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面对COVID-19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肺炎疫情以及一系列的防治工作，幼儿在这样的特殊时期肯定会有大量的疑问与焦虑。为什么这个假期不能出行？为什么人们都要戴口罩？什么是病毒呀……面对这些问题，幼儿除了可以从父母的言辞中获取信息外，还可以通过“冠状病毒”绘本，中国疾控中心给予小朋友的信件，以及从科普角度出发的病毒纪录片和TED科普动画等这些不同的信息源中获得与疫情相关且易于理解和接纳的知识。幼儿要从不同的信息源中获得信息，就需要评估这些信息的真实可靠性，从而有选择性地信任某一类信息源。选择性信任是指面对多个信息提供者时选择哪些进行信任，并以什么依据作出这种选择判断(袁鸣，邓铸，季培，2013)。张兰萍和周晖(2011)认为选择性信任指面对不同的信息传达者，个体能够依据他们先前传达信息的正确性，对其随后的行为表现做出预测，有选择地相信那些正确率更高的信息传达者。简单来讲，幼儿要依据不同的线索对信息源的可信度进行判断，从而才能有选择地信任对方所提供的信息。
认识论信念是个体对知识本质和知识获得所持有的一种信念(熊宜勤，陈承，张锦华，2010)。Hofer和Pintrich (1997)认为知识的来源是认识论信念的一个重要维度，幼儿对不同的信息源进行选择性信任体现了其对知识获取来源所持有的一种观念。直接信息源和间接信息源是幼儿了解世界的两个主要来源(Ma & Ganea, 2010)。间接信息源主要包括他人的陈词，之后又增加了书籍、广播和其他媒体(Noles, Danovitch, & Shafto, 2015)。总体来看，幼儿选择性信任研究中的间接信息源可以分为三大类别：人类、印刷品类和科技产品类。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人类，包括父母(Corriveau & Harris, 2009)、教师(Corriveau & Harris, 2010)、同族(Gaither et al., 2014)等，幼儿在发育早期就知道不同的人知道不同的事情，他们会依据这些信息来选择适当的信息源(Lutz & Keil, 2002)。其次是印刷品类(Corriveau, Einav, Robinson, & Harris, 2014; Einav, Robinson, & Fox, 2013; Eyden, Robinson, Einav, & Jaswal, 2013)，随着幼儿年龄的增长，幼儿的阅读能力和文字意识逐渐发展，书面文字成为幼儿获取信息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李瑞琴，2016)。之后逐渐开始热衷于关注互联网科技产品类，主要包括计算机(Danovitch & Alzahabi, 2013)、机器人(Di Dio, Manzi, Peretti, Cangelosi, Harris, & Marchetti, 2019)、平板电脑(Eisen & Lillard, 2016)等，互联网科技不仅是与他人共享和交换信息的最佳途径，同样也是查询、获取信息中最为丰富的信息源(Tutkun, 2011)。文章将从不同信息源对幼儿选择性信任的影响进行综述，分别从三类信息源(人类、印刷品类、科技产品类)的交叉比较中考察幼儿的信任倾向、选择性信任水平的高低及变化趋势，对于幼儿信任判断能力的提高、认知结构的完善及批判性思维的激发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2. 幼儿对不同信息源的选择性信任
在数字信息时代，幼儿越来越早地开始接触网络和新兴科技，与人类信息提供者相比，科技产品作为一种日常必备的信息源，幼儿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和信任呢？
2.1. 人类vs科技产品信息源
在数字信息时代，幼儿越来越早地开始接触网络和新兴科技，与人类信息提供者相比，科技产品作为一种日常必备的信息源，幼儿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和信任呢？
Noles等(2015)通过给4~5岁的幼儿及成年人提供有关动物图片及问题首次考察了幼儿对于人类和互联网科技类信息源的选择性信任。研究结果表明，4岁的幼儿更喜欢向人类寻求信息，但5岁的幼儿及成年人，对科技产品信息源的支持程度越来越强。此外，Wang，Tong和Danovitch (2019)的研究也表明，5岁的幼儿开始逐渐倾向于选择互联网科技信息源，并且面对不同类别的信息时，5~8岁所有年龄组的学生对于涉及科学和历史事实类的信息对互联网询问和赞同的程度要高于其他类的信息。当人类信息源由陌生的实验人员变成幼儿所熟悉的教师、同伴，再与科技设备信息源相比较时，5~6岁的幼儿对任何来源的陈述都没有信任偏好，而7~8岁的儿童对老师陈词的支持率超过了互联网(Wang, Tong, & Danovitch, 2019)。这可能是因为，当面对未知信息时，幼儿更倾向于信任自己所熟悉的信息提供者(Kinzler, Corriveau, & Harris, 2011; Corriveau, Fusaro, & Harris, 2009)。由此可见，幼儿的年龄、所提供信息的类别及人物的熟悉程度和权威性都会引发幼儿做出不同的选择结果。
综上所述，幼儿开始把信任从人转移到科技设备上大概发生在5岁左右。5岁的幼儿属于早期阅读者，越来越多地意识到印刷品可以用来传递信息(Eyden et al., 2013; Robinson et al., 2013)。由于接入互联网的科技设备通常提供的信息是基于文本的，幼儿可能需要理解文本的意义，有可能在科技类信息源和印刷文本类信息源的相互作用下，开始对科技类信息源有信任偏好。另一种解释从幼儿对于科技设备的直接理解出发，幼儿5岁时，就能理解人类和电脑之间的基本生理和心理差异(Scaife & van Duuren, 1995; Mikropoulos et al., 2003)，会逐渐知道科技类信息源获取信息的范围，以及人类知识是有限的事实(Danovitch & Keil, 2008)。因此，幼儿可能会开始相信从互联网上获得的信息更有可能是准确的。为了探索上述推断的准确性，未来的交叉比较研究是必要的。
2.2. 印刷品类vs科技产品信息源
在高速发达的互联网技术时代，互联网对于低龄群体的渗透能力持续增强。幼儿除了对科技类信息源使用较为频繁外，印刷品也是幼儿日常生活和学习中获取信息最为常见的信息源。面对自己经常接触的印刷品和科技产品，幼儿会认为哪一种信息源最有价值、最值得信赖和选择呢？
印刷类的书籍一直被视为一种教育工具，这一点在幼儿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研究者Eisen和Lillard向4~6岁的幼儿以物品的图片的形式展示了书、iPad和iPhone信息源，并询问这些信息源所提供的信息是否值得信赖。研究结果表明，81.4%的幼儿认可一本书所提供的信息是值得信赖和学习的(Eisen & Lillard, 2017)。另一个假想的场景实验中，研究人员把需要学习的任务具体明确化，要求幼儿选择一种最适合他们用来了解狗的工具时，大多数幼儿选择了用“书”并认为书中关于狗的知识是值得信赖的。这些结果表明，在学习过程中，幼儿可能更信任书本而不是智能科技设备。然而，与上述研究不同的是，有研究表明，幼儿更愿意信任触摸屏设备而不是书籍信息源来学习一系列不同类别的信息(Eisen & Lillard, 2016)。研究者向70名3~6岁的幼儿展示了6个不同的主题的学习任务(烹饪、今天的天气、树、吸尘器、弗吉尼亚和昨天的足球比赛)，探究幼儿学习每个主题时是选择用书籍还是用触摸屏设备。结果表明，在学习任务中，年幼的孩子对书本和触屏设备没有偏好。然而，6岁的孩子更倾向于在了解树木、今天的天气和吸尘器这几个话题上选择触摸屏设备。综上所述，4~6岁的幼儿在面对科技类和书籍类信息源时会更加倾向于信任从书籍中获取的信息，但6的幼儿在对信息源进行选择时会根据主题的不同选择不同的信息源。
究其原因，首先，这与幼儿对于这些信息源的功能固着有极大的关系，在幼儿的思想观念中，书籍的功能就是用来学习的，计算机要与工作相挂钩，触摸屏设备就是用来娱乐的(Eisen & Lillard, 2017)。其次，父母基于教育对选择信息源的态度、父母自身使用信息源的情况都直接会影响到幼儿学习方式的选择(Cingel & Krcmar, 2013; Lauricella et al., 2015)。在一份数字时代下父母育儿的情况调查报告中发现，父母在面对育儿教育需求时，选择用书本的比率是选择智能科技产品的2倍以上(Wartella et al., 2013)，父母更喜欢用书本来满足教育需求。最后，尽管智能科技设备越来越多地进入到教室中，但是书籍仍然在教学环境中占据主导地位，并给儿童传递书籍在教育中较为重要的隐含信息。年龄较大的幼儿对科技设备产生信任偏好是因为，幼儿能够对于信息源做出选择和判断也只是针对部分有限的选择范围，有些主题是一些过于新颖或宽泛的概念或者是他们不熟悉、难以学习的主题。因此，幼儿对于科技设备的信任偏好及要面对选择时的主题和领域的分类是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和发展的。此外，还有可能与幼儿在科技和人类进行选择性信任时的信任模式有关，面对科技和人类信息源，年长的幼儿会逐渐地认识到科技设备可以获得无限的信息，以及他们知道人类知识是有限的事实。同样，幼儿也可能会意识到触摸屏设备通过与互联网的连接可以获得无限的信息，而书本知识的深度与广度是有限的，相反，年幼的孩子可能缺乏不同种类的信息源有不同知识范围和体系的认识。
2.3. 人类vs印刷品信息源
幼儿拥有了初步的阅读理解能力，这就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获取外界信息的重要来源。相较于人类口头传授的信息而言，从印刷的文本中获取并理解的信息意义是不同的，那幼儿会更加信任哪一种信息源呢？
人类和印刷品信息源都是幼儿获得外界知识并进行知识经验积累和建构的重要来源。当他们有能力从书本中获得信息前，2岁左右的幼儿就把人类信息源的口头语作为获取信息的一个重要来源(Jaswal & Malone, 2007)，即使这些口头证词与他们的经验相冲突(Jaswal, 2004)；且3岁有时会相信一个不断误导他们的人(Mascaro & Sperber, 2009; Jaswal, Croft, Setia, & Cole, 2010)。3~4岁的幼儿对人类和印刷品这两种信息源的选择性信任无显著差异，5岁左右的幼儿更愿意相信印刷品信息源(Robinson et al., 2013; Eyden, Robinson, & Einav, 2014; Eyden et al., 2013)。Corriveau等(2014)研究表明，4岁可能是幼儿选择性信任印刷品信息源的转折期。由此可见，幼儿对人类和印刷品信息源的选择性信任在幼儿早期和幼儿晚期具有较大的差异。
究其原因，儿童早期的轻信偏差行为，可能是由于婴儿时期的普遍性信任倾向发展而来的。人类的口头证词本身就具有内在的、具体的吸引力，这有可能会妨碍幼儿对任务做优化的选择。幼儿对可以亲眼所见说话的人表现出强烈的信任有可能会受到信息提供者特殊面貌的影响，也有可能是幼儿多种感官的参与度增加了对口头证词的多重信任。总之，教育者可以让年幼的儿童迅速而高效地获取自身经验之外的知识和信息，从而更具有选择上的优势(Harris & Corriveau, 2011)。但随着年龄和阅读能力的增长，4~5岁左右的幼儿会更倾向于信任印刷品信息源。
之前有大量研究表明，幼儿对于印刷品类的阅读理解能力是进行选择性信任的关键性因素(Einav et al., 2013; Eyden et al., 2013)。但也有研究表明，幼儿的阅读能力与对印刷品类的选择性信任无相关性(Corriveau et al., 2014)。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这些儿童还没有接受过学校正式的阅读指导(Einav, Rydland, Grøver, Robinson, & Harris, 2018)。正如Robinson等人(2013)所提出的疑问，获得基本的单词解读能力是信任印刷品的充分条件还是在学校接受正式的阅读指导对儿童起着关键作用？在学校接受正规的阅读指导的儿童可能会把印刷品当作可靠的信息源，在学习阅读的过程使儿童能更清楚地意识到印刷品的重要性。当儿童学习阅读时，他们很快就会把印刷的文本看作是世界上有关于事物的特别权威的信息源(Einav et al., 2013)。最近有研究表明，在挪威，幼儿只有在6岁时才表现出对印刷品的选择性信任，而英国的幼儿4~5岁就有所表现。这是因为挪威的幼儿接受正规阅读指导的教育相较于英国较晚。事实上，5岁以下的幼儿虽然有基本的阅读理解能力，但他们没有接受过正式的识字阅读指导教育，因此他们并不会表现出对于印刷品的优先选择(Einav et al., 2018)。可见，阅读理解能力是选择性信任印刷品的重要条件，但是正式的阅读指导也是必不可少的。同时信息载体的持久度也有可能会影响幼儿的选择(Eyden et al., 2013)，人类的口头语言是短暂的，而印刷的文本信息相对于口头信息更加持久，这种持久度会给予幼儿一种指导性和权威性。除此之外，幼儿对于印刷品的权威信任可能会受到成年人重视度的潜在影响。综上所述，幼儿的阅读理解能力、正式的阅读指导、信息载体的持久度以及成人的重视度等都可能会成为幼儿对印刷品信任的重要影响因素。
3. 幼儿对不同信息源选择性信任差异的成因
人类从某一信息源中获取信息进行学习，必然要评估这一信息源的可信度(Eisen & Lillard, 2016)。这其中信息源、所提供信息、被试是选择性信任研究中必不可少的三部分，这三个部分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因此，仅单一地从某一部分出发去分析幼儿对不同信息源所产生的选择性信任这一结果是不科学的，而应该以统一的、整体的角度来思考这些问题。故而，本文通过整合现有关于幼儿对不同信息源选择性信任的相关文献，从信息源、所提供信息和被试三部分总结归纳了影响幼儿对不同信息源选择性信任所产生结果的成因(如表1所示)。
Table 1. The causes of children’s selective trust in different information sources
表1. 幼儿对不同信息源选择性信任的成因
由表1可知，从信息源的角度出发，不同类别的信息源决定了信息输出的可靠性和丰富性，每类信息源都具有不同的属性和特点，这必然会影响幼儿对不同信息源的信任评估和选择，此外，实验中信息源的呈现方式对幼儿的感知以及实验结果的有效性都会产生进一步影响；从所提供信息的角度来看，幼儿在实际生活，不仅要面对认知类的信息，同时社会性的信息也是必不可少的，不同类别的信息同样也各有其的特点，这些特点与不同的信息源有着紧密的连接。一方面需要考虑某一类信息源产生某类信息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又要评估某类信息在某类信息源下产生的可靠程度。其次，信息源与所提供信息的依附与否是否会影响幼儿的记忆和认知判断，从而影响幼儿对不同信息源的信赖程度，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的实证考察；从被试者角度考虑，被试在实验中的立场不同，其自身的经验对实验结果所带来的影响大小也不同，因为幼儿会根据使用信息源的经验对不同信息源能力进行评估，从而导致所产生的信任程度也不同。而且不同的年龄的被试的心智发展水平所造成的思维水平、认知策略和阅读理解能力等的不同，同样也会影响幼儿的选择。此外，幼儿所处的宏观环境到微观环境都是与幼儿相互作用并影响着个体的发展，因此，从社会到学校再到家庭，由社会人员到教师再到父母都会影响到幼儿判断与发展。综上，幼儿对不同信息源选择性信任的差异成因是多方面的，需要全方位的进行思考和分析，同时该总结也为未来的实证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出发点。
4. 基于幼儿对不同信息源的选择性信任的干预
为了使幼儿能对所信任的信息进行有效的知识建构和运用，教育者应该对不同类别信息源的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充分把握，并进行有效的干预。综合上述对人类、科技产品以及印刷品三类信息源的交叉比较分析中发现，幼儿对科技产品和印刷品类信息源表现出更大的选择性信任倾向，因此，本文将从科技和印刷品信息源的干预进行综述。
4.1. 对科技产品信息源的干预
通过人类与科技设备信息源的比较可以发现，幼儿对于科技设备的认知和信任处于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幼儿怎样才能把科技信息源提供的信息纳入到自己原有的认知体系？如何利用科技设备达到高效学习？大量研究表明，科技设备在幼儿的阅读写作、算数技能、社会交往以及视觉感知等各方面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Costley, 2014)。因此，教育工作者、家长、软件开发商等各方面需要合理的使用网络科技，将学习与网络科技有效的进行整合。幼儿教师要不断提升自己利用科技设备的技能，严格检查和评估科技设备对幼儿的影响，选择适当的科技设备种类和方式进行教学(Sigdel, 2017)，加强科技设备与幼儿的互动与进度检测的功能(Mcmanis & Gunnewig, 2012)，从而才能使幼儿建立起对科技设备信息源的信任，进一步对所提供的信息进行学习、建构和迁移。此外，幼儿利用科技设备获取信息资源大多来源于其父母的工作和学习经验(Mertala, 2019)，在父母的指导下使用科技设备进行学习会取得较大的进步(Korat, Shamir, & Arbiv, 2011)。因此父母在幼儿利用科技设备进行学习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父母要树立正确使用科技设备的榜样，帮助幼儿从小建立起良好的使用网络科技的态度以及不断加强幼儿对于网络科技设备所提供信息的筛选和甄别能力。
4.2. 对印刷品信息源的干预
随着幼儿年龄的发展，无论是面对科技产品与印刷品信息源还是人类与印刷品信息源，幼儿都会逐渐呈现出对科技产品信息源的选择性信任。因此，教育者要把握好幼儿时期的印刷品信息源。在幼儿的早期阅读中，绘本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对于幼儿的认知和社会性发展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如何选择幼儿可接受和信任的绘本就显得尤为重要。幼儿对于印刷类绘本如何进行选择性信任目前还未可知，但先前研究表明，偏好是影响选择性信任的重要因素之一(叶航，郑昊力，2016)。幼儿在进行选择性信任时，会根据信息提供者的特征产生偏好效应(龚莹莹，2019)。因此，为了让幼儿通过绘本有效地进行信息的获得与建构，教育者可以根据幼儿对于绘本的选择性偏好来为幼儿提供绘本。对于阅读经验较少的预阅读者，教育者可以为幼儿选择有不同感观的绘本，在设计和造型方面要独特新颖且色彩鲜艳，这样才能调动幼儿的兴趣，满足幼儿的偏好需求(刘健，支娜，张颖，刘妮娜，2016)。对于有一定阅读理解能力的早期阅读者，要根据幼儿的年龄和性别以及个体差异为幼儿选择适宜的绘本，同时还要注意幼儿在绘本阅读时的记忆偏好，这对于知识的运用、迁移等方面均发挥着重要作用。最后，教育者要根据幼儿的阅读心理特点和规律，有效指导幼儿阅读，逐步培养幼儿良好的阅读习惯，加强幼儿的阅读能力。
5. 展望
5.1. 信息源对幼儿选择性信任的影响力及影响的时效性、持久性问题需深入探讨
幼儿在不同的条件和情况下会对不同类别的信息源产生不同的选择性信任。但是针对每一类别的信息源对于选择性信任的影响力及时效性、持久度方面还需要我们进一步去研究。例如在Guerrero，Sebastián-Enesco，Pérez和Enesco (2019)的研究中发现，虽然儿童在当下信任教师所传达的信息，但是所接受到信息的持久度只有一个月，之后还是会回到自己原有的认知和想法中。再比如说，Eyden等(2014)的研究也表明，口头证词和书面言语相比较而言，幼儿会优先选择书面言语，但是口头证词对于幼儿的影响力和持久性会更大。也就是说，幼儿对于不同类别的信息源选择性信任是一回事，但对于之后信息的接受意愿和所接受到的信息对于他们的影响力又是另外一回事。幼儿是否对于每一类信息源采用了不同的认知策略，每一类别的信息源对于幼儿选择性信任的时效性、持久度以及影响力的程度方面又是如何呢？这些问题都需要深入考究。
5.2. 幼儿对信息源的信任模式有待进一步明细化
幼儿在对人类信息提供者进行选择性信任时，会依靠信息提供者的先前准确性来进行选择。一些针对幼儿对于科技类信息源的选择性信任研究结果表明，无论幼儿面对同类的计算机还是同类的机器人作为信息源时，幼儿在对科技类的信息源进行选择性信任时也同样会采用信息提供者的先前准确性这一信任模式对信息源进行评估(Geiskkovitch, Thiessen, Young, & Glenwright, 2019)。当幼儿在面对人类、印刷品类或科技类信息提供者时，年长的幼儿会表现出对科技类信息源的信任偏好(Noles et al., 2015; Eisen & Lillard, 2016)。幼儿会对三类信息源的知识领域和范围进行评估和比较，这与幼儿对人类信息提供者进行选择性信任时所利用的知识领域信息的信任模式不谋而合(Harris, Pasquini, Duke, Asscher, & Pons, 2006)。幼儿在面对其他类别的信息源时是否还会采用幼儿对于人类信息源评估时的信任模式？幼儿对其他类别的信息源进行选择时所表现出的信任模式是否会进一步运用或迁移？例如，幼儿对机器人进行选择性信任时，机器人与幼儿的互动性是幼儿接受和选择性信任的重要依据(Breazeal, Harris, DeSteno, Kory Westlund, Dickens, & Jeong, 2016)。这种交涉互动性的信任模式是否也会对其他类别的信息源产生影响呢？幼儿所表现出的信任模式之间的相关性以及影响信任模式的关键因素等问题，还需要通过大量的系统研究进行考察。
5.3. 信息的不同类别可能影响幼儿对信息源的寻求度和接受度
针对信息提供者对于幼儿选择性信任的影响已有大量的研究，但是所提供信息的不同类别对于幼儿选择性信任的影响研究较少。Wang，Tong和Danovitch (2019)研究表明，当幼儿面对所提供的信息类别属于较为宽泛的领域和当所提供的信息内容涉及科学和历史事实时，幼儿会根据不同类别的信息选择不同类别的信息源。幼儿同样也会根据所提供信息的不同主题，进一步评估信息源的可寻求度和接受度(Eisen & Lillard, 2016)。但所提供信息类别只是研究了其中的一小部分，拥有一定的局限性，没有一个科学、全面、客观的划分。信息的及时性、熟悉度、学习和掌握的难易程度等都可能是需要整合的维度。同时还要思考是否提供信息所属领域和范围的不同也会影响到幼儿对于信息源类别的选择性信任。今后应把所提供信息的不同类别作为一个重要变量进行科学划分，纳入到幼儿选择性信任的影响因素中加以考虑。
5.4. 教育者运用有效干预手段促进幼儿选择性信任的准确性
无论是幼儿早期表现出的对人类信息源的普遍信任，还是幼儿在后期对科技设备的信任偏好以及对印刷品信息的选择性信任，作为教育者，除了要给幼儿提供一个可靠的信息来源之外，还要深入了解幼儿的认识论信念，幼儿在不同的认知阶段会信任不同的知识来源，表现出不一样的认识论信念。教育者要树立正确的儿童学习观和知识观，在日常教学中给幼儿提供符合其发展特点的知识和材料，有规律地进行科学教学(刘宝根，李菲菲，李瑞琴，姜卉，2017)。最后，值得注意的是，教育者要抓住幼儿发展的关键期，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此外，线上课程研发机构、智能科技的早期教育、教学中的多媒体科技设备的运用，都需要教育者和相关人士根据幼儿身心发展规律，科学地进行研发和运用，从而帮助幼儿进行有效的认知建构。对于将不同信息源对幼儿选择性信任的研究结果运用到幼儿日常教学的成效研究较少，需要进一步进行分析和验证。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