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二十四节气起源于黄河流域，是中国古代先民通过观测太阳运动、总结自然规律所构建的时间知识体系，其雏形可溯至先秦，至汉代定型。它不仅是指导传统农事活动的核心历法，更承载着中华民族尊重自然、追求天人和谐的生态智慧，并在历史长河中发展为多民族共享的文化瑰宝。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体现，二十四节气深刻融入了各民族如农耕民族、游牧民族、渔猎民族的生产生活实践，成为凝聚中华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
Abstract: The Twenty-Four Solar Terms originated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and constitute a time-knowledge system developed by ancient Chinese ancestors through observing the movement of the sun and summarizing natural laws. Their prototype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pre-Qin period, and they were formalized by the Han Dynasty. Not only do they serve as the core calendar guiding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activities, but they also embody the Chinese nation’s respect for nature and pursuit of ecological harmony between humanity and the heavens. Over the course of history, they have evolved into a cultural treasure shared by multiple ethnic groups. As a vivid reflection of the “diverse-yet-integrated” patter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 Twenty-Four Solar Terms have profoundly integrated into the production and daily practices of various ethnic groups, such as farming, nomadic, and fishing-hunting communities, becoming an important vehicle for fostering cultural identity and strengthening the sense of community among the Chinese nation.
1. 二十四节气的概述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古代先民基于黄河流域的天文观测和物候变化，通过追踪太阳周年视运动轨迹，而逐步创立的一套独特的时间知识体系。它将一个太阳回归年精确地划分为24个等份，用以标识季节更替、气候变化、物候现象和农事活动的关键节点。
二十四节气萌芽于先秦，最终定型于汉代[1]。它不仅深刻指导着以农耕为核心的传统生产活动(如春种、夏长、秋收、冬藏)，更全方位融入了中华民族的生活习俗、饮食文化、养生保健和哲学观念(如“天人合一”)，成为中华农耕文明高度智慧的结晶。
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体现，二十四节气早已超越地域和单一生产方式的界限(农耕、游牧、渔猎等)，深刻融入各民族的生产生活实践。2016年，二十四节气被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彰显了其作为全人类宝贵文化遗产的普世价值。至今，它依然在指导现代生活、传承文化传统、维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方面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智慧创造的重要象征。
2. 各民族基于二十四节气的生产实践交融
2.1. 农耕民族节气指导下的作物种植与轮作
二十四节气为农事生产提供了精确的时间尺度，古人以物候、气象等现象安排农事劳作的时间制度。如依据“清明前后，种瓜点豆”等节气规律，发展出成熟的农业体系，形成了麦豆轮作、粮棉套种的种植模式。随着历史上的人口迁徙，这种农业技术沿丝绸之路传入西域，与当地的绿洲农耕文化相融合。维吾尔族作为新疆地区的主要农耕民族之一，借鉴中原经验，在长期适应干旱半干旱气候的过程中，创造性地将二十四节气的智慧与本土自然规律、传统农谚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农业实践体系，将二十四节气名称翻译成维吾尔语，体现了对这一文化体系的认识与吸收[2]。
在我国南方，春分时节有竖蛋、吃春菜、送春牛、放风筝等传统民俗活动。其中，春分竖蛋的习俗相传已有四千多年历史，据说这一天受地球引力影响，鸡蛋更容易竖立。送春牛则是送上印有全年节气及农夫耕种图案的“春牛图”。送图者通常能言善歌，向主人说春日吉语，劝诫不违农时，直至主人乐意给钱。有趣的是，在新疆，春分这一天也是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乌兹别克族、塔吉克族等少数民族的传统节日——诺鲁孜节，起源于古代中亚。此时冰雪消融，标志着新一年耕种和放牧的开始。维吾尔族庆祝诺鲁孜节已形成固定习俗：春分日午夜零点，人们聚在一起敲响诺鲁孜节鼓，弹起热瓦普，身着盛装载歌载舞直至天明。大家还要共食用面、米、肉、奶、豆类等煮成的“诺鲁孜节饭”(黏饭)，向长辈、亲人、邻里祝福春天到来，并去墓地祭拜先祖。
历经两千七百余年的积淀与发展，二十四节气早已超越了传统农耕历法的范畴，其蕴含的丰富文化内涵深植于中华文明，成为不可或缺的文化瑰宝，也是全人类共同珍视的卓越传统与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二十四节气对维吾尔族等民族文化的深刻影响，在其对节气名称的创造性翻译与本土化应用中得到了生动体现。伴随着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广泛普及，各民族在相互尊重、互学互鉴的基础上，积极传承弘扬包括二十四节气在内的中华优秀文化，有力推动了各民族文化的交融共荣。
2.2. 游牧民族节气对应下的转场与畜牧管理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游牧民族依据自然节律与独特智慧，发展出精密协调的转场与畜牧管理体系。从蒙古草原依据节气谚语形成的四季轮牧传统，到哈萨克族融合本土实践创立的“阿玛勒”节气体系指导精细化迁徙，再到藏族在青藏高原极端环境下依靠“日宿”推算的六季划分和细致物候观察安排农牧活动，无不彰显了不同民族因地制宜、巧妙利用时间尺度和自然信号来维系生态平衡与生产生活的卓越生态智慧。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写照。
蒙古族依据“白露水草黄，霜降转牧场”等节气经验，在呼伦贝尔草原形成了春、夏、秋、冬四季转场的传统，通过季节性迁徙保障牲畜获得最佳草场，促进生长。这种基于节气的迁徙智慧，传播至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等民族后，与当地地形、气候深度融合，发展出独特的转场路线。哈萨克族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独特的节气体系——“阿玛勒”，“阿玛勒”与中原二十四节气存在共通之处，同时又具有鲜明的游牧文化特征[3]。这套融合的节气，是哈萨克族指导四季转场游牧生活方式的宝贵文化遗产。世代生活在青藏高原的藏族，根据其独特的自然地理和气候条件，形成了六季划分法，这种划分更符合青藏高原大部分地区的气候特点[4]。藏族的季节感知还体现在细致的物候观察上。第司·桑结嘉措在《白琉璃》中记载了“觉嘎”观察法：以冬至、夏至、秋分、春分为“四时”；以大雁南飞、大鸟到来、鸟初鸣、鸟收声为“小四季”；以燕子来、水鸥到、戴胜鸟飞来、云雀叫声为“四分定”，合称不变的十二定点时。这些物候现象精准地指导着高原上的农牧活动。
2.3. 渔猎民族依据节气开展的渔猎活动规律
赫哲族、鄂伦春族等北方渔猎民族，依据“惊蛰鱼开口，寒露鱼封口”等节气谚语，在松花江、黑龙江流域形成了独特的渔猎周期。春季冰雪消融时，他们用冰镩凿开江面捕捞开江鱼；夏季小暑前后，则驾着桦树皮船在浅滩布网；待到秋季霜降后，便借助驯鹿和雪橇在冰面追踪猎物。随着与周边农耕、游牧民族的贸易往来，这些渔猎民族开始借鉴节气观念调整捕捞节奏，避免过度渔猎。
居住在三江沿岸的赫哲人，根据鱼类活动规律和季节变化，将捕鱼生产科学地划分为四个阶段：捕鱼的黄金季节、修理网具的渔闲期、秋季渔汛期和冬季捕鱼期。在“二十四节气歌”的影响下，赫哲族进一步将这套渔业生产周期与节气变化相结合，总结成朗朗上口的歌谣，用以指导日常的渔业生产和生活安排，体现了节气知识在渔猎文化中的深度融入。
2.4. 小结
二十四节气作为中华农耕文明的智慧结晶，不仅指导着中原地区的农事活动，更在历史长河中与各民族的生存智慧相互交融，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文化实践体系。农耕民族如维吾尔族借鉴节气指导作物种植与轮作，游牧民族如蒙古族、哈萨克族依据节气调整转场与畜牧管理，渔猎民族如赫哲族、鄂伦春族则结合节气规律安排渔猎周期。不同民族在吸收中原节气文化的同时，也根据自身地理环境、生产方式和物候特点，对其进行本土化改造，使之更符合本民族的生产生活需求。
这一过程不仅是技术的传播，更是文化的互鉴与融合。节气文化跨越地域与民族界限，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时间认知体系，塑造了“顺应天时、和谐共生”的生态智慧。同时，各民族在节庆习俗、历法推算、物候观察等方面的创新，又进一步丰富了节气文化的内涵，使其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体现。
3. 民族文献对二十四节气的补充
中华大地上的节气智慧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各民族在长期实践中相互交流、借鉴与融合的璀璨结晶。这种基于对自然节律共同认知的农事经验，通过文献记载、文化习俗及商贸通道等多重途径，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中生生不息地传承与发展。
如作为西南地区古老的少数民族，彝族拥有深厚的天文学传统，其独特的“十月太阳历”是中华文明天文历法的重要源头[5]。丰富的彝文典籍(如《宇宙人文论》《西南彝志》等)不仅系统记载了本民族历史人文，更保存了包括十二月历、二十四节气、二十八宿等在内的宝贵天文历法知识。这些多为清代传抄的文献，是研究彝族天文学的核心。研究表明，彝族的二十四节气体系同样经历了从四季到八节再到二十四气的演变，是天象物候紧密结合的产物，其阴阳合历中，节气是关键的阳历成分。这印证了：中华早期天文历法信息，即使汉文文献或有遗失，也可能在其他民族文化中得以保存与延续。
由此可见，二十四节气作为中华民族共有的时间知识体系，其生命力正源于多民族间持续不断的交流、互鉴与共同创造。无论是彝族典籍对古老历法的保存与本土化发展，还是依托商贸网络与民俗活动进行的实时经验交换，都生动体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特质——各民族文化在相互尊重、学习与融合中，共同丰富和发展了指导农业生产、维系生态和谐的节气智慧，使之成为维系中华民族共同体不可或缺的文化基因和精神纽带。
4. 二十四节气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的重要意义
在中国古代，二十四节气的形成蕴含中华民族共同生活的历史事实和文化认同，当下国家通过设定节气日为国家法定节假日，在过去与现在间建立连续关系，使得围绕二十四节气的多民族共同生活的历史事实得以确认、中华民族身份归属感和文化认同感得以持续。“二十四节气承载着中华多民族共同的生活记忆，具有超越地域、民族的共同性，成为民心相通、文化同源、血脉相承重要生活表达。”[6]
二十四节气包含着中华各民族共创共享自然时序与人文时序的生活实践和生活智慧，包含了多民族共同的情感体验、共同的生活经历和共同的认知观念，成为中华文化一脉相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实践。二十四节气，是中华民族在共同的地理家园与历史实践中创造的独特时间知识体系。它既是指导生产生活的生态智慧，更是维系文化认同、彰显多元一体格局的永恒精神纽带。在传承保护与创新发展中，节气文化将持续滋养中华民族共同体，并向世界贡献独特的中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