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广西是中国的农业大省之一,其在与东盟的农产品贸易往来上天然存在许多优势。比如,在地理位置上,广西具有独特的沿海、沿边以及沿江优势,与东盟地区中许多国家都接壤。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立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落实为广西对东盟的贸易创造良好的发展条件,特别是双方的农产品贸易。在全区外贸发展中,广西与东盟的农产品贸易增速是最快的,2002年广西与东盟的农产品贸易总额还不到3亿美元,但到2022年就增至了约32亿美元。东盟已经是广西农产品贸易的第一大合作伙伴。近些年来,广西也在积极地建设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工业园区、试验区等外贸平台,不断地拉近广西与东盟的关系,同时不断地畅通国内国外市场双循环。但是双方的贸易合作仍然存在不足,广西与东盟的农产品贸易量仍然较低。一方面原因可能是广西并未充分发挥出它的良好区位优势,但更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广西的通关程序和手续、基础设施、制度环境以及应用电子商务等方面仍不便利甚至可能存在落后现象,这就极大地限制了广西与东盟的经贸合作更进一步发展。
作为中国–东盟自贸区的首要试验地区,广西在与东盟各国海运、陆运等口岸上的连接都处在较前沿位置,基础设施质量、海关环境、电子商务环境等方面的贸易便利化对于广西与东盟之间的贸易合作意义重大。因此有必要研究广西与东盟的贸易便利化发展情况,本文以广西的农产品出口为切入点,分析贸易便利化对广西向东盟出口农产品可能产生的影响,并期望能够提出有针对性的改善措施,促进双方的经贸合作。
2. 文献综述
当前,国际上对于贸易便利化的定义虽然并未统一,但都大同小异。许多国际组织对贸易便利化的理解以及评价标准都是从自身情况出发,因此都各有特色,但都有一个共同的宗旨,就是尽可能精简国际贸易中可能出现的各种不必要流程,提高贸易透明度,从而提高贸易效率、降低成本,促进国际贸易更加透明、有效、协调发展。总之,贸易便利化可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简化及标准化通关程序;二是提高基础设施质量;三是协调相关的法律法规;四是利用现代科技与新技术,以求国际贸易更加透明、开放、自由、有效发展 [1] 。
国内外对于贸易便利化水平的量化与测算标准也不统一,大多数的学者都是根据自身研究的重点来选取不同的指标对贸易便利化水平进行测算。Wilson等(2003)以港口效率、海关环境、制度环境以及电子商务为一级指标搭建起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的核心框架,进而研究贸易便利化对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中成员国之间贸易流量的影响 [2] 。他们构建出的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是最受国内外学者欢迎的,许多学者根据自己研究需要对该体系做指标的增减变换。Shepherd等(2009)就只是从港口管理、海关建设等方面构建指标体系,来研究东南亚国家的贸易便利化发展情况 [3] 。Perez等(2012)利用从港口效率、基础设施、通信技术、制度环境这四个维度构建的指标体系,评估了100多个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 [4] 。曾铮和周茜(2008)则是扩大了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测算体系,他们增设了五个维度,即除去Wilson等人选取的海关环境这一指标,加入商务人员和征税环境指标,并利用层次赋权法对指标赋以权重,使得研究更加可量化及直观 [5] 。张晓静和李梁(2015)从商业环境、基础设施、边境管理和市场准入这四个方面入手,研究了一带一路沿线四十多个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 [6] 。李静璇(2020)借鉴以往学者经验,以基础设施、电子商务、制度环境、海关效率作为主要指标,研究贸易便利化水平对于中国与东盟国家双边贸易的影响 [7] 。曹宇芙等(2023)基于“双循环”视角构建包含口岸效率、制度环境、交通基础设施和电子商务四个一级指标11个二级指标的贸易便利化水平综合指标体系,测度了2001到2020年八大综合经济区的贸易便利化水平 [8] 。
在贸易便利化方面的实证研究中,一般均衡模型和引力模型这两个模型是最常被使用的。一般均衡模型主要是从宏观的角度把研究对象当成一个整体来进行分析。Hertel等(2001)采用一般均衡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通关程序的复杂程度与电子商务的发展水平对于新加坡和日本的进出口贸易额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9] 。佟家栋和李连庆(2014)也通过一般均衡模型研究政府政策透明度与腐败对于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国之间贸易往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提高政府政策透明度与减少腐败都会对成员国之间的贸易起正向的作用 [10] 。但是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方法直接把便利化水平当作整体进行研究,这使得研究过笼统无法得出十分有用的解决方案。引力模型的分析方法首先是构建起便利化的指标体系,然后计算并整理出贸易便利化水平指数,最后通过实证分析贸易便利化对于跨境贸易额的影响。它相比较于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方法更加灵活、与时俱进,因此国内外学者在贸易便利化相关研究中更多地运用它来进行实证分析。
Felipe等(2010)以中亚国家间贸易为例,通过关口管理、海港建设、物流绩效等指标衡量中亚各国的贸易便利化,并以引力模型为基础进行回归检验,发现贸易便利化水平与贸易流量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11] 。方晓丽和朱明侠(2013)同样是采用了引力模型,他们的研究对象是中国与东盟国家,实证得出的结果也跟许多学者一样,即贸易便利化程度越高,对于国家贸易出口量影响越大 [12] 。孙庆峰和董虹蔚(2015)则是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研究对象,用引力模型来探究哪个因素对于贸易的影响是最大的,回归后发现,贸易便利化这个因素的影响是最显著且是正向的 [13] 。国内的许多学者常常是以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总商品进出口贸易为研究的对象,但是将研究重点转移到中国农产品贸易的国内学者也不在少数。如朱晶和毕颖(2018)运用引力模型研究贸易便利化对于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结果表明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除了可以增加农产品的出口贸易,还可以减少或消除跨境贸易对于农产品出口的种类的限制 [14] 。近些年也有学者以省份作为主体研究贸易便利化对于该省份的出口影响。如温雪等(2019)以广西和东盟作为研究对象,分析贸易便利化对广西与东盟国家进出口贸易量的影响 [15] 。杨乐意(2019)以贵州省和东盟作为研究对象,构建引力模型来研究贸易便利化对贵州向东盟出口的影响 [16] 。
从上述的文献梳理中可以发现,国内外学者对于贸易便利化的关注度是在不断攀升的,尤其是有关贸易便利化对于一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虽然各学者们对于贸易便利化的研究所采取的方法或模型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大多数学者对于运用实证分析方法都持有乐观态度,认为有必要建立贸易便利化测算体系,以更加直观且量化研究其影响。本文会参考各相关学者的研究经验,构建起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测算体系,并运用引力模型来研究贸易便利化对广西向东盟出口农产品的影响程度。
3. 广西–东盟贸易便利化水平测度与结果分析
3.1. 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构建
下面先构造出广西与东盟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在梳理了众多学者对于贸易便利化体系的研究成果后,本文打算借鉴Wilson等人所构建的指标体系来衡量广西与东盟的贸易便利化水平。本文的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包含4个一级指标和13个二级指标(见表1)。

Table 1. Trade facilitation index system
表1. 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
3.2. 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是从《全球竞争力报告》和《全球清廉指数报告》中获取到东盟国家贸易便利化指标初始数据。而广西的相关贸易便利化指标初始数据的获取来源较少,政府透明度指标主要参考中国政府透明度指数报告,海关环境指标也参考了《省域贸易便利化调查报告》,基础设施质量、金融环境等指标的初始数据主要参考以往学者有关广西贸易便利化指数的相关研究成果,最后由作者进行初始数据的整合与处理。
本文在进行相关指标数据的收集与整理后,发现缅甸、文莱以及老挝在2012~2017年《全球竞争力报告》中某些年份数据缺失,而且这三国与广西的贸易成交额也较少,因此本文实际的研究对象为中国、广西、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尼、柬埔寨、越南。
3.3. 贸易便利化水平测度与结果分析
为了让收集到的数据处在同一水平上进行比较与计算,本文进行了数据标准化处理。本文借鉴众多国内外学者所采用的线性变换方法来处理原始数据,公式为:
,其中Yij、Xij、Xmax分别表示标准化数据、原始数据和对应指标的取值最大值。具体操作为:除清廉指数指标和互联网应用程度指标的原始数据除以100外,其余二级指标原始数据都除以7。
此外,本文主要借鉴了学者杨乐意所采用的主客观组合赋权法,来确定指标的权重。学者杨乐意所确定的贸易便利化指标的权重对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因此本文的指标权重数据(见表2)来源于其研究。

Table 2. Weights of indicators in the trade facilitation index system
表2. 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各指标权重
运用综合评价方法,将所计算得到的贸易便利化指标标准数据与各指标所对应的组合权重进行乘法计算,公式为:
其中TFI为贸易便利化指数,Yij是各指标标准化数据,Wij是各指标的组合权重。经过计算处理后,最终得到2012~2017年东盟七国、中国与广西的贸易便利化水平(见表3)。

Table 3. Trade facilitation level measurement results and ranking
表3. 贸易便利化水平测度结果以及排名
国内外许多学者大多以0.6、0.7和0.8作为划分贸易便利化水平的分界点,即0.6以下是不便利,0.6~0.7是一般便利,0.7和0.8之间是比较便利,0.8以上则是非常便利。根据上表可知2012~2017年广西的便利化程度由不便利转为了一般便利,表明广西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得到了一定的改善,而且其发展空间是巨大的。新加坡的贸易非常便利,其得分一直徘徊在0.9附近,马来西亚的贸易便利化水平也比较好,一直保持在0.7分左右。泰国和印尼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增速较缓,但这两国的便利化程度有望突破为一般便利。而菲律宾、柬埔寨的贸易便利化水平一直都是比较低的,而且有几年不增反降。越南的贸易便利化水平虽然也较低,但是其还是一直在稳定上升中。
4. 贸易便利化对广西向东盟出口农产品影响的实证分析
4.1. 模型构建
本文实证研究的模型是引力模型。它的基本数学方程是:
一般对其进行对数化处理以减少异方差的干扰,得到形式:
其中i和j代表任意两个国家,T即为两国间的贸易额,Y代表GDP,D代表距离,β0是常数项,β1、β2、β3都是系数,εij是随机误差项。
然后国外学者Linnemannn把人口、政策变量等补充进了引力模型,进一步完善了该模型。本文在补充过后的引力模型基础上加入所要研究的贸易便利化指数后,得到本文的引力模型为:
本文各变量的选取与具体含义,详见表4。
4.2.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2~2017年广西与除缅甸、老挝和文莱之外的东盟七国作为研究对象。其中从国研网统计数据库获取到广西与东盟各国的农产品贸易数据;从快易网数据库收集到东盟各国的GDP和人均GDP;而广西南宁与东盟各国首都之间的距离由距离计算器算得;贸易便利化指数数据来源于上章得出的测度结果。
4.3. 计量结果分析
本文利用Stata 15.1软件作为实证检验的工具。首先是对模型变量做相关性检验,结果见表5。

Table 5. Correlation test results of variables
表5. 变量的相关性检验结果
由上表可知,东盟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指数与东盟国家的人均GDP之间的相关系数高于0.8,但是其余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都处于0.5左右及以下,故总的来说该模型主要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是比较弱的。
通过F检验和霍斯曼检验,本文选用固定效应模型来进行回归,结果见表6。

Table 6. Fixed effects model regression results
表6. 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
注:*、**、***分别表示变量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
从回归结果来看,广西贸易便利化指数符号符合预期,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广西的贸易便利化指数对于其农产品出口具有明显的正向影响。此外,除贸易便利化水平外的其他变量:一,进口国家的GDP会对广西农产品出口贸易产生正向的影响。这说明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进行贸易往来会带来更大的农产品出口贸易额,东盟各国的GDP每增加1%,广西对其的农产品出口贸易规模就提高了1.482%;二,进口国家的人均GDP与广西农产品出口贸易呈反向变动关系。这可能是由于人口增长的速度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不匹配,人口增速越慢,人均GDP可能就越大,但是人口少意味着对于进口的需求是少的,那这对于广西农产品出口是不利的;三,地理距离的回归结果也是符合预期情况的,广西与东盟各国的地理距离每增加1%,广西对东盟各国的农产品出口贸易规模就减少1.992%。
5. 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构建指标体系以及实证研究,得出了以下结论。
第一,广西和东盟地区大多数的国家贸易便利化发展都处在中低位置。新加坡的贸易便利化发展属于非常便利的程度,马来西亚的贸易便利化程度一直保持在0.7分左右的水平上,贸易比较便利。但除了这两个国家外,其余的贸易便利化发展程度都不高。不过广西以及东盟的印尼、菲律宾、越南、柬埔寨等的贸易便利化发展还是存在一定的潜力的。广西的便利化程度上升了一个阶级,转为一般便利,而且泰国和印尼的贸易便利化程度也是有望突破为一般便利的,越南的贸易便利化水平虽然也较低,但是其还是一直在稳定上升中。
第二,东盟与广西的贸易便利化水平都对广西的农产品出口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其中东盟贸易便利化水平是最为显著的。实证表明,东盟与广西的贸易便利化水平提高1%,都会使广西对东盟的农产品出口增加5%以上。因此,为了促进广西与东盟国家间的贸易往来,未来广西与东盟国家应该积极采取相应的措施来提高各自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尤其东盟国家更要联合广西积极打造贸易便利化平台,共促进步。
作为与东盟国家对外贸易合作的首要试验区,广西要牢牢把握住“一带一路”倡议、中国–东盟自贸区等机遇,充分发挥广西的“三沿优势”,不断加强在基础设施、海关环境、电子商务环境以及政府与金融环境等方面上的投入与建设,不断提高自身贸易便利化水平,促进广西与东盟国家间的贸易发展。本文在研究对象上具有一定的创新。目前国内对于省份贸易便利水平的研究不是特别多,尤其是对像广西这样欠发达地区的贸易便利化研究;国内对从省份层面上研究贸易便利化对农产品贸易的影响更是凤毛麟角。因此本文以广西和东盟为研究对象,研究贸易便利化对广西农产品出口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但本文仍旧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第一,研究数据不全面。由于2018和2019年的《全球竞争力报告》对部分指标数据并未记录,因此获取的数据年份不是最新的;第二,只研究了广西向东盟出口农产品的单边贸易数据,可能会缺乏一定完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