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青少年时期是个体心理发展和人格形成的关键阶段，这一时期的心理健康问题往往对其未来的生活产生深远影响。内外化问题行为，如焦虑、抑郁、退缩等，是青少年常见的心理困扰之一，其发生不仅与青少年的个人特质有关，还与家庭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父母间频繁、激烈的冲突是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重要风险因素(Zhao et al., 2023)，而父母离间行为对个体心理适应(Tavares et al., 2020)及亲子关系具有显著的短期与长期负面影响(Verrocchio et al., 2019)。Harman等(2018)视父母离间为一种特殊的家庭暴力形式，涉及复杂的敌对与人类攻击。美国心理协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23)定义父母离间为孩子被一方父母操纵，以反对并拒绝与另一方父母接触的现象。父母离间包含三个核心要素：孩子对目标父母的持续性排斥或诋毁、非理性的敌意拒绝态度，以及这种敌意并非基于被拒绝父母的实际负面经历(von Boch-Galhau, 2018)。父母离间常与婚姻分离和离婚背景相关，在家庭司法领域引发争议和两极分化立场(Johnston & Sullivan, 2020)。Gardner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父母离间综合症”概念，认为这是一种儿童心理障碍，具有八种特定症状，并可根据程度分为高中低三个水平(Zakhour et al., 2023)。为便于临床诊断，学者提出父母离间的相关模型，如Baker的四因素模型和Bernet与Greenhill的五因素模型，均用于评估儿童所受父母离间的形式和程度(Baker, 2020; Bernet & Greenhill, 2022)。
尽管“父母离间综合症”这一概念面临质疑，其争论焦点集中在它是否确实构成一种“综合症”以及该“综合症”的实际存在性上(Harman et al., 2019)，主要是因为该诊断目前尚未得到专业组织的广泛认可，而且现有的研究大多依赖于主观的意见和意识形态，缺乏足够充分的科学论证以及实证数据的有力支持。因此，探究父母离间行为对青少年内化问题行为的影响，以及亲子关系在这一过程中所起到的中介作用，对于进一步深化我们对家庭系统工作的理解，以及更好地指导离婚家庭心理健康从业者的实践活动，具有非常重要的实际意义。本研究假设亲子关系在父母离间与青少年内外化问题行为间起中介作用(H1)，中介模型图见图1。
Figure 1. Diagram of the mediation effect model
图1. 中介效应模型图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2023年4月~2024年8月，选择青少年群体及其父母为研究对象。为确保研究的代表性和有效性，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式。根据地域、学校类型(如公立与私立)、年级等因素对目标青少年群体进行分层；然后，在每个层内随机选择一定数量的学校或班级作为样本点；从这些样本点中随机抽取青少年及其家庭参与研究。
纳入标准：① 青少年须处于特定的年龄范围内(12岁至25岁)；② 青少年及其家庭需同意参与本研究，并愿意提供真实、准确的问卷填写信息。
排除标准：① 青少年患严重精神疾病或残疾；② 家庭中存在持续的、严重的身体或心理暴力行为；③ 青少年在参与研究前半年内经历了重大生活变故(如父母离异、亲人去世、严重疾病等)。
2.2. 调查方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共发放800份问卷，最终收回713份，回收率为89.12%。调查对象为713名家长和青少年。通过分层随机抽样的方式选取样本，按照学校的类型和地理位置对目标中学进行分层，然后在每个层次中随机选取学校和班级，再从选定的班级中随机抽取符合纳入标准的学生及其家长进行问卷调查。调查问卷包括父母离间行为量表、亲子关系量表以及青少年内外化问题行为量表。问卷由研究团队发放并指导填写，调查完成后统一收回进行数据分析。
2.3. 调查工具
2.3.1. 父母离间量表
Baker和Eichler编制的贝克策略量表(Baker Strategy Questionnaire, BSQ)是使用最为广泛的父母离间行为测量工具之一(Baker & Eichler, 2014)，该量表设计为单因素结构，包含20个项目，全部采用正向计分，并使用Likert-5点计分法，计分范围从0 (从未发生)至4 (总是如此)，被广泛应用于各类父母离间行为的测评之中(Miralles et al., 2023; Kumar, 2024; Crittenden & Spieker, 2023; Hertz et al., 2023)。本文使用贝克策略量表对父母离间进行调查。
2.3.2. 亲子关系量表
该问卷共20个项目，量表采用5级计分，从1“很不符合”到5“非常符合”，分数越高说明亲子关系越好(王美萍，张文新，2007)。研究表明该量表具有良好信效度(张连秀，2019)。
2.3.3. 青少年内化问题行为量表
该量表由Achenbach编制，池丽萍和辛自强修订，量表包括两个维度，分别为外化问题行为和内外化问题行为，共40道题目，本文采用量表中的内外化问题行为，量表采用5级计分，从1“很不符合”到5“非常符合”，分数越高说明个体的问题行为越严重(池丽萍，辛自强，2003)。研究表明该量表具有良好信效度(杨冬妮，2017)。
2.4. 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的数据处理和模型检验采用了Mplus和SPSS软件。运用SPSS对各变量进行描述性分析和相关性分析，以了解样本的基本特征和变量之间的关系。使用Mplus对亲子关系在父母离间行为与青少年内外化问题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采用最大似然估计(MLM)方法进行参数估计，并使用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方法检验中介效应。若所得的95%置信区间不包含零，则表明中介效应显著。
3. 结果
3.1. 一般人口学特征
本研究对象的人口统计学分析结果显示如表1，性别方面，男性占比为60.58% (432人)，女性占比为39.41% (281人)。在年龄分布上，18岁以下的青少年占73.22% (522人)，而18至25岁之间的青少年占26.79% (191人)。父母的最高学历中，初中及以下学历的占8.27% (59人)，高中或中专学历的占27.35% (195人)，大学专科学历的占29.45% (210人)，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占34.92% (249人)。在父母婚姻状况方面，处于婚姻存续状态的占51.89% (370人)，而离异家庭的占48.11% (343人)。这些数据为进一步分析父母离间行为对青少年内外化问题行为的影响提供了重要的背景信息。
Table 1. General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表1. 一般人口学特征
选项 |
频率 |
百分比 |
有效百分比 |
累积百分比 |
性别 |
男 |
432 |
60.58 |
60.58 |
60.58 |
女 |
281 |
39.41 |
39.41 |
100.00 |
年龄 |
小于18岁 |
522 |
73.22 |
73.22 |
73.22 |
28~25岁 |
191 |
26.79 |
26.79 |
100.00 |
父母的最高学历 |
初中及以下 |
59 |
8.27 |
8.27 |
8.27 |
高中/中专 |
195 |
27.35 |
27.35 |
35.62 |
大学专科 |
210 |
29.45 |
29.45 |
65.07 |
大学本科 |
249 |
34.92 |
34.92 |
100.00 |
父母的婚姻状况 |
婚姻存续 |
370 |
51.89 |
51.89 |
51.89 |
离异 |
343 |
48.11 |
48.11 |
100.00 |
3.2. 共同方法偏差控制和检验
本研究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进行共同方法偏差的检验，提取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10个，同时首个因子的变异量为30.04%，小于40%的临界标准，由此可得本次量表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3.3. 相关性分析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见表2)，父母离间与亲子关系显著负相关，亲子关系与内外化问题行为显著负相关，父母离间与内外化问题行为显著正相关，年龄与内外化问题行为显著正相关。
Table 2.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s (N = 713)
表2. 相关分析结果(N = 713)
变量 |
M |
SD |
1 |
2 |
3 |
4 |
5 |
父母离间 |
3.21 |
0.78 |
1 |
|
|
|
|
亲子关系 |
3.55 |
0.65 |
−0.454** |
1 |
|
|
|
内外化问题行为 |
2.88 |
0.70 |
0.437** |
−0.526** |
1 |
|
|
性别 |
1.45 |
0.50 |
0.100* |
−0.153** |
0.091* |
1 |
|
年龄 |
16.8 |
1.50 |
0.050 |
−0.073 |
0.263** |
−0.019 |
1 |
注：*表示p < 0.05，**表示p < 0.01，***表示p < 0.001，下同。
从表2中的相关分析结果表明，父母离间与亲子关系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r = −0.454, p < 0.01)，这一结果直指父母间的紧张关系或离异倾向往往伴随着亲子关系的削弱。同时，父母离间还与内外化问题行为(如抑郁、焦虑等)呈正相关(r = 0.437, p < 0.01)，父母不和可能增加孩子罹患内外化问题行为的风险。性别方面，男孩相较于女孩，其性别与父母离间之间呈现出微弱的正相关(r = 0.100, p < 0.05)，年龄对于父母离间状态的影响则显得微不足道(r = 0.050, p > 0.05)，表明年龄并非驱动父母关系变化的主要因素。亲子关系不仅与父母离间负相关，还与内外化问题行为显著负相关(r = −0.526, p < 0.01)，亲子关系与性别之间也存在显著的负相关(r = −0.153, p < 0.01)，性别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亲子关系的体验。内外化问题行为除了与父母离间和亲子关系紧密相关外，还与年龄正相关(r = 0.263, p < 0.01)，表明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出现内外化问题行为的可能性也在逐步增加。相比之下，性别与年龄之间的相关性则极为微弱(r = −0.019, p > 0.05)，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表明在该数据集中，性别和年龄之间并未展现出明显的相互影响。
3.4. 亲子关系的中介效应检验
3.4.1. 中介模型拟合评估
本研究使用结构方程模型(SEM)来检验亲子关系在父母离间和青少年内外化问题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评估模型拟合结果如表3，卡方自由度比χ2/df < 2，均方根误差近似值RMSEA < 0.05，比较拟合指数CFI > 0.90，增值拟合指数TLI > 0.90，标准化均方根残差SRMR < 0.08，该结构方程模型在探讨父母离间与青少年内外化问题行为之间的关联时，展现了较高的拟合度和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模型拟合良好。
Table 3. Evaluation index of mediating model fit
表3. 中介模型拟合评估指标
指标 |
χ2/df |
RMSEA |
CFI |
TLI |
SRMR |
|
1.895 |
0.032 |
0.961 |
0.952 |
0.030 |
3.4.2. 父母离间、亲子关系和青少年内外化问题行为的回归分析
以父母离间为自变量，青少年内外化问题行为为因变量，亲子关系为中介变量，年龄、性别为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回归分析结果见下表4。结果显示，父母离间与亲子关系回归效应显著(ΔR2 = 0.569, F = 31.463, p < 0.001)，亲子关系在父母离间和青少年内外化问题行为之间回归效应显著(ΔR2 = 0.601, F = 32.952, p < 0.001)。
Table 4. Regression analysis of parental estrangement,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and adolescent externalization problem behavior
表4. 父母离间、亲子关系和青少年内外化问题行为的回归分析
预测变量 |
模型1 (亲子关系) |
模型2 (内外化问题行为) |
β |
t |
β |
t |
父母离间 |
−0.504 |
−16.71*** |
−0.463 |
−5.31*** |
亲子关系 |
|
|
0.532 |
11.20*** |
R2 |
0.569 |
|
0.601 |
|
F |
31.463*** |
|
32.952*** |
|
注：***表示p < 0.001。
3.4.3. 亲子关系在父母离间和青少年内外化问题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
为探讨父母离间对青少年内外化问题行为的显著影响的内在机制，在研究中进一步引入亲子关系作中介变量代入结构方程模型，结果如下表5。结果显示，χ²/df < 3，RMSEA < 0.05，CFI > 0.90，TLI > 0.90，SRMR < 0.08，模型拟合良好。图2的结果显示，父母离间对亲子关系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β = −0.504, p < 0.001)，即父母间的离间程度加深会直接导致亲子关系的恶化。这一恶化进而显著地增加了青少年内外化问题行为(β = −0.532, p < 0.001)的发生，意味着良好的亲子关系能够作为一道屏障，有效减少青少年面临的心理与行为问题。
Table 5. Intermediate model fitting index
表5. 中介模型拟合指标
指标 |
χ2/df |
RMSEA |
CFI |
TLI |
SRMR |
|
2.015 |
0.041 |
0.973 |
0.968 |
0.030 |
Figure 2. Diagram of the structure model of intermediate effects
图2. 中介效应结构模型图
使用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法(重复抽样5000次)对亲子关系在父母离间与青少年问题行为的中介效应进行路径分析，结果见表6。
表6结果显示，亲子关系在父母离间对青少年内外化问题行为的影响中起到了显著的中介作用。路径1 (父母离间→亲子关系→内外化问题行为)的中介效应值为0.213，占总效应的57.10%，表明亲子关系在这一路径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这一中介效应的95%置信区间(0.176至0.252)完全不包含零，强烈支持了中介效应的存在。
Table 6. Mediated effect path analysis
表6. 中介效应路径分析
|
效应值 |
相对中介效应 |
95%置信区间 |
下限 |
上限 |
父母离间→亲子关系→内外化问题行为 |
0.213 |
57.10% |
0.176 |
0.252 |
父母离间→内外化问题行为 |
0.160 |
42.89% |
0.102 |
0.218 |
总效应 |
0.373 |
100.00% |
0.320 |
0.427 |
直接路径(路径2：父母离间→内外化问题行为)的效应值为0.160，占总效应的42.89%，其95%置信区间(0.102至0.218)同样显著，表明即使考虑到亲子关系的中介作用，父母离间仍直接对青少年内外化问题行为有重要影响。总效应(0.373，置信区间为0.320至0.427)则进一步确认了父母离间与青少年内外化问题行为之间的整体关联强度。
综上所述，亲子关系在父母离间影响青少年内外化问题行为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用，同时父母离间也直接对青少年内外化问题行为有贡献。这一发现对于理解家庭环境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并提示了未来干预策略可能需要同时关注改善亲子关系以及减少父母之间的冲突。
4. 讨论
4.1. 父母离间对青少年内外化问题行为的影响
本研究表明，父母离间对青少年内外化问题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随着父母离间程度的加重，青少年内外化问题行为的得分也相应增加。这一结果与先前研究相一致(Isailă & Hostiuc, 2022; Harman et al., 2021)，支持了父母离间对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健康的不利影响。父母离间可能导致青少年感到焦虑、抑郁和孤独，从而引发内外化问题行为(Meland et al., 2024)。家庭环境的稳定性对青少年的心理发展至关重要，父母的冲突和分离可能使青少年缺乏情感支持，进而影响其情绪调节能力和自我价值感(Harman et al., 2022)。因此，干预措施应关注如何减少父母离间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例如提供家庭治疗和心理支持，以改善家庭关系和增强青少年的应对能力。
4.2. 亲子关系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进一步探讨了亲子关系在父母离间与青少年内外化问题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显示，亲子关系在二者之间起到显著的中介作用。父母离间通过负向影响亲子关系，进而导致青少年内外化问题行为的增加。这一结果强调了亲子关系的重要性，表明良好的亲子关系可以缓解父母离间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Hands & Warshak, 2011)。因此，在临床干预中，改善亲子关系应作为重点，帮助父母和青少年建立积极的互动和沟通，以减轻家庭冲突带来的心理压力。这一结果还提示教育工作者和心理健康专业人员应关注家庭动态，尤其是在处理青少年心理问题时，应考虑家庭背景和亲子关系的质量，以便提供更有效的支持和干预。
4.3. 家庭环境与青少年心理健康的紧密联系
本文的研究结果揭示了家庭环境，特别是父母离间与亲子关系，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显著影响。通过相关分析，发现父母离间不仅直接关联着青少年内外化问题行为的增加，还通过恶化亲子关系这一中介路径，间接加剧了青少年的心理困扰。这一发现强调了家庭作为青少年成长重要场所的不可替代性，以及父母关系和谐对于孩子心理健康发展的至关重要性。
亲子关系的显著负向预测作用，即亲子关系越好，青少年表现出的内外化问题行为越少，进一步印证了温暖、支持的家庭氛围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积极保护作用。性别与多个变量之间的弱相关也提示我们，在探讨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时，不应忽视性别差异可能带来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在本研究中相对较小。年龄与内外化问题行为的正相关关系，说明青少年时期是心理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心理问题易发的阶段。随着年龄的增长，青少年面临的学业压力、社交挑战等逐渐增多，这些外部因素可能与家庭环境相互作用，共同影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状况。
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加深了大众对家庭环境与青少年心理健康之间关系的理解，也为未来的干预措施提供了重要参考。为了促进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发展，家庭、学校和社会应共同努力，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加强亲子沟通，同时关注青少年的年龄特点和性别差异，提供有针对性的支持和帮助。
5. 小结
本研究探讨父母离间对青少年内外化问题行为的影响，并分析亲子关系在这一关系中的中介作用。对713名中学生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父母离间显著与青少年内外化问题行为呈正相关，随着父母离间程度的增加，青少年内外化问题行为的得分也相应上升。研究发现亲子关系在父母离间与青少年内外化问题行为之间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用。父母离间对亲子关系产生负向影响，而良好的亲子关系则能有效降低青少年内外化问题行为的发生。因此，建议在家庭干预和心理支持中重视亲子关系的改善，以缓解父母离间对青少年内外化问题行为的负面影响。
致 谢
在本文的尾声，我怀着无比感激的心情，向所有在论文撰写过程中给予我帮助和支持的人表达我最诚挚的谢意。首先，特别感谢我的导师项锦晶副教授，从论文选题到最终定稿，项教授始终以其深厚的学术造诣、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无私的奉献精神给予我悉心的指导和不懈的支持。其次，感激我转载与引用权限的资料、文献的作者们，以及那些拥有卓越研究思想与设想的先驱者们，您们的辛勤耕耘与卓越成就，不仅为我的研究工作铺设了坚实的基石，更为我提供了无尽的素材与灵感源泉，让我在学术探索的浩瀚海洋中自由航行，勇敢地追寻着真理的璀璨光芒。这份感恩，将化作我前行的不竭动力，激励我在学术道路上不断前行，力求有所贡献。总之，本研究的顺利完成离不开各方的支持与帮助。我在此再次向所有给予我帮助的人士表示最诚挚的感谢与最崇高的敬意。没有各位的帮助和支持，我不可能顺利完成这篇论文，这份感激之情，将伴随我研究的每一步，成为我不断前行的动力源泉，让我在未来的学术道路上继续努力。
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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