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教子》选自《颜之推•颜氏家训》(第二篇)。《颜氏家训》是中国家庭教育理论著作的宝贵遗产，有“家训之首”之称，历朝历代的教育家都对其推崇备至。《颜氏家训》共有七卷，二十篇，其内容涉及十分广泛，包括家庭教育理论，处世为学，古文字等方面。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而完整的家训理论巨著，《颜氏家训》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但它与其他中国典籍有所区别在于《颜氏家训》是中国学者自发翻译传播的。目前，《颜氏家训》有三部内容完整且高质量英译本，分别是1968年荷兰博睿学术出版社出版的留美学者邓嗣禹译本[1]，2004年，外文出版社出版的宗福常译本[2]，以及田晓菲撰写的《颜之推全集》英译本，从相关研究看，目前学界对田晓菲译本暂无相关研究[3]。
从相关研究看，《颜氏家训》在英语国家的传播与接受能力不足，因此加大针对英国国家的典籍的输出力度，吸引更多英语国家对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的研究传播十分有必要[4]。本文选取了荷兰博睿学术出版社1968年出版的留美学者邓嗣禹英译本和外文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宗福常英译本，对其中的《教子》篇进行对比研究。选取这两位译者译作的主要原因是：第一，这两个译本出版后受到学界的关注最多，且译本完整质量高。第二，从两个文本翻译内容对比来看，译者之间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译者差异性明显，有利于进行对比研究。此外，中华典籍要想在国外广泛传播，做好英译工作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5]。本文将以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为基础，结合译内行为和译外行为两个维度，探讨邓嗣禹英译本和宗福常《颜氏家训》英译本中《教子》篇的翻译，希望能推动中国文化典籍在世界的传播与翻译。
2. 译者行为批评理论
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是翻译批评理论的一种，学者周领顺在2010年提出，该理论对国内翻译界有着重要影响，作为我国的原创性翻译理论，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推动了“翻译批评学科的进一步细化”，使其进入到“翻译内外相结合的翻译社会学研究阶段”[6]。传统的翻译批评关注中心在文本内，忽视译者“社会人”的角色，只将译者局限在“语言人”的角色上。相比之下，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则以译者为研究对象，兼顾译者“语言人”和“社会人”的双重身份，它关注翻译过程中影响译者的各种因素，解释译者行为背后的意志和动因，是基于人本、兼顾文本的动态研究。在该理论下，译者的行为是“语言性翻译行为(译内行为)和超越翻译的社会性非翻译行为(译外行为)的总和”[7]。“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是译者行为批判理论的核心。译者为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或者社会需求，全面或部分挖掘原文语言内涵意义的行为，可称之为“求真”；而在准确传达于原文语言意义的基础上，为满足务实性采用的策略和方法，则谓之“务实”。求真与务实二者相互制衡，其中求真是务实之基石，对务实构成制约，而务实虽高于求真，却又不可轻视求真，否则将突破翻译之界限，走上非译之极端。综上所述，应以求真为根本，同时兼顾务实。由此观之，“译者总是在求原文之真(求真)和求译文之用(务实)之间努力维持着心目中的平衡。”[8]
译者行为批评理论认为，翻译活动有三大主体，作者、译者和读者。在作者、译者和读者三者中，“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是意志体，译文中自然会融人译者的意志[5]”。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则抓住了问题的核心和关键，关注译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有利于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和评价翻译作品。本文在对邓嗣禹和宗福常二人英译本进行对比分析时，将两位译者看作意志体的人,承认译者的语言性和社会性，分别从“译内行为”和“译外行为”两个层面出发，结合“求真–务实”译者行为连续统评价模式对其进行研究。
3. 《教子》译者行为比较
3.1. 译内行为
根据译者行为批评理论，译者具有语言人和社会人两种身份属性。译内行为指的是译者在充当“语言人”时如何实施再现原文意义行为以及扮演“社会人”角色下时如何展现译文的社会性行为。译内行为主要是在语言层面挖掘出译者行为出现的内因，主要体现在译者在处理翻译问题时，怎样在语言层面处理好原文和译文的关系，展现原文的真实内涵，因此，译者此时的翻译目标则是最大程度上地展现原文语言想要呈现的内涵意义。本文将按照，词汇、句法、修辞三个方面对比分析邓嗣禹《教子》译本和宗福常《教子》译本的译内行为及其译本效果。
3.1.1. 词汇层面
例1：“原文：及太子即位，王居别宫，礼数优僭，不与诸王等；太后犹谓不足，常以为言。”
邓译：When the heir apparent came to the throne, the prince lived in a detached palace; he had special privileges and was not treated like the other princes. His mother was still dissatisfied and constantly said so.
宗译：Later, when the crown prince ascended the throne, Yan was rehoused in the Northern Palace. Alone of his brothers, Yan continued to receive special treatment. Yet his mother often complained that not enough had been done for him.
北齐太子高纬的同母胞弟琅琊王高俨，生来就天资过人，深得皇帝和皇后的喜爱，日常饮食起居和太子没有区别。太子高纬即位后，琅琊王的待遇依旧非常的优厚，但他的母亲却依然觉得给的不够多。“太子”，指的是古代帝王依照法定程序确认的王位继承者，通常是皇帝或国王的嫡长子，在皇帝驾崩后继承皇位。例1中，关于“太子”的翻译，邓译本采用了“heir apparent”，该词准确地表达出帝国皇位继承人这一含义，但中国古代的太子，通常是有非常隆重的册封仪式，而该词侧重表达继承人的身份和地位是显而易见的，而对其身份地位的正式程度表达方面还值得思考。宗译本使用了“crown prince”，该词在国际上被广泛使用，与西方文化中继承人的称谓相对应，与“太子”的含义相符且能够被大多数的英语读者所理解。另外，对于例1中“别宫”的翻译。“别宫”指的是正式寝宫以外的宫室，邓译本采用了“detached palace”，该词准确地传达了“别宫”与主宫殿分离、独立存在的特点，同时也彰显了居住者身份的尊贵和特殊。而宗译本把该词译为了Northern Palace，侧重于对“别宫”所处具体地点的描述，翻译简洁明了，但如果目标语读者不了解背景信息，可能会将其看成普通宫殿，将无法体现居住者的权力、地位、的象征。
例2：“古者，圣王有胎教之法。”
邓译：The ancient sage-kings had rules for pre-natal training.
宗译：In ancient times, great kings believed in prenatal education.
在这两个译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它们都试图传达相同的核心概念，即古代圣王重视胎教。然而，在用词上有所区别。邓译使用了“rules for pre-natal training”，这里的“training”强调了胎教的实践性和系统性，暗示了一系列具体的方法和步骤。宗译则使用了“believed in pre-natal education”，这里的“education”则更偏向于理念和原则，强调了胎教的教育性质和对未来发展的影响。从这两个译文中，我们可以看出邓译更侧重于胎教的操作层面，而宗译则更侧重于胎教的哲学和教育理念。这两种不同的翻译方式反映了译者对原文意图的不同理解和解释。
例3：“孔子云“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是也。”
邓译：Confucius was right in saying, “What is acquired in babyhood is like original nature; what has been formed into habits is equal to instinct.”
宗译：Confucius means the same when he says, “Practices acquired from childhood are almost inborn, and habit is second nature.”
原文可以解读为儿童时期形成的习惯和特质就像天生的一样根深蒂固，习惯一旦养成，就会像本能一样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对“习惯如自然”的翻译。“如自然”意味着习惯一旦养成，其作用和影响就如同人的天性或本能一样自然而然，无需刻意去维持。在邓译中，它被翻译为“what has been formed into habits is equal to instinct”。“equal to instinct”直接将习惯与本能等同起来，强调了习惯的强烈影响力，以至于它们变得和本能一样不可抗拒和难以改变。这种翻译方式凸显了习惯的强大力量，以及它们在个人行为和性格发展中的基础作用。宗译使用了“habit is second nature”。这个短语在英语中是一个常用成语，意指习惯成为了人的第二本性，即习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它们在个人的行为和思维模式中占据了类似于天性的地位，该译文不仅传达了习惯的重要性，而且还隐含了习惯是可以后天养成的，尽管它们的影响力可以与生俱来的天性相媲美。
通过对比这两个译文，我们可以看到它们都在尝试传达习惯对个人行为的深刻影响，但采用了不同的方式。邓译更加强调习惯与本能的等同性，而宗译则使用了更为普遍接受的英语成语来表达习惯作为第二本性的概念。两种译文都成功地传达了原文的含义，但宗译因其使用地道的英语成语而可能更容易被英语母语者接受和理解。
3.1.2. 句法层面
例4：“当以疾病为谕，安得不用汤药针艾救之哉？又宜思勤督训者，可愿苛虐于骨肉乎？诚不得已也。”
邓译：We should take illness as an illustration. If drags, medicines, acupuncture and cautery are not used, can there be any cure ? Should we think, then, that those who are strict in reproving and training are cruel to their own flesh and blood? No, indeed, they have no choice!
宗译：But consider a sick child. Can he be cured without the administration of concoctions, acupuncture or moxibustion? Then consider those didactic, unsparing parents. Do they choose to be hard on their own flesh and blood? Certainly not: they are only bowing to necessity.
例(4)想要表达的意思是：就拿生病来打比方吧，想要病好，怎么能够不喝药，不行针，不用艾熏这些办法呢？想想那些勤于督促教导自己孩子的父母，难道他们忍心苛责虐待自己的亲生骨肉吗？他们也是不得已啊。原文使用了排比和反问的句式，以期增强文章的感染力和说服效果，且句式整齐，节奏分明具有旋律美。从句式结构上来看，邓译文使用了陈述句和疑问句的句式结构，相对简单，易于理解。相比之下，宗译文通过两个并列的疑问句很好地保留了原文的排比句式，传达原文的反问语气，具有感染力，译文读起来更加生动。《教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从译文的篇幅来看，宗译文简介明了，普通读者易于接受。邓译文篇幅稍长，且在用词选择方面，译文学术性更强，用词丰富，追求变化，这也体现了译者的语言素养。
这些差异主要是由于两位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导致的，邓嗣禹曾留学于国外，具有深厚中西方学术背景，加上邓嗣禹处于中国动荡时期，其翻译目的主要是为了研究和交流，因此他的译本偏向于学术性和专业性，注重对原文的忠实度和学术价值的提炼，在翻译方法上总体偏向于异化策略，大多通过直译和详细的注释来传达原文的精神，以期保留原文风格。
相反，宗福常的译本具有通俗性和普及性，因其译本的诞生时间正好赶上中国文化“走出去”政策，主要目的是让世界看到中国文化，听懂中国声音，传播中国典籍文化。因此宗福常更注重对目标语读者的接受度，在翻译方法上，其译本采用了归化为主的策略，使得译文更加贴近目标语言的习惯，易于被广大西方读者所接受。同时，宗福常的译本在力求保持原文精髓的同时，更加注重务实性和读者的实际需求，呈现较高的求真度与务实性，其译本在语言表达方面就更加，简洁明了，通俗易懂。
例5：“怀子三具，出居别宫，目不邪视，耳不妄听，音声滋味，以礼节之。
邓译：Women when pregnant for three months moved from their living quarters to a detached palace where sly glances would not be seen nor disturbing sounds heard, and where the tone of music and the flavor of food were controlled by the rules of decorum.
宗译：Their consorts, when three months pregnant, were removed to a special room, where they were exposed to only such things as were considered decent for pregnant women to see or hear.
原文意为：当嫔妃怀孕三个月时，就需要搬去别处居住，眼睛不能看不好的东西，耳朵不能听不好的声音，说话、饮食都需要依照礼制来节制[9]。原文这句话是没有主语的，但在它前面还有一句“古者，圣王有胎教之法”因此可以推断出，这句话的主语应该是指皇后或者妃子，绝不是普通百姓家的妇女。两位译者在处理无主句时都采取了添加主语的方法，邓译本直接将隐藏主语补充为了“women”，在句法上符合英文习惯，但和原文意思并不全然相符合，而宗译本将隐含主语补充为“consort”保留了原文的简洁性，又具有中文的含蓄美，并且让读者能通过上下文让读者能够明确理解主语的存在。
3.1.3. 修辞层面
例6：“刘表之倾宗覆族，袁绍之地裂兵亡，可灵龟明鉴也。”
邓译：Liu Piao’s overthrow of his clan and family and Yuan Shao’s loss of territory with the destruction of his army may serve as warnings and examples.
宗译：Liu Biao forfeited his kingdom, and Yuan Shao lost his territory. Should we not take warning from these eloquent examples?
明鉴一词指青铜镜。古代科技落后，世人迷信，常以龟卜吉凶，以铜镜正形[10]，因此龟和铜镜常被用来比喻可以引以为鉴的事物。这个例子前半段讲的是那些本想厚待自己子女的父母，反而因为溺爱给他们造成了灾难，颜之推以刘表和袁绍为例，讲述了他们过分溺爱子女导致家族崩溃，失去军队和土地的严重后果。这些都是及其惨痛的教训。颜之推用刘表和袁绍意在警示后世的父母们将他们的悲惨经历作为前车之鉴，避免重蹈覆辙，不要过分溺爱子女。在处理明喻“可灵龟明鉴也”的翻译时，两位译者的翻译都没有直接提到“灵龟”这一具体意象，而是对原文的明喻进行了分析处理。邓译本的将“可灵龟明鉴也”翻译为“may serve as warnings and examples”，宗译本使用了“eloquent examples”。这样的翻译在“求真”上可能失去了一些原文的文学色彩，却便于目标读者理解原文。虽说两位译者在处理明喻时都采取了直译方法，但邓译本的用词给人印象却不够深刻，宗译本采用了“eloquent”一词，“eloquent”在某种程度上暗示了这些例子的重要性和教育意义，强调了这些例子是具有深刻含义和启示性的。
例7：“上智不教而成，下愚虽教无益，中庸之人，不教不知也。”
邓译：Those of the highest intelligence will succeed without teaching; those of great stupidity even if taught will amount to nothing; those of medium ability will be ignorant unless taught.
宗译：For the wisest, education is superfluous; for the very stupid, it is futile. But for the average man, education is essential for him to acquire knowledge and reason.
原文可以解读为：具有上等资质的人，不用教导也能成才；过于愚蠢的人，教了也没有；普通的中等人才，不教就明不了事理。汉语句式独特，无主句居多，说话人经常省略句子的主语或宾语(8)。中文母语者能够凭借语感敏锐地填补这些省略的部分，而对非中文母语，这种省略会造成理解障碍。“上智”和“下愚”在中文中作名词，可以充当主语使用，但在翻译成英语时需要将其省略的主语翻译出来，
邓译本注重对原文结构的忠实和对细节的精确表达。他在翻译中补充了原文中省略的主语和动词，利用条件状语，让英文句子与原文的逻辑关系紧密对应，这样的处理方式，增强了文本的可读性，促进了跨文化交流的理解与和谐。邓译本的处理方法对于追求学术严谨性学者和对原文高度忠实的读者十分适用，同时体现了他对“求真”的追求。宗译本则更加注重英文表达的自然流畅和易读性。他采用了更加简洁的表达方式，通过“for”结构来引导句子，使得整个句子更加紧凑和直接在保持原文核心意义的同时，也更加符合英文读者的阅读习惯，易于读者理解和吸收，与中国文化“走出去”政策相符合。
3.2. 译外行为
由译外行为批评理论得知，译者具有“社会人”和“语言人”的双重身份，因此，译者的的行为不可避免的会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其中影响译者行为的外部因素，包括译者因素、读者因素、原文因素等，本文下面将针对文化适应与转换行为、目标读者考量行为和沟通与协调行为展开讨论。
3.2.1. 文化适应
在翻译过程中，原文中的文化元素往往需要进行适应和转换，以符合目标语读者的文化背景和阅读习惯。这包括解释原文中的文化典故、调整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处理文化冲突等。文化适应与转换行为旨在确保译文在传达原文信息的同时，能够为目标语读者所接受和理解。例如，假设要将例8“书之玉版，藏诸金匮。”翻译成英文。
例8：“书之玉版，藏诸金匮。”
邓译：These rules were written on jade tablets and kept in a golden box.
宗译：The rules of such decorum were inscribed on a jade plate, which was put away in a golden cabinet.
例8这个句子在中国文化中有着深厚的含义，如，“玉版”指的是古代用来书写文字的材料之一，这里指的是用来记录胎教教诲的载体，代表了文字的权威和永恒。金匮则指的是古代用来存放贵重物品的容器，这里指的是用来珍藏胎教教诲的地方，象征着教育的重要性和神圣性。如果直接翻译可能会得到“jade edition of the book, treasured in the golden coffer”，但这种翻译虽然字面上准确，却可能无法完全传达原句的文化内涵。为了更好地适应英文文化并转换这个句子的意义，我们可能会选择一个更贴近英文表达习惯的句子，如宗译：“The rules of such decorum were inscribed on a jade plate, which was put away in a golden cabinet.”(这些礼仪规范被镌刻在玉版上，珍藏在金柜之中)，这个英文句子没有直接使用“书之玉版，藏诸金匮”的字面翻译，但通过描述这部玉版书籍被珍藏于金库中，象征着对古代智慧的尊敬，体现了对怀孕妃子极高的重视，成功地传达了原句的核心意义，即这些礼仪规范的重要性。相比之下，邓译则较为直接地翻译了原文的字面意思，将“玉版”译为“jade tablets”，“金匮”译为“golden box”。这种译法简洁明了，但在文化适应方面可能略显不足。这个例子展示了文化适应与转换行为在翻译过程中的重要性。翻译者需要深入了解两种文化的差异，并灵活调整表达方式，以确保信息的准确传递和文化的恰当表达。
3.2.2. 目标读者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需要考虑目标读者的特点，如语言习惯、文化背景、知识水平、阅读需求等。这种考量行为体现在对原文表达方式的选择、词汇的选用、句式的调整等方面。通过考虑目标读者的特点，译者可以确保译文更加贴近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兴趣，提高译文的可读性和接受度。当谈到目标读者考量行为时，译者会特别注意目标读者的文化背景、语言习惯、阅读需求和兴趣点，以确保译文能够准确传达原文信息，同时易于目标读者理解和接受。例如：
例9：原文(中文)：“衣服饮食，与东宫相准。”
邓译：His clothes and food were just as good as those of the heir.
宗译：In matters of food and clothing, he was treated on a par with the crown prince.
如直接翻译(不考虑目标读者)：“His clothes and food were just as good as the East Place.”考虑目标读者考量的翻译(假设目标读者为英语国家的青少年)：“His clothes and food were just as good as those of the heir. 或者In matters of food and clothing, he was treated on a par with the crown prince.”在这个例子中，直接翻译虽然准确地传达了原文的字面意思，但并没有考虑到目标读者的特点和需求。而考虑目标读者考量的翻译则更贴近英语国家的青少年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兴趣点。如邓将“东宫”翻译为“the heir或者宗译the crown prince”，这两种译文不仅传达了原文的文化含义，还进一步强调了居住在东宫人身份和地位的尊贵，这样的翻译不仅能准确传达了原文信息，还易于目标读者理解和接受。例9展示了目标读者考量行为在翻译中的重要性。翻译者需要根据目标读者的特点和需求，灵活调整翻译策略，以确保译文能够准确传达原文信息，同时易于目标读者理解和接受。
3.2.3. 沟通协调
翻译活动往往涉及多方参与者，如委托人、编辑、校对、读者等。在这些参与者之间，译者需要承担沟通与协调的角色。这包括与委托人沟通翻译要求、与编辑讨论译文风格、与校对确认译文质量等。通过有效的沟通与协调，译者可以确保翻译活动的顺利进行，并满足各方参与者的需求和期望。当涉及沟通与协调行为时，翻译不仅仅是字面上的转换，更是跨文化和跨语言的桥梁，旨在确保信息在不同语言和文化背景中的准确传递和理解。例如：例10。
例10：原文(中文)：“父子之严，不可以狎；骨肉之爱，不可以简。”
邓译：“Relations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should be dignified without familiarity; in the love between blood-relations there should be no rudeness.”
宗译：A father should be awe-inspiring, and not too familiar with his children, for familiarity breeds contempt.
如果将例10直接翻译成(不考虑沟通与协调)：“The strictness between father and son should not be familiar; the love between relatives should not be simple”。若将例10的原文翻译成(假设目标读者为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家庭和社区成员)，则考虑了翻译的沟通性与协调性。在这个例子中，直接翻译虽然传达了句子的基本含义，但没有充分考虑到沟通与协调在跨文化交流中的重要性，也没有认识到“严”与“狎”、“爱”与“简”之间的深刻含义，以及这些关系在跨文化家庭环境中的重要性。而考虑沟通与协调的翻译则更深入地解释了这两组关系的本质。而邓译和宗译则强调了父子关系中应有的尊严和尊重，并指出“狎”(过分亲近而失去尊重)是不恰当的。其次，它指出家庭成员之间的爱不应被简化或轻视，真正的爱需要真诚和关注。这种翻译方式更符合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家庭成员之间的沟通和理解需求，有助于促进家庭成员之间的和谐与理解。这个例子展示了沟通与协调行为在翻译中的重要性。翻译者需要深入理解原文的含义，并考虑目标读者的文化背景和沟通需求，以确保译文能够准确传达信息，并促进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有效沟通与合作。
4. 结语
《教子》是中国传统家庭文化的精华，对其进行翻译研究，有利于向世界弘扬中国的优秀家庭文化，也有助于国内家庭教育的发展。本文以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借助“求真–务实”译者行为连续统评价模式，对比分析了邓嗣禹英译本和宗福常英译本。在译内行为层面，从词汇、句法和修辞三个方面对邓嗣禹译本和宗福常译本进行了比较；在译外行为层面，本文探讨了文化适应与转换行为、目标读者考量行为和沟通与协调行为对翻译的影响。两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时而倾向于连续统左端的“求真”，力求忠实原文，保留其文化特色和教育理念的精髓；时而倾向于连续统右端的“务实”，力求在“求真”与“务实”之间达到了较好的平衡。
基金项目
吉首大学2023年度教育家精神研究专项“平民教育思想在世界的译介与研究”(项目主持人：罗雪菲)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