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长童年期不良经历对教养方式的影响与应对

The Impact and Coping Strategies of Parental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on Parenting Styles

摘要: 童年期不良经历(ACEs)对于个体终身健康和代际传递具有深远影响。家长ACEs对其教养方式及孩子的健康成长有着重大影响。本文从认知神经、心理因素、情绪调节、行为模式四个方面分析家长ACEs对教养方式的影响，针对影响因素提出了提升家长教养方式的应对策略，营造良好家庭环境，优化家庭社会化功能对儿童发展的影响。

Abstract: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ACEs) profoundly impact lifelong health and intergenerational outcomes. Parental ACEs shape parenting styles and child development through neurocognitive, psychological,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pathways. This study examines these mechanisms and proposes multilevel interventions to enhance parenting practices, foster supportive family environments, and optimize family socialization for child well-being. By addressing ACEs’ intergenerational effects, targeted strategies can mitigate risks and promote resilience in children. This work advances understanding of ACEs’ multigenerational dynamics and informs family-centered clinical and community interventions.

1. 童年期不良经历

童年不良经历(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ACEs)是指发生在0~18岁的潜在创伤性经历，包括身体虐待、情感虐待、性虐待、躯体忽视、情感忽视或在功能不全家庭(家庭成员酗酒、吸毒或有精神疾病等)中的成长经历。

美国全国儿童健康调查(NSCH)于2017年~2018年的数据显示，美国有3千万(42%)儿童经历过至少1种ACEs。中国的68项研究报告显示，18岁以下儿童中有26%曾经历过被忽视、8.7%遭受性虐待、19.6%遭受情感虐待、26%经历过躯体虐待(王一诺等，2022)。然而，这些数据很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实际的不良经历可能远远超出这些数字，ACEs造成的经济负担占全球GDP的8%，给自身和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负担(毛平等，2021)。ACEs作为一种复杂的应激源，与焦虑、抑郁、创伤后应激障碍等心理健康问题密切相关，遭受童年期虐待的个体发生抑郁的风险性较无童年期虐待者增加了2.84倍(Carr et al., 2020)。

除内化问题与精神疾病外，ACEs还有可能带来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Dunn等(2018)的研究中发现，遭受童年期虐待的个体情绪失调症状高出正常同龄人9.94分。同时，ACEs也影响了个体的人际交往能力(毛平等，2021)。他们会在早期的不良经历中习得消极应对策略，并外化到人际交往等对待自我与他人的表现方式(肖亚男等，2008)。同时，根据国外多个大样本人群研究，ACEs会显著增加问题行为的发生，如吸烟、药物滥用、酗酒、自杀未遂等(万宇辉，陶芳标，2020)。在神经机制上，根据Opel等人(2019)的研究，童年期不良经历会对多个脑区的结构和功能产生影响，对记忆、应激状态下的调节、抑郁症状有消极影响。

2. 父母教养方式

父母教养方式是父母的教养观念、教养行为及其对儿童的情感表现的一种组合方式。(Darling & Steinberg, 2017)这种组合方式是相对稳定的，不随情境的改变而变化，它反映了亲子交往的实质。父母的教养方式既包括父母履行其职责的专门的目标定向的行为，也包括非目标定向的教养方式，诸如姿势、语调的变化或是情绪的自然流露。父母的教养方式对子女的身心健康和人格发展等方面具有深远的影响(McCoby, 1983)。父母教养方式对子女的认知、社会化发展、学业成就、心理健康和问题行为等都具有重要影响(陈世民等，2020)。

近年来，大量研究表明父母儿童期不良经历会对父母本人的身心发展、行为模式产生重大影响，进而形成代际传递、遗传、情绪调节和行为模式的外化以及各种内化问题的出现，对其子女的成长起着直接作用，是塑造其教养方式的关键因素之一(Madigan et al., 2019)。深入探讨家长童年期不良经历对教养方式的影响过程、影响因素和应对策略，对于优化亲子关系，促进儿童健康成长有重要的作用。

3. 童年期不良经历对其教养方式的影响

3.1. 认知神经

童年期遭受过不良经历的个体，大脑神经结构的塑造可能会受到影响。研究表明，受到童年创伤的个体，海马体、杏仁核等区域的发育可能会有阻碍，出现体积减小，神经元神经异常等情况，由于情绪调节功能和记忆学习功能不佳，成年后更容易出现抑郁、焦虑等心理障碍。一项研究表明(Bugental, Martorell, & Barraza, 2003)，童年有不良经历的父母在面对孩子哭闹时，其杏仁核激活程度远超正常父母，且这种过度激活与他们采取的严厉教养行为呈正相关。这会导致ACEs父母在教育其子女时无法控制其情绪，可能会频繁对孩子发火、责骂，甚至采取体罚等极端行为。

并且，受到童年不良经历的个体可能会导致长期的应激调节不良，从而导致前额叶皮层发育不全，缺乏控制行为的能力，包括工作记忆(Funahashi, 2017)、注意力涣散(Corbetta & Shulman, 2002)、同时在情绪认知评估方面会出现障碍，对情绪刺激产生不恰当的反应(Bechara, Damasio, & Damasio, 2000)。ACEs在教育其子女时，由于没有良好的工作记忆功能，受外界影响较大，无法正确理解孩子的行为意图，产生认知偏差，对他们的行为过度反应，无法理性思考和抑制冲动，无法和孩子形成正常的情感联结，而是一味按照自己的意图训斥、教导孩子，过于约束他们的行为，很有可能形成权威式的教养方式，不利于孩子的个性发展，不能和孩子形成较好的沟通。

不良童年经历会导致皮质醇水平长期处于高位。长期处于高皮质醇状态的父母，身体会长期处于应激状态，因而面对孩子时也会表现出焦虑、紧张等状态。根据McGowan等人(2009)的研究发现，童年遭受虐待的个体，其基因甲基化水平发生显著改变，直接影响了与应激反应相关的基因表达。

不仅如此，已有研究表明童年情感忽视可能重塑大脑中与情感感知相关区域的神经元联结。Hong等人(2018)通过纵向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研究发现，在情感忽视代际传递过程中，大脑的神经活动模式发生改变，这使得家长在面对孩子的情感信号时，大脑的神经活动发生改变，影响其在教养过程中的情感和行为决策，导致不良的教养方式和不合理的应对方式。

不仅是遭受童年创伤的个体会有神经结构的改变，且这种改变有一定概率通过遗传物质传递给孩子，造成基因遗传和代际传递，改变孩子的生理应激反应模式，使其在成长过程中更易陷入焦虑、恐惧情绪，进而干扰行为与心理的正常发展。

3.2. 心理因素

3.2.1. 依恋理论

Bowlby (1969)的依恋理论指出，儿童时期与父母交往的经历使个体形成了有关自我与他人的“内部工作模型(internal working model, IWM)”，这一工作模型会影响到其后为人父母时对孩子的行为。这种工作模型有一种稳定的倾向，一旦建立起来就倾向于永久。童年不良经历，尤其是不安全的依恋体验，如父母的争吵和离异会导致孩子缺少关爱和陪伴，从而导致成人后形成不安全的依恋模式，包括与同伴与孩子。Main & Hesse (1990)的一项长期追踪发现，童年经历过父母离异且与抚养者依恋关系不稳定的个体，在成年后成为父母时，他们与自己孩子建立安全依恋关系的成功率仅为30%左右。从而对孩子形成不安全的依恋：若小时候父母未及时满足孩子需求，履行承诺，可能会采取补偿策略——过度控制、掌握孩子的生活，导致孩子的逃避和抗拒或以父母对待自己的回避方式来对待自己的孩子，与自己孩子也形成回避式依恋。若小时候形成焦虑式依恋，可能会害怕重蹈覆辙，从而对孩子疏离冷漠，不加以教导，二者都没能很好地形成依恋模式，进行沟通等，会影响孩子的情感发展与社会化进程。

3.2.2. 自我效能感

Lau和Cheung (2021)的研究表明，童年期经历儿童虐待等不良经历的家长，其教养自我效能感通常较低，父母对自己能养育好子女缺乏信心。根据自我效能理论(Bandura, 1977)，个体对自身能力的信念会影响其行为选择与努力程度。童年时期遭到父母的情感虐待或忽视等，需求未被满足，处于被否定、批评或遭受挫折的不良环境中，会导致个体对自身是否能做好父母的自我效能感大大降低，对自身能力产生怀疑。面对孩子的成长，他们可能会对是否能引导孩子走向成功不确定，感到迷茫和无助，无法给予明确的教育抉择，创新教育方式，害怕犯错。孩子可能会从父母的犹豫中观察学习，也产生对自身的能力产生怀疑，在父母和自身的信心不足下错失成长机会。低教养自我效能感可能会导致父母采取简单的过度惩罚手段处理孩子问题，而非耐心引导教育，过于依赖他人经验方法，导致教养方式缺乏针对性和有效性。

3.2.3. 需求层次理论

童年时期遭受虐待或忽视的个体，其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在成长过程中可能没有得到充分保障。例如，遭受家庭暴力的儿童可能长期处于恐惧之中，生活在不稳定的家庭环境中，身体可能会因为虐待而受伤，从而导致在教育自己的孩子时，产生以下可能：无规律性会导致没有建立稳定规律的饮食和作息习惯来照顾孩子、补偿策略会导致在物质上过于富足，无条件地给予孩子、溺爱孩子。在安全需求方面，由于自己曾经的经历，可能会过度保护孩子，影响孩子的好奇心和探索世界的欲望或因为自身的情绪问题忽视孩子，对他们发泄。

在归属与爱层次、尊重层次上，由于ACEs个体在这个方面遭受挫折，没有从父母或者主要照顾者那里获取足够的情感支持和温暖的家庭关系，从而形成对孩子也冷漠忽视的不良模式，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正确表达爱。也有可能会过度补偿孩子，造成孩子过度依赖，缺乏自理能力。童年时期由于受到批评贬低，会形成低自尊的心理，可能会将这种心态投射到孩子身上，过高的期望导致孩子的成功。若无法达到，就会严厉地批评孩子或者过度关注孩子的行为是否符合社会期望，而不是遵从孩子的个性发展和内在心理需求。

同时，自我实现层面上，典型的“中国式家长”会将自己童年未完成的愿望或者自己的兴趣和能力强加给孩子，让他们追求自己的理想或成长梦想，弥补自己的遗憾，那么孩子就无法个性化发展，发挥自己的潜力。他们也可能缺乏引导孩子自我实现的能力，因为无法从过往的经验中学习。

3.3. 情绪因素

3.3.1. 情绪调节

除前文论述的神经机制影响外，童年期不良经历还会影响个体的认知情绪调节策略。认知情绪调节是个体在面对情绪事件时，通过运用认知策略来改变情绪体验和反应的过程。这些策略包括认知重评、接纳、沉思、灾难化等多种方式(Garnefski, Kraaij, & Spinhoven, 2001)。

童年时期遭受不良经历，如虐待、忽视或家庭冲突等，会导致个体更容易使用消极的认知情绪调节策略。例如，童年遭受虐待的个体可能更倾向于使用灾难化(把事情想象得比实际更糟)的策略。研究发现，童年期创伤经历与灾难化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呈正相关(Bernstein et al., 1994)。这可能是因为在童年的创伤环境中，个体长期处于无助和恐惧状态，这种经历使他们在面对情绪事件时，更容易产生负面的思维模式。这些个体在面对孩子的不良行为或正常的情绪表达时，更容易出现情绪爆发。例如一个童年遭受过父母频繁责骂的家长，当自己的孩子在公共场合哭闹时很可能会因为无法有效调节自己的情绪而将孩子的行为灾难化，认为这是孩子故意让自己难堪，从而大发雷霆。这种情绪的爆发会让孩子感到恐惧和困惑，不利于孩子情绪的健康发展。

3.3.2. 情感表达

不仅如此，童年期遭受情感忽视的个体，其情感表达系统也存在显著障碍。根据社会学习理论(Bandura, 1977)，个体早期的情感体验与互动模式会成为其后续情感表达与社交行为的模板。Webb (2012)的研究指出，此类家长在与孩子日常互动中，难以自然流露温暖、关爱等积极情感，进而压抑自己对孩子的情感，认为表达情感无法得到他人关注和满足，从而产生心理隔离和情感疏离感，安全感的构建能力降低。Yu等(2023)进一步揭示，父母童年期情感忽视会导致成年后情感表达性受限，其子女会出现更多的问题行为。在面对孩子的情感需求，如孩子遭遇挫折寻求安慰时，这些家长常表现出不知所措，无法给予有效的情感支持。

3.3.3. 情绪稳定性

童年有不良经历且认知情绪调节困难的父母，其情绪稳定性较差。他们可能在一天内对孩子的态度反复无常，一会儿过度溺爱，一会儿又严厉斥责。这种情绪的不稳定会让孩子难以建立起对父母行为的预期，影响孩子的安全感和亲子关系的质量。ACEs个体在面对自己童年未解决的情绪问题时，无暇顾及孩子的需求。比如，一个童年经历过家庭重大变故的父母，在陷入自己的情绪困境时，可能会对孩子在学校的表现、情绪变化等行为表现忽视不管，影响孩子的全面发展(Bugental, Blue, & Cruzcosa, 1989)。

同时，这也会干扰他们重新积极评价的能力，研究表明，童年不良经历的严重程度与积极重新评价策略的使用频率呈负相关(Garnefski, Kraaij, & Spinhoven, 2001)。童年不良经历也会影响个体对情绪事件的接受能力。童年经历过家庭重大变故的个体在面对自己的负面情绪时，极大可能会采取逃避或者抗拒，而不是接纳。(Ehring, Ehlers, & Glucksman, 2008)。

3.4. 行为模式

Bugental等人(2003)在研究中指出，童年经历会塑造个体的认知与行为模式，且常常在无意识层面影响亲子互动行为模式上。Williamson等(2017)通过元分析回顾发现，父母童年创伤与养育行为之间存在显著关联，遭受过童年不良经历的个体会遵循他们受到的行为模式，复制到自己身上，或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弥补自身缺失，补偿孩子。父母如果童年成长于混乱无序的家庭环境中，自身缺乏稳定作息和行为规范，教育孩子时也会手足无措，不知如何安排孩子的学习生活，孩子会倾向于随意散漫，或严格控制孩子的规则，导致孩子出现适应问题，内心抵触。Tomasi & Volkow (2021)的一项针对低收入家庭的调查研究发现，在那些家庭环境混乱、父母教养方式无序的家庭中，孩子出现学习困难、行为问题的概率比正常家庭高出3~4倍，进一步说明了童年家庭环境对后续行为控制能力的深远影响。

应对能力是指面对挑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心理社会适应能力(Lazarus & Folkman, 1984)。Litman (2006)的研究显示ACEs个体多倾向于采用消极应对方式(问题型、回避型和情绪型)来应对压力性生活事件。Arslan (2017)也发现情感虐待程度越高的个体更倾向于采用问题型应对策略，其心理内化和外化问题更加明显。

自我控制是一种重要的心理机能，是个体通过主动控制和调节不合理认知、情绪和行为，使内在心理与外显行为符合社会道德规范，从而助力实现长期目标的重要能力(Muraven & Baumeister, 2000)。因为早期经历对个体的行为模式有很强的顽固性，这些父母可能会出现过度控制孩子行为的情况。因为他们担心孩子会经历自己曾经遭受的不良事件，或者他们试图通过控制孩子来弥补自己童年时期的失控感。例如，一个童年遭受过欺凌的父母，可能会过度限制孩子的社交活动，不让孩子参加一些集体活动，以避免孩子受到伤害(Caspi & Moffitt, 1995)。

父母体罚通常被看作是个体在儿时的家庭中习得的一种行为，儿时受过父母体罚的个体在其教养过程中更可能体罚自己的孩子(Straus et al., 1998)。Kaufman与Zigler研究发现，在儿时曾受过父母严厉体罚的成年人中，约30%的个体会体罚自己的孩子。从儿童期到成年期的两项前瞻性研究发现，性虐待、躯体虐待、忽视和目睹暴力的综合影响预测了父母使用严厉的管教和忽视行为(Banyard et al., 2005; Pears & Capaldi, 2001)。众多证据指向了不良经历的代际传递，因此，万宇辉和陶芳标(2020)认为暴力代际问题已得到充分验证，但Islam等(2023)的研究却发现，绝大多数在孩童时期被虐待的成年人并没有虐待自己的孩子，从而打破了暴力的循环。

4. 应对策略

4.1. 认知

如果父母将自己视为孩子的权威人物，认为自己的职责是严格控制孩子的行为，那么他们更可能采用专制型教养方式。Islam等(2023)提出认知行为干预是应对儿童虐待代际传递的关键措施，运用认知行为疗法(CBT)中的认知重构技术，帮助父母识别并挑战消极认知。并且提升他们的自我效能感，使他们相信自己可以担当好父母的角色。并且，要改变自身遭受童年创伤后的错误观念和错误认知，拓宽思维，改善认知误区，分析这些认知信念与童年经历的关联，然后引导家长转变思维，采用积极合理的教养理念和方法，如孩子犯错时，引导孩子认识错误而非直接惩罚。同时也可以采用结构式家庭疗法介入，通过调整家庭结构，改善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方式，从而解决家庭中的问题，如沟通障碍、角色混乱、冲突等。

4.2. 情绪

遭受过童年创伤的个体，在情绪调节方面可能功能不良。此时可以借鉴借鉴正念减压疗法(MBSR)理念(Kabat-Zinn & Living, 1990)，引导个体进行日常正念练习，如正念呼吸、身体扫描等，帮助他们在与孩子互动时，敏锐捕捉情绪的细微变化。研究发现，坚持正念训练的父母，能更及时察觉自己情绪被触发的瞬间，避免情绪的无意识爆发(Burgdorf, Szabó, & Abbott, 2019)。不仅如此，依据依恋理论(Bowlby, 1969)，鼓励父母及时、恰当地回应孩子情绪需求。如孩子伤心哭泣，家长放下手头事，给予温暖拥抱、耐心倾听，让孩子感受被关注，就像安全型依恋孩子从母亲处获得的稳定支持，这有助于孩子建立安全感，同时家长在给予爱的过程中也滋养自身情绪。

4.3. 行为

通过一定方式的训练，可以有效改善父母的行为方式。实验研究表明，让有童年不良经历且自我效能感低的父母参加育儿培训课程，培训后他们在面对孩子问题时的决策果断性和方法多样性有显著提升(Ma et al., 2024)。并且提供家庭教育的支持，社区可以组织家长成长团体，提供育儿知识讲座、亲子活动等资源，为童年创伤经历的家长营造互助氛围(Nichols & Schwartz, 1984)。

5. 总结和展望

现有研究的局限性在于，大多数研究都是基于成人对其童年不良经历和当前教养的自我报告开展的，缺少前瞻性的关联研究。并且基于代际遗传的研究较少，未来可以加以用问卷、元分析等定量研究，在纵向的代际传递方向上展开进一步的探索。同时，很少有研究验证母亲和父亲之间存在的潜在差异。未来可以进一步深入研究童年期不良经历对父母教养方式的影响机制，以及提出综合的、基于实践的应对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