明，复仇情节扣人心弦。
最初，《呼啸山庄》并没有获得较高的关注，并因为具有独特的复仇色彩而沉寂了一段时间。后来，西方先进思潮逐渐在中国兴起，大量西方文学作品被引进。在1917年，我国刊物《妇女杂志》首次撰写了有关勃朗特三姐妹的内容，并将她们介绍给了中国读者。自那时起，《呼啸山庄》才开始被国人所知。由此，中国翻译家们开始对其进行翻译与解读，《呼啸山庄》的各种译本开始不断涌现。
2. 《呼啸山庄》在本研究中的界定
在文学翻译界，最受大家认可，公信度最高，同时也被研究对比最多的《呼啸山庄》译本有两个。一个是1980年由杨苡翻译的版本，这个版本在1990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和译林出版社联合出版。另一个是由方平在1984年翻译的版本。该版本是在1986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其中，由杨苡翻译的《呼啸山庄》中译本最为经典。本文所提及的《呼啸山庄》中译本均指的是杨苡版和方平版。下文将把方平的译本简称为“方译”，杨苡的译本简称为“杨译”。
3. 中译《呼啸山庄》研究的不同视角
3.1. 同时研究杨译《呼啸山庄》与方译《呼啸山庄》
3.1.1. 语态及汉译方法的视角
曹军(2012: 25 [1] )对比了《呼啸山庄》中译本和英文原著中常见的被动语态，还将杨译和方译作为研究对象进行中译本之间的对比，对比内容主要是被动语态汉译的方法。在经过两次对比下来，他得到这样的结论：在翻译中，英语和汉语之间表达方式存在较大差异，因此，语态的转换是非常必要且无法避免的。将英语翻译成汉语，译者绝不能单纯机械的进行翻译工作，而是要结合思考，发挥能动性，找到真正符合汉语习惯的表达。在此基础上，再去完成语态的转换。同时，实现并完成译文的功能对等也十分重要。要符合翻译目的语读者的文化表达习惯，同时还要做到功能对等，只有这样的译文才更容易被读者接受并充分体会。
3.1.2. 文本分析模式视角
文本分析模式是由诺德参考前人的理论成果所提出的。骆雯雁(2012: 125 [2] )总结说，诺德所提出的文本分析模式主要包括文外和文内两大因素。但根据文本的多样性，又会产生不同的要素标准。总结下来，“文外因素”中也包含文本发送者、发送者意图、接受者及其期望、文本媒介、文本交际场所以及文本交际时间和动机。“文内因素”则更多的与文本自身相关，包括主题、内容、前提、构成、非语言因素、词汇、句型结构和超音段特征等方面。她还提到，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因素之间并非平行关系，而是环环相扣，互相影响的。
陈婷婷和李红梅(2013: 51 [3] )正是使用这种视角分析方式，结合了《呼啸山庄》中最突出的文内因素和文外因素来进行论述。其中，她们选择的文内因素包括主题、内容、前提、词汇和超音段特征，文外因素只有作者。以诺德的文本分析模式为基础，通过杨译《呼啸山庄》与方译《呼啸山庄》的对比分析，对翻译家们理解源语言文本特有的功能有极大的帮助，并促使他们能进一步准确掌握源语言的语言文化特点。由此，翻译的准确度才能被大大提高，读者自然会对译文有更为正确的理解，并获得与源语言读者相同的感受。
3.1.3.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视角
Simon (1996: 509 [4] )是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代表人物。她指出，事实上，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就是一种文化干预，它被视为女性主义理论对传统翻译观权威的一种挑战。陈建生和王占连(2016: 212 [5] )根据Simon所提的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并以此为研究视角，对四个不同的《呼啸山庄》中译本进行了剖析。其中，杨译和方译被作为男性译者的译本的研究对象。陈建生和王占连的研究表明：随着二十世纪初，西方文学思潮在我国广泛传播，中国的女性译者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思想的强烈影响。她们的译本尽量使用很多正式的语言，并且用词的语气更加委婉。陈建生和王占连的研究是将男性译者和女性译者的译本进行比较，而程丽萍(2017: 193 [6] )是直接将杨译与方译进行比较。她得出的结论是，与方译比起来，杨译有两个特点。一是杨译中带有显著的女性视角，即从女性的角度去看待事情的发展与结果；二是杨译的文体风格更加严肃庄重，语言上与方译相比，书面气息也更浓厚。因此，单从女性主义视角来看，杨译是比方译略胜一筹的。因为其既带有明显的男性语言特征，但又充斥着强烈的女性色彩。
3.1.4. 生态翻译学视角
首先，先来了解生态翻译学的含义。胡庚申(2011: 8 [7] )指出，生态翻译学就是运用了生态理性，即从生态学视角对翻译进行综合的整体性研究。生态翻译学对翻译方法有独到的见解，它将其归纳总结为“三维转换”。意思是在“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的原则下，与集中于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作比较，很明显，生态翻译学给翻译研究工作提供的内容更为精细化。它通过生态观系统研究的方式，对翻译本体更能进一步展开细致研究。
张昳(2019: 134 [8] )就是通过生态翻译学视角，来看译者在文化维、语言维和交际维的选择与适应情况。他分别对杨译《呼啸山庄》和方译《呼啸山庄》进行了举例剖析。最终得出结论，在不同情境下的翻译过程中，译者应懂得变通，摒弃死板，应考虑到多种动态因素以及复杂的变量。除此之外，还应加大力度从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三方面考虑问题，使这三者相互促进，互联互通。
3.2. 杨译《呼啸山庄》的研究
3.2.1. 跨文化交际视角
孙博(2017: 77 [9] )以跨文化交际视角对杨译《呼啸山庄》进行了解读。他首先对跨文化交际的出处与来源进行了总结。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最先出现了“跨文化交际”这一名词。自从美国人类学家霍尔创作的《无声的语言》中首次提及它，跨文化交际就走入了大众视野，这为以后有关于其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次，孙博还提到，语言身为文化的载体，意义重大。通过两种语言的互相翻译并转化，可以拉近不同文化之间的距离。他以跨生态文化交际、跨语言文化交际、跨宗教文化交际、跨物质文化交际与跨社会文化交际五个方面，分别从杨译《呼啸山庄》中选例进行说明，来体现翻译在跨文化交际上的作用。
3.2.2. 译者行为批评视角
周领顺和孙晓星(2017: 122 [10] )是首次尝试用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来讨论杨译《呼啸山庄》的学者。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中有明确的内容谈到“翻译内”和“翻译外”的分类与区别，并将译者视为语言人和社会人的结合体。因此，译者批判理论对译者的研究是从两个方面同时进行的，即“翻译内”和“翻译外”。周领顺和孙晓星在结合“求真–务实”译者行为连续统评价模式的基础上，对杨译《呼啸山庄》在“求真度”、“务实度”和“合理度”等方面都进行了较为客观的评价。他们得出的结论是，通过“求真–务实”译者行为连续统评价模式来研究，杨苡的译者行为更偏向于“务实”，并且译本的合理程度较高。
3.2.3. 译本的经典化视角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以杨苡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向大众极力引荐了一些西方文学作品，《呼啸山庄》也包括其中，它也因此越来越受读者群众的广泛关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掀起了一场翻译热潮。在那个阶段，中国出现了一百多个《呼啸山庄》的译本。这些译本大多粗制滥造，不求精制，形成了一种翻译乱象。韩雯婧(2019: 77 [11] )针对这种翻译乱象，以杨译《呼啸山庄》为何经典发问，分别从两方面来诠释其为何是经典之作，一是译者的学术水平和自身素质，二是读者意识和读者接受的考量。最后，她还做了总结性的发言，关于杨译《呼啸山庄》为名著翻译工作带来的警示与启迪，如原著的选择要一定程度上符合本国文艺方针政策，名著翻译要有明确而独特的翻译策略等。
3.3. 小结
3.3.1. 《呼啸山庄》译本研究视角的可视化分析
为了对近年《呼啸山庄》译本研究视角发文情况有进一步的了解，笔者采用计量可视化分析的方式，在中国知网的学术期刊总库检索。检索条件的主题是“呼啸山庄”，同时，勾选中英文拓展一栏。默认“并且”，选择“全文”后方输入“译本”。默认“并含”，后方输入“视角”。进行检索后，共得到61篇符合条件的文章。笔者又对所得文章进行了一次人工筛选，剔除掉了书评以及综述性文章，共得到结果38篇。基于搜集到的相关文献资料，笔者进行了相关的数据统计，结果如下：
如图1，从2008年至今，我国学者就某一视角研究《呼啸山庄》中译本的数量开始增多。虽然在2011年到2015年相关研究发文量有些许回落，但总体上来说，《呼啸山庄》译本研究视角还是越来越多的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
Figure 1. Visualization statistics of the publication volume of Wuthering Heights
图1. 《呼啸山庄》发文量可视化统计
3.3.2. 《呼啸山庄》译本研究视角的数量统计
根据所筛选出的38篇文章，笔者按照不同研究视角进行分类，并作了以下统计：
Table 1. Classification of research perspectives and the number of published papers
表1. 研究视角分类及发文量
如表1所示，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视角来研究《呼啸山庄》中译本是最受学者青睐的。《呼啸山庄》中的女性主义在女主人公凯瑟琳身上体现。她出生在一个男权盛世的时代，从小就被父亲和哥哥虐待的她生活暗无天日，十分痛苦。在与希斯克利夫失败的恋爱结束后，她结婚了。但新婚的丈夫林顿却是个十足的男权主义者，这些都给她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为了追求独立，真正实现自我幸福，凯瑟琳勇敢且积极地表达对男权社会的不满，她奋起反抗，拼命斗争，不肯向现世低头，始终不屈不挠地实现自我独立。在当今世界，女性的权利和地位受到人们高度重视。人们逐步打破了男权主义，重男轻女等思想，已经向自由平等的大和谐迈进。因此，《呼啸山庄》中的凯瑟琳所经历的一切，与现在女性的待遇大相径庭。这种鲜明对比，更能激发人们就这一视角来探讨分析的兴趣。
以跨文化交际的角度分析文章，也是近年来的一大热点。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化，各国文化开始走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形成一种“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文化格局。语言恰恰就是文化的载体，也是能够连接两种文化最直接的桥梁，而翻译家们就是搭建桥梁的人。他们通过文字来拉近各国文化间距，为文化的传播与文化知识的普及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因此，基于跨文化交际视角来研究分析译本，是未来翻译界的大趋势之一。
采用语态及汉译方法、文本分析模式、生态翻译学、译者行为批评和译本的经典化等视角分析译本的学者也不少，但没有上述两者多。另外，本文着重分析讨论使用较为频繁的研究视角，表格中“其他视角”的研究视角过于繁多杂乱，这里将不做赘述。
总之，从不同的视角来进行分析译本，可以让读者从多个层面，以多种维度，按多个方式，理解翻译和不同文化中的现象和规律。多视角研究无疑是对翻译学界十分受益的。
4. 存在的问题
在近些年的研究中，学界对中译本《呼啸山庄》的研究颇多，但存在的问题也十分显著，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 重复性研究。在搜索中译本《呼啸山庄》研究视角相关资料时，笔者发现有些研究视角虽然名称有差别，但研究内容极其相似，甚至是两种视角的结合。例如：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视角，就是女性主义视角和译者性别视角。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包含了女性译者对文本翻译的理解与分析，这是基于译者性别来看的。同时，它也包含了对译本中女性地位与权力的讨论，而这是基于女性主义视角来看的。同理，生态女性主义是生态翻译学视角和女性主义视角的结合。因此，这样频繁的重复性研究是没有太大意义的，并且也会造成学术资源的浪费。
2) 研究视角杂乱，未能深入研究。中译本《呼啸山庄》的研究视角是多样的，除了那些熟知的传统研究视角，例如语言对比和差异，文化对比和差异，学者们对于其他研究视角的名称使用都不够精确和规范。除此之外，学者们研究中译本《呼啸山庄》从文本分析模式、生态翻译学、译者行为批评、译本的经典化等视角的方式虽好，但都没有做进一步深入的研究与讨论，相关发文量过于稀少。
3) 缺少理论支撑。在许多有关中译本《呼啸山庄》研究视角的文章中，虽然作者使用的是一个全新的视角来思考并撰写，十分具有创新价值，但却没有一个强大的理论支撑。缺少理论的研究，就像是空想，经不起推敲，更无法通过实践去证明。
5. 突破与建议
本文对中译本《呼啸山庄》的研究视角的发文量做了可视化分析，较为系统地梳理了《呼啸山庄》中译本研究视角的大致分类，并以此为基础，进行了不同研究视角的发文数量统计。在未来有关中译本《呼啸山庄》研究视角的讨论中，需要详细查询资料与文献，尽量避免重复研究，减少学术资源浪费。在研究视角的选择上，应符合时代的发展方向，同时也要挑选一些有深入探讨意义的主题。研究的视角与方式绝非片面的主观论断，而是要具备强大的理论支撑，能解决之前研究的问题，并对后续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