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数字化浪潮与老龄化社会双重叠加的当代，老年群体的话语权缺失已成为数字时代社会公平性研究的重要议题。随着互联网普及率的快速提升，中国网民规模已突破10亿[1]，但老年群体在新媒体空间中的“静默”状态却愈发凸显。数据显示，老年用户在新媒体内容生产与传播中的参与度不足1% [2]，其诉求在公共议题讨论中常被“代议”或遮蔽。这一现象不仅折射出技术权力与文化资本的不平等分配，更威胁着数字社会的代际共治与包容性发展。既有研究多聚焦于老年群体的数字接入障碍，却较少从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剖析其话语权缺失的结构性根源。本文基于文化反哺理论与技术赋权框架，试图解构老年群体在新媒体场域中面临的“符号失语–算法排斥–制度缺位”三重困境，并提出系统性重构路径，旨在为弥合数字代际鸿沟、构建包容性数字生态提供理论启示与实践参考。
2. 现实图景：新媒体语境下老年群体话语空间的微小孤岛
(一) 数字化浪潮与老龄化社会的双重变奏
中国正经历着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数字化与老龄化双重转型。截至2023年12月，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2.97亿，占总人口的21.1% (国家统计局数据)，与此同时，互联网普及率攀升至77.5%，网民规模突破10.92亿[1]。这两组看似平行的数据交汇处，却呈现出令人不安的断裂——在数字化高歌猛进的时代，作为人口重要构成的老年群体，正在成为新媒体空间中的“静默大多数”。数据显示，虽然60岁及以上网民规模已达1.5亿，但其在新媒体内容生态中的存在感微乎其微。抖音平台2023年内容生态报告显示，老年创作者账号仅占活跃账号总量的0.7%，老年相关话题在热搜榜单的日均占比不足2%。在微博超话社区，排名前1000的社群中专门面向老年群体的不足5个。这种数据断层揭示了一个残酷现实：当社会主流话语加速向数字空间迁移时，老年群体正在经历从物理空间到数字空间的双重边缘化。
(二) 被消音的长者：新媒体话语版图的年龄失衡
在当今的数字化公共领域，代际话语权配置呈现出显著失衡。青年群体凭借技术亲近性占据舆论场核心位置，20~35岁用户生产了全网87%的UGC内容，贡献了92%的话题讨论量[3]。相比之下，老年群体的数字足迹几乎湮没在信息洪流中：在日均产生4.3亿条原创内容的微信生态中，老年用户原创内容占比仅为1.2%。这种话语权落差在重大公共事件中尤为凸显。2023年“延迟退休”政策讨论期间，社交媒体相关话题阅读量达48亿次，但基于语义分析发现，直接反映老年群体诉求的内容仅占3.7%，且多来自代际转述。更令人担忧的是，在养老政策、医疗改革等与老年群体利益攸关的议题上，73%的网络意见由中青年网民“代议”[2]。这种“被代言”的困境，使得老年群体的真实诉求难以进入公共决策的视野。
(三) 被量化的沉默：数字荒漠中的诉求孤岛
新媒体本应成为代际沟通的桥梁，现实却演变为加剧代际认知偏差的放大器。算法推荐机制构筑的信息茧房，将不同代际群体隔绝在平行时空：据清华大学智媒研究中心监测数据显示，在青年用户的信息流中，老年相关内容出现频率不足0.5次/千条；而老年用户首页推荐中，与代际对话相关的内容仅占4.3%。对主流新媒体平台的深度扫描，进一步印证了老年话语空间的逼仄现状。在知乎平台，带有“老年人”标签的问题中，68%的提问者为非老年用户，且32%的问题包含年龄刻板印象词汇；这些数据勾勒出一个残酷的数字化生存图景：老年群体要么被迫接受他者建构的形象，要么在代际“技术慈善”中丧失表达主体性。这种双向的信息隔离，导致社会对老年群体的认知陷入双重误区——年轻人通过《广场舞大妈抢占篮球场》等标签化报道想象老年群体，老年人则困在养生伪科学和家庭伦理剧构建的拟态环境之中。
在政务新媒体蓬勃发展的今天，老年群体的数字失语则更显吊诡。全国31个省级政务服务平台上，“老龄服务”专栏的平均点击量仅为“青年创业”板块的1/8；在国务院“我向总理说句话”网民建言征集活动中，60岁以上参与者占比连续三年低于2%。当数字化治理强调“群众路线2.0”时，最需要政策关切的群体却难以在数字渠道发声，这种技术赋能背后的权利落差，正消解着数字政府的包容性承诺。
3. 失语边缘：老年群体新媒体话语权缺失的深层动因
(一) 技术权力重构下的代际区隔
数字技术的演进从未保持价值中立，其底层逻辑始终与权力关系紧密交织。当算法成为数字社会的“新立法者”，老年群体在技术迭代中遭遇的系统性排斥已超越简单的使用障碍，演变为深层的权力剥夺。当今主流社交媒体的交互设计多遵循“青年中心主义”原则，如弹幕文化对反应速度的要求、短视频创作对多模态符号的依赖，均与老年人的媒介使用习惯相冲突。
平台经济的流量至上原则，则使得算法推荐系统天然倾向青年用户的内容偏好。抖音平台的内部数据显示，老年相关话题的初始曝光权重仅为娱乐内容的20%，这种技术性歧视直接导致老年议题的可见性塌缩[4]。更为隐蔽的排斥来自数据采集的年龄偏见——多数平台的用户画像模型将55岁以上群体自动归类为“低价值用户”，其点击行为不被计入热门算法参数。这种技术暴力最终形成“低活跃–低推荐–低参与”的恶性循环，数字空间沦为新型年龄歧视的温床。当青年群体通过点赞、转发、弹幕等交互行为持续强化算法权力时，老年用户的“数字身体”却被排除在技术赋能的闭环之外，沦为沉默的数据客体。这种隐蔽的技术歧视，使得老年群体即便突破数字接入障碍，仍然难以摆脱“数字化在场，话语性缺席”的困境。这也验证了费斯克的“符号权力”理论——技术界面本身已成为文化排斥的工具[5]。
(二) 文化资本转换的断裂危机
老年群体积累数十年的生活经验、职业技能与伦理智慧，在新媒体场域遭遇了剧烈的价值贬值[6]。代际间的符号系统冲突构成第一重断裂：网络流行语构筑的话语体系，本质上是一套青年主导的文化密码。未使用“玩梗”、“造词”等青年化表达方式，会极易被算法标记为“低互动潜力内容”。更深刻的危机来自数字权威的重构——当青年网红通过美妆教程收获百万粉丝时，老年中医专家的养生科普视频却因缺乏所谓“网感”淹没在信息洪流中。这种文化资本的代际断层，使得老年群体在新媒体空间陷入“失语”与“误读”的双重困境。
数字空间的认知框架重构加剧了文化资本转换的难度。传统社会中依靠年龄积累的权威地位，在算法逻辑下被解构为“过时”与“保守”的象征。评论区中“说教”、“古板”等认知暴力不仅削弱了老年群体的表达意愿，更导致代际对话的符号体系失衡。当青年用户熟练运用表情包、鬼畜剪辑等多模态符号时，老年人依赖的文字叙述与静态图片，在注意力经济中沦为“过时的媒介化石”。文化资本的代际断裂，最终演变为数字空间的话语权剥夺。
(三) “三元悖论”：制度保障的协同缺位
老年话语权的制度性缺失，本质上是技术治理时代“效率–公平–稳定”三元悖论的现实投射。政策层面的适老化改造陷入形式主义窠臼：工信部《移动互联网应用适老化改造指南》实施两年后，第三方评估显示83%的改造仅停留在字体放大、图标简化等表层适配，关键的话语参与功能(如内容发布、评论互动)仍被排除在适老化设计之外。这种技术治理的异化，暴露出政策执行中的价值排序偏差——将老年群体预设为“需照顾的对象”而非“有权表达的主体”。
市场机制的资本逻辑进一步挤压制度保障空间。平台企业在社会责任与商业利益间的抉择，往往倾向后者。微信“长辈模式”试点中，团队曾设计老年专属话题社区，但因“流量变现效率低于青年板块”被商业部门否决。这种资本偏好导致老年话语空间建设陷入“慈善化”陷阱——企业更愿意开展“教老人用手机”的公益活动，却回避触及根本的算法改革。当政府、市场、社会三类主体在老年话语权保障上各自为政时，制度缺位便转化为系统性排斥。
三重机制的交织作用，构建起老年群体在新媒体空间的“结构性失语”。技术权力的代际垄断消解其表达渠道，文化资本的转换断裂剥夺其话语工具，制度保障的协同缺位瓦解其权利基础。这种多维度的排斥机制，不仅再生产着数字时代的年龄不平等，更威胁着代际共治的社会基础。
4. 包容重构：老年话语空间的重建路径
(一) 技术民主化改造
重构老年话语权的首要前提是打破技术垄断的霸权逻辑。平台算法的底层架构需要植入代际公平的伦理基因，通过强制性的算法透明化改造，要求企业公开年龄参数的推荐权重系数，建立老年内容的流量补偿机制。可借鉴欧盟《数字市场法案》的监管经验，对老年用户原创内容实施“曝光保底”，例如设定老年议题在热搜榜单的最低占比阈值，对优质银发创作者给予算法加权推荐。
而技术民主化的深层突破在于开发真正适老化的表达工具：比如构建集成语音转写、智能剪辑、无障碍交互的“银发创作工具箱”，将视频制作的认知负荷降低至老年群体可承受的阈值。设想中的“时光胶囊”系统，可自动将老年人的口述历史转化为多模态数字叙事[7]，通过AI技术弥补代际符号鸿沟——当技术设计从效率优先转向包容性优先，数字工具才能成为老年群体发声的赋能者而非障碍物。
(二) 代际传播共同体构建
化解代际话语权失衡的根本出路，在于构建双向互哺的传播新生态。需在虚拟空间搭建“代际对话实验室”，通过算法强制匹配跨代际用户形成对话小组，设计“青年教老人玩转短视频，老人为青年讲述家族史”的互动模板。线下则可以建立“数字银龄驿站”实体网络，在每个社区配备适老化设备与数字导师，打造从技能培训到内容孵化的全链条支持体系。
更具前瞻性的设想是创建“时间银行”激励机制——老年用户在新媒体平台的互动行为可累积数字积分以兑换日用品、线下医疗服务等。这种虚实融合的共同体建设，既能激活老年群体的表达意愿，又能重塑青年对长者文化价值的认知。当Z世代群体与八旬老者共同创作“跨世纪对谈”系列视频，代际间的文化资本将实现创造性转化，数字空间的代际裂痕有望转化为文明传承的纽带[8]。
(三) 制度性保障体系完善
构建可持续的话语权保障体系，需要政策创新的勇气与制度协同的智慧。立法层面可率先确立“数字年龄平等权”，在《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增设条款，要求政务服务平台必须保留最低比例的老年诉求通道，对漠视老年话语权的平台实施如“数字服务税”惩罚。市场层面建立“银发内容发展基金”，强制头部平台将年度营收的部分比例投入老年话语空间建设，用于开发适老化工具、培训银发创作者、设立老年议题专项流量池。在社会协同层面，构建“政府监管–平台履责–高校智库–社区组织”的四维联动机制——唯有通过刚柔并济的制度创新，才能将老年话语权从道德呼吁转化为可执行的权利清单。
数字文明的真谛不在于技术演进的炫目，而在于每个群体都能获得尊严与共鸣。当算法开始倾听银发智慧，当弹幕流淌着跨代际对话，当政务平台为老年诉求保留专属席位，一个真正包容的数字社会才初现曙光。这不仅是技术伦理的革新，更是对文明传承的守护——让历经沧桑的生命经验在数字空间重获新生，让代际间的理解取代隔阂，这或许才是破解老龄化与数字化双重困局的最优解。
5. 结语
本研究揭示，老年群体在新媒体空间的话语权困境本质是技术垄断、文化断裂与制度缺位共同建构的“三重枷锁”。技术民主化需打破算法霸权对老年表达的隐性排斥，代际共同体构建亟待弥合符号系统的代际断层，而制度赋权则呼唤从“形式适配”转向“权利嵌入”。研究进一步发现，数字代际正义的实现不仅依赖工具改良，更需重塑技术设计中的价值排序——当效率逻辑让渡于包容伦理，“适老化”方能超越界面优化，成为重构话语生态的起点。
未来研究可重点关注两大方向：其一，探索新兴技术(如大语言模型、生成式AI)赋能老年话语表达的边界与路径。例如，开发跨代际语义转换系统，将长者的经验叙事转化为青年群体的认知图式；利用AIGC工具降低多模态内容创作门槛，激活青年群体的“数字反哺”潜能。其二，审视技术赋权中的伦理风险，警惕“算法慈善”对主体性的消解。政策层面应建立“数字包容性评估”框架，将老年群体的表达权益纳入平台算法审计体系，同时推动“银发创作者孵化计划”，实现从技术适配到文化共生的跃迁。
数字文明的终极愿景，绝非代际间的技术驯化或文化妥协，而是构建一个“白发与黑发共同编码”的意义空间。当青年的弹幕流淌着长者的生命史，当算法的流量池激荡起跨代际的对话涟漪，数字社会方能真正抵达公平与温度并存的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