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新型电子媒介嵌入公众的个人和家庭生活，且受众群体不断扩大。《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基本情况研究报告——基于2018~2021年对全国中小学生、家长及教师的抽样调查》发现，低龄未成年人群体1的互联网普及率在过去几年中明显提升。2021年小学生互联网普及率达到95.0%，较2020年(92.1%)提升2.9个百分点([1], p. 35)。由此可见，新型电子媒介已经势不可当地渗透到儿童的日常生活，产生极大影响。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江苏省内流动人口达到了1335.51万人，位居全国第三，且主要是由苏北向经济发达的苏南地区流动[2]。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改变了苏南地区的人口结构，流动儿童的占比也日益增长。流动儿童可指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不包括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适龄儿童[3]。相较于非流动儿童，流动儿童常常会产生社会认同危机和歧视知觉，从而更容易依赖电子媒介来躲避现实世界遇到的问题、宣泄自己的情绪。有研究表明，未成年网民上网时长是否受到家长限制，显著影响其对互联网的依赖程度。上网时长经常受到家长限制的未成年网民，非常依赖或比较依赖互联网的比例为9.9%，比不受家长限制的未成年网民低27.5个百分点([1], p. 39)。因此，父母媒介干预作为儿童使用电子媒介过程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引起了更多关注。
父母电子媒介干预是指父母为了发挥电子媒介的积极作用，避免电子媒介对儿童及青少年产生消极影响而主动采取的使用电子媒介措施，是父母对儿童、青少年所接触的电子媒介及内容进行控制、监督和解释的所有策略([4], p. 61)。父母的电子媒介干预，往往是在电子媒介使用过程中进行的，父母对子女的电子媒介使用行为进行一定的干预，可及时矫正或终止青少年电子媒介使用中的不良习性或行为。
1此处特指小学阶段的未成年人。
目前国内针对流动儿童的已有的研究更多集中于流动儿童的义务教育、社会保障、心理健康等问题，对父母电子媒介干预的相关问题的研究还很少[5]，再加上电子媒介的更新迭代对学者们研究父母电子媒介干预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与挑战。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父母媒介干预难以达到自己预期的理想化效果，干预过程更加力不从心，甚至激化亲子矛盾，双方沟通隔阂愈来愈深([4], p. 61)。且由于“流动儿童”这一身份的特殊性，卡兹曼笔下的“信息沟”并未因媒介的普及而消弭，流动儿童在媒介的认知、使用以及参与制作能力上，都要弱于同辈城市非流动儿童[6]。父母应当承担起干预流动儿童使用电子媒介的责任，从而促进亲子关系的和谐发展，为儿童的成长保驾护航。因此，研究者将从实际情况入手，从家庭教育的角度对流动儿童父母电子媒介干预提供指导与支持。以上是本研究的研究问题。
2. 研究方法
研究自编“小学生父母电子媒介干预情况调查问卷”，以问卷星的方式发放，采取网上匿名调研，于2024年2月2日在苏南地区各个小学进行分层问卷发放，总计发放问卷535份，回收有效问卷405份，其中，流动儿童占比36.79%，非流动儿童占比63.21%。该问卷是结构化封闭式问卷，问卷的编制大致经历了文献梳理、维度分析、问题编写、问卷修改等4个阶段。最后研究者运用描述性统计的算法对问卷数据进行分析。
“小学生父母电子媒介干预情况调查问卷”包含“基本信息”“父母媒介干预现状”“父母媒介干预影响因素”三个维度，调查问卷共24道题项，其中“基本信息”5题，“父母媒介干预现状”14题，“父母媒介干预影响因素”5题，具体分布情况(见表1)。
Table 1. Distribution of items in each dimension of the questionnaire
表1. 调查问卷各维度题项分布情况
维度 |
题项编号 |
基本信息 |
1、2、3、4、5 |
父母媒介干预现状 |
6、7、8、9、10、11、12、13、14、15、16、22、23、24 |
父母媒介干预影响因素 |
17、18、19、20、21 |
本文从正式研究中抽取405个样本，使用SPSS软件对量表的项目进行分析和信效度检验，修订量表。结果表明量表的Cronbach’s α为0.687，还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检验构念效度，经检验样本数据的KMO值为0.625。
研究自编的“流动儿童父母媒介干预现状访谈提纲”。本访谈是为了对问卷所体现的流动儿童父母媒介干预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的原因分析，并且以不同家庭成员的视角为切入点，全方位了解不同家庭的干预模式。访谈内容主要涉及干预方式、干预主体、干预效果、干预情境等方面。受诸多因素影响，本次访谈采用现场和网络访谈相结合的形式，访谈基本信息(见表2)。
Table 2. List of basic interview information
表2. 访谈基本信息一览表
受访者身份 |
受访人数/人 |
访谈形式 |
访谈内容 |
流动儿童家长 |
9 |
网络、现场 |
干预方式、干预主体、干预效果、
干预情境、印象深刻的干预经历 |
班主任 |
3 |
网络 |
流动儿童与非流动儿童的差异及其原因、
家长的干预方式 |
流动儿童 |
5 |
网络、现场 |
家长的干预方式及对其感受、
期待的干预方式 |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与结构式访谈相结合的方法。第一阶段，2023年11月30日至2024年2月3日，研究者根据相关文献与预访谈设计问卷，发放至苏南地区不同小学，问卷的发放对象为就读于苏南地区各小学不同年级的儿童家长，目的是对儿童父母的电子媒介干预策略和效果进行调查。问卷回收后，使用问卷星进行数据分析与描述性统计。第二阶段，2024年4月6日至2024年5月12日，在问卷分析的基础上选取8位不同年级的流动儿童父母进行结构式访谈，对流动儿童父母使用电子媒介干预策略的具体干预过程进行探索，并揭示流动儿童父母电子媒介干预的效果。
3. 流动儿童父母电子媒介干预现状
3.1. 干预的方式
根据沃尔肯堡等学者的观点，父母对儿童的电子媒介干预分为以下3种类型：一是积极型干预策略，即父母与子女谈论他们在电视上看到的内容，同时输出正向的教育性观点和意见；二是限制型干预策略，即父母为子女观看电视制定规则(如限制观看内容与时间)；三是共同观看策略，即父母与儿童一起观看电视，但不对媒介内容进行评论[7]。研究结果表明，在日常的电子媒介干预过程中，家长对于这三种干预类型都有所涉及且选择共同使用型相对较多。在使用频率上，家长都偏向于偶尔干预。
对流动儿童父母媒介干预策略进行统计，当被问及父母积极干预儿童使用电子媒介的频率时，统计结果显示，17.45%的父母经常积极干预儿童电子媒介的使用，73.15%的父母偶尔积极干预儿童电子媒介的使用，9.4%的父母从不积极干预儿童电子媒介的使用。在共同使用电子媒介方面，6.76%的父母频繁地与儿童共同使用电子媒介，68.92%的父母则选择偶尔参与，但24.32%的父母从来没有过此类共同体验。此外，9.46%的父母经常限制儿童使用电子媒介，66.22%的父母则采用了较为灵活的策略，偶尔进行限制，24.32%的父母从不限制儿童使用电子媒介(见表3)。
Table 3. Type and frequency of media intervention for parents of migrant children
表3. 流动儿童父母媒介干预类型及频率
|
从不 |
偶尔 |
经常 |
允许使用并会与孩子交流使用的内容 |
9.4% |
73.15% |
17.45% |
允许使用但不会与孩子交流使用的内容 |
24.32% |
68.92% |
6.76% |
不允许孩子使用 |
24.32% |
66.22% |
9.46% |
对非流动儿童父母媒介干预策略进行统计，当被问及父母积极干预儿童使用电子媒介的频率时，统计结果显示，28.13%的父母经常积极干预儿童电子媒介的使用，66.02%的父母偶尔积极干预儿童电子媒介的使用，5.86%的父母从不积极干预儿童电子媒介的使用。在共同使用电子媒介方面，11.33%的父母频繁地与儿童共同使用电子媒介，56.25%的父母选择偶尔参与，但32.42%的父母从不与儿童共同使用电子媒介。此外，关于限制儿童使用电子媒介的方面，10.55%的父母经常限制儿童使用电子媒介，61.33%的父母则采用了较为灵活的策略，偶尔进行限制，28.13%的父母从不限制儿童使用电子媒介(见表4)。
综上，流动儿童与非流动儿童父母电子媒介干预策略都更偏向于选择共同使用干预策略，干预频率都偏向于偶尔干预。此外，在三种干预类型下，较流动儿童父母，非流动儿童父母电子媒介的干预频率选择经常或从不的更多，但两者差异并不显著。
3.2. 干预的主体
本研究通过问卷及访谈发现，流动儿童电子媒介干预的主体有母亲、父亲以及祖辈。其中，干预
Table 4. Types and frequency of media intervention for parents of non-migrant children
表4. 非流动儿童父母媒介干预类型及频率
|
从不 |
偶尔 |
经常 |
允许使用并会与孩子交流使用电子媒介的内容 |
5.86% |
66.02% |
28.13% |
允许使用但不会与孩子交流使用电子媒介的内容 |
32.42% |
56.25% |
11.33% |
不允许孩子使用 |
28.13% |
61.33% |
10.55% |
主体占比最大的是母亲，比例约为95%，少数家庭中父亲也会参与到儿童的电子媒介干预，比例大约在15%。家长A：“他爸爸是完全杜绝他，有时候方式也是比较粗暴，他就跟我的教育理念就不一样，所以孩子他很反抗”。
也有个别的家庭中儿童电子媒介使用由祖辈进行干预，但往往干预效果不佳。家长I：“前几天我发现邻居小丫头在打她的外婆，然后我就问她，我说你为什么要打你外婆，她说因为不让她玩平板，然后就生气了。每一天我看她都是抱着那个平板，她奶奶讲我也管不住她，但是她妈妈回来她就不敢。”
多数被访谈者认为流动儿童与非流动儿童家庭在电子媒介干预情况上差异并不大，但干预主体是影响干预情况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也为流动儿童父母电子媒介干预提供新思路。
3.3. 干预的效果
为了探究流动儿童父母与非流动儿童父母在电子媒介干预效果上的差异，研究者将流动儿童父母和非流动儿童父母的问卷单独进行了数据分析，得出了如下结果。
1) 父母媒介干预时孩子的表现
对于父母进行电子媒介干预，孩子的表现进行统计，统计结果显示，在非流动儿童家庭中，孩子表现出认真倾听，积极改正占50.39%；口头答应，不落实行动占26.95%；烦躁生气，有反抗情绪占17.97%；装作听不见，继续使用占4.69%。在流动儿童家庭中，孩子表现出认真倾听，积极改正占51.01%；口头答应，不落实行动占24.16%；烦躁生气，有反抗情绪占22.82%；装作听不见，继续使用占2.01% (见表5)。
Table 5. Child performance during parental media intervention
表5. 父母媒介干预时孩子的表现
|
烦躁生气，
有反抗情绪 |
装作听不见，
继续使用 |
口头答应，
不落实行动 |
认真倾听，
积极改正 |
非流动儿童家庭 |
17.97% |
4.69% |
26.95% |
50.39% |
流动儿童家庭 |
22.82% |
2.01% |
24.16% |
51.01% |
综上，流动儿童与非流动儿童家庭，在父母进行媒介干预时，都倾向于表现出认真倾听，积极改正。但非流动儿童较流动儿童更多表现出未落实行动，且带有沉默情绪。而流动儿童更多表现出未落实行动，且带有反抗情绪。
在所访谈的8位流动儿童家长中，对于“孩子是否会对家长的电子媒介干预产生反抗情绪”这一问题，多数家长表示肯定，只是程度不同。因此，研究者认为儿童在干预过程中产生情绪化的反抗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就问卷数据来看，研究者还发现，四年级学生在父母干预后，产生反抗情绪的占比最多，口头答应，不落实行动的也最多，然而认真倾听，积极改正的却最少(见表6)。
Table 6. Parental responses after media intervention in different grades
表6. 不同年级学生父母媒介干预后的反应
|
烦躁生气，
有反抗情绪 |
装作听不见，
继续使用 |
口头答应，
不落实行动 |
认真倾听，
积极改正 |
一年级 |
22.22% |
7.41% |
14.81% |
55.56% |
二年级 |
13.33% |
10% |
20% |
56.67% |
三年级 |
19.44% |
4.63% |
26.85% |
49.07% |
四年级 |
32.65% |
0.00% |
36.73% |
30.61% |
五年级 |
17.07% |
3.05% |
26.22% |
53.66% |
六年级 |
18.52% |
0.00% |
18.52% |
62.96% |
为了深入考察这一现象，研究者在问卷数据的基础上，对不同年级孩子的家长的相关访谈内容进行提炼分析。例如家长E (一年级)：“偶尔会表现出反抗的样子，但可能他现在还小了，还能说得通。”家长D (四年级)：“只能说对我们管的反应是越来越抗拒。”家长C (六年级)：“现在他开始大了，他有自己的想法，但是他懂得跟我们谈判，反抗的比较少。”我们发现，大部分的家长认为孩子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对父母的干预产生一种负面的、越来越强烈的反抗情绪，且这种现象在中年级孩子当中更为显著。通过这一现象可以对父母电子媒介干预效果进行大致判定。
2) 干预后孩子使用电子媒介的时长和频率
对于父母进行电子媒介干预后，儿童使用电子媒介的时长和频率情况进行统计，统计结果显示，在非流动儿童家庭，父母进行电子媒介干预后，儿童使用电子媒介的时长和频率逐渐减少的占82.03%，逐渐增加或发现偷偷使用的情况占11.72%，没有改变占6.25%。在流动儿童家庭，儿童使用电子媒介的时长和频率逐渐减少的占73.83%，逐渐增加或发现偷偷使用的情况占14.77%，没有改变占11.41% (见表7)。
Table 7. Length and frequency of electronic media use in children after the intervention
表7. 干预后孩子使用电子媒介的时长和频率
|
逐渐增加或偷偷使用 |
逐渐减少 |
没有改变 |
非流动儿童家庭 |
11.72% |
82.03% |
6.25% |
流动儿童家庭 |
14.77% |
73.83% |
11.41% |
综上，在流动儿童和非流动儿童家庭中，父母进行电子媒介干预后，儿童使用电子媒介的时长和频率都倾向于表现出减少的趋势，但非流动儿童更加配合父母干预，改善情况较流动儿童更好。
研究者先通过问卷的方式，调查了苏南地区儿童家长电子媒介干预的现状。通过数据分析，发现流动儿童和非流动儿童在使用电子媒介的现状上，差异不明显。但流动儿童在使用电子媒介过程中依旧存在问题，因此实验者将研究对象聚焦在流动儿童这一群体，再运用深度访谈的方式，主要探究流动儿童父母媒介干预中存在的问题并进行原因分析，提供相关的策略指导。
4. 流动儿童父母媒介干预问题的原因分析
4.1. 儿童的情绪化反抗产生的原因
儿童出现情绪化反抗的原因有儿童自我意识的成熟、父母不科学的干预方式和儿童个体性格间的差异。
在谈到“导致孩子反抗情绪的产生的原因有哪些”这个问题时，几乎所有的家长都认为，孩子自我意识成熟是首要的原因。随着孩子的独立性需求日益增强，当感知到父母过多地干涉，可能会认为父母不信任自己有能力独立解决问题，从而孩子会产生反抗心理[8]。心理抗拒理论(theory of psychological reactance)也认为，青少年的独立自主性随年龄增长而强化，他们开始努力摆脱对成人和权威的依赖，并且倾向于将媒体使用视为其个人领域的一部分，当父母试图干涉这一领域时，尤其是以专制强势的限制策略进行干预时，他们会感到个体自由受到威胁，进而启动一种旨在恢复行为权利的心理抗拒感，这可能会令他们故意实施受限行为或增加对受限行为的喜好，表现出“禁果效应”，比如父母越是反对的内容，越表现出强烈的偏好，甚至欺骗父母或是逃避父母的限制，寻求其他途径使用媒介[9]。
孩子产生反抗情绪的原因可能还在于父母干预的方式。研究发现，控制导向的限制干预风格与子女的反抗行为和游戏过度卷入显著正相关[10]。家长B：“有时候他辜负了我们的信任，我可能就直接会收掉手机或者关掉电视以后他可能也会反抗，会有闹的情绪。”这种不科学的干预方式往往会加剧被干预者的反抗情绪，拉大孩子与父母间的距离，甚至加剧亲子关系的恶化。
除此之外，研究者还将相同干预方式类型的家长访谈进行分类探究，发现在同一种干预方式之下，不同性格的孩子所表现出来的状态也有一定程度的差异。家长D：“他如果自身比较叛逆的话，其实家长也会很难做，如果说乖的话就会好一点。”我国学者金灿灿研究发现，子女的人格类型在父母监控与青少年的网络偏差行为之间存在调节作用，对于和谐型和一般型人格特质的个体而言，父母的监控行为可以显著降低子女网络偏差行为，但对情绪型特质的子女来说，父母监控行为基本无影响[11]。
4.2. 理想化的干预措施无法完全落实的原因
理想化的干预措施无法完全落实的原因有父母的工作性质和成人思维的局限性。
根据问卷和访谈的结果可以发现，大多数家长认为在当今这个信息时代孩子接触电子媒介是一个必然的结果。然而对于家长来说，理想化的干预措施在实施的过程中往往会受到各种阻碍从而无法完全落实。究其原因，一是父母工作性质，有些家长工作比较繁忙，即使是下班时间也需要处理不同的事务，无法在干预与工作中取得完全平衡。就如家长B和C所言：“我确实是没有坚持下来，因为工作原因，有的时候的确也真的顾不上。”(家长B)“有些父母工作很累，比如说一天上12个小时班，早出晚归的，回来基本上见不着孩子。”(家长C)
二是成人思维的局限性，很多家长会对孩子的电子媒介使用进行严格限制，却不能客观地看待自身的媒介使用情况。家长F：“对家长而言的话，因为工作的原因，再加上比如说平时娱乐休闲，确实很难做到放下手机。但是我们又需要用这样的要求去约束他们，这样的矛盾就很难以避免。”Schaan和Melzer的研究也揭示了干预理由是否充分对干预有效性起着关键作用[12]，即：父母自身使用电子媒介的情况对于儿童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若父母自身都无节制地使用电子产品，那对孩子进行的电子媒介干预将很难得到他们的认同。
4.3. 不同主体干预效果存在差异的原因
前文提到，由于干预主体的差异，父母和祖辈对儿童的电子媒介干预产生的效果不同。其原因一是祖父母辈的媒介素养较差，二是祖父母辈思想观念和教育理念的落后。
祖辈干预效果差的首要原因是祖父母辈的媒介素养较差。由于祖父母辈年纪比较大，所接触的电子媒介种类少，使用的熟练程度低，因此他们不懂得怎么管控孩子使用电子产品。研究发现，老年人在照顾儿童时，可能会更多使用电子设备作为“电子保姆”和“哄睡玩具”，进而增加屏幕时间。而且，由于缺乏科学教养知识，祖辈可能会以使用电子设备作为儿童顺从自己的奖励[13]。
从教育理念来看，在新媒体时代下，与父母相比，祖辈的思想观念和教育理念往往较为陈旧，甚至存在偏误或错误，这可能会导致祖辈对孙辈产生溺爱心理和行为，致使流动儿童对电子媒介更加依赖。正如家长F所言：“爷爷奶奶不太会用电子产品，而且对孩子也更加宠溺，孩子对这个电子依赖也会更大一点。”这就导致祖辈干预效果往往不尽如人意。
4.4. 父亲干预角色缺失的原因
父亲干预角色缺失的原因主要有男性群体背负着沉重的劳动压力和负担、“男主外女主内”思想的影响、父亲教养方式不科学以及母亲对父亲教育孩子的支持程度不够。
我们通过访谈发现，几乎所有的母亲都参与到流动儿童电子媒介干预中，但只有部分父亲参与其中，这也是流动儿童电子媒介干预出现的一个重要问题，主要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
从父亲的劳动特点来看，当代社会和家庭不同程度的对父亲角色提出了很多要求，这使得男性群体背负着沉重的压力和负担。在社会上，家庭中的父亲角色都被赋予了有强大的名声、权力、金钱等形象，认为男性理应如此。因此，在“丧偶式育儿”家庭中，父亲工作压力过大、工作强度过高，没有精力参与到孩子的教育中来，即使参与了，也会将工作的压力情绪带给孩子，造成亲子沟通障碍，久而久之父亲在孩子教育中的参与度越来越低[14]。
从传统观念来看，母亲通常被视为是亲密关系和情感支持的来源，因此她们承担着家务劳动和抚育子女的主要责任，同时也经常作为儿童媒介干预的主体([4], p. 64)。家庭也经常受传统“男主外女主内”思想影响，该家庭的男性认为教育孩子和养育孩子是母亲的职责，将自己划在了“带娃”阵营之外，等到孩子逐渐长大，却发现自己早已被家庭边缘化，失去了作为父亲的话语权[15]。
从教养方式来看，部分父亲虽在形式上与孩子共处，却未能实现深入的语言交流与行为互动，其陪伴仅停留于表面看护层面，缺乏深度参与的实质。这种浅层次的交往模式未能有效促进亲子关系的深刻变革，久而久之，孩子对父亲的情感距离逐渐拉大，两者间的关系依旧没有得到改善。
研究表明，大多数母亲希望父亲能够积极参与到子女的家庭教育中。然而，由于父亲在耐心与细致度上的不足等个体因素，母亲在是否支持父亲参与时，往往陷入矛盾与挣扎。虽然内心希望父子之间感情亲密，可并没有在实际行动中表示出来，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父亲在家庭教育中的有效参与和积极作用的发挥。
在家庭中，父亲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是儿童成长轨迹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其展现的父爱，对儿童心灵世界的塑造与成长轨迹的引导，产生了深远且广泛的影响力，成为儿童生命中重要的精神支柱。此外，研究者发现父亲合理的参与会使得媒介干预过程更加完善，效果更为理想。
5. 流动儿童父母电子媒介干预策略指导
5.1. 父母应采取复合式电子媒介干预策略
鉴于新媒体对家庭信息环境的深刻重构，父母在对子女进行媒介干预的过程中，需重新评估传统的基于父母权威自上而下实施的干预策略的有效性与适用性。从研究结果来看，早期限制型权威型的确能够帮助孩子避免一些不良信息的干扰，然而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自主意识成熟，一味地将孩子封锁在“舒适区”，结果常常适得其反。但任何指导策略都有其局限性，比如共同使用会让孩子过早地接触到成年的内容且会限制孩子的思考空间，积极型干预的实施也需要特定的条件。Cynthia [16]等人的研究表明：“为了促进孩子的成长和发展，父母应该采取限制性、指导性和共同使用相结合的方法。”因此，家长进行电子媒介干预应该根据不同情况，联合不同的干预方式进行干预，思考新的沟通理念与陪伴方式，尝试站在孩子的角度思考问题，放下权威身份，形成家庭成员的平等性沟通意识。另外，家长应帮助儿童适应社会的发展，让他们认识到电子媒介给生活带来的便利，而非仅仅是用于娱乐。
5.2. 父母提高自身媒介素养并共同参与干预
父母是孩子成长过程中最亲近的人，对孩子的引领和帮助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父母不良的媒介使用行为可能会给孩子树立反面典型，会导致父母在媒介使用教育方面对子女的权威和影响力下降。Manap在文章中解释了数字育儿(digital parenting)的五个维度：有效使用(efficient use)、风险规避(risk aversion)、做好榜样(being a role model)、不忽视数字技术(digital non-neglect)和思想开明(open mindedness) [17]，也就是说，父母所展现出的卓越媒介素养，以及对子女媒介行为的敏锐洞察与适时指导，对于保障孩子安全、健康地遨游于媒介世界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父亲在电子媒介干预中的作用常常容易受到忽视，然而研究结果表明，如果早期父亲能够合理地参与到电子媒介干预中，孩子受到父母双方干预，其表现出的干预效果会更好。学者张锦涛也发现，父子关系不但会对青少年网络成瘾有直接的预测作用，还会通过对青少年的孤独感，间接负向预测网络成瘾[18]。因此，父亲也应该承担起更多的教育责任。
5.3. 各方协调保障儿童健康使用电子媒介
根据布朗芬布伦纳(Bronfenbrenner)的生态系统理论，除家庭之外，学校、社区、网络等因素对儿童的发展也具有交互影响[19]。因此，仅仅依靠家庭的力量是不够的，学校、社区、网络平台应该协同保障儿童健康使用电子媒介。
首先从学校来说，学校作为儿童教育的主阵地，要加强对学生使用网络的教育与引导，更要主动搭建家校共育的桥梁，对家长的电子媒介干预进行适当的督促。为了使得干预效果更为理想化，学校可以汇总各方的教育资源向家长进行经验传授，比如邀请专家召开相关讲座，进行父母与儿童的媒介素养教育，以此来提高父母媒介素养水平，改善父母媒介干预的效果。
社区是社会的缩影，是儿童进行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的场所，访谈过程中，大多数父母表示如果孩子有自己的玩伴，进行除电子产品之外的线下活动，那他们对电子产品的依赖会大大减少。并且，由于流动儿童多是跟随父母从外地村落迁入，往往对社区归属感不强，而让流动儿童参与社区活动能够有效改善这一问题[20]。另外，流动儿童进行社区参与，表达见解、付诸行动，能够充实其周末或闲暇生活，减少对电子产品的依赖。再者，社区也可以开展与正确使用电子产品有关的亲子活动，丰富家长与儿童的知识储备，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家庭保障孩子健康使用电子产品，为儿童的成长贡献一定的帮助。
如今，各大网络平台都推出了“青少年模式”，这对父母干预儿童使用电子媒介提供了一项很有效的手段。然而事实表明，部分儿童为了规避青少年模式的限制，展现出一定的应对策略，包括但不限于暗自记忆家长账户的密码、巧妙地从宠溺他们的长辈那里获取登录信息，或是通过网络渠道租赁乃至购买相关账号的访问权限，以此延长自身在电子产品上的使用时间。那这就需要各大网络平台采取更完善、更系统化的方式来保障儿童健康使用电子媒介。首先，各大平台还需要持续优化青少年模式，更加精准识别未成年人，详细设置青少年模式内容池的年龄分段，对时间和功能进行科学限定，建立或升级更多的守护工具，着眼更多的应用场景和个性化需求，为儿童安全健康使用短视频提供更好的服务[21]。其次，在实施过程中，定期进行用户反馈调查，根据反馈进行及时调整改进。最后，研究者也希望在未来相关科研技术者能够打破现有基础，结合儿童身心发展的特点，建立真正适合儿童使用的平台，将内涵丰富、寓教于乐、弘扬社会正能量的优秀精品带到孩子面前。
6. 小结
本研究以苏南地区为例，调查了此范围内的流动儿童父母媒介干预的现状并针对发现的问题提出了一定的策略指导。通过研究调查发现，就干预效果而言，苏南地区的非流动儿童父母电子媒介干预情况相对略好于流动儿童父母，但是其差异并不显著。关于流动儿童与非流动儿童父母电子媒介干预所存在的差异到底与何种因素有着较为直接的联系，本研究并没有讨论，需要未来进一步的探索。但是根据访谈结果来看，或许与家庭氛围、干预人身份，以及干预人自身媒介素养有一定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也给未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新的思路。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问题，第一，深度访谈的人数不够多且问卷发放较为集中。第二，对于流动儿童出现的问题，我们得出的原因是由访谈者口述与文献理论综合获得，但其实这些原因错综复杂，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通过长期地、深入地实地观察探究。
基金项目
2023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KYX23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