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高职教育作为国家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其与新质生产力的结合日益紧密。本文从高职教育与新质生产力的耦合关系出发，探讨了高职教育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实践路径，包括深化产教融合、提升教师数字素养、创新课程与教学模式等方面。同时，分析了高职教育在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挑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高职教育与新质生产力的深度融合是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推动产业升级的重要途径，但也需要解决资源配置、人才培养等方面的问题。最后，本文总结了研究的主要发现，并对未来研究方向与政策建议进行了展望。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as an important base for national talent training, is increasingly closely coupled with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Starting from the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ractical path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to serve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ncluding deepening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improving teachers’ digital literacy, and innovating the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mode. Meanwhile,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process of empowering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are analyzed, an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re proposed.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 that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s an important way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alent training and promote industrial upgrading, but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talent training. Finally, the paper summarizes the main findings of the study and provides an outlook on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1. 引言
新质生产力作为引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能，其概念于2023年首次由国家层面正式提出，强调以科技创新为主导、要素创新配置(如数据、知识、人才、资本高效流动)为核心的先进生产力质态。理解其内涵，需超越抽象定义，锚定其具体的产业载体、技术内核与人才需求。高职教育作为技术技能人才的核心供给主体，其使命被精准锚定：为上述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培养具备前沿技术应用能力和新质生产力所需核心素养的实战型人才，从而直接支撑产业跃迁与技术迭代。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明确“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需“深化职业教育供给侧改革”，推动高职教育与这些新兴产业深度融合。因此，厘清高职教育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机制、实践路径与优化策略，成为学界与政策界的紧迫课题。本文基于系统性文献综述，聚焦高职教育赋能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框架、实践路径、现实挑战及未来方向，旨在为政策优化与实践创新提供靶向性参考，特别是如何精准对接前述产业集群、技术领域与能力要求，重构人才培养体系。
2. 文献概况与研究主题分布
2.1. 文献增长与来源
高职教育赋能新质生产力研究文献集中于2024~2025年发表，按照关键词“新质生产力”&“职业教育”检索共650篇，分类如表1所示。文献以北大核心期刊为主(117篇)，文献集中于职业教育与产教融合领域(33篇)，研究主题聚焦产教融合、数字化转型及人才培养创新。
Table 1. Literature classification statistics
表1. 文献分类统计
期刊级别 |
数量(篇) |
占比(%) |
北大核心 |
177 |
27.23 |
AMI |
144 |
22.15 |
CSSCI |
48 |
7.38 |
2.2. 高频关键词与主题聚类
通过关键词共现分析，高频词包括实施路径(52次)、产教融合(26次)、人才培养(29次)、数字化转型(13次)等(见表2)。研究主题可归纳为：高职教育与产业协同、教育变革与内生动力、国际比较与政策借鉴。
Table 2. Distribution of research topics
表2. 研究主题分布
关键词 |
频次 |
关键词 |
频次 |
实施路径 |
52 |
人才培养 |
29 |
产教融合 |
36 |
现实困境 |
14 |
内在逻辑/理论逻辑 |
36 |
数字化转型 |
13 |
3. 研究主题内容分析
3.1. 高职教育与新质生产力的耦合关系
现有研究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等量化方法，深入探讨了高职教育与新质生产力的协同发展关系，揭示了其复杂性与动态性。然而，不同研究在耦合协调度的演变趋势和区域格局上呈现出值得关注的矛盾结论，这为深入理解其内在机制提供了重要线索。
胡德鑫通过分析2015至2021年30个省级行政单元的面板数据，发现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耦合协调度由2015年的0.622波动下降至2021年的0.532，表明两者之间的协调水平尚处于中等水平，且处于向更高协调度演进的过渡阶段；高职教育的发展长期滞后于产业需求，产教耦合协调度存在空间集聚性和异质性，整体发展呈现出东南沿海向西部内陆递减的梯度[1]。范栖银基于2010~2022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高等职业教育与新质生产力的耦合协调度从2010年的0.372提升到2022年的0.542，呈现出“东部引领”“西部崛起”与“中部塌陷”的分布格局[2]。苏荟基于2011~2022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等方法进行了深入分析，揭示了耦合协调度的时空特征：在全国范围内呈现稳步上升趋势，但形成了“金字塔”型的分布格局(低协调等级省市较多，高协调等级较少)；其研究还发现耦合协调度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主要的空间集聚类型为“高一高”集聚与“低一低”集聚，显示出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3]。这种趋势差异源于研究时段不同。胡德鑫研究集中于“十三五”中后期及“十四五”初期(2015~2021)，此阶段正值经济结构调整深化期，传统产业升级压力大，新兴产业尚在培育，导致教育供给与快速变化的产业(特别是新兴生产力)需求短期错配加剧，耦合度出现波动下降。而范栖银与苏荟的研究覆盖了更长的时段(2010~2022或2011~2022)，包含了更早的起点和新质生产力概念提出后(2023)的时期，更长的观察期可能捕捉到了早期较低耦合度基础上、特别是近年政策推动下的整体上升趋势。还源于研究对象的操作化差异：胡德鑫等研究的是高职教育与“产业发展”的耦合，其指标体系可能更侧重于传统产业结构和规模指标；而范栖银与苏荟则明确聚焦高职教育与“新质生产力”的耦合，其指标体系设计可能更强调科技创新、数字化、绿色化等新兴要素。这种核心概念操作化定义的差异(“产业发展”对比“新质生产力”)可能是导致结论不同的关键原因之一。新质生产力作为新近概念，其统计测度本身也存在探索性和差异性。不同研究使用的具体数据指标、权重赋值方法、耦合协调度模型的计算细节等可能存在差异，也可能对结果产生影响。
曹艳强调了创新在驱动高职教育发展中的核心作用，提出了以创新为动能的发展策略[4]。关莉莉则聚焦于职业本科教育在培养新质生产力所需人才方面的价值，强调了教师数字素养的提升对于破除耦合激活阻碍的重要性；他们分析指出职业本科教育与新质生产力具有耦合关系，可以为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技术迭代和人才培养提供支持[5]。苏荟的研究还识别了重要的影响因素，发现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存量及市场化水平对本地和邻地的耦合协调度影响均为正[3]。胡德鑫的研究则指出产业结构优化和高职教育规模与资源占有是制约产教耦合协调的关键要素，并据此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1]。
本文通过系统性文献综述，不仅梳理了高职教育与新质生产力耦合关系的现有认知，更关键地在于揭示并分析了核心研究结论的矛盾点及其深层原因(时段、对象定义、区域复杂性)，提出了动态演化和复杂区域不均衡的整合性判断框架。更重要的是，明确指出了当前研究在微观机制、长期动态、特定区域/产业深度研究、驱动因素权重及最优模式评价等方面存在的显著空白和核心争议。这些空白与争议正是未来理论深化和实证研究亟待突破的方向，也凸显了本综述在引导研究焦点、为政策制定提供更精细依据方面的重要价值。后续章节对实践路径、挑战对策的探讨，将部分回应这些深层次问题，并为填补上述空白提供思路参考。
3.2. 高职教育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实践路径
创新课程与教学模式是高等职业教育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环节，它涉及教育内容的更新以及教学方法的革新，以适应快速变化的技术和产业需求。楚金华强调了高等职业教育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性并提出了教育系统应如何适应这一变化，他的研究指出教育系统的高等职业教育功能转化是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逻辑理路，其中课程与教学模式的创新是关键步骤[6]。课程作为知识组织的具体形式，应倡导行动式教学，以任务式课程为主，这是人才培养的有效载体。培养方式如订单式培养、现代学徒制培养和“三明治”式培养等，以及教学模式包括演示式教学、探究式教学、合作式教学和情境式教学等，都是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途径。此外，郭文富和马树超(2024)在研究中提出，高职院校应根据不同的区域特点和产业类型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化类型特色。这意味着创新课程和教学模式需要与地方发展、产业发展保持同步，以发挥高职院校的独特作用[7]。温晓琼(2024)的研究进一步深化了对“双师型”教师专业发展的理解，其中包括课程任务、培养方式、教学模式与方法、教学与科研组织建设等方面，这些都是高职院校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具体途径[8]。
在数智时代背景下，如何通过多种途径提升高职教育教师的数字素养，以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求。温晓琼(2024)通过对“双师型”教师专业发展的研究，发现“双师型”教师的成长模型包括“双动力三阶段、五层面”，其中“双动力”指的是内在动机与外在动机的协同作用，这为提升教师数字素养提供了理论基础[8]。此外，曹艳等(2024)的研究指出，通过设计与实施涵盖尖端信息科技、数字化教学策略及智能化教学工具应用等方面的培训项目，可以有效提升教师的数字素养，确保师资队伍与时俱进[4]。宁锐等(2024)则强调了职业教育中教师评价制度的重要性，建议构建以技术技能和教育教学实绩为核心的“双师型”教师认定制度，以激励教师提升自身数字素养[9]。翁智兵进一步提出，构建常态化的教师培训体系与学术交流机制，鼓励教师积极参与各类专业培训与行业实践，将最新的行业动态和技术成果融入教学内容，确保教学内容的时效性和前沿性综上所述，提升高职教育教师的数字素养需要从多方面入手，包括理论研究、培训项目的设计与实施、评价制度的完善以及常态化的教师培训体系，以确保教师能够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求[10]。
综上所述，不同的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强调了创新课程与教学模式在高职教育中的重要性。他们的研究表明这些创新不仅需要适应新的技术和产业发展需求，还需要与地方和产业的发展紧密结合，以确保教育输出与市场需求的对接。因此，高职院校需要不断地更新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以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求。
4. 挑战与对策
4.1. 现实挑战
楚金华的研究指出，高等职业教育需要明确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和形成机理，以服务于其发展[6]。关莉莉的研究进一步强调了职业本科教育在提供科技创新资源、产业升级动能等方面的重要性，强调了职业本科院校在培养新质生产力所需的人才资源方面的关键作用[5]。然而，这些研究均指出了高职教育在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挑战，如理念更新、科技与教育融合、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对接等方面的难题。
此外，凌玲的研究通过对无锡市高职院校专业设置与产业结构适应性的研究，揭示了高职院校在新质生产力背景下面临的专业设置合理性、产业需求与人才培养之间的错位等问题[11]。翁智兵的研究则聚焦于高职教育在新质生产力背景下所面临的多重挑战，包括教育理念的滞后、师资队伍建设的挑战以及科教融合水平的提升等[10]。宣翠仙的研究提出了数智时代下高职院校新质人才培养的挑战，包括数智技术在教学内容、产教融合以及教学管理中的应用限制，以及需要通过数智技术赋能来提升人才培养的质量[12]。
综上所述，高职教育在响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着理念更新、产教融合、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对接、科技与教育融合等多方面的现实挑战。这些挑战不仅关乎教育质量的提升，也是高职教育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求的关键。因此，高职院校需要不断创新教学模式、加强与产业的合作、更新教育理念，并利用数智化工具来提升教育的质量和效率，以更好地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求。
4.2. 策略与建议
综合分析高职教育如何适应和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后，本文提出策略与建议。这些策略与建议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和实践案例，旨在为高职教育的发展提供实践路径，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生产力需求。
三维协同治理体系的制度化建构：针对多元主体协同不足的痛点，需构建分层治理框架。在战略决策层，建立省级“新质生产力产教联合体”，由教育、工信、科技部门牵头，联合行业协会、链主企业与高职院校组成常设理事会。该机构应定期发布区域新兴技术路线图与技能需求预警报告，动态修订产教融合优先发展产业目录，形成需求驱动的决策机制[13]。在资源操作层，开发“产教数智中枢”平台，整合企业产能数据、院校资源图谱与技术成熟度曲线，实时生成技术缺口与人才冗余预警热力图。在执行层推行“三单联动”工程：技术攻关订单采用“企业出题–院校解题–收益分成”模式，人才定制订单依据头部企业《岗位能力标准》开设微专业，设备共享订单通过捐赠生产线共建开放型实训基地[10]。这种“制度–平台–项目”三级架构可有效破解体制性协作障碍。
专项基金的市场化运作机制：基于市场失灵理论，需创新资本配置模式。新质生产力发展基金应采用“财政拨款 + 产业链企业 + 风投机构”的混合结构。依据评估结果动态优化基金投向，每三年调整指标权重。针对不同技术成熟度实施差异化支持：对前沿领域(如脑机接口)采用政府全额垫付、企业成果回购模式；对成熟领域(如工业互联网)推行企业主导投资、院校服务置换模式。配套激励政策包括企业投资额200%所得税加计扣除(需满足毕业生雇佣率 ≥ 30%)，以及院校实训设备加速折旧(年限缩至3年)。
综合以上研究，我们可以看到，高职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适应和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研究者们提出的策略与建议涵盖了政策支持、产教融合、师资建设、教育理念更新等多个方面反映了高职教育发展的多维度需求和挑战。这些研究成果不仅为高职教育的改革与创新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实际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实践指导。
5. 结论
本研究发现高职教育与新质生产力间的动态耦合机制，以及产教融合深化、教师数字素养升级与课程教学创新构成适配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路径具体表现为：产教融合重构教育–产业供需匹配链条，缩短技术技能转化时滞；教师数字素养作为关键中介变量，提升技术前沿知识传递效能；课程创新通过整合AI、大数据等要素加速人力资本迭代。然而，三重结构性矛盾制约发展效能：其一，教育资源空间配置失衡引发区域协同壁垒；其二，教师技能更新速率与技术迭代周期存在代际差；其三，教育制度刚性弱化对产业变革的响应敏捷度。通过对高职教育与新质生产力耦合关系及其发展路径的研究，本文揭示了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相互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深化产教融合、提升教师数字素养以及创新课程与教学模式是高职教育有效服务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路径。然而，面对资源分配不均、技术更新迅速等挑战，高职教育仍需进一步探索适应性更强的发展策略。未来研究可聚焦于如何更精准地匹配产业需求与教育资源，以及如何构建更加灵活的教学体系以应对快速变化的技术环境。政策层面，则应鼓励跨部门合作，促进资源共享，同时加大对高职教育的财政和技术支持力度，确保其能够持续有效地服务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未来研究需着力构建教育–产业动态适配模型，开发需求预测与资源精准配置的量化机制；建立融合微认证、沉浸式实训的教师数字素养进化框架；探索学分银行、模块化课程等弹性制度创新。政策层面应推进三维突破：建构教育–产业–科技部门常态化对话的多主体协同治理机制；设立新质生产力专项基金引导资源的定向流动；开发基于技术成熟度曲线的专业建设标准体系。
基金项目
中华职业教育社2024年度规划课题(高职教育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实施路径研究，项目编号：ZJS2024ZD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