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特殊教育构成了教育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对于构建一个高效、公平的教育环境具有重大意义。它不仅是社会公正的体现，也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党中央和国务院对特殊教育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了特殊教育的发展要求，而随后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强调了完善特殊教育保障机制的必要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也对特殊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提出了新的指导方针。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了推进新时代特殊教育的重要性，并关注残疾儿童的教育需求。
国家层面连续实施了两轮特殊教育提升计划，显著提升了特殊教育的普及率、保障条件及教育质量。尽管如此，特殊教育领域仍存在一些挑战，如普及程度不足、教育质量提升空间大以及支持与保障体系不完善等问题。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教育部联合多个国家有关部委共同制定了《“十四五”特殊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并获得国务院的批准与推广。该计划对于在“十四五”时期提高残疾人的教育水平、弥补特殊教育领域的不足、推动特殊教育高质量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特殊儿童，包括生理或心理发育有障碍的孩子，在智力、视觉、听觉、肢体、言语或情绪等方面都可能有所涉及。这些儿童在学前期具有显著的神经系统可塑性，因此，早期干预和教育对于减轻残疾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至关重要。《残疾人教育条例》强调了提高残疾幼儿接受学前教育比例的重要性。《第二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7~2020年)》也明确了特殊教育的基本原则，即普惠与特惠相结合，特别关注特殊教育的发展。完善特殊教育体系是实现特殊教育发展的关键任务之一，而学前特殊教育作为特殊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特殊儿童的发展提供了保障和规范引导，对于促进教育公平具有显著意义。
然而，鉴于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教育资源分布不均，学前特殊教育的发展水平与其他层次的特殊教育相比存在较大差异。尽管学术界已经开始关注学前特殊儿童教育的问题，但对该领域的系统性研究仍然不足。因此，迫切需要更多的关注和努力，以解决特殊儿童教育领域的重要问题[1]。
2. 孤独症儿童研究的重要性
孤独症儿童是学前特殊儿童群体中最常见且极具代表性的一类，其特征包含了其他许多特殊儿童的典型问题，因此，对孤独症儿童的发展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与社会意义。自1943年Kanner首次描述孤独症的临床特征以来，科学界对孤独症的认识逐步加深。根据2012年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数据，美国每88名儿童中就有1名患有孤独症，这一比例呈持续上升的趋势。中国孤独症教育康复领域于2015年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孤独症的患病率约为1%，与其他国家基本相似。目前，我国孤独症患者总数超过1000万，其中14岁以下的儿童患者超过200万。孤独症的患病率呈现上升趋势，这一现象可能与诊断标准的扩展、诊断工具的改进以及社会对孤独症的重视程度提高等因素有关，尽管具体原因尚不完全明确。
2013年，美国精神医学协会发布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对孤独症谱系障碍的诊断标准进行了重要调整，将广泛性发育障碍、亚斯伯格综合症、童年瓦解性障碍和未特定的广泛性发育障碍等亚型归入孤独症谱系障碍中。同时，新的诊断标准取消了“亚斯伯格症”和“高功能孤独症”的分类，转而将孤独症的严重程度分为三级：需要支持(I级，轻度)、需要较多支持(II级，中度)、需要极大支持(III级，重度)。这些调整有助于减少诊断中的模糊性和术语混乱问题，提高了对孤独症患者的诊断准确性，避免了误诊或漏诊现象的发生，也扩大了对轻度孤独症个体的研究范围，涵盖了智力正常且具有语言能力的患者。
在国内，孤独症的相关研究最早可追溯到1982年，当时陶国泰首次报道了4例儿童孤独症病例。目前，国内尚无全国性的孤独症流行病学数据，但研究表明，孤独症谱系障碍(ASD)的患病率自2000年以来已经上升至1.3‰。不同地区的调查数据也反映了患病率的差异，例如福建省14岁以下儿童中孤独症患病率为0.28‰，遵义市学龄儿童为0.56‰。中国台湾地区的研究显示，从2000年到2007年，中国台湾0至5岁儿童的ASD发生率为0.24‰至0.78‰，6至11岁为0.5‰至1.73‰，12至17岁为0.21‰至1.04‰。总体来看，近年来ASD的患病率有逐步上升的趋势，从20世纪60、70年代的0.5‰增加到80年代的1‰，现已达到1‰至2‰ [2]。
孤独症患病率的上升可能由多种因素引起：一方面，确实有更多的儿童被诊断为孤独症谱系障碍；另一方面，孤独症的早期识别率提高，公众认知的增强及研究资金的增加也助力了这一现象。此外，诊断标准的变化(尤其是DSM-III-R和DSM-IV标准的扩展)和诊断服务的增加，使得一些先前未被认定为孤独症的个体现在可以得到相应的诊断。Baron-Cohen等学者进一步总结了导致ASD患病率增长的七大原因，包括对孤独症的识别与觉察能力的提升、研究方法的改进、诊断服务的普及、专家和家长对ASD的认知加强、对孤独症患者适应环境的理解加深以及诊断标准的扩展等。一项研究还指出，根据当前的诊断标准，过去被诊断为语言障碍的儿童中，有40%可以被归类为孤独症。因此，ASD患病率增加的背后，是否与饮食习惯的改变、环境变化、人际交往方式的变化、压力增加等现代社会因素有关，目前尚缺乏明确证据[2]。
3. ASD儿童语言缺陷的表现
ASD儿童在社交互动和沟通方面面临显著挑战，这些挑战通常在早期家庭互动中便可观察到。Meek及其团队的研究揭示了孤独症儿童在家庭互动中的行为挑战，包括注意力分散、兴趣狭窄、合作困难和积极情感表达不足等问题。这些技能对于儿童的社交发展至关重要。Mastrogiuseppe等人的研究进一步发现，ASD儿童在家庭互动中手势沟通技巧的缺失。通过对ASD儿童与母亲间的手势沟通进行详细的编码分析，研究者发现，ASD儿童使用手势的频率显著低于非ASD儿童，特别是指向父母的手势，这影响了家庭互动的质量及儿童的学习机会。此外，ASD儿童使用指示性手势的比例也较低，这可能导致他们参与社交活动的机会减少，与照顾者的互动时间缩短，进而对他们的整体发展产生不利影响[3]。
社交互动障碍是ASD儿童的一个核心特征。研究ASD儿童的社交互动障碍对于理解其社交发展至关重要。一些研究者认为，语言问题可能是ASD儿童社交互动障碍的一个促成因素，而非其核心症状。特别是对于轻度ASD儿童，他们的主要挑战不在于语言能力的缺失，而在于如何恰当地运用语言进行有效沟通。因此，语用学研究在探讨语言与社交互动障碍的关系中扮演着关键角色，而会话技能则是语言运用能力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在轻度ASD儿童的社交互动中，会话技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提升他们的会话技能不仅能够增强干预和治疗效果，还有助于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并进行有效交流。
综上所述，孤独症儿童在社交互动和沟通方面所面临的挑战，需要通过多方面的研究和干预来解决。通过提高他们的会话技能和手势沟通技巧，可以促进孤独症儿童的社交能力发展，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学习和社交机会。
4. 母亲语言对ASD儿童语言发展的影响
母亲语言在ASD儿童的行为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是儿童初次接触社会并进行社交互动的关键场所。对于这些儿童而言，康复和社会融合是一个复杂且充满挑战的过程，其中父母和家庭成员的作用不可或缺。特别是对于轻度ASD患者及其抚养者，尤其是母亲，交流是他们互动的主要方式。母子间的对话对轻度ASD儿童的语言发展极为关键。研究表明，接受特殊儿童康复机构治疗的ASD儿童在语言、认知、执行能力和协调能力方面有所提高，然而，提高交流能力需要在日常生活中不断练习。因此，母亲在提高轻度ASD儿童交流技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关于如何指导家长与轻度ASD儿童进行有效对话的建议相对有限，导致家长们常常感到迷茫，渴望更好地与孩子沟通。因此，研究母子对话对轻度ASD儿童的交流技巧和家长理解孩子内心世界都具有重要意义，提供有效的指导和建议显得尤为必要。
Venker等人[4]的研究采用随机分配对照组的实验设计，探究家长是否能够通过与ASD幼儿的游戏互动学习使用特定语言反馈，以及这种反馈是否对儿童交流产生积极影响。研究发现，家长增加跟随性评论和提示等行为，减少改变儿童行为的行为，可以促进儿童的沟通行为。
Yang等人[5]在研究中，招募并测试了28名说普通话的ASD儿童和25名TD儿童。由于三名ASD组的参与者未能完成任务，因此被排除在外。ASD组和TD组各有3名女孩和22名男孩。参与者的家长签署了知情同意书，并经南京师范大学批准。25名ASD儿童来自南京明欣儿童智慧教育培训中心，25名TD儿童来自南京冠云国际幼儿园。这些被诊断为孤独症谱系障碍的儿童能够与母亲口头交流并完成语言任务。研究者在幼儿园的私人房间中观察了ASD和TD儿童与母亲的互动。互动包括四种情境：玩耍、绘画、阅读和自由交谈。研究检查了ASD儿童在这四种情境下的结构语言和语用技能。结果显示，尽管ASD儿童在结构语言方面(如词汇和言语)没有明显缺陷，但在语用技能方面表现出明显缺陷。研究还发现，情境对ASD儿童的互动语言使用产生重要影响。例如，阅读情境影响词汇多样性，而玩耍和绘画情境有助于复杂话语的产生。另一方面，自由交谈环境促进了更多的对话回合。此外，使用斯皮尔曼的等级相关分析来探究母亲的输入与儿童的语言输出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ASD儿童的结构语言与母亲的输入之间的相关性不像以前的研究所示那样高，但语用技能与母亲的输入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性。具体来说，ASD儿童的总轮数(TNT)与母亲的总轮数(TNT)相关，总单词数(TNW)和不同单词数(NDW)也相关。这些研究结果强调了以下几点：1) 在评估疑似患有孤独症谱系障碍的儿童时，应该考虑对语用技能的评估；2) 在评估孤独症儿童的语用能力发展时，需要考虑情境对语用技能的影响；3) 对于孤独症儿童来说，母语对其语言使用具有重要影响。
Clark-Whitney等人[6]在研究孤独症谱系障碍(ASD)的幼儿及其看护者时，从接受治疗的孤独症儿童中选取了样本。这是密歇根大学孤独症和沟通障碍中心进行的一项大型研究的一部分，该研究探讨了不涉及特定培训的干预措施。他们关注的是看护者在自然环境中使用“玩具谈话”句子的情况。在研究的不同时间点，看护者和儿童被要求进行基于游戏的互动，使用标准化的玩具套装，每次持续10分钟。这些互动过程都被录制下来，看护者和儿童的语言被从录音中转录出来。
研究包括了50名年龄在25至55个月之间的ASD儿童样本，看护者与孩子一起互动10分钟，使用适合他们年龄的标准玩具。这些玩具套装根据参与者和时间点进行标准化，包括各种游戏水平的玩具，从汽车和建筑玩具到可用于假装游戏的玩具套装(如野餐食品套装)。研究结果表明，句子多样性是一个敏感的指标，可以反映孤独症谱系障碍幼儿在相对较短的治疗期内的语言发展变化。此外，研究还发现，看护者在输入句子时使用不同的第三人称名词主语和动词组合(即“玩具对话”)会促进幼儿的句子多样性，这超过了看护者使用NDBI策略时的水平。重要的是，当看护者在干预过程中改进NDBI策略时，对“玩具谈话”句子的影响更为显著。因此，有针对性的语言干预，结合NDBI策略，可能会取得更好的效果。这些发现凸显了通过NDBI培养的语言前发展技能(如共同关注力)对于提高学习和语言发展机会的重要性。总之，利用NDBI干预、看护者的“玩具谈话”以及监测儿童句子多样性可能会为改善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的语言结果提供一种可行且经验丰富的方法。
Xu等人[7]研究探讨了普通话发育正常(TD)儿童和孤独症谱系障碍(ASD)儿童词序使用的出现和效率，并探讨了这种出现与看护者输入中的使用频率之间的关系。42名看护者和儿童两人参加了30分钟的半结构化游戏视频录制活动。在表达语言方面，11名ASD儿童与10名20个月大的TD儿童进行匹配，另外11名ASD儿童与10名26个月大的TD儿童进行匹配。我们报告了四个主要发现：1) 患有ASD的学龄前普通话儿童产生普遍省略的词序结构的速度与语言匹配的TD儿童相似，但在SVt和VtO框架的使用方面也表现出与TD儿童的差异；2) TD儿童和ASD儿童均观察到语法生产力；此外，患有孤独症谱系障碍(ASD)的儿童具有较高的表达性语言，产生的刻板语言较少；3) TD儿童和ASD儿童都在照顾者的输入中听到了一系列词序，其中TD儿童输入的数量和复杂性更大；然而，两组的护理人员在词序使用方面也没有表现出与年龄/语言相关的变化；4) 照顾者和他们的孩子之间几乎没有出现特定词序的相关性；然而，两组的平均话语长度(MLU)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能够产生更长/更复杂话语的看护者，其孩子也有同样的想法。总而言之，尽管存在语用缺陷，但接触普通话的孤独症儿童早期的词序语法知识似乎保存完好，并且总体上遵循典型的发展模式。此外，看护者的输入是广泛而非精细地适应TD儿童和孤独症儿童的语言发展，并且在儿童的一般句法发展中比在特定词序习得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因此，学龄前普通话TD儿童和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的早期词序使用可能会受到看护者投入和儿童能力的影响。
Smith等人[8]研究了53名亲子二人组，样本中大多数儿童是平均年龄不到三岁的男性。平均语言和非语言发展技能低于实际年龄预期。参与的父母大多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亲生母亲。其研究采用了更细致的方法来探索父母反应对儿童语言结果的贡献。基于之前的研究，他们考虑了六种离散反应行为(扩展、模仿、WH问题、是/否问题、评论和确认)的相对贡献，以及父母在不同的父母及其孤独症样本中对后来孩子语言的相对反应学龄前儿童。正如他们假设的那样，相对反应性对后期语言技能的预测能力不如离散反应行为，只能预测一种语言结果(即直接评估的接受语言)。此外，正如假设的那样，儿童语言的扩展(尤其是模仿)对于后来的语言很有价值。虽然回应性问题、评论和致谢不能预测任何语言结果，但模仿始终有助于家长报告的表达性语言和接受性语言的测量，扩展预测了家长报告的语言表达能力。这项研究强调需要了解影响儿童语言习得的父母语言(即离散方面)，并补充了证据，表明除了提供高质量的语言输入之外，简单的言语模仿行为可能对孤独症儿童的语言尤为重要。
Haebig等人[9]的研究采用纵向设计，从一项大型研究的参与者中随机选择了40名亲子二人组，该研究检查了患有孤独症谱系障碍的幼儿和学龄前儿童的语言发展轨迹。更大的研究参与者是从威斯康星州招募的。所有40名幼儿和学龄前儿童都接受了由执业心理学家领导的由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组成的跨学科团队的临床诊断，诊断为孤独症谱系障碍。在选定的40名儿童参与者中，33名是男性。儿童参与者的年龄范围为24~39个月。所有孩子都来自以英语为母语的家庭。参与游戏样本程序的家长包括33名母亲和7名父亲。这项研究确定了可能有益于临床实践并作为家长介导的干预计划目标的响应技术。最引人注目的发现表明，在语言发展的不同阶段，儿童可能会从特定类型的父母输入中受益更多。具体而言，Haebig等人的研究结果表明，后续评论可能对早期阶段患有孤独症谱系障碍的幼儿特别有益。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许多人常常认为残疾较严重的儿童不太可能从干预或刺激输入中受益，因此有时会针对残疾较轻的儿童提供更有力的服务，因为他们可能看起来更“准备好学习”。他们的研究结果强调了对有更严重障碍的儿童进行有意义的投入的价值。此外，以孩子有词汇知识来回答的问题形式出现的后续指令可能有助于支持孩子在互动环境中使用自己的语言知识。当父母问孩子问题时，重要的是他们要认识到孩子的反应为父母提供了通过扩大孩子的反应来提供额外语言输入的机会。
Bang等人[10]招募了20名患有孤独症谱系障碍以及44名典型发育障碍的母亲及其孩子。是在加拿大蒙特利尔招募的，并且讲英语或讲法语，诊断是通过多学科评估确定的，包括孤独症诊断观察表，由临床心理学家或精神病学家进行。家长和孩子与一套标准化玩具进行10分钟的自由游戏互动，其中包括两个娃娃、一套茶具、积木、一辆自卸卡车和一部玩具手机。父母被要求像平常一样和孩子一起玩耍，同时尝试待在大约4 × 4平方英尺的毯子上，研究结果表明，孤独症儿童所接触的词汇信息丰富的环境与语言水平相当的正常发育儿童一样，在词汇标记和类型的数量、词汇多样性、MLU和话语数量方面都是如此。此外，分层回归模型表明，输入MLU显著预测了高于初始儿童语言的后期儿童词汇量，这表明患有孤独症谱系障碍的儿童能够利用母亲的输入来发展词汇。这项研究提供了有关孤独症谱系障碍语言发展的环境因素的重要信息。
So等人[11]在为期九个月中收集了37名被试的语言样本。数据收集于香港中文大学，所有参与该研究的儿童均被香港卫生署儿童评估中心的儿科医生诊断为年龄在18至36个月之间的ASD儿童。研究结果表明，患有孤独症谱系障碍的华语儿童的某些方面的对话能力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提高。父母的言语反应有助于引发孤独症儿童的适当反应。然而，父母的重定向可能会让孩子难以做出适当的回应，甚至阻止他们继续对话。
Crandall等人[12]确定了31名参与者参加他们的研究，参与者是从更大的儿童数据集中选出的，这些儿童参与了一项纵向研究，该研究评估了研究开始时年龄为24~48个月的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有用言语的习得情况。参与者的ASD诊断基于《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第四版文本修订版中的标准。这些诊断在研究开始时由有执照的临床医生或研究可靠的评估员使用孤独症诊断观察表进行确认。研究采用纵向相关设计，四个测量点取自较大的研究，每个时间点相隔4个月，总共跨越12个月。研究认为，目前的干预措施强调成人对儿童话语的扩展或使用后续话语，通常不区分名词短语扩展和动词短语扩展。此外，扩展的例子通常更注重名词短语的阐述，而不是动词短语的阐述。在语言扩展和后续话语中隐含的低估动词短语的不幸后果可能是动词输入贫乏，并且儿童动词词汇可能有限(例如，许多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过度依赖少量动词形式)。相反，父母可能会被明确教导在语法信息丰富的后续话语中经常使用不同的动词，以支持孩子表达动词词汇。总的来说，习得动词可能有助于形态句法的发展。此类语言的发展很重要，因为它可以预测孤独症儿童未来的适应和社会结果。尽管这项研究的结果是探索性和相关性的，但其可以阐明这个经常被研究的语言学习领域，并促进进一步研究成人输入促进孤独症儿童动词习得的方面。
5. 为了更好地促进ASD儿童语言发展，母亲可以怎么做？
综合分析表明，母亲的言语输入对于ASD儿童的语言发展具有显著影响。为了促进这些儿童的语言习得，母亲应采用简洁、明确的语言进行交流，避免复杂的句子结构和难以理解的术语，以确保儿童能够更容易地理解并模仿言语。此外，通过重复和强调关键词，可以帮助ASD儿童更有效地理解语言信息，并增强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在对话中，母亲应有意识地突出重要的词汇，并多次重复相关的概念和术语，以加深儿童对语言的理解。
为了进一步促进ASD儿童的语言发展，母亲应鼓励他们积极参与交流，并提供足够的时间和空间供儿童做出反应。建立一个互动性的对话环境，不仅能够促进语言技能的提升，还能增强儿童的社交能力。值得注意的是，每个ASD儿童都有其独特的需求和能力，因此，母亲的干预策略应根据儿童的具体情况进行调整。此外，与语言治疗师、教育工作者或其他相关专家的合作对于为孩子提供全面的支持和适当的干预措施至关重要。通过这种多学科的合作，可以为ASD儿童的语言发展和社交技能提供更加个性化和有效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