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道德可分为知、情、意、行四个部分。道德情绪是个体根据社会规范或行为准则对自己或他人的行为进行评价时产生的情绪：当行为违反社会规范，损伤他人利益时，个体便会产生诸如内疚、羞耻等负性道德情绪；而当行为符合社会规范，有利于他人时，个体便产生自豪等正性的道德情绪 [1]。道德情绪在多个方面影响个体的内隐观念、认知和行为表现，本研究关注于道德情绪对个体身体清洁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具身道德与清洁状态之间具有相互作用 [2]，在文化和宗教领域中，“洁净近乎于美德”的隐喻同样广泛存在 [3]。
仪式感是个体经过一系列仪式之后产生的感受，这种感受能够影响个体的思维、行为与情感的表达 [4]。物理清洗(如洗澡或洗手)是许多宗教仪式的核心，例如，基督教的“洗礼”仪式和训诫“起来受洗，洗去你的罪”，通过对自己身体象征性的清洗，可能达到拂去罪恶、净化心灵的作用 [5]；伊斯兰教对于清洁的要求极高，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要求其信徒按不同规模的身体清洁进行每日的“小净”仪式与每周的“大净”仪式。清净无染是伊斯兰教的基本要求，只有清洁才能获得主喜是伊斯兰教法中最高的目的 [6]。丛恩霖认为“小净”程序里的各项念词可以概括为“清”、“慎”、“勤”三点，意为清洁表里，谨慎行事，勤奋为人，每日的小净仪式不仅仅是停留在表面的“干净”，更注重内心是否得到教化，清洁仪式带来身体的纯洁，信徒认为物理清洗的仪式可以净化心灵 [6]。本研究认为，相对于仅把清洁身体当作无意识的日常习惯的汉族被试群体，穆斯林群体具有极高的清洁仪式感。
许多已有研究证实，身体洁净与道德洁净存在关联。研究表明，清洁线索会影响人们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行为 [7] [8] [9] [10]。Schnall等人研究发现，使用清洁词汇组句的被试相较于使用中性词汇组句的被试对道德事件评定更为宽松；通过视频诱发厌恶情绪后洗手组被试相较于未洗手的被试道德判断更为宽松 [11]。Zhong等人(2010)的研究结果与上述研究不同，洗手之后被试对道德事件的评价更严格，通过想象启动清洁感受的被试相较于控制组在道德判断任务中的评价更严格 [5]。众多研究支持清洁启动对道德判断存在影响，只不过在具体作用方向上存在争议，张凤华和叶红燕研究发现，有五个因素影响具体的作用方向 [12]：1) 启动前的初始情绪状态：是否存在厌恶等特殊情绪；2) 清洁启动的具体操作方式：例如，直接的清洁行为、清洁线索提示、替代性清洁等；3) 道德事件中的行为主体：自我或他人；4) 道德事件类型：与性有关的纯净背徳事件、与卫生清洁有关的纯净背徳事件和非纯净背徳事件；5) 其他中介和调节变量的影响：例如，政治立场、神经官能症、完美主义人格等。
相对于清洁启动影响道德判断，研究发现道德情绪启动同样影响身体清洁 [2]，研究者先让被试回忆自己做过的不道德或道德的事件及当时的情绪感受以唤醒不同类型的道德情绪，然后通过“清洁概念词汇补笔测验”、“清洁类物品需求测验”和“清洁类物品的行为选择测验”，在无意识、意识、行为三个层面上证明了在负性道德情绪体验被唤起的情况下，被试具有清洁的心理和行为倾向；随后，实验者让启动负性道德情绪的被试清洁手部，结果显示洗手后被试的负性道德情绪体验降低，利他倾向也同样减低了。Zhong等人将清洁缓和个体不道德情绪体检的现象命名为“麦克白效应(macbeth effect)” [5]。然而，该研究是在美国文化背景下以英文的实验材料进行的研究，该现象的跨文化一致性仍有待探索，例如，已有研究发现西班牙人身上没有“洗手减轻罪恶感”的效应。阎书昌在未发表的实验中尝试以上述实验范式，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以中文实验材料对中国大学生被试进行试测，未能重复出一致的结果 [3]。阎书昌认为有三种可能性：1) 洗手与减轻罪恶感之间的关联性并不存在；2) 实验技术本身存在问题；3) 中国人身上不存在该效应 [3]。张凤华和叶红燕(2016)认为，这可能是由于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更多地将不道德行为与“丢脸面”联系起来，可能更多的采用行为途径(如掩盖)或认知途径(如推脱)等进行应对，而在西方文化背景下更多地将不道德行为看成是一种“罪”，故而可能更容易出现清洁倾向 [12]。
本研究认为造成这种文化差异的原因可能在于被试是否具有清洁仪式感，相对于无宗教信仰、无清洁仪式感的汉族被试，伴随严格清洁仪式、具有高清洁仪式感的穆斯林个体有更多的清洁行为以及更高的道德清洁倾向。为了更好地验证这一现象，我们采用Zhong和Liljenquist的实验范式，并参考了阎书昌(2011)的中文版实验材料，对其清洁词汇补笔部分进行了修改 [2] [3]。原研究采用单字偏旁补笔，由于带有清洁含义的单字多为“氵”偏旁，出于对语言丰富性的思考被试可能会避免重复，影响实验材料的信效度；此外汉语单字往往含有多重含义，单字词清洁含义的强度和明确程度往往不及双字词(例如：“清”和“清洁”，“净”和“干净”，“扫”和“打扫”)，因此，本研究采用双字词词干补笔测验，让被试有更多的发挥空间。
本研究旨在验证中国大学生负性道德情绪被唤醒之后，是否会在随后的清洁测试中表现出通过身体清洁倾向(或行为偏好)减轻自己的不道德感，以及中国文化背景下的高清洁仪式感的大学生和和低清洁仪式感的大学生在身体清洁的潜意识、意识及行为层面上的差异及其交互效应。实验采用二因素被试间设计，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道德行为回忆”和“不道德行为回忆”，通过Zhong & Liljenquist (2006)的实验范式分别启动积极或消极道德情绪 [2]，第二部分为清洁词汇的中文词干补笔测验、清洁类物品需求测验和清洁礼物选择任务，分别测试被试在不同道德情绪唤醒后潜意识、意识和行为层面上的身体清洁需求的差异。研究者假设：一、不道德行为回忆组被试的负性道德情绪被唤醒，那么被试填出清洁词汇、偏好清洁物品、选择清洁礼物的数量会高于道德行为回忆组；二、高清洁仪式感被试相较低清洁仪式感被试具有更高的身体清洁倾向；三、高清洁仪式感、负性道德情绪被唤醒的被试，其清洁测试得分高于低清洁仪式感、负性道德情绪被唤醒的被试，道德情绪与清洁仪式感之间存在交互效应。
2. 方法
2.1. 被试
选取西北师范大学在校本科生120名，均为自愿报名参加。所有被试均为从未出过国的中国居民。被试分为四组：1) 仪式感–道德回忆组：① 以汉语为第一语言，② 信仰伊斯兰教，③ 回忆道德事件；2) 仪式感–不道德回忆组：① 以汉语为第一语言，② 信仰伊斯兰教，③ 回忆不道德事件；3) 无仪式感–道德回忆组：① 以汉语为第一语言，② 无宗教信仰，③回忆道德事件；4) 无仪式感–不道德回忆组：① 以汉语为第一语言，② 无宗教信仰，③ 回忆不道德事件。所有被试均对本研究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2.2. 实验设计
采用2 (道德情绪类型：正性道德情绪、负性道德情绪) × 2 (清洁仪式感：高、低)的被试间实验设计，因变量为被试在后续清洁测验任务中的得分(清洁词汇词干补笔测验填清洁词汇的数量、清洁类物品需求偏好数量、选择清洁类礼物的数量、总分)。
2.3. 材料
2.3.1. 道德情绪启动
第一部分为道德/不道德行为的回忆材料，本部分采用了Zhong & Liljenquist的实验范式 [2]。被试需要在10~15分钟内在给定的带有指导语和书写横线的一张A4纸上书写自己曾经做过的一件道德或不道德的事情及当时的情绪感受。在回忆启动结束后，通过让被试填写现在的情绪与感受进行操作检查，采用七点计分，1 = 非常内疚，7 = 非常自豪，道德行为回忆组填写结果为积极道德情绪或不道德行为回忆组填写结果为消极道德情绪则验证启动成功。考虑到道德事件性质对道德与清洁关联性的影响 [12]，填写完毕后，被试自我评价书写事件的道德性质程度，采用7点计分，1 = 非常不道德，7 = 非常道德。
2.3.2. 清洁词汇词干补笔测验
清洁词汇词干补笔测验，即让被试完成20个双字词汇填字任务，其中10个是含有清洁意义的词汇(例如：肥____，____地)，10个是与清洁无关的词汇(例如：文____，____店)。本测验在30名西北师范大学的大学生被试中进行预实验，具有良好的区分度。
2.3.3. 清洁类物品需求测验
本部分对Zhong & Liljenquist的实验范式进行本土化修订，所用物品均为兰州当地超市中常见、高销量的品牌。通过指导语引导，让被试从10种物品中选择3种自己目前需要购买的商品。指导语要求被试想象自己正处在一个超市中，询问被试认为下面物品中哪些是自己目前需要的，选项如下：A. 好时巧克力 B. 多芬沐浴露 C. 伊利酸牛奶 D. 士力架 E. 舒肤佳香皂 F. 安琪面包 G. 奥利奥饼干 H. 心相印湿巾 I. 力士洗发露 J. 超能洗衣液(其中BEHIJ为清洁类物品)。
2.3.4. 被试礼物选择任务
被试礼物选择测验，即完成前序任务后告知被试实验结束，允许被试从4种礼物中选择2种礼物。四种礼物分别为市场价值等值(均为2元左右)的清洁类物品：纸巾、湿巾，和清洁无关的物品：清真饼干、黑色中性笔。
2.3.5. 正性负性情绪量表
正性负性情绪量表(PANAS)由Watson和Clark (1988)编制，其中文版由黄丽等人(2003)修订，用于评定个体的正性和负性情绪 [13]。量表由20个条目组成，包含正性情绪和负性情绪两个因子，正性情绪因子和负性情绪因子的克伦巴赫α系数分别为0.88和0.85。采用Likert5点计分，1表示几乎没有，5表示非常多。计算每个因子得分，每个因子总分越高说明个体该种情绪强烈程度越高。考虑到被试在启动前的初始情绪状态对道德与清洁关联性的影响 [12]，所有被试在正式实验前填写了正性负性情绪量表，此举用于发现并筛除具有特殊情绪的被试，避免由于特殊情绪产生的误差。本研究剔除了在“敌意”、“恐惧”、“易怒”、“害怕”和“坐立不安”等负性情绪单个条目中得分高于4分的被试。
2.3.6. 60条目简版大五人格量表
60条目简版大五人格量表(NEO-IFF)由Costa和McCrae (1989)编制，其中文版由Morrison (1996)翻译修订 [14]，包括神经质、外倾性、开放性、责任心和宜人性五个维度，每个维度的克伦巴赫α系数分别为0.86、0.77、0.73、0.68、0.81。共60道题目，每个维度12道题目。采用Likert 5点计分，1表示非常不符合，5表示非常符合。其中26道题目反向计分，将反向计分题目转换后加总，计算每个维度得分，每个维度总分越高说明个体该人格特质程度越高。由于神经官能症对道德与清洁的关联起调节作用(张凤华，叶红燕，2016)，本研究推断神经质人格也与道德清洁存在相关，52名被试在正式实验前填写了简版大五人格量表，其余被试由于时间紧张未填写大五人格量表。
2.4. 实验流程
被试进入实验室后，填写被试知情同意书，登记基本信息(包括年龄、性别、民族、宗教信仰、生源地、文理科、自我评价洁癖程度、自我评价清洁仪式感)，完成PANAS情绪问卷和简版大五人格问卷后开始实验。
正式实验：1) 首先完成Zhong & Liljenquist道德/不道德行为回忆及书写，时长控制在10~15分钟。2) 要求被试在纸上写下回忆结束后，现在的情绪与感受。3) 要求被试完成词干补笔测验、清洁类物品需求测验和礼物选择任务。实验结束后，询问被试认为刚刚完成的三个任务是否具有关联，并记录原因，以验证被试是否因为猜到实验目的而影响实验结果。整个实验需要时间约20分钟。
2.5. 数据分析
采用spss22.0分析数据，对于被试所填写的基本信息进行描述统计，相关分析和单变量分析。
3. 结果
将实验收集的数据录入SPSS 22.0进行数据分析。本研究共采集有效数据110人(男性51人，女性59人)，平均年龄21.25 ± 5岁。有10名被试由于启动无效或PANAS量表结果情绪极端被剔除。正性道德情绪启动59人，负性道德情绪启动51人。低清洁仪式感55人，高清洁仪式感55人；生源地来自城镇60人，农村50人；文科52人，理科58人。
3.1. 相关分析
对剔除后数据的相关分析发现，启动的道德情绪类型与被试在清洁测验中的得分无显著相关。考虑到相当多的被试在启动中书写的道德事件性质程度不同，我们将被试自我评价所书写事件的道德性质程度与因变量指标做分析，结果表明道德性质程度与清洁测验总分(R = −0.282**, p = 0.000)、词干补笔测验得分(R = −0.158*, P = 0.038)及清洁类物品需求测验得分(R = −0.198*, p = 0.012)显著负相关，即启动中被试所写事件的道德程度越高，其清洁倾向越低，这一结果印证了假设一。清洁仪式感与清洁测验总分(R = −0.240**, p = 0.004)及词干补笔测验得分(R = −0.298**, p = 0.000)显著负相关，低清洁仪式感被试的清洁倾向总体高于高清洁仪式感被试，这一现象与最初的假设二相反。
此外，存在影响因变量指标的无关变量：年龄与清洁测验总分(R = 0.205**, p = 0.007)及词干补笔测验得分(R = 0.220**, p = 0.004)显著相关，年龄大的被试的清洁倾向总体高于年龄小的被试；性别与清洁礼物选择数量(R = 0.237*, p = 0.010)显著相关，女性被试更多地选择清洁类被试礼物；城乡与清洁类物品需求测验得分(R = −0.236**, p = 0.009)显著负相关，来自城镇的被试在清洁类物品需求测验中的得分总体高于来自农村的被试；文理科与清洁测验总分(R = −0.255**, p = 0.002)及清洁礼物选择数量(R = −0.236**, p = 0.009)显著负相关，文科生被试的清洁倾向总体高于理科生被试；大五人格问卷的神经质维度与清洁类物品需求测验得分(R = −0.302**, p = 0.007)显著负相关，高神经质特质的被试在清洁类物品需求测验中的得分总体高于来自低神经质特质的被试(表1)。
Table 1. Correlation analysis (N = 110)
表1. 相关分析(N = 110)
3.2. 单变量分析
对于被试清洁测验总分的单变量分析表明，清洁仪式感和道德情绪类型主效应均不显著，清洁仪式感与道德情绪类型交互作用显著(F = 4.593, RMS = 8.41, p < 0.05)，启动负性道德情绪后，低清洁仪式感被试的清洁测试总分(4.789)总体高于高清洁仪式感被试(3.472)；启动正性道德情绪后，低清洁仪式感被试的清洁测试总分(3.703)与高于高清洁仪式感被试的清洁测试总分(3.724)之间无显著差异；被试清洁仪式感的高低与启动的道德情绪类型之间存在交互效应。对于被试清洁测验填词数得分的单变量分析表明，清洁仪式感主效应显著(F = 11.742, RMS =18.669, p < 0.001)，道德情绪类型主效应不显著，清洁仪式感与道德情绪类型交互作用不显著。低清洁仪式感被试启动负性道德情绪后在词干补笔测验中填出清洁词汇的数量(2.553)总体高于启动正性道德情绪后的数量(1.713)，高清洁仪式感被试启动负性道德情绪后在词干补笔测验中填出清洁词汇的数量(1.153)略低于启动正性道德情绪后的数量(1.325)，整体而言，低清洁仪式感被试启动负性情绪后在清洁词汇词干补笔测验中的得分总体高于高清洁仪式感被试。对于清洁物品需求测验和被试礼物选择测验得分的单变量分析未发现显著结果。上述结果均已将性别、年龄、城乡、文理科作为协变量处理。
4. 讨论
本研究通过Zhong & Liljenquist的实验范式，在具有不同清洁仪式感的被试中施测，考察道德情绪与清洁仪式感对个体身体清洁倾向的影响。实验通过道德情绪启动范式，分别启动被试的正性道德情绪或负性道德情绪，并记录被试在随后的清洁词汇词干补笔测验、清洁类物品需求测验和清洁类礼品选择测验的得分，实验结束后对不同启动和仪式感类型被试的测验得分进行数据分析。本研究发现，不同的道德情绪和清洁仪式感对个体身体清洁有影响：道德情绪的类型对身体清洁倾向无显著影响，但道德情绪事件性质对身体清洁倾向有影响，启动事件性质不道德程度越高的被试具有越高的身体清洁倾向，启动事件性质道德程度越高的被试具有越低的身体清洁倾向；高清洁仪式感的被试相较低清洁仪式感的被试在本实验中表现出了更低的清洁倾向；道德情绪和清洁仪式感之间存在交互作用。
数据分析结果显示被试启动的道德情绪类型(正性、负性)与清洁测验得分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但被试自我评价启动事件的道德性质程度(7点计分，1 = 非常不道德，7 = 非常道德)与清洁测验得分之间的相关性达到了统计学显著。我们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负性道德情绪启动组的大部分被试的负性道德情绪程度不够强烈，难以引发明显的身体清洁倾向。在51名启动了负性道德情绪的被试中，有25人自我评价启动事件道德性质程度为“有点不道德”，占负性启动组总人数的49%；17人评价事件道德性质程度为“不道德”，占负性启动组总人数的33%；仅有9人评价事件性质程度为“非常不道德”，占负性启动组总人数的18%。我们阅读了被试在启动中书写的文字材料，发现相当多的被试回忆的不道德事件为踩踏草坪、乱扔垃圾、与长辈吵架、撒谎等不道德性质程度较低的事件，相较西方被试回忆的各类不道德程度更高的事件，上述事件难以引发强烈的负性道德情绪，所以，在研究中对于中国大学生被试的道德情绪启动结果不宜以正性或负性进行简单的二分，而应该依据道德性质程度或道德情绪的强烈程度进行更具体的划分。
通过对被试清洁仪式感的分析发现，低清洁仪式感被试的清洁倾向总体高于高清洁仪式感被试；启动负性道德情绪后，低清洁仪式感被试的清洁测试总分总体高于高清洁仪式感被试。上述现象与我们最初的假设相反，我们认为有两种可能性：一、本研究中高清洁仪式感被试均为穆斯林，穆斯林的清洁仪式“大净”、“小净”往往与特定的情境有关，可能在实验室条件下无法唤起高清洁仪式感的穆斯林被试的清洁倾向；二、高清洁仪式感的被试更倾向于将身体清洁与美德进行关联，在负性道德情绪启动后可能存在抑制清洁的倾向。此外，本研究对于清洁仪式感的界定为按照不同被试群体进行二分，未来研究可以对清洁仪式感的概念和程度进行进一步的细化。
本研究的应用价值在于为提升中国大学生群体的清洁行为、改善中国大学生群体的清洁习惯提供了有效思路，譬如教师可以通过进行清洁卫生知识讲解和批评教育等方式引发个体的内疚感等负性道德情绪，以增加清洁行为频率，改善不良卫生习惯。
致谢
首先感谢我们本科时的导师张晓斌老师、康廷虎老师在研究设计、文章写作和修改等方面对我们的教育和悉心指导。感谢赵鑫老师在心理学研究方法课堂上的生动讲授和严格要求，为我们从事心理学研究工作积累了知识和经验。感谢我们的舍友马莉同学和周芳同学为我们讲解穆斯林日常生活习惯与其文化内涵，她们给予了我们莫大的鼓励和支持。感谢阎书昌老师在本领域的研究以及清洁词汇词干补笔测验部分提供的帮助。感谢乐国安老师、彭运石老师和罗跃嘉老师在出席《心理科学》编委会第四次会议时，于百忙之中回答我们的提问，为本研究的理论部分提供了关键的意见。最后，感谢西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的各位老师对本立项的批评建议以及2014级心理学班和应用心理学1班同学为本研究实验材料修订和编制提供的帮助。
基金项目
本项目为西北师范大学2018年本科生科研立项比赛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