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二十一世纪是数字化的时代，以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元宇宙技术等为代表的数字科技的高速发展[1]，这些前沿科技已广泛融合于社会的生产生活各个方面，获取数字知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早在2021年10月，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就印发《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提出推行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计划[2]，这也是我国首次系统性地规划并启动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的全面战略部署。2024年2月，中央网信办等四部门印发的《2024年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工作要点》(以下简称《工作要点》)再次指出，要做好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工作，健全数字素养与技能培育体系[3]。一系列的政策文件表明全民数字素养提升在国家政策层面得到了充分重视，做好成人数字素养提升工作便成了成人教育工作中的重点。本研究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分析提升成人数字素养工作执行中面临的困境，进一步从政府、社区、成人教育机构、企业等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出发，探析助力我国成人数字素养提升的相应对策。
2. 理论基础
首先，对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核心思想进行阐述，并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分析参与成人数字素养提升的利益相关主体及它们之间的联动关系。
2.1. 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核心思想
关于利益相关者的实践，最早可追溯到两三百年前的中国晋商和日本近川商人以及1920~1970年代的美国龙头企业等[4]。这些商人或企业与政府之间都有着相互结托关系，由此形成了最早的利益相关者的实践。1984年，爱德华弗里曼(R. Edward Freeman)的《战略管理：利益相关者方法》(Strategic Management: A Stakeholder Approach)出版，首次将基于组织管理和商业道德的利益相关者理论高度概念化，理论涉及管理组织中的道德和价值观[5]。近年来，利益相关者理论逐渐在教育研究领域得到运用。
弗里曼将利益相关者定义为“能够影响一个组织达成其既定目标，或在其追求目标的过程中受到影响的所有个人与集体”[6]。然而，弗里曼所定义的利益相关者概念是广义的，给实践研究带来了局限。经过研究人员对利益相关者概念的完善，利益相关者的概念由“影响”、“参与”转向“共同治理”[7]，这三个概念前后相继的逻辑完善是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一次重大飞跃。意味着在相关发展中需关注各利益相关主体的共同利益，着重强调各方的共同治理与参与，这种理论观点与我国当前的数字素养政策导向具有一致性。
2.2. 成人数字素养教育的利益相关者及其相互关系
根据成人数字素养教育中的不同利益诉求，可分为政府、社区、成人教育机构、企业这四个主体。
一是政府。在过去，政府通常被视为背景中的非利益相关者，或者是众多利益相关者中的一员，而没有考虑其在企业–政府–社会关系中的独特角色和地位[8]。实际上，政府在助力成人数字素养有效融入成人教育中起着宏观调控的作用。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根据地区实际情况，执行上级部门发布的各项政策，在维护数字机会平等、打造公平安全的网络环境、确保所有利益攸关方贡献公平且分配公平等方面发挥着重要“指挥棒”作用。
二是社区。社区是指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居民因共同居住、生活而自然形成的社会集合体[9]。社区兼具包容性与开放性，社区参与有助于保障教育机会公平和提高教育质量。虽然，社区的参与并未得到充分认可，也没有扩展到更广泛的实践中。但毋庸置疑的是，成人数字素养教育不能只依靠机构提供的正规性教育，必须努力在社区与机构之间架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效力。
三是成人教育机构。成人教育机构是成人数字素养提升的重要依托。成人教育是针对具备自我学习能力、以内在转化为主要学习途径，并能自主作用于外界环境的个体所进行的一种教育活动[10]。相较于社区，成人教育机构中的教育工作者具备专业知识与系统教学方法，可以有效地将培养要求融入教学方法与内容之中，提高成人数字素养培养质量的社会认可度，以满足政策导向、企业所需。
四是企业。成人教育是多领域交叉融合型教育，企业是连接各利益相关者并推动彼此交流与资源协调的重要力量，也是高利益相关主体。企业可以为成人学习者提供先进的学习设备和有针对性的技术培训，帮助成人学习者了解企业所需，更好地进入并融入工作场所。企业是技术开发主体，也是数字人才培养的主体，企业的需求在成人教育数字人才培养中起着“风向标”的作用。
综上所述，以上四个利益相关主体共同构成了成人数字素养提升教育的利益相关者关系框架(见图1)。
Figure 1. Stakeholder relationship framework for adult digital literacy education
图1. 成人数字素养教育的利益相关者关系框架
以上四个主体共同构成了“政府主导、企业指引、成人教育机构实施、社区共同参与”的新发展格局。新格局的构建不能仅由政府的主导调控与成人教育机构的调节实施，还需要企业对政策的积极回应、企业与成人教育机构人才培养合作与供需协调、成人教育机构与社区的资源共享与协作共治以及社区对政府政策的反馈。
3. 成人数字素养教育的内涵与面临的困境
3.1. 成人数字素养教育的内涵
《纲要》对以往研究进行概括与总结，并首次在官方文件中清晰界定“数字素养”的概念。因此，本研究采用《纲要》中“数字素养”的概念，即：数字社会公民学习工作生活应具备的数字获取、制作、使用、评价、交互、分享、创新、安全保障、伦理道德等一系列素质与能力的集合[11]。因此，针对成年人所开展的这类教育，即为成人数字素养教育。
3.2. 成人数字素养教育的困境分析
当前成人数字素养教育存在资源供给不足、人才培养成效不显著、人才培养方向与企业需求有悖等困境。系统分析其面临的困境，对于有效贯彻我国全民数字素养提升政策、提升数字素养人才培养质量至关重要。
1) 政府：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政策落实“打折”
高效的公共服务与包容的公益服务需要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的积极应对。然而，部分地区成人数字素养提升政策未有效落实，消极执行；推进数字无障碍环境建设方面仍有短板弱项；统筹能力不足，推进乡村数字素养与技能工作简单粗放等。可见，尽管国家对成人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展现出强力支持，但是部分地方政府在执行时与政策目标之间存在差距，导致政策落实无法达到预期。
2) 社区：管理体制机制不健全，发展目标不明晰
为响应建设“学习型城市”，部分地区尝试了由政府引领，汇聚民政、人力资源、教育、文化旅游、司法等多个部门的力量，共同参与推动社区教育的发展[2]。然而，受限于管理体制的不完善和机制运行的不顺畅，其成效并未达到显著水平。同时，在我国很多地区，社区形同虚设，社区无法发挥其自身强大的数字素养提升作用，社区自身的发展目标不明晰，导致社区的数字素养教育参与度低。
3) 成人教育机构：师资储备与教育资源有限
成人教育机构难以支撑数字人才的培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师资储备不足。成人教育机构缺乏数字化专业师资，很难有效地将数字素养融入教学内容与方法。其次，培养质量难获认可。成人学习者在机构中所学习的数字知识难以转化成可供验证的能力，缺乏社会认可度高的学习成就认证方式与平台。最后，数字教育资源与企业需求匹配度不足。教育内容与企业所需脱节，机构人才供给无法匹配企业的岗位需求。
4) 企业：参与积极性不高，横纵合作动能缺乏
长期以来，企业和成人教育机构是“松散结合”的关系，企业并没有从自身发展情况和需求出发发挥自身的办学主体作用。其次，企业参与积极性低，表现在：企业的投入意愿相对较低(如预算投入、人员投入等)；企业接收学生数字学习实践的主动性低；并未将与成人教育机构的合作纳入长期人力资源规划与未来战略规划等。
4. 成人数字素养教育的现实进路
在充分了解成人数字素养提升面临的困境的前提下，提出成人数字素养教育的发展路径。
4.1. 构建以政府为主导，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的责任共同体
构建成人数字素养责任共同体，应针对当前数字人才供给不足、资源分布不均等问题，以满足社会多层次、多样化的人才需求为出发点，以多方主体共治共建为手段，不断优化数字人才供给环境。首先，在构建成人数字素养责任共同体的过程中，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持续评估和改进成人数字素养计划，构建数字化技能认证框架与终身学习服务支持系统。此外，计划应与新兴技术保持同步，确保其在不断变化的数字环境中保持相关性和影响力。同时，地方政府应当努力实现成人数字素养由机构主导向政府主导的转变，在顶层设计层面合理布局与统筹成人数字素养资源供给，调节社区、成人教育机构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促成协同共治、供需平衡的治理与供给环境。
4.2. 健全社区教育管理体制，在发展中把握自身定位
社区不仅要健全管理体制，更要结合自身优势把握定位，借助数字化技术，优化社区服务流程，推动社区服务向更加精准化、细致化的方向迈进。第一，通过利用现有的社区资源和专业知识，通过互联网社区建立成人数字素养教育项目支持网络。重点关注较为年长的学习者，满足他们的特定需求，促进老年人数字融入，维护他们的学习权利。其次，社区需跳出狭隘的概念框架，引进更具数字包容性的在线社区。利用在线社区促进成人学习者之间的同伴协作和知识共享，培养集体学习意识。最后，社区应积极宣传数字伦理道德准则，让学习者在使用数字资源时承担相应责任并履行网络义务。
4.3. 建立以成人教育机构为主体的数字专业人才培养体系
成人教育机构是实施成人数字素养教育的“主力军”，不仅影响着人才培养质量，也关乎着企业用工质量，更与政策的落实紧密相关。一方面，实施教育工作者数字技能培训计划，为教育者提供适配性高的教学策略。通过数字研讨会和专业培训，提升教育工作者的教学技能，给予学习者包容性与有效性兼备的学习体验，促进成人学习者的终身数字学习。另一方面，通过与领先的技术公司合作，为学习者提供先进的学习设备，利用人工智能评估学习者的学习偏好，为成人学习者定制课程，使其自主安排学习进度。这种合作不仅提升了成人学习者的参与度、稳定性和整体学习效果，还为成人学习者提供了潜在的就业途径。
4.4. 探索政策指引下企业为主体、机构为支撑的企教共育模式
企教共育模式的建立需优先推动企业重要办学主体作用落地见效，深化企教融合，营造良性数字人才培养环境。首先，企业应自觉承担社会责任，用技术造福社会，助力移动学习与微型学习的普及，为成人提供灵活性的数字学习，助力终身学习。其次，企业应主动接纳成人学习者参与数字实践，并将数字素养与软件技能培训相结合，让成人学习者在实践中不断培养团队合作与沟通能力。最后，企业应将与成人教育机构的合作纳入长期人力资源规划与未来战略规划，积极参与成人教育机构的管理，为成人教育机构有效开展成人数字素养教育提供指导与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