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李渔的作品在海外颇受欢迎，作为李渔的代表作之一，《十二楼》以其精巧的情节设计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引发了诸多关注，也催生了探讨其原本和译本学术价值的相关研究，关于该作品的多角度研究逐渐增多。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是中国学者周领顺提出的原创性本土翻译理论，近年来，理论的科学性得到不断完善和提升。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的核心概念是“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其中的求真和务实呈现渐变状态，并非割裂的关系。作为翻译行为的主体，译者受到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呈现出不同的译者行为。本研究运用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在“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下对韩南和茅国权(以下简称韩和茅)两位译者翻译《十二楼》中民俗文化体现的译内行为和译外行为进行对比分析。
2. 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研究现状
自《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框架》和《译者行为批评：路径探索》出版以来，周领顺的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研究。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以具有主观意志的译者为研究对象，利用“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对译者行为进行客观分析，通过具有系统性和逻辑性的“译内”和“译外”层次化的理论分野提高理论的科学性。目前，译者行为批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本体研究和关于其应用的研究两个方面。
2.1. 理论本体研究
学者们对译者行为批评的概念阐释和理论建构进行了研究。一方面，学者关注理论核心概念的阐释。例如，周领顺(2014) [1]在其专著中系统地概述了译者行为批评的理论构建。周领顺(2010) [2]阐明了翻译社会化背景下译者行为批评核心概念的“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的构建和关键概念，此模式展现的是一个动态和渐进的过程。另一方面，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关注人、文本和社会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并非片面地、割裂地看问题，理论的系统发展在随后的研究和完善中很重要。“文本–行为–社会”三位一体评价系统是新发展阶段理论建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周领顺，2024：106) [3]。目前，理论的发展呈现出系统化的特点，实现了逻辑系统、应用系统和评价系统的一体化构建(周领顺，2024：77) [4]。但将系统化的理论与翻译研究完美融合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理论的实践十分重要，最终要与社会接轨，因此，该理论仍有一些部分需要改进，我们应该关注其应用于翻译研究，以进一步融入社会(周领顺等，2024) [5]。
2.2. 理论应用研究
在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的应用方面，周领顺(2014) [6]在其专著中专注于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应用的案例分析。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在我国应用于文学文本翻译的研究较多，注重译者对文学文本语言和文化内涵的解释和翻译处理。文学翻译可以从文本、行为和社会三个维度进行解读，根据文本的类型，分析译者如何再现原文的意义，体验译者的行为，同时探索译文与原文或译文与社会的紧密联系(周领顺，2024：2-3) [7]。通过强调以人为本的理念来探索译者的行为，从文学翻译所采用的翻译方法中可以看出译者求真和务实的行为(周领顺，2024：104-112) [8]，对译者译内和译外行为的分析有助于优秀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李正栓，吕欣，2024：55) [9]。还有研究者提到了译内行为范畴内的意译、音译、归化和直译，在分析译外行为时提到创造性翻译和意译(Lu, 2021) [10]。黄勤，刘晓黎(2019) [11]比较分析了鲁迅的《肥皂》的四个英译本中译者处理方言时使用的翻译策略，以及在“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下对译者行为的解释。四位译者都实现了高务实度，这为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框架内的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研究提供了参考。关于翻译策略的选择，文学翻译中归化与异化相结合，可以使译本呈现出高求真度、务实度和合理度(Gong, 2024) [12]。
3. 译内行为
译内关注目标文本求真于原文程度的研究，它涉及目标文本与原文本的关系，主要侧重于目标文本与原文本之间的转码和意义重现(周领顺，2020：52) [13]。译内行为涉及译者译前、译中及译后一系列翻译过程的考量，有对译者使用翻译方法的分析，例如：直译、意译、省译等，还涉及译者译内务实的考虑。本研究基于“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对译文[14] [15]进行全面分析，从词汇、句法和修辞三个层面对两位译者的译内行为进行分析。
3.1. 词汇翻译
词汇的翻译是构成优秀译文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译文中目的语词汇的选取是译者经过一定思考决定的，译者有着自己对于文本的理解。词汇翻译需平衡意义与形式，尤其在中西方词汇不对等时，应充分发挥目的语优势，灵活翻译原文，在目的语中找到最优词语(李正栓，张丹，2022：31) [16]。
成语作为文化载体以口头或书面方式传承下来，代代相传，保存着集体记忆、价值观和历史经验，构成了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借花献佛”是由佛教经书中的典故引申而来的汉语成语，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韩将《十二楼》中的“借花献佛”直译为“worshipping Buddha with borrowed flowers”，保留了原文的文化意象，做到了求真，有助于传播中国文化，目的语读者联系上下文也可以理解其含义，兼顾务实，而茅译文省译了“借花献佛”，偏向于务实，茅对于该成语所在段落进行了大幅度的改写，并未将原文悉数译出，而是以叙述主要故事情节为主，避免了可能对目的语读者造成的理解障碍。根源于中西方文化的不同，语言习惯差异也十分显著，英文尚简，中文尚美，为照顾英文文风，译者翻译时会适当删减或归纳形成简洁的译文(周领顺，2014：252) [6]，但这也会导致部分民俗文化没有得到传播。
有一位姓官的仕绅，现居尚宝之职。他家有两位小姐，一个叫做围珠，一个叫做绕翠。
韩译文：There was an official named Guan, the Director of Seals, in whose household were two girls, Embraced Pearl and Enfolded Jade.
茅译文：At the same time in K’ai-feng-fu there was an official named Kuan who had two girls waiting to be married. One was named Pearl and the other Jade.
英语中并无“尚宝之职”的固定对等词语，作为汉学家，韩充分了解中西方文化，很好地把握了原文含义，试图在目的语中选取最优的对应词语，这属于其译前准备，在此前提下进行翻译活动时，韩译文中“director”和“seals”的选取将尚宝司掌管宝玺、符牌、印章之义译出，做到了语言层面求真于原文，有助于目的语读者理解该职位，兼顾务实，可以产生良好的译后效果。茅将居于尚宝之职的仕绅意译为在开封府的官员，未将该职位名称译出，出于方便目的语读者阅读的考虑，他省去了对于理解情节发展没有影响的民俗词汇翻译，可见他在“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下倾向于务实的考虑。
3.2. 句法翻译
为了再现汉语的文化之美，译者可以使用多种句法，在翻译过程中，不同句式的语法表达不仅影响原诗的再现形式，更关乎其意蕴的传达。译者的翻译实践可以运用多样化的句法结构，以展现汉语诗词独特的文化韵味。翻译诗词时，译者的“忠实”于原文不止是表层的语言对应，而更倾向于意义或意境的深度再现(李正栓，张丹，2022：33) [16]，句法翻译是译者求真和务实行为的生动体现。
两村姐妹一般娇，同住溪边隔小桥。
相约采莲期早至，来迟罚取荡轻桡。
韩译文：
There are pretty girls in both these hamlets,
With a bridge between and the river below.
They’ve sworn to be early for the lotus-picking;
Those who come late will have to row.
原诗歌为七言绝句式，“桥”和“桡”押韵，韩译文注重诗歌韵律，忠实于原文，每句八个单词，“below”和“row”押韵，句式工整，形成对仗，增强节奏感。韩保留了原诗歌中“采莲”这一文化意象，直译为“lotus-picking”。中文重意合，英语重形合，韩翻译时补充了主语，帮助目的语读者理解，兼顾求真与务实。
止因蝶欠花前债，引得花生蝶后思。
好向东风酬夙愿，免教花蝶两参差！
茅译文：
The butterfly owes the flower a previous debt,
Causing the flower to think of the butterfly.
Let them complete their life of bliss.
Don’t ever let them go astray.
原诗中的“蝶”与“花”是中国传统诗歌中的经典意象，象征爱情与命运。最后一句茅译文未直译“花”和“蝶”，而是用“them”来概括，削弱了民俗文化的具象性，但更加简洁，不影响理解，使其更易为英语读者接受。茅译文将原文的感叹句译为了祈使句，直接表达了原诗的观点，弱化了原文的诗意。茅译文倾向于务实，即注重目标读者的可理解性和文本的可读性。其翻译在语义层面较为直白，保持了诗歌的基本思想。
3.3. 修辞翻译
文学作品中的修辞富有感染力，修辞翻译应注重还原修辞的多层含义，特别是一语双关与寓意表达，传递叙事深意和文化内涵，确保读者理解原作的情感与思想精髓，通过审慎处理修辞策略，译者方能在语际转换中保持原文本的艺术张力与文化韵味，实现形式与内容的双重契合(李正栓，张丹，2022：34) [16]。修辞翻译可以体现译者的深厚文化底蕴，巧妙地再现原文并发挥出其文化传播的作用。
这位小姐既有秾桃艳李之姿，又有璞玉浑金之度，
韩译文：Serena was not only gorgeous, she was also completely natural and unaffected.
茅译文：Hsien-hsien was a beautiful and graceful girl.
“秾桃艳李”通常用作比喻人容貌俊美，神采奕奕。“璞玉浑金”通常用作比喻人的品质纯美质朴。两位译者直接译出了原文的比喻意义，既再现了原文的含义，也便于目的语读者理解，如果直译原文的成语，会对目的语读者造成理解障碍。但相比之下，韩译文更全面地再现了原文含义，茅译文只翻译出了“秾桃艳李”，可见其对原文改动更大，倾向于务实，在不影响故事情节发展的前提下，注重译文的连贯性和简洁性。
及至苦雨连朝，落得人心厌倦，忽然见了日色，就与祥云瑞霭一般，人人快乐，个个欢欣，何曾怪他出得稍迟、把太阳推下海去？
韩译文：But when you’ve had nothing but rain for days on end and are heartily sick of it, if the sun then breaks through, everyone will rejoice as if they’d seen the blessed skies. No one will blame the sun for coming out too late and shove it into the sea!
茅译文：however, when it is raining one longs to see the sun and would rejoice to see the weather change.
原文把日色比作祥云瑞霭，韩译文“as if they’d seen the blessed skies”保持了原文比喻的修辞效果，并将暗喻强化为明喻，“blessed skies”(神圣或吉祥的天空)保留了“祥云瑞霭”的文化意象，与西方文化中的“blessed”概念相结合，使其更符合英语文化背景，同时传达出传统的吉祥寓意，做到了“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下求真与务实的动态平衡。茅译文省译了“祥云瑞霭一般”这一比喻，使得修辞效果减弱，仅用“would rejoice”表达人们的喜悦。茅译文倾向于简洁直接，削弱了原文的修辞效果，简洁的表达更符合英语阅读者的习惯。韩译文保留并强化了比喻的修辞手法，使情感表达更丰富，更具文学感染力。两位译者的译文各有所长，侧重点不同，从他们的译内行为可以看出韩兼顾求真与务实，茅倾向于务实。
4. 译外行为
译外涉及译者务实于社会的程度，即目标文本服务社会的程度，探讨目标文本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同时，它考察影响译者行为的各种因素，包括文化特点、时代背景、市场需求和读者群体等客观条件，以及目的、意志、心理活动和情感等主观条件(周领顺，2020：52) [13]。正如安德烈·勒菲弗尔(Lefevere，1992：14) [17]所说，“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其产生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和制约，因此，对译文的分析要考虑译者进行翻译活动的行为复杂性，对译文的评价应关注人、文本和社会三维互动。
4.1. 社会背景
译者翻译的侧重点会受社会背景影响，顺时代浪潮而为，例如，我国翻译历史的开端是佛经的翻译，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而后的17、18和19世纪中，有的译者在翻译时可能为了满足西方读者的期待，翻译他们感兴趣的文化，或者将中国文化翻译成具有西方色彩的文化。然而，随着20世纪的到来，世界上各个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逐渐繁盛，中国的文化影响力也在日益提高，作品与作家本身成为译者关注的焦点，译者不仅注重语言层面的转换，更致力于强调作品中蕴含的审美价值的挖掘和传播(陈婷婷，龚柳清，2024：45) [18]。茅和韩的译文皆于20世纪完成，韩力求再现李渔高超的写作手段，传播李渔的创作思想，茅致力于以讲故事的形式将十七世纪的群像生活娓娓道来，再现作品的文化底蕴。相较之下韩更关注作家，求真于原文其艺术手段及故事呈现方式，同时务实于社会，弘扬作者笔下的民俗文化，带更多人走进和了解李渔及中国民俗文化。茅更关注作品，务实于读者，用目的语读者更易接受和习惯的方式叙述故事，将中国文化带入西方世界。
4.2. 译者身份
在“译者”这一身份下，他们会扮演不同的角色，译者的身份和他扮演的角色会决定译文的走向，带着不同的翻译目的呈现出不同的译者行为特征，所以研究译者的身份类型是开展翻译批评的有效途径之一(周领顺，2014：218) [1]。
从译者身份与角色化的视角来看，译者的行为表现不仅涉及基本层面的语言转换角色，还涵盖更广泛的社会性角色。例如，译者若以学者自居，可能倾向于忠实再现原文，以知识传播为主要目标；若以文化倡导者行事，则可能在翻译中采取创造性改编，以增强目标文化的接受度。韩立足学者这一角色者进行翻译，倾向于追求原文和作者写作手段的解读和传播，而茅倾向于传播其中的文化，翻译时进行译写。
4.3. 翻译目的
基于不同的文化身份，译者主观的翻译目的会影响其行为，关注传播效果时，译者的文化身份决定其行为目标是引进文化，译文会注重务实于市场，译者行为倾向于社会性；关注解读效果时，译者的文化身份决定其行为目标是输出文化，译文会注重求真于原文，译者行为倾向于语言性，总策略不同，具体方法必定存在差异(周领顺，2014：156) [1]。同为汉学家，茅追求传播效果，其翻译目的是引入文化，所以其译文倾向于务实，求真方面略显不足，不影响情节连贯的前提下省译了大部分原文，为方便目的语读者理解原文文化，倾向于译写，崇尚译文简洁，倾向于务实；而韩追求解读效果，其翻译目的是传播文化，努力保留原文文化色彩，在不影响目的语读者理解的前提下尽力求真于原文，倾向于既求真于原文又务实于读者。
5. 总结
《十二楼》是李渔的代表作之一，以楼阁为故事核心，展现明末清初的社会风貌与文化。本研究运用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借助“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分析该作品的两个英译本，探讨两位译者在翻译中的译内行为和译外行为。在译内行为方面，研究从词汇、句法和修辞三个层面分析两位译者的译文，研究发现，韩南的译文既求真于原文，又务实于读者和社会，做到了求真和务实的动态平衡，茅国权的译文倾向于务实。分析两位译者的行为不仅要考虑译者的语言性，还要考虑译者的社会性。在译外行为方面，研究发现，两位汉学家译者受到社会背景、译者身份和翻译目的影响，表现出不同的译者行为，译文呈现方式有所不同。通过对比分析，本研究揭示了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在文学翻译中的应用价值，为中国民俗文化的海外传播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