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魏晋时期，中国文学大放异彩，文学理论研究论著也随之不断涌现，陆机的《文赋》前接曹丕的《典论·文论》，后继刘勰的《文心雕龙》，被认为是中国诗学上最清晰的论著之一[1]。《文赋》独特的理论价值，奠定了其在中国文学批评上的开创性地位，也引起了大批海外学者的关注。截止目前，全球共有8位译者的11部英文全译本，涉及英、法、俄等多种语言。学者戴文静，吕检生考察了《文赋》8个英译本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及其接受情况，发现汉学家宇文所安和山萨姆·哈米尔的两个译本在图书馆馆藏量和分布区域方面均较为可观，在读者阅读态度和书评方面备受好评。在其他译本在海外几近“失语”的困境中[2]，肩负起了促进中西传统文论交流互鉴的重任。
美国当代杰出汉学家及翻译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长期深耕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其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深受西方汉学界的赞誉。他英译的《文赋》收藏在于1992年出版的《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中，该著作被哈佛大学列为权威教程，并被誉为“继理雅各(James Legge)、华兹生(Burton Watson)、康达维(David R. Knechtges)之后，中国经典又一次规模宏大的西方之旅”[3]。来自美国西北部的“传奇诗人”萨姆·哈米尔(Sam Hamill)一生致力于中国和日本古典诗歌的译介，他曾获得多项文学殊荣，包括斯坦利·林德伯格终身成就编辑奖、华盛顿诗人协会终身成就奖等。哈米尔深谙中西文化，其英译的《文赋》单行本于1987年在美国布雷登布什出版。该译本以简明通畅、可读性强而受到广泛好评，高居亚马逊图书中国文学评论销售排行榜第五位，可见其受众之广。
目前，学界对《文赋》的研究集中于文本解读和文学理论研究、涉及对文本的注解、校勘，探究其思想渊源和价值[4]-[6]。在译介方面，有少量学者从宏观上分析了《文赋》英译本在海外的传播与接受[7]-[9]，但并未深入探究其英译策略。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当下，中国文论因文本表意形态难度大，难以被理解。在西方的输出、对话、接受的情况总体处于滞后与边缘的状态[10]。在此困境中，宇文所安与山姆两人译本的成功无疑为中国文论的海外传播指明了方向。本文从顺应论的视角出发，围绕语言结构和语境结构这两个关键维度，对比分析两位译者所采用的翻译策略，以期扩大翻译在中国古典传统文论“走出去”中的推动作用，促进中西文论的互动对接，使中国进一步掌握对外译介的主动权，为世界文化提供中国方案。
2. 顺应论
耶夫·维素尔伦(Jef·Verschueren)作为语言顺应论的提出者，主张语言的顺应是语用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翻译则是语言存在与使用的一种独特方式。顺应理论强调，语言的使用与翻译本质上是一个不断选择的过程，这包括了对语音、语调、词汇、篇章结构、语言策略等各个层次的选择。此外，译者在文本的选取以及翻译方法的运用上，都需服从或顺应于自身的翻译目的和交际需求。并且，无论从文本的选取到翻译方法的运用，译者都要服从或顺应于自身的目的和交际需要[11]。维索尔伦以语言的顺应性为核心，构建起了一个语用学理论框架——顺应论的分析维度，即语境的顺应、语言结构的顺应、顺应过程的意识凸显程度。
维素尔伦将语境关系划分为交际语境与语言语境两大类。交际语境涵盖物理世界、社交世界和心理世界，而语言语境则又被称为语言信息通道。作为沟通两种文化的桥梁，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然会受到语境的深刻影响。为了准确揣摩原文作者的意图，译者必须将自己完全置身于原文的特定语境之中，这样才能翻译出与原文相契合的语境。同时，语言结构的顺应意味着在使用语言进行交际时，人们需要根据交际的进展对语言的各个层面做出选择。而译者在进行这些选择时，其心理意识的运作过程会体现出不同的意识突显度。当译者的意识程度高时，顺应过程就成为一个协调的自我控制过程。在这种情况下，译者应有意识地选择译语，并做出顺应性的优化选择[12]。
总之，翻译是译者基于特定历史文化背景和翻译目的，灵活顺应具体语境和交际对象，对语言各个层面进行动态顺应性选择的过程[13]。因此，翻译策略的选择需顺应不同的语境、翻译对象和语言结构，力求实现多样化和具体化，以满足语言和读者多方位的需求。由此可见，顺应论的选择与顺应机制深入到了语言使用的各个层面，展现了语用学研究在社会与认知视角上的有机结合，为语言意义的研究提供了跨学科的全新思路。
3. 《文赋》英译本的对比研究
本文将从语言结构顺应与语境结构顺应出发，深入对比《文赋》两个英译本的翻译策略。在语言结构顺应层面，文章将从文体、词汇和句段三个维度对两个译本进行详细分析。在语境结构顺应方面，文章聚焦隐喻、铺陈和音韵三种修辞手法的翻译处理。
3.1. 语言结构顺应比较
语言结构顺应是指从多个维度对语言进行选择的过程，这涵盖了选择特定的语言、语码、语体以及话语的构建成分[14]。在这一框架下，本文将对《文赋》两个英译本的语言结构顺应进行比较分析，重点探讨文体、词汇和句段层面的顺应策略及其效果。宇文所安的译本注重直译加注释的异化策略，力求保留原文的文体特征和语言结构，通过详尽的注解搭建起文化语境，为读者提供了理解和想象的空间。而哈米尔则多采用意译策略，对原文术语进行浅化处理，使译文更加通俗易懂，富有交际性。
3.1.1. 文体层面
《文赋》是以“赋”的形式成文，注重行文的韵律和群采，在用词上，追求辞藻华美，注重音韵和谐，行文讲究音调的平仄交替、多用叠音词、叠韵词、双声词；在句式上，绝大部分的句子都是四六骈句，讲究两两对仗，但偶尔也有长短句穿插其中；在论述时，讲求铺陈排比，多用对偶句和排比句来论述义理，富有气势，层次分明。宇文所安的译本顺应原文结构，注重语言的选词布局，其译文语言对仗工整，几乎对原文“亦步亦趋”，最大程度的再现了原文文体特征。而作为美国享有盛誉的本土诗人，山姆·哈米尔创作并翻译了众多诗歌，对中西文化有着深厚的理解。在翻译过程中，他先参考了方志彤与修中诚的英译本，而后根据读者的审美偏好，打破了源语结构，匠心独运地选择了西方读者喜闻乐见的散文诗进行再创作，这种极具创造性地翻译使其译本获得了广泛的赞誉和认可。
3.1.2. 词汇层面
陆机在《文赋》中聚焦于文学创作心理，对文学创作理论进行了深入剖析，因此其作品蕴藏了丰富的中国古典文学术语。这些术语在生成方式、表述形态以及美学意蕴上，与西方文学理论术语大相径庭，彰显出独特的东方韵味。它们不仅是中国文化艺术精神的生动写照，也深刻地映射出中国古代文人的思维方式和审美观念。要理解中国文论，必须掌握这些术语。然而，这些术语语义含蓄，容易引起译者理解上的偏差。在处理时，宇文所安力求顺应原文语言结构，多采用直译加注释的异化策略，既能对原文晦涩艰深的术语进行充分解释，又能通过注解搭建起文化语境，给予目标读者理解和想象的空间，达到交际目的。哈米尔多采用意译的策略，对文中术语进行浅化处理，降低其“不可译”的限度，其译文明白易懂又不失原文精髓，交际性强。
例一：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
宇文译：21 I quaff the word-hoard’s spray of droplets,
22 And roll in my mouth the sweet moisture of the Classics;
注Lines 21-22: The Wu-ch’en commentary explains “word-hoard,” ch’ün-yen as “all books”…the words available therein. The classics, liu-yi: Liu-yi is literally the “six arts.” … than by a poet?
哈米尔译：We pour forth the essence of words,
savoring their sweetness.
对于“群言”和“六艺”，宇文所安几近直译，分别译为“word-hoard”(词库)和“the Classics”(典籍)，而后在文后评注中给出近半页的注释。在注释中，宇文认为：“五臣和程会昌分别把‘群言’解释为‘群书’和‘诸子百家’，有失偏颇。而李善的解释无疑是正确的，他引用了扬雄的《法言》，认为‘群言’应指‘各种言’”。同样，“六艺”并非是儒家的六种技能或者是“六经”，而是也应泛化为“文学创作涉及的辞章典籍”[15]。可见，对于原文中有争议且颇难理解的词语，宇文所安先直译，再加以注释，将意见有分歧的观点罗列出来加以具体分析，其译文既顺应了原语语言结构，又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与译语读者之间的交际。此外，这种对原文文化术语进行一步步考证和阐释的过程，既向读者解读了原文的真正内涵，又增强了译文的学术性和说服力。而哈米尔采用意译，并且将“群言”和“六艺”均译为“essence of words”(语言之精华)，高度凝练了原文的内涵，通俗易懂，简单明了，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原文用词的深奥精妙，但顺应了译语读者的阅读视野和文化期待，取得了极佳的交际效果。
3.1.3. 句段层面
首先，就句式而言，《文赋》是典型的骈体文，赋体主张铺陈叙述，多排比；骈文讲究两两对仗，多偶句，《文赋》集这两种文体的特征于一身，多用对偶和排比，句式工整对仗、四六句长短错落，铺排流泻，充分体现了中国晋代文论的文体风格和语言魅力。其次，就具体的句法而言，《文赋》句法结构比较单一，多为简单的主谓宾结构或连动式谓语结构，多省略主语。例如，开篇的“佇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采用对仗句式，前半句“佇中区以玄览”由动词 + 名词短语 + 介词短语构成，后半句“颐情志于典坟”遵循同样的构句，二者在内容和形式上达到高度的和谐美。
例一：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
宇文译：Grieves for the falling leaves in strong autumn,
Rejoices in the pliant branches in sweet spring;
哈米尔译：He mourns the leaves torn away by the cruel hands of autumn;
he honours the fragrant tender bud of spring.
原文两小句遵循“动词 + 名词 + 介词短语”的构句顺序，工整对仗，整齐匀称。且“落叶”与“柔条”相对，“劲秋”与“芳春”相对，平仄交替起伏，读起来抑扬顿挫，充分体现了中国人对语言的审美期待。然而，由于中文是方块字，大小基本相同，英文是拼音字，音节长度不同，因而，翻译很难做到整齐划一的形式对等[16]。且平仄是汉语浑然天成的美质，英语的轻读和重读。面对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两位译者都大体上顺应了原文句法结构，但又“同中有异”。宇文所安顺应了原文的骈偶句式以及句间词语对仗的特点，其译文两小句词数相同，句长基本相当，结构对称，在内容上也忠实于原文内涵。而哈米尔顺应英语的构句原则，关照译语读者的阅读和思维习惯，把原文语句排列成西方读者常见的散文诗的形式。他在译文中添加了主语，并用后置定语来凸显“落叶”和“劲秋”之间逻辑关系，行文自然流畅，通俗易懂；在内容上，哈米尔将“劲秋”和“芳春”意译为“cruel hands of autumn”和“fragrant tender bud of spring”，生动形象地描绘出“秋之残酷”和“春之芬芳”，使原文隐晦难懂的意象变得直白可感。至于音韵，宇文选用了通过使用名词的复数形式，或选用以辅音“s”开头的词汇，构成头韵和尾韵，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因语言转换而流失的平仄的特殊节奏感。而哈米尔更注重译文的流畅性和可读性，在音韵的修饰上有所欠缺。
3.2. 语境结构顺应比较
在语境结构顺应方面，文章聚焦隐喻、铺陈和音韵三种修辞手法的翻译处理。两位译者均努力在译文中再现原文的隐喻力量和美感，但在翻译策略上有所不同。宇文所安倾向于直译并辅以大量阐释，而哈米尔则更倾向于意译，用译语读者熟悉的话语表达原文内涵。在铺陈手法的处理上，宇文所安通过补充逻辑关系词和动态顺应原文论述过程，而哈米尔则巧妙运用副文本展现原文的铺陈之势。对于音韵修辞的翻译，由于英汉语言差异，两位译者都面临了极大挑战，但都在各自译文中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尝试和创新。
3.2.1. 隐喻
在汉语中，隐喻一般被称为暗喻，与明喻的区别在于，隐喻不使用“像”、“似”等之类的明显喻词，而是由本体、喻体和喻底组成，喻底是本体和喻体之间的相似性和共同点[17]。陆机用“赋体物而浏亮”来概括赋的文体功能，为了“体物”，为达到“意称物，文逮意”，《文赋》通常采取大量隐喻来将抽象的道理具像化。然而，将隐喻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译者不仅要传达原文的核心思想，还要尽可能保留隐喻的力量和美感。这需要译者既要顺利传达原文思想内容，又要考虑到处目标语读者和源语读者所处语境的不同，动态地做出顺应性选择。
例一：理扶质以立干。文垂条而结繁。
宇文所安：Nature principle(ji) supports the substance(chih), a tree’s trunk;
Pattern(wen) hangs down in the branches, a net of lushness
哈米尔译：Truth is the tree-trunk;
style makes beautiful foliage.
陆机以树来喻指文学作品，提出“理扶质以立干，文垂条而结繁”的文学创作观点，用“理–质–文”的三项结构来阐明文章形式与内容的有机联系。在中国文学中，“理”为行文的逻辑结构，为树木的主干，“质”为思想内容，为树木的质料，陆机认为文章有了“理”和“质”，就如同树干有了质料的滋养和扶持，就能树立起来，茁壮成长[18]。而“文”为外在的文采和形式，如同枝条在树干上生长繁盛。陆机用“理”、“质”、“文”三个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意象，将“文理并茂”的深层含义清晰明了地展现出来。
宇文所安顺应了文本内部语境，将喻体和喻底按照它们之间的有机联系整合起来进行系统分析。他将原文中的意象均直译出来，译为“Nature principle (自然法则) → substance (物质) → tree’s trunk”和“Pattern (样式) → branches → net of lushness”，顺应了原文推导式的论说方式，逻辑分明、层层递进。但不可否认，直译虽能更忠实地展现原文风貌，但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原文的语境意义。例如，“pattern”的本义为“图案、样式”，与“文”所表达的“文采和修辞”有所偏差。为此，宇文所安在译文后附有大量的阐释，通过补充信息为读者搭建起文化语境，使其运用头脑中的关联知识去理解和想象，很好地弥补了译文在意义传达上的不足。而哈米尔采用了意译的方式，直接提炼出原文的本质内涵，并用译语读者所熟悉的话语表达出来，其译文高度凝练，简明扼要，使读者能够快速抓住要点。然而，他将“理”译为“truth”，虽然传达出了原文中“理”作为逻辑结构和支撑作用的核心概念，但削弱了原文中“理”所蕴含的复杂哲理。此外，将“质”与“干”均译为“tree-trunk”，遮蔽了原文意象之间的不同特征和内在逻辑；将“文”译为“style”，“style”的本义更偏重于个人风格和艺术表现，未能完全涵盖原文“文”中所包含的丰富内涵。总体而言，哈米尔的译文简洁明了，可读性和可接受程度高，但在传达原文的深层内涵和中国文论哲理性方面略显不足。
例二：其致也，情曈昽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
宇文译：And when it is attained:
light gathers about moods (ch’ing) and they grow in brightness,
Things (wu) become luminous and draw one another forward;
哈米尔译：And then the inner voice grows clearer as objects become defined.
陆机借助隐喻，用日光由初升时的微暗逐渐变得光亮的过程，来形容文学创作中情思由朦胧逐渐变得鲜明，物象由模糊变得具体的过程。“情”指艺术创作活动中的情思，“物”指意象，此二者为本体；“瞳眬”和“昭晰”是光线的特征，分别指微弱的光亮和全亮，此处用来形容文思，即为喻底。宇文所安和哈米尔均保留了原文的隐喻手法，但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略有不同。此外，原文隐去了“日光”这一喻体，宇文采用增译法，将其补充为“light”(光亮)。在西方文化中，亮光也有认知、感知和意识的隐喻说法，这种隐喻对等使其译文既能准确表意，又能使原文内涵一目了然。而哈米尔采用了套译法，即用译语读者更为熟悉的意象替换原文意象。他将“情”译为“inner voice”，回译成汉语意思是“心声”，这与原文意义有异曲同工之妙，既能将原文意象的联想意义传递给译语读者，又能使他们感受到原文修辞的美感。
3.2.2. 铺陈
汉儒云：“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19]，可见，赋是一种注重铺陈、互文、补充的文体。每当陆机深入表达某个观点时，他常带有一种近乎本能的焦虑，担心无法表述详尽。因此，对于同一观点，他不惜笔墨，铺陈多句，直至将其阐明[20]。因此，《文赋》在论理过程中严格遵循了铺陈的基本结构：先摆出一个偶对，再分别对偶对中的两项进行论证，并在文后的语境中反复申说，大致可以用AB\AA…\BB…来表示。这种结构的上下两句或一句话中的前后两部分，看似是说独立的两件事，但其实互相补充、互相依存对方而存在，因而具有互文性的特征。在翻译时，译者需根据原文的语言语境和文化语境，判断句子内部各要素之间的铺陈和互文关系，尽可能的在译文中将其展现出来。
例：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
宇文译：Thus it begins: retraction of vision, reversion of listening,
Absorbed in thought, seeking all around，
My essence galloping to the world’s eight bounds,
My mind roaming ten thousand yards, up and down.
哈米尔译：Eyes closed, we listen to inner music,
lost in thought and question:
our spirits ride to the eight corners of the universe,
mind soaring a thousand miles away;
陆机详细论述了诗歌创作过程中“神思”的产生和表现，他用“其始也”这一三字词来承接前文，同时开启后文的铺陈：首先，他提出“收视反听”，既“全部感官向内收缩，不视不听”，这是由外向内的过程。在此基础上，他要求“耽思傍讯”，既“向外广泛探求”，这是由内向外的过程。这一句话的前后两部分意义相对，却互为补充，形成互文。其后，陆机针对这一观点反复勾勒，描绘了神思的表现特征：“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宇文所安和哈米尔都力求在译文中再现原文的分析势能，但在翻译策略上有所不同。宇文所安在翻译将“其始也，”译为“Thus it begins:”，通过补充逻辑关系词，重现了原文承上启下的文本功能。值得一提的是，宇文将原文中的逗号改译为冒号，预示着后文将展开铺陈描述，这体现了他对原文论述过程的深切把握和动态顺应。而哈米尔则巧用“副文本”来展现原文的铺陈之势：他将原文的十六个自然段切分为译文的十六个章节，用罗马数字“I, II, III…XIV”为其排序，并且总结了原文每一段的核心命题，将其作为译文的章节名。例如，在翻译“其始也”时，他在译文页面的左上角用斜体标注了标题“II. Beginning”，用这种先入为主的方式提前告诉读者该章节的核心内容，有利于读者快速把握文章的主旨和脉络，增强了译文的可读性和吸引力。
3.2.3. 音韵
汉字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感性特征，同韵词多，在创作时容易形成押韵、叠韵；再者，汉语是集音、形、义于一体的语言，每个汉字对应一个音节，整齐一致，节奏感强。相比之下，英语是多音节词，一般依靠音节的长短、重读(扬)和弱读(抑)来表达节奏，且英语尾韵相同的词比较少，难以形成与汉语原文一一对等的押韵。《文赋》善用音韵修辞来营造氛围，抒发情感，以更好的传达语境意义，给译者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例一：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
仄平平仄平仄，平平仄平仄平
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
平仄平仄仄仄，平仄仄平平平
(注：此处根据汉语古音判断，“玄”、“坟”、“时”皆属阳平)
宇文译文重弱读：
He *stands|in the *ve-ry|*cen-ter,|ob-*serves|in the *dark-ness,
*Nour-ish-es|*feel-ing (ch’ing)|and in-*tent (chih)|in the *an-cient|*can-ons.
He *moves|a-*long with|the four *sea-sons|and *sighs|at their *pass-ing on,
*Peers|on all the *things|of the *world|, *broods on their|pro-*fu-sion.
哈米尔译文的重弱读：
The *po-et|*stands|at the *cen-ter|of the *u-ni-verse,
con-*tem-pla-ting|the *e-nig-ma,
*draw-ing|*sus-te-nance|from *mas-ter-pieces|of the *past.
*Stu-dy-ing|the four *sea-sons|as they *pass,
we *sigh;
*see-ing|the *in-ner-*con-nect-ed-ness|of *things,
we *learn|the in-*nu-mer-a-ble|*ways|of the *world.
例一原文将古汉语文体的音韵之美展现的淋漓尽致：平仄巧妙呼应，韵脚和谐一致，读起来波澜起伏，铿锵悦耳。在宇文所安的译文中，每半句诗都严格遵循五个音步，且大部分音步采用抑扬格的形式，读起来节奏鲜明，抑扬顿挫，富有音乐性和流动性。同时，宇文还巧妙地使用了辅音“s”来营造尾韵，充分还原了原文的音韵美。因此，我们可以看出，虽然英汉两种语言在音韵上颇为迥异，但宇文所安尽力采取补偿化的手段，用诗歌音步的抑扬来弥补英语译文所丢失的汉语平仄感，并用复数“s”这一辅音来弥补汉语以元音闭合而产生的尾韵优势。哈米尔的译文并未拘泥于固定的音步，而是创造性地选用散文诗的形式模拟原文的古朴韵味。此外，哈米尔也尽力用选用含有元音a：的词来营造音韵美感，如：“enigma”、“past”、“pass”等，使译文读起来和谐悦耳。
4. 结语
本文通过对宇文所安与萨姆·哈米尔《文赋》英译本的深入对比研究，从顺应论的视角揭示了翻译策略在中国古典传统文论海外传播中的关键作用。研究发现，两位译者虽在顺应意识程度和翻译策略上有所差异，却共同为中国文论走向世界开辟了新路径。宇文所安以其深厚的学术功底和对原文的深刻理解，采用直译加注、补偿化手段等策略，力求在译文中再现原文的文体特征、术语精确性及音韵美感。相比之下，萨姆·哈米尔则展现出更为灵活的顺应方式。他倾向于采用创造性手法，以散文诗的形式对《文赋》进行再创作，使译文更加流畅易读，易于被西方读者接受。哈米尔的译本不仅保留了原文的核心思想，更通过艺术的再加工，赋予了《文赋》新的生命力，促进了中西文学的交流与融合。
综上所述，宇文所安与萨姆·哈米尔的翻译实践均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文赋》乃至中国古典传统文论的海外传播。他们的成功经验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提供了宝贵的启示：翻译不仅是语言层面的转换，更是文化、审美乃至思维方式的深刻交流与碰撞。在未来的翻译工作中，我们应继续借鉴这些成功经验，灵活运用顺应论等理论工具，以更加多样化和具体化的翻译策略，推动中国文学在全球文化舞台上的广泛传播与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