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临川四梦”又名“玉茗堂四梦”，指明代剧作家汤显祖所著的《紫钗记》《牡丹亭》《邯郸记》《南柯记》。作为汤显祖的四部传奇作品，“临川四梦”代表了汤显祖在戏剧方面的艺术成就，也反映出了汤显祖对人世现实不同角度的思考，是中国戏曲史以及戏曲研究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在文学翻译及舞台表演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而在这四部作品中，戏曲《牡丹亭》又是最具有代表性的。该剧以杜丽娘和柳梦梅的爱情故事为主线，歌颂了纯洁美好的爱情，并表达了对封建主义社会中“阶级”、“门第”观念的鞭挞，表达了对自由的向往和对个人幸福的追求。著名文学家白先勇曾说：“《牡丹亭》上承《西厢记》下启《红楼梦》，是浪漫主义文学的高峰。”因此，研究“临川四梦”(尤其是《牡丹亭》)的跨文化传播，不仅能够丰富相关译介的理论研究，更能够促进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出去。
Abstract: “Four Dreams of Linchuan”, also known as “Four Dreams of Jade Mingtang”, refers to the Purple Hairpin, the Peony Pavilion, the Handan Record, and the South Ke Record written by Tang Xianzu. As one of Tang Xianzu’s four legendary works, “Four Dreams of Linchuan” represents Tang Xianzu’s artistic achievements in drama, and also reflects Tang Xianzu’s thinking on the reality of the world from different angles. It is a bright pearl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opera and the history of opera research, and has very important research value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stage performance. Among these four works, the opera “Peony Pavilion” is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With the love story of Du Liniang and Liu Mengmei as the main line, the play praises the pure and beautiful love, and expresses the criticism of the concept of “class” and “family” in the feudal society, and expresses the yearning for freedom and the pursuit of personal happiness. Bai Xianyong, a famous writer, once said: “The Peony Pavilion follows the Story of the West Chamber and the Dream of Red Mansions, which is the peak of romantic literature.” Therefore, studying th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of “Four Dreams of Linchuan” (especially “Peony Pavilion”) can not only enrich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relevant translation, but also promote Chinese culture to go global.
1. 引言
《临川四梦》，又称《玉茗堂四梦》，临川文学的经典名作，是明代剧作家汤显祖所著的《牡丹亭》《紫钗记》《邯郸记》《南柯记》四剧的合称，其中尤以《牡丹亭》成就最著。汤显祖的“临川四梦”不仅在国内影响深远，在国际上也引起了诸多学者的追捧研 究，国外对汤显祖的研究早在上世纪初便已开始[1]。“中国文学”、“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时代背景，进一步激发了《临川四梦》等汉语典籍的译介与传播研究热潮。然而，与其他汉语文学典籍相比较，《临川四梦》作为“东方莎士比亚”——汤显祖最富有影响力的作品，其译介与传播研究一是成果总量偏少，译入语种类较少，主要限于日语、英语、德语；二是现有译介成果主要集中于文学视域和语言学领域的探讨[2]，在“东学西渐”的跨文化传播视域，研究“临川四梦”作为舞台剧及文学文本的翻译传播路径，具有一定的价值及意义。
文学是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重要载体，文学作品在不同语言中的翻译与传播则能更有效地跨越语言文化藩篱，推动不同文化的情感认同，发掘文化间的理念共通，促进多元文化的交流融合与创新发展。本文在此基础上，重点研究了“临川四梦”作为中华文化典籍在异语文化中的传播过程(也即是后文所指的跨文化传播)及其影响。
2. “临川四梦”舞台译介的跨文化传播
“临川四梦”作为戏剧艺术，需要直面舞台观众，因此相较于其他的文学艺术形式而言，在传播过程中的直接性、直观性更加突出。舞台为戏曲文学注入了更鲜活的生命力，并且丰富了传播形式和传播途径，400多年来，从全本演出到折子戏改编再到回归全本，“临川四梦”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表现出不同时代背景下的新特征，同时在当代舞台上焕发出新的活力。
纵观“临川四梦”舞台演出史，最早可追溯到明清时期。这一时期的舞台演出呈现出不均衡性的特点，且以《牡丹亭》为主，《紫钗记》《邯郸记》较少，而《南柯记》则更是寥寥。据毛效同先生《汤显祖研究资料汇编》中的记载来看，涉及“临川四梦”的演出记录，在同一时期，《牡丹亭》110条，《邯郸记》33条、《紫钗记》24条、《南柯记》则只有10条。新民主主义革命兴起后，报纸广告对“临川四梦”舞台传播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也记录了昆剧传习活动的发展历程。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临川四梦”开始了其跨文化传播。据资料记载：1919年5月24日，梅兰芳先生在神户俱乐部演出了《春香闹学》《游园惊梦》等剧目；1930年，梅兰芳先生赴美国旧金山演出，除了京剧，还加演了昆曲《春香闹学》[3]。此后，1936年，北京大学演出团在欧洲上演了德语版《牡丹亭》；1982年，张继青在意大利威尼斯和佛罗伦萨演出了《牡丹亭》中的《游园》等昆曲剧目，引起了热烈的反响。1985年6月，张继青率江苏昆剧团参加了第三届西柏林“地平线”世界文化节，演出团所表演的《牡丹亭》折子戏受到了海外观众的赞誉。这一时期的舞台传播主要以国内演员、国内编排、国外演出为主，改动较少，仍以古典的中国戏剧为主要形式，较少结合外国文化，但仍得到了众多欧洲观众的青睐，彰显了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
20世纪90年代，国外导演开始尝试用本土语言排演“临川四梦”。1998年，美国导演彼得·塞勒斯导演了歌剧版《牡丹亭》，该版以白之的英译本为基础，在中国传统昆剧的基础上，融合了话剧、通俗音乐等艺术形式，更好地结合了译入语文化。1999年7月，美裔华人陈士争导演的传奇版《牡丹亭》在美国纽约林肯中心首演，该版《牡丹亭》除了使用昆曲作为主要演出形式，还加入了木偶、中国民乐、评弹等艺术手段，不仅较好地结合了译入语文化，更对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民俗进行了一定的写照。2000年，美国导演斯蒂芬·卡普林和匡宇联合导演了玩偶剧场版《牡丹亭》。该版《牡丹亭》利用舞台剧中的对白，将昆曲演员和玩偶进行交错出演，既融合了中国的昆曲，也融入了欧洲的玩偶剧，体现出不同文化相互交融的意识，是一次新颖的尝试。2004年4月，著名作家白先勇制作的青春版《牡丹亭》在世界巡演，取得了轰动效应。该剧在国外各主要城市演出期间，所到之处，无不掀起《牡丹亭》热潮。2006年9月，青春版《牡丹亭》赴美国西岸巡演，观众反应热烈，好评如潮[3]。2008年，青春版《牡丹亭》赴欧洲巡演，英国《泰晤士报》剧评人唐诺·胡特拉评价说：“昆曲既非西方人认知的歌剧，也不同于京剧，是一部极美而又奇异的戏。”《牡丹亭》这几个不同版本的演出，体现了不同国家在相应的文化背景下对该剧的理解和思考，也体现出中国传统戏剧对不同国家民族文化的适应。
《牡丹亭》在海外演出和传播的同时，其他“三梦”也纷纷以多元化的艺术形式出现在舞台之上。2002年12月广东粤剧院二团推出的新编《梦惊邯郸》，将原作的思想内核与当代的时代意识相融合，在保留粤剧特色的基础上力求打造完美的视听效果；2004年上海戏剧学院在“小剧场戏剧节”中排演了《还魂记》，该版本是将《牡丹亭》和《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进行交叉演出，富有一定的喜剧效果；2008年，上海昆剧团新排了偶像版《紫钗记》、演出了菁华版《牡丹亭》、经典版《邯郸梦》和印象版《南柯记》。2016年，上海昆剧团首度开启“临川四梦”的海外“合体”巡演，至今已在布拉格、纽约等地开展巡回演出。与此同时，上海昆剧团还以“临川四梦”的演出为契机，在世界各地举办讲座、论坛等系列活动，传播中国戏曲文化，产生了广泛影响。
纵观“临川四梦”的海外演出历史，不仅涉及对舞台剧的重新编排和对唱词各种语言的译介，更体现出在译介过程中和舞台编排中的跨文化意识。而各个新版本的出现正是我国传统戏剧不断适应新的时代环境，并且适应传播过程中各国文化的结果。而正是通过对传统戏剧的多语种译介与传播，才能吸引更多的国内外专家学者对中华文化的关注与研究，从而使中国戏曲文化在国际上更有话语权。而正是在传播过程中体现出的跨文化意识，帮助着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出去。
3. “临川四梦”文本译介的跨文化传播
除了舞台传播以外，文本传播也是“临川四梦”传播的一个重要形式。早在约376年前，《牡丹亭》原文本已经在日本流传，受到当时文人的推崇(戏曲《牡丹亭》多元文化的跨文化传播)。1916年，日本文教社刊印《牡丹亭还魂记》日语译本。1929年，徐道灵发表了德文版《中国爱情故事》，对戏曲《牡丹亭》做了一定的介绍，并用德文翻译了其中的片段，刊登于汉学杂志《中国学》1931年第四卷，这也是“临川四梦”文本译介在西方最早的传播[4]。1939年，《天下月刊》第八卷4月号刊登了英国汉学家哈罗德·阿克顿选译的《牡丹亭·春香闹学》。此时，“临川四梦”各个译本已经得以跨越国界，广泛流传到海外，但仍以英译本为主。不同国家不同语种对“临川四梦”的翻译和介绍，也体现了国内外学者对优秀戏剧作品的关注。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临川四梦”文本译介的重心开始转移至美国。1965年，华裔学者翟楚、翟文伯父子英译了《牡丹亭》中的部分片段，并将其收录于《中国文学瑰宝：散文新集》中。这是“临川四梦”戏剧文学译本首次以文学选集的形式在海外出版，极大地推动了《牡丹亭》在海外的传播。1980年，白之的《牡丹亭》全译本出版，这是世界上首个英文全译本，也将中国戏剧文学文本在海外的译介传播推向了新的高度[5]。
20世纪60年代以后，国内学者也纷纷加入“临川四梦”译介的行列，积极推动中国戏曲文化的跨文化传播。前后分别有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张光前教授、汪榕培教授、许渊冲教授等等著名专家学者译出了不同的版本：1960年，北京外文出版社的《中国文学》杂志第1期刊登了杨宪益和戴乃迭选译的《牡丹亭》中的部分片段；1994年，旅游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由中国科技大学张光前教授翻译的全译本《牡丹亭》，这是第一部由中国译者独立完成的全译本，与之前国外学者翻译的相比，更加精准、透彻地传播了中国戏曲文化，对唱词、诗句等等的翻译更多地保留了中国特色；2000年，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由著名翻译家汪榕培翻译的《牡丹亭》英文韵体式全译本，这是首次在保留原著风格艺术的基础之上也兼顾了英文韵式的版本，充分体现了中西方文学艺术的交流与融合[1]；2009年，由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的许渊冲、许明合译本《牡丹亭》讲富有诗意的译本呈现在读者面前，更加直观地传播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戏曲的艺术与力量。此外，更有无数专家学者为“临川四梦”戏曲文学的西行奉献了自己的力量，使得中国优秀文学作品能够以著作、杂志、期刊等丰富的文学形式走出国门，为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所接受和喜爱。
据此，我们也可以发现，戏剧文学的文本传播是其在跨文化传播中的重要形式和载体，也正是通过文本本身，可以实现东西方文学之间的交流与融通。
4. 结语
在当今世界全球化的背景下，为帮助中国文化更好地走出去，需要探索出最优路径。而“临川四梦”所蕴含的临川文化，为江右文化的重要支柱，是抚州江右民系创造出来的区域性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具有“才子之乡、文化之邦”美誉的临川，孕育出别具特色的临川文化，与其他赣文化精华一起，构筑起瑰丽奇异的赣江文明。作为华夏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临川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具有良好的文化传播价值和基础。
在此基础上，“临川四梦”作为临川文化的优秀代表作品，探索其跨文化传播历史及途径具有重大启示与意义，不仅能够增强文化认同与理解，更能促进文化交流与融合[6]。同时，“临川四梦”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更融合了江西地方特色，更加值得传播和推广。因此，我们应该以“临川四梦”为鉴，积极推动传统优秀戏曲的跨文化传播工作，让这一中华文化瑰宝在更广阔的世界舞台上绽放光彩。
基金项目
江西科技学院2023年度校级人文社科项目《赣江文化带建设研究：“临川四梦”译介的文化立场与传播》，项目编号232RWYB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