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人类自诞生之时起，就与自然界处于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冲突之中。在历史的早期，人类的认识还不能分门别类，哲学思想和各种常识及技术知识只是交织在“爱智慧”的混沌状态。到了轴心时代，“智慧”开始显现出哲学、科学的萌芽，那时的知识体系既包含哲学命题也包含科学命题，因为它们的认识对象、思想目的、研究方法和理论特征几乎相同。例如，泰勒斯的“水是万物的本原”的命题，以及《管子•水地》“水者，万物之准也，诸生之淡也，违非得失之质也”的说法，不仅包含着本体论思想，也包含宇宙论、唯物论思想，这些在文明的早期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有一种学术，它研究‘实是之所以为实是’，以及‘实是由于本性所应有的禀赋’。这与任何所谓专门学术不同；那些专门学术没有一门普遍地研究实是之所以为实是。”[1]可见，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哲学是研究本体的学问，侧重对“原因”的探讨，而专门学术及各科学门类则侧重于属性、现象的研究。亚里士多德指出了哲学与科学的差异，“看到了哲学对科学在认识活动中的有限性，察觉到了哲学对人类认识本身的关注”[2]。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具有这样鲜明的哲学特征，而《黄帝内经》的“阴阳学说”同样如此，我国传统医学的“哲学思想从气论延伸到阴阳学说，就实现了由本体论哲学向认识论哲学的延伸”[3]。虽然人体生命的气与气化是客观存在的，但阴阳并不是一种实体，它是人们思维的产物，是一种极具解释力的哲学概念。
2. 简介
2.1. 四因说
世界是变化的，它不断生成新的事物。然而，是什么导致了变化？亚里士多德认为，对自然界事物及其变化的解释方法有多种，并且彼此相容，并不是只有唯一的解释模式。他认为，研究自然万物时应该侧重于四个“成因”，即通常所说的四因说。其中，每个变化都指向某种目的，因此对万事万物均可提出如下四个基本问题：
(1) 它是什么？也就是说它的形式是什么？亚里士多德将之称为事物的形式因。对人工制品而言，其形式便是其形状；而生物的形式要复杂得多，但主要是指生物存活的方式，该方式界定了生物的实质。例如，竹子的形式便是对为何它仅在一定的气候条件下生长、为何它能生长为竹子作出的解释。
(2) 它由什么组成？即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质料因，指事物的物质构成，它很大程度上限定了事物的属性和功能。
(3) 它因何创造？即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动力因，指那种引起变化的因素。
(4) 它的目的何在？亚里士多德称其为目的因，即该事物或过程存在的目的为何，也就是为什么它能存在，用来说明该事物的功能。
例如，要解释什么是竹椅，要给出质料因(竹子)、动力因(木匠的劳动)、形式因(木匠做竹椅时选用的样式)以及目的因(制作竹椅的目的或意图)，列出这四个原因，也就给出了解释。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四因说是关于本原的问题。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有形式才谈得上现实性，否则就不能成为某一事物，不能讲“是”。形式与质料相合，再加上动力因、目的因，才会成为一个发展的过程。可见，亚里士多德从动力因、目的因说明事物趋向形式，以“四因”说明万物之“成为”的过程。
2.2. 阴阳学说
阴阳思想在它的“萌生期仅仅是人们存在的直觉，是一种朴素的认识论，没有什么神秘色彩”[4]。《黄帝内经》阴阳学说的内涵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指天地间的“寒暑之气或人体内具有温煦、兴奋或滋润、抑制功能的两种不同性质的生命物质”[5]。“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二是对世间存在的对立统一规律的概括。“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3. 四因说和阴阳学说相似的致思倾向
“理论应有广阔视野，特别是，一种理论的结论应远远超出于它最初所要解释的特殊观察、定律或分支理论。……与此密切联系，理论应当简单，给现象以秩序，否则现象就成了各自孤立的、一团混乱的。”([2], p. 124)也就是说，理论应该能够“致广大而尽精微”，要深入浅出。四因说和阴阳学说都具有这样的理论品质，二者具有相似的致思倾向，既重视对事物进行分析与综合以探求原因，又重视在实在的基础上进行抽象与建构，从而增进认识。
3.1. 分析与综合
对早期人的认知来说，原因观念应是其思维发展的关键，在认识事物的原因之后，才算真正明白事实和事物。哲学的一大任务，是寻求感性事物的原因，在这一过程中，分析与综合是不可或缺的思维工具。
第一，四因说对分析与综合的利用。
柏拉图认为，观念在真实的世界中并不存在，只存在于人的理念世界；而亚里士多德不认同老师的这一观点，他认为经由感官经验可在现象世界获得知识，因为自然世界的事实就是关于事物变化的真实的原理，对自然的观察与判断可以作为知识的来源，人通过与环境互动可获得知识。亚里士多德注重追寻万物的本质，认为这是理性的事业，因此，分析理性和推理的方式，如逻辑、归类和解释等，在他的哲学中占比很重。就西方知识传统来说，亚里士多德是系统地构建古代认知规范的先驱，他的四因说和三段论就是最好的例证，充分体现了分析与综合的强大功能。
亚里士多德关于原因的知识结构，大体上分为两种形态，即分析的和综合的。所谓分析的，就是从质料中析取出形式；所谓综合的，就是以目的因统辖其余之因，以之囊括世间万物，从而展示一切“是”者，何以能“是其所是”，为何必然地“是其所是”的历程[6]。
亚里士多德可以毫不犹豫地接受变化这个现实。他认为，如果世界上存在普遍性的知识，就必定存在某种基本的“质料”，他没有像前苏格拉底时代的思想家们那样选择某种基本元素，如水、气、火、不定等，也不认为有必要在形式与质料的优先性之间做出选择，他认为这两者都很必要，没有必要像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那样把它们割裂开来。亚里士多德的结论并不是一种独断，他没有靠演绎加以证明，而是通过分析事实和问题，指出其中的错误，来逐步归纳、上升的，他总是在不断探索、不断综合中保持前进。
第二，阴阳学说对分析与综合的利用。
阴阳学说，是“中医理论体系的逻辑开端……通过阴阳是对立制约、依存互根、消长转化并能达到阴阳平衡状态的几个判断来展开其内涵和外延”([5], p. 39)。把这些判断推及到人体科学研究，用来说明人体的组织结构，人体既是有机联系的又可划分为相互对立的不同层次的阴阳两部分。
阴阳学说同样以分析和综合为基本思维工具。对人体脏腑的认识，首先区分藏与象，藏又分脏与腑，脏中还进一步提出脏阴与脏阳，如心阴、心阳等。诊断疾病要望闻问切，先别阴阳；正常的生命状态是阴与阳动态平衡；疾病的起因是阴阳平衡失调，治疗过程寻求阴阳重新回归平衡，“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素问·生气通天论》)。阴阳学说“建立了中医学的‘生命就是对立运动’的辩证思维的理论命题，奠定了中医辩证逻辑体系的根基——反映事物整体的对立规定性”([5], p. 29)。
在阴阳这一对立统一思维律的指导下，应用辩证的分析与综合方法，对诊断疾病过程中的思维活动加以总结和概括而形成的核心概念是“辨证”。“证”是与病因、病位、病性和邪正状态等紧密相关的一个具体概念。“辨证”就是在疾病发展过程中的某一阶段，分析、研究表现于外的症状、体征，从而辨别、判断疾病的证侯。证是疾病的本质，症是表现于外的征象，辨证的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是以阴阳为总纲，通过分析病情进而综合把握具体病变的正邪、寒热、虚实、升降等。
综上可知，感觉只能认识个别事物和特殊性，思想才能认识普遍性。但是，个别事物里却包含或潜存着普遍性，我们的思维正是从感受发展而来的，因此可以说，恰当运用分析与综合等思维工具，就可以从特殊意识达到普遍性的知识。在哲学的发展历程中，人们早已发展了分析和综合的方法，它们从事实和经验出发，但又不仅仅沉溺在经验中，是人们在各类实践中发挥想象力、拓展理性认知能力的结果，会一直在探索中前进。
3.2. 归纳与建构
基于实在、经验之上的归纳与建构无疑是深化认识重要的思路。哲学并不是只关注纯粹的形而上的普遍知识，它也注重对具体实证知识的吸收与超越，也就是从各种专业知识中抽象、总结出方法论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哲学命题往往是经验性与超验性的统一。哲学思想的酝酿、萌芽、生成，都与其对具体专门知识的吸纳以及对超越性的追求即更高的建构有关。
第一，四因说相关的归纳与建构。
柏拉图和其他同时代的思想家们常常为世事变迁所扰，而亚里士多德却醉心于万物“生成”的过程。包括生老病死等等在内的变化并不是苦，它对所有生命来说都是正常的，亚里士多德正是在变化的物质形式中归纳、寻求意义。对他来说，柏拉图所说的“理念”绝不在人们意识领域之外，它是存在于每一种事物之中的固有结构，它主导着事物的进化、完善。万事万物都拥有一种潜能，使其发展成为它的理念，正如种子自身包含着成为一种植物的“潜能”。也就是说，要解释本质和现象的统一性问题，只能从感性事物出发，普遍性的、本质性的、本体性的东西只存在于感性世界之中，因此要从感性事物出发，通过探寻其自身中的原因来归纳、上升到普遍性，并且在确定普遍性之后仍不能脱离个别事物，要经受经验与事实的检查。可见，人们没必要害怕变化，而应对其欣然接受，因为变化象征着对完满、圆满的一种普遍追求，也就是形式因的实现。
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中提出的四因说，是其《形而上学》的本体论学说的研究起点和基础。由此，他于实在的基础上完成了对本体的建构。在本体中，他又进一步划分出第一本体和第二本体。这一划分更加意义非凡，达到了唯物论的核心所在，他指出个体的事物才是最原始且有确切意义的本体，才是真实的、独立存在的东西；而种和属则是第二位的，只能存在于第一本体之中，它们虽是个体事物之中的本质，却不能脱离个体事物而独立存在。
这表明亚里士多德并没有简单否定柏拉图的理念论，而是对其进行了改造。他在批判柏拉图时并未否定共相，相反仍特别重视共相、本质、普遍性等，只是应该从个别事物、从事实出发来寻求、规定和运用这种本质。可以说，亚里士多德的这种归纳论证以及对一般定义的建构是科学的基础。
第二，阴阳学说相关的归纳与建构。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言：“阴阳者，天地之道也。”《素问·上古天真论》说：“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传统医学不仅将“阴阳”建构为“道”的内涵，而且以阴阳为基础，通过对众多经验、症候的归纳、总结，建构了八纲范畴。
八纲辨证是对望闻问切四诊所得的资料，运用阴阳、表里、寒热、虚实进行分析、综合归纳，从而判别病位的深浅、病证的寒热性质、正气的虚实程度等。八纲之中，阴阳为总纲，表里用来说明病位，寒热、虚实用来说明病性，并从不同角度来描述病证。传统医学的灵魂在于辨证论治，疾病正邪相争的某一阶段称为证，而证的描述和确立则依赖于八纲。
八纲辨证不仅注重分析证候的共性即病位、病性、病势等，同时也很重视证候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变化规律，因此在八纲之间又进一步建构了“相兼、错杂、转化、真假”四种关系，对疾病进行系统的、全面的、动态的、本质的考察[7]。八纲辨证是我国传统医学对疾病的基本性质进行初步诊断的重要方法，通过这八个方面、四组对立的交互定位，即可确定疾病的基本状态，给疾病定性。当然，不是所有疾病都会表现出这四组对立，它们会独自出现，也会两两结合。以《素问·逆调论》为例：“黄帝问曰：人身非常温也，非常热也，为之热而烦满者何也？岐伯对曰：阴气少而阳气胜，故热而烦满也。”只以“阴气少而阳气胜”就描述了“非常热”的“热而烦满”症状的病机要点。
在阴阳的基础上归纳、建构的八纲辨证的主旨是对不同的证候进行定性，着眼于人体对病邪的整体反应态势，它“最大的特点是在治疗上能‘曲应其变’，灵活处理各种临床现象，使治疗重心落在疾病的现时状态或机体功能的现时状态上”([4], p. 108)。
总之，任何一个孤立的范畴都很难接近真理，只有同其他范畴有机联系起来才能表达真理，因为真理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
4. 四因说和阴阳学说致思倾向的不同
哲学自产生以来，就很重视自然和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一定时代的自然哲学总会对当时那些先进的自然科学成果予以分析与综合，进行归纳和建构，完成哲学思想的提炼与概括，也就是将自然科学成果提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观念，即“转识成智”的思想过程。历史上那些出色的自然哲学通常具有强大的思想功能，因为它们往往具有先进的科学基础和严密的哲学论证。“自然哲学对其他尚待发展中的科学领域和文化现象具有相当的指导意义。”([2], p. 248)四因说和阴阳学说同样立足自然哲学，却产生了不同的人文影响，四因说推崇形式，激发人去实现潜能，阴阳学说则着眼于整体，追求以平为期。
4.1. 实现潜能
亚里士多德承认一切事物都是处于运动变化之中的，因为他论证了事物的本体也处于永恒的变化之中。基于四因说，他在《物理学》中提出了“潜能”和“现实”两个概念，作为对本体的变化的规定。“潜能”是指可能成为“现实”但尚未成为“现实”的东西，它能成为某物，但还不是某物。因此，从“潜能”向“现实”的运动变化，可以说就是本体的变化或生成。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也蕴含着某种超越性，但其超越的不是感性经验，而是事物的现实状态；他注重的不是事物的当前状态，而是其潜能。正如上文所述，亚里士多德承认世界始终存在变化，并且在其哲学中为某些变化，比如个人的发展和成长，以及自我实现等留有特殊的位置。就种子而言，要对其进行充分理解，就不能只看其当前的形式和特征，还要考虑其成长为植物的潜能，因其具有某种内在原则，即事物的形式因。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远离了宇宙生成论，转而关注事物的性质问题，为此，他就须先对潜能的观念进行说明，即事物可以并终能成为什么，以及触发、规定、牵引这种潜能的内在原则。
在柏拉图那里，形式规定了个别事物，并且居于个别事物之上；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形式只是引导性的内在原则，存在于事物之中，最终存在的只是个别事物，如一个人、一只羊、一株花等。万事万物都有目的因，每件事、每个物都有一个目的存在于其终极理想处。形式因的完满实现就是事物实现各自潜能的最终目的，是全部的现实。
潜能与现实这两个范畴，和质料与形式是如此紧密地联系着。简而言之，质料即潜能，形式即现实。质料和形式可以用来说明个别事物的构成因素，却并未深入事物的运动变化层面，而事物的运动、变化以及生成等问题，不仅是传统哲学的中心问题，也是人们想从哲学里找到答案的问题。因此，他开始从本体论上来考察运动变化，并于运动变化中进一步研究和规定本体，这才有了潜能和现实这两个范畴的提出。
存在的事物都有潜能和现实两方面。对人而言，意志和愿望就像四因说中的形式因，赋予人选择、抉择的能力，再加上对象性即质料因的东西，人的能动性就能得以发挥，人的潜能才能得以实现。可见，现实这个概念包含着运动的含义，现实存在的事物从来都不是呆板、僵化的存在，而是不断在运动中生成着的，不断努力实现着其潜能。
总之，由四因说而来的关于潜能和现实的学说，从个别事物的存在出发，寻求事物的本体，在生成、完成的过程中说明现实事物，不仅能反映事物的静态结构，也能反映事物的动态变化，使人对事物的认识更加合理、完善，是亚里士多德哲学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
4.2. 以平为期
由于“中华文化的基本特点是以二元的立场来审视世界”([4], p. 46)，因此千百年来，不论传统医学还是传统文化，始终十分重视中和、平衡，这种重视中道、平衡的价值倾向并不是简单的折中调和，而是以保全整体为目的。阴阳学说尤其重视和谐、守恒、中和、变化，追其整体平衡、前后相续，它不仅是传统医学的理论基础，还建构了传统医学理论中“支柱性的命题——整体观念，贯穿于理论体系的始终”([5], p. 31)。阴阳学说不仅是观察、比较、分析人体生理机制、病理变化的重要原理，而且其对立制约、依存互根、消长转化和动态平衡等属性，也可用于分析、认识其他事物。
从春秋时代开始，人们就逐渐认识到阴阳对立乃是一种普遍性的存在，因此，阴阳及其衍生的其他性质及其相互作用，就影响着事物之间的联系、运动、转化等。人体和其他事物一样，都存在许多相互依存又相互对立的因素。我国传统医学在对人体的认识上是追求常态的，常态即阴阳平衡、升降协调。以坐标系为例，常态相当于坐标系的原点，病理状态就如偏离了原点，治疗则致力于回到原点。“寒者热之”、“热者寒之”等法则，就是以纠正偏向、恢复平衡为目的的。中国哲学主张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强调完整、中道、平衡，认为天地人遵循着同一的道，因彼此衬托而充满生机、活力，这是东方世界观的出发点和核心，也是我国传统医道的出发点和核心。
阴阳学说这种追求中道的平衡观，使认识活动的主体始终围绕着对象，并极其重视不同层次上的整体性。对中道、平衡的追求是难能可贵的，它体现了人的理性精神，使人勇于对难以调伏的种种偏私、激情、欲望进行克制，“看似平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题张司业诗》)。中道、平衡最符合天地自然之性，与主观的任意妄为格格不入，作为一种“潜能”它们可以普遍地延伸至生命、生存、生活的各个维度，但却不易被真正地觉察到，这也正是人们“日用而不知”的根源所在。追求中道的平衡观尊重变化、倡导求和，这正是传统思想文化在近现代遭遇多重困境的情况下，依然能够顽强地进行自我更新的内在动力。
总之，西周到战国的五百年左右时间，人们思想观念中的阴阳“从认识物质存在之现象，到认识物质构成之种类及属性，到认识物质的运动变化及其相互间关系，逐渐地由片面到比较全面、由具体到比较抽象，形成了中国哲学思想的核心”([4], p. 55)。我国的思想文化史表明，不管是古代的政治思想，或者对人生及社会的思考，以及各门类的文化艺术，都多多少少受到先秦阴阳思想观念的影响，对此，我们不能视而不见，也不能简单否定。当然，阴阳思想在大的思路方面是正确的，但如果将其绝对化、泛化，那就是缺陷了。
5. 结语
“文化上的区别一般地基于思想范畴的区别。”[8]任何民族的文化智慧，都不是杂乱无序的，就像竹子、松柏等的生长一样，都是先从根本处向上萌发的。有人说，哲学之间的异同，就是认知世界、解释世界的不同方法之间的异同，因此，判断哲学进步的主要标准就是它对世界的解释能力。“说一种哲学优于另一种哲学的时候，就是说这种哲学比那种哲学有更大的‘解释力’，或者说这种哲学比那种哲学可以更好地解释世界。”([2], p. 41)但我们却不能将这种对比简单用于中西哲学之间，因为它们在漫长的历史中都很好地应对、处理了各自社会的种种问题。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西方哲学侧重于抽象思维，追其认识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属性或特征，对其他非本质属性或特征的关注要少得多。我国传统哲学意向思维的倾向较强，也就是注重象征性思维，也就是在思维过程中用带感性形象的符号、概念，通过象征的方式来认知对象、解释对象，并用类比推理构建对象之间的联系。虽然这样的认识方法很朴素，却仍不失为一种分析、认知并进而展开推理的简单而有效的方法。我们不能说阴阳学说是完美的，但却不能否认它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对于中华文明体系的构建有着重要意义。
“如果认为整个人类都退避于其历史的或地理的诸生存方式中的一种方式里，而未看到人类的真理其实存在于由这些不同方式的差异性与共同性组成的系统中，那就过于以自我为中心和天真了。”[9]在人类文明的早期，即便东西方之间存在世界观、方法论等方面的差异，其影响也不足为虑，因为其间文化选择机制起作用的空间还很小。在当下的时代，虽然东西差异、南北差异彼此分明，我们更应该强调的却是文明互鉴，增进彼此之间的交流、学习，更好地建设人类文明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