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三国演义》作为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不仅以其宏大的历史背景、复杂的人物关系和精彩的情节设计吸引了无数读者，还以其独特的语言艺术，尤其是成语的巧妙运用，展现了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这些成语不仅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内涵，还以其精炼的形式、生动的表达和深刻的寓意，成为汉语表达中的瑰宝。然而，在《三国演义》的翻译过程中，尤其是维吾尔语(维译)的翻译，如何准确传递这些成语的意义与韵味，成为了一个极具挑战性的任务。
尤金·奈达(Eugene Nida)，这位杰出翻译学家在翻译领域内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卓越贡献不可小觑。为了确立源语与目的语间转换的准则，从而有效缩小两者间的差异，奈达深入挖掘翻译的本质，巧妙地从语言学视角出发，提出了广为人知的“功能对等”理论。这一理论在翻译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不仅为译者提供了明确的指导方向，还极大地促进了源语与目的语之间的沟通与理解，展现了奈达在翻译理论与实践结合方面的深厚造诣。他在这一理论中指出，“翻译时应当使用最恰当、自然且对等的语言”，这意味着译者在翻译时应注重译文在目标语言中的实际效果，使其能够与目标语言的读者产生相同的反应和感受[1]。
在《三国演义》的维译过程中，成语的翻译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成语，作为汉语语言文化的瑰宝，是历经千百年锤炼而形成的固定词组或短句。它们言简意赅，寓意深远，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和哲学内涵，是汉语表达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成语的来源广泛，有些是从神话故事中凝聚而来，有些是从历史故事中而来，有些是从诗文语句中得来，有些是从口头俗语中得来[2]。如“嫦娥奔月”、“指鹿为马”，这些成语源自古代的神话传说、历史故事，不仅讲述了动人的故事，还蕴含了深刻的道理；“温故知新”、“学无止境”则出自古代的经典文献、诗词歌赋，它们体现了古人的智慧和对知识的追求。此外，“画蛇添足”、“自相矛盾”这些成语是民间智慧的结晶，通过口耳相传，流传至今，它们以幽默诙谐的方式揭示了人性的弱点或社会现象。成语的结构多样，有的由四个字组成，如“精益求精”、“一举两得”，简洁明了，易于记忆；有的则包含更多的字数，但同样富有韵律感和节奏感，如“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些成语在表达上往往采用比喻、夸张、借代等修辞手法，使得语言更加生动形象，富有感染力。
维吾尔语成语是维吾尔民族共同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活跃在维吾尔族的口头和书面上，是维吾尔族人民在长期的语言实践中创造和积累的智慧结晶。维吾尔语成语在音节数量上没有限制，具有一定的随意性[3]。维吾尔语成语通常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构成，形成一个固定的词组。这些成语在意义上具有完整性，其含义往往不是各个构成成分意义的简单总和，而是形成了一个新的、整体的意义。例如，“tiltakkuz”这个成语，意为“诽谤、辱骂”，其含义并不是“语言”加上“使挨上”的简单组合。维吾尔语成语在结构上具有凝固性，即其词序和构成成分是固定的，不能随意调换或更改。这种凝固性使得维吾尔语成语在表达上具有稳定性和准确性，能够精确地传达出说话者的意图和情感。此外，维吾尔语成语还具有鲜明的形象性和生动的表现力。它们往往通过比喻、借代等修辞手法，将抽象的概念或情感转化为具体的形象，使得语言更加生动形象，富有感染力。例如，“ujaq-bujaqqa orylmek”这个成语，意为“翻来覆去”，通过代词“ujaq-bujaq”(这边，那边)的指代，形象地描绘出了反复无常、变化不定的情景。
总的来说，它们都是各自语言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都以独特的方式承载着民族的历史、文化和智慧。本文旨在从功能对等理论视角出发，探讨《三国演义》中成语的维译方法。通过对成语翻译的具体案例分析，本文将揭示在功能对等理论指导下，如何在保持成语原有意义的基础上，兼顾其形式、风格和文化内涵，以实现译文与原文在功能上的对等。
2. 功能对等翻译理论
功能对等理论(Functional Equivalence Theory)，是由美国杰出语言学家尤金·A·奈达(Eugene Nida)于1969年提出的翻译理论。其核心精髓聚焦于“功能对等”这一概念，奈达对此给出了精辟的定义：“译文读者应能基本上以原文读者理解和欣赏原文的方式，来理解和欣赏译文”(Nida, 2001: 87)。这一定义强调了翻译不应局限于文字表面的机械对应，而是要追求在两种语言间实现功能上的等效。这种对等不仅体现在语言层面上(如词汇、句法、篇章等)，还强调文化和交际层面的对等。
功能对等理论是翻译领域的一项重要指导原则，其核心在于确保译文读者对译文信息的反应与原文读者对原文的反应达到高度一致。为实现这一目标，翻译者需深入考虑译文读者的文化背景、语言习惯及理解能力，力求在目标语言中重现原文的精髓，使译文效果与原文相仿。
该理论涵盖形式对等与内容对等两大核心要素。形式对等关注译文与原文在表达形式上的相似性，如语法构造、修辞技巧等，旨在保持原文的文体特色；而内容对等则侧重于意义的准确传递，确保译文能精准表达原文的信息和意图。在翻译实践中，若形式对等与内容对等发生冲突，应优先考虑内容对等，以保障译文的准确性及读者的阅读流畅性。
此外，功能对等理论还特别强调文化因素的重要性。翻译者需全面了解原文的文化背景和语境，以便在译文中准确传达原文的文化内涵和深层寓意。同时，还需充分考虑目标语言的文化特性和语言规范，使译文在目标语境中显得自然、地道，避免文化隔阂或表达生硬。
综上所述，功能对等理论为翻译实践提供了一种全面而有效的指导原则。它强调翻译应追求功能上的对等，而非仅仅局限于形式上的对应，以确保译文在目标语言中产生与原文相似的效果。这一理论在翻译实践中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对于提高翻译的质量和准确性具有重要意义。通过遵循功能对等理论，翻译者能够创造出既忠实于原文又符合目标语言习惯的译文，促进跨文化交流的深入与广泛。
3. 功能对等理论在《三国演义》中成语维译的适用性
功能对等理论在《三国演义》中成语的维吾尔语翻译(维译)中具有很高的适用性。这一理论强调翻译时不仅要追求语言层面的对等，更要实现文化层面和交际层面的对等，这与成语翻译的目标高度契合。
成语是语言的精华，它们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背景。《三国演义》中的成语更是如此，它们不仅具有独特的语言形式，还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在将这些成语翻译成维吾尔语时，如果仅仅追求语言层面的对等，往往难以准确传达其文化内涵和寓意。
功能对等理论要求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充分考虑目标语言读者的文化背景和语言习惯，以便使译文在目标语言中产生与原文在源语言中相同或相似的效果。这一原则在成语翻译中尤为重要。翻译者需要深入了解成语的来源、含义和用法，同时考虑维吾尔语读者的文化背景和语言习惯，以便在译文中准确传达成语的文化内涵和寓意。
在《三国演义》成语的维译过程中，翻译者可以运用功能对等理论，采用灵活的翻译策略和方法。本文将从词汇对等出发，从语义对等、功能对等、文化对等、接受度对等方面分析《三国演义》中成语的维译方法。
4. 功能对等理论视角下《三国演义》中成语的维译方法
在汉语中多数成语不仅有表面意义，还有深层含义。《三国演义》中的成语有1000余条，是一个很好的《三国演义》研究以及成语研究的机会。汉语成语在翻译为维吾尔语过程中应该充分理解成语在文中的具体含义，联系上下文进行翻译。《三国演义》中的汉语成语在维吾尔语翻译时采用了多种翻译方法，每种方法相互变通、相互配合，贴切的翻译出了成语的真实含义，表达出了原著的真实情感。
4.1. 直译法
虽然功能对等理论的核心是功能对等，但语义对等是其基础。有些成语知道了构成成语的各个词的意义，就能了解整个成语的意义，这样的成语叫做组合性成语，在翻译这种组合性成语时要采用直译法。这种方法充分保留原语成语的修辞特征和语言特征，表达了与原文相同或相似效果。
例一：妾虽粉身碎骨，莫报万一。[4] (第8回) (第一册 第153页)
wuʤudum parɛ-parɛ, ustiχinim talqan bolup kɛtsimu qilɣan jaχʃiliqliriniŋ tymɛndin birini qajturalmajmɛn.
该成语出自曹植的《谢封甄城王表》，意思是身体和骨头粉碎而死，形容就算在达到某种目的过程中遭遇危险而丧失性命也愿意。文中指貂蝉为了报答王允的恩情，表示自己会竭尽所能的帮助王允解决所遇到的问题。译者将其译为“我的身体碎了，骨头都变成面粉了。”不仅保留了原文的意义，而且形象也相同。
例二：只见绍形容憔悴，衣冠不整。[4] (第24回) (第一册 第508页)
sun ʧjɛn χɛtni sundi, ɛmma jyɛn ʃawniŋ ʧiraji solɣun, kijim wɛ baʃ kiiimliri tɛrtipsiz idi.
“衣”是指衣服，“冠”指帽子，意思是穿着不整齐，后也形容人处于狼狈或困苦的状态。衣冠不整在文中形容袁绍因为焦虑而穿着不整齐。译者译为“衣服和穿着是凌乱的。”其中单词“tɛrtipsiz”在维吾尔语中的意思是“无条理的、杂乱的、不规则的”，用这个单词翻译出了原文的真实含义。
例三：今遇将军，如重见天日，岂忍复错过！[4] (第28回) (第一册 第581页)
bygyn sɛrkɛrdɛ ʤanabliriɣa joluquʃum, goja qujaʃni qajta kɵrginimgɛ oχʃaʃtur. bu pɛjtni ɵtkyzywetiʃkɛ qandaq ʧidajmɛn.
重见天日的意思是重新看见了天空和太阳，比喻脱离了黑暗，重新看到了希望与光明。译文意思是“再一次看到了太阳”，符合语义对等。
例四：少顷，旱寨内弓弩手亦到，约一万余人，尽皆向江中放箭：箭如雨发。[4] (第46回) (第二册 第324页)
birdɛmdila quruqluq qarargahidiki kamandazlar jetip kɛldi, tɛχminɛn bir tymɛndin artuq adɛm dɛrjaniŋ otturisiɣa χuddi jamɣur jaɣqandɛk oqja jaɣduruwɛtti.
箭如雨发的意思是射出的箭像下雨一样，形容当时的箭射的很多、很密集，从而反映出当时战争场面异常激烈、危险。译文中的意思是“像下雨一样射箭”，保留了原文的意义和形象。
例五：孔明说罢，触动玄德衷肠，真个捶胸顿足，放声大哭。[4] (第56回) (第二册 第508页)
bu sɵzni aŋliɣan lju bej taza tɛsirlinip rasttinla mɛjdisigɛ urup, jɛrgɛ tɛpkɛn halda teχimu qattiq jiɣlap kɛtti.
捶胸顿足的意思是用手拍着胸脯，用脚跺着地。形容非常着急，懊悔或者极度悲伤的样子。文中所表达的意思刘备听完诸葛亮的话非常痛苦。译文中“urmaq”的意思是“打、拍、敲、撞”；“tɛpkɛn”的意思是“踢、踩”，译者在翻译成维吾尔语时翻译为“往胸前打，往地上踢”。
例六：江北百万之众，虎踞鲸吞。[4] (第49回) (第二册 第369页)
dɛrjaniŋ juqiri tɛripidɛ jyz tymɛn lɛʃkɛr jolwastɛk tegiʃ qiliʃ, lɛhɛŋdɛk jutuʃ aldida turɣan bir pɛjttɛ qandaq qilɣuluq?
“虎踞”指像老虎一样盘踞，；“鲸吞”指像鲸鱼一样吞食。整个成语是指豪强割据和相互兼并的样子。译者将其译为“像老虎一样发出攻击，像鲨鱼一样吞咽”，贴切地描写出了当时的战况。
4.2. 文化对等处理
当形式的直接转换仍不足以充分表达原文的语义和文化内涵时，译者可以采取一种更为灵活的翻译策略—“重创”。汉语中部分成语通过逐词翻译进行翻译就会破坏其原来的意思和结构，且该成语在维吾尔语中没有与其对应的熟语(成语、谚语、惯用语等)，此时，译者需深入挖掘源语的深层结构，理解成语背后的文化内涵和语境，然后将其转换为目标语的表层结构，利用维吾尔语中的词汇和表达方式，来阐述和解释原文的文化意义。译者超越字面意义的束缚，更加注重传达原文的文化背景和深层含义，从而使译文读者能够跨越语言障碍，更好地理解和感受原文所蕴含的文化魅力。
例一：吾今虽处绝地，视死如归。[4] (第25回) (第一册 第517页)
mɛn bygyn gɛrʧɛ ymidsiz ɛhwalda qalɣan bolsammu, ɵlym miniŋ nɛzirimdɛ heʧ nɛrsɛ ɛmɛs. siz tez qajtiŋ, mɛn ʃu an taɣdin ʧyʃyp ʤɛŋ qiliʃqa hazirmɛn.
该成语“视死如归”源自《吕氏春秋·勿躬》一文，原文表述为“三军之士，视死如归”，意指将士们面对死亡时，就如同回到家中一样坦然无畏。这一成语后来被广泛用来形容那些英勇无畏、大智大勇，面对生死考验时毫不畏惧的人物形象，如关公等历史人物。在翻译这一成语时，译者需要准确传达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和英勇无畏的精神。译者把其翻译为“死亡在我眼里什么都不是”，忠实了原文的意义。
例二：今天下分裂，干戈日起。[4] (第34回) (第二册 第74页)
-hazir elimiz bɵlynyp kɛtti-, dedi lju bej, ʤɛŋ-ʤedɛllɛrniŋ kynsajin ʧiqiʃi turɣan gɛp.
干戈日起中的“干戈”泛指战斗武器，比喻战争，对应维吾尔语的“qoral”。但是译者没有直接用含有“武器”含义的维吾尔语词语进行翻译，而是用“战争纷争日益出现”翻译成语。虽然所用的形象不同，但是表达的意义完全相同，都是形容战争不断，战事繁多。
例三：时李儒见丁原背后一人，生得器宇轩昂，威风凛凛。[4] (第3回) (第一册 第58页)
bu waqitta li ru diŋ jyɛnniŋ arqisida qɛddi - qamiti keliʃkɛn, salapɛtlik, jalman tutqan, kɵzliri ɣɛzɛp uʧqunidin janɣan bir kiʃini kɵrdi. [5]
器宇轩昂用来形容精力充沛，举止非凡的人。“器宇”可理解为气质、风度。吕布骁勇善战，有着“三国第一猛将”的称号，器宇轩昂在此处形容吕布的相貌英俊，气质出众。译者将其翻译为“相貌英俊”。“keliʃkɛn”在维吾尔语中是“英俊、标志、漂亮”的意思，译者这样翻译也可以使习得维吾尔语读者明白吕布独有的俊美形象。
例四：若蒙不弃，愿效犬马之劳。[4] (第44回) (第二册 第283页)
-ɛgɛr ʤanablirila meni χizmɛtlirigɛ salidikɛnla, pytyn lyʧym bilɛn, dedi ʤuge ljaŋ. [6]
在汉语中狗和马都是忠心的动物，所以犬马之劳的意思是愿意像狗和马一样忠心地为君主工作。汉语中的“犬马”对应维吾尔语的“it”和“at”，而译者翻译为“用我全部的力气”，虽然翻译的形象不同，但是意义完全相同，都是忠心且竭尽所能的帮助他人。
例五：虽肝脑涂地，亦无怨无悔。[4] (第46回) (第二册 第331页)
-mɛn sun ailisiniŋ zur iltipatini kɵrgɛnmɛn, bular yʧyn beʃim tenimdin ʤuda bolsimu razimɛn, -dedi χuaŋ gɛj. [6]
该成语原指惨死，后指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任务，甚至是牺牲自己的生命。汉语中的“肝脑”对应维吾尔语的“ʤigɛr”和“meŋɛ”，而译者翻译为“我的头从身体分离”，虽然没有逐词翻译，但是所表达的含义都是不顾一切的做事，充分的表达出了原文的意义。
例六：刘玄德在没知道张死之前，心惊肉颤。[4] (第81回) (第三册 第399页)
lju bej ʃu keʧisi ɛndikip zadila χatirʤɛm bolalmidi. [7]
该成语表示面对即将到来的灾难或者遇到非常可怕的事情时，内心非常不安恐惧。此成语在文中形容刘备得知消息时非常的不安。“心”和“肉”对应维吾尔语的“jyrɛk”和“gɵʃ”，而译者通过理解成语在文中的真实含义，把心惊肉颤翻译为“非常担心，内心不能平静”，虽然形象不同，但是意义相同。
例七：孔明所言皆强词夺理，均非正论，不必再言。[4] (第43回) (第二册 第261页)
- ɛj ʤuge ljaŋ, siz quruq gɛpni tola qilidikɛnsiz, mɛmɛdanliq qiliwɛrmɛŋ, mɛn sizdin ʃuni sorajdiki, siz zadi qandaq kitab - dɛsturlarni jazɣan? [6]
“强词夺理”这一成语，其含义是指某人本无理却强行辩解，试图通过巧言辩驳来掩盖事实真相，硬说自己有理。在翻译这一成语至维吾尔语时，译者首先需深入理解其原意及背后的文化语境，其次考虑目标语言的文化背景和表达习惯。维吾尔语中“mɛmɛdanliq”指“高谈阔论，耍嘴皮子”。译者先理解其含义，然后对其进行翻译，忠实的表达了原语中说话者对诸葛亮不喜的确切含义。
4.3. 接受度对等调整
在成语翻译过程中，一些汉语成语中使用了比喻的形象或者使用了独特的表达方式，这就很难被目的语读者理解和接受，因此译者在翻译时应考虑目标语对译文的接受程度，努力使译文通顺、易懂、符合目标语的语言习惯。在必要时，译者可以采用注释、说明等方式来帮助理解原文的文化内涵，以提高译文的接受度和读者的阅读体验。《三国演义》中很多的成语有很强的形象特点，这些成语不能简单地通过其他方法进行翻译，要找出维吾尔语中与其相对应的熟语准确的表达出作者的真实情感，必要时可对其进行注释或说明。
例一：王子服等四人面面相觑，如坐针毡。[4] (第23回) (第一册 第498页)
waŋ zifu baʃliq ɵtɛjlɛn bir-birigɛ qariʃip χuddi ʧoɣniŋ ystidɛ olturɣandɛk boluʃup qaldi. [5]
该成语出自《晋书·杜锡传》：“后置针着锡常所坐处毡中。”意思是像坐在有针的毛毡上。此句中是在描述王子服等四人内心的不安和烦躁。汉语的“针”相对应的维吾尔语是“jiŋnɛ”，但译者在翻译“如坐针毡”时并没有采用逐词翻译，而是借用维吾尔语熟语“像是坐在炭火之上”，虽然所用的形象不同，但表达的意义相同。
例二：刘岱、王忠抱头鼠窜而去。[4] (第22回)(第一册 第447页)
lju dɛj, waŋ ʤuŋlar wɛhimɛ iʧidɛ qujruqini tikiwɛtti. [5]
“抱头鼠窜”，它形象地描绘了某人在受到打击或惊吓后，抱着头像老鼠一样匆忙、狼狈地逃跑的情景。在文中，这个成语被用来形容刘岱、王忠两人逃跑时的狼狈模样。在翻译这个成语到维吾尔语时，译者选择借用了维吾尔语中的熟语“在恐惧中跑掉了尾巴”来传达原意。虽然这个熟语在形象上与“抱头鼠窜”有所不同，但它成功地捕捉到了成语所蕴含的深层含义，即某人在极度恐惧和慌乱中的逃跑行为。这样的翻译不仅忠实于原文的意义，还能使译文更加贴近目标语言的文化背景和表达习惯，从而增强译文的可读性和感染力。
例三：超咬牙切齿，痛恨操贼。[4] (第58回) (第二册 第543页)
bu ʃum χɛwɛrni aŋliɣan ma ʧaw jiɣlap hoʃidin kɛtti, kɵpʧilik jɵlɛʃturup qopurdi. ma ʧaw ʧiʃlirini ɣuʧurlitip munapiq saw sawɣa ɣɛzɛplɛndi. [6]
该成语“咬牙切齿”源自孙仲章的杂剧《勘头巾》第二折，原文描述为：“为甚事咬牙切齿，諕的犯罪人面色如金纸。”在此，“切齿”一词形象地描绘了咬紧牙齿的动作，用以表达极度的痛恨之情。这个成语不仅用来形容对某人或某事的深刻仇恨，还常用来描绘一个人试图强烈抑制某种情绪或感觉的状态，如愤怒、痛苦或焦虑等。在原文中意思是马超痛恨曹操到了极点。译者用维吾尔语中的熟语“把牙齿咬得咯吱作响”将其翻译，非常形象的表达出了原文的含义。通过目标语言中的词汇和句式，重构原文的意境和情感，使译文读者能够感受到与原文相近的情感冲击和文化韵味。
例四：善使飞刀，百发百中。[4] (第90回) (第三册 第596页)
u χɛnʤɛr etiʃqa ʃunʧɛ usta idiki, atqini dɛl ʤajiɣa tegɛtti. [7]
“百发百中”，原意是指在射箭、打枪等技能上每次都能精准地击中目标，后来也常用来比喻做事有十足的把握或极高的成功率。在文中，该成语被用来形容夫人的刀法高超，每次出手都能准确无误。译者在翻译这一成语时，巧妙地运用了维吾尔语中的熟语“扔地恰到好处”。尽管这一熟语在形象上与“百发百中”有所不同，前者是描述扔东西精准地触碰到目标，而后者是描述精准地击中目标。但两者在意义上却是高度一致的，都强调了精准和无误。当面对具有特定文化内涵的成语时，译者没有选择直译，而是深入理解其原意并在目标语言中找到最贴切、最能传达原意的表达方式，借用了维吾尔语中的熟语，使译文更加自然、流畅，同时也更容易被目标语言读者所理解。
例五：凭三寸不烂之舌，说南北两军互相吞并。[4] (第42回) (第二册 第245页)
tɵwɛn tɛrɛp lɛʃkɛrlirini juqiri tɛrɛp lɛʃkɛrliri bilɛn bir -birigɛ χiris qiliʃqa aɣzimni iʃqa selip baqaj dɛjmɛn. [6]
“三寸不烂之舌”这一成语形象地比喻了那些能说会道、善于辩论的人。在原文中，它被用来形容诸葛亮不仅聪明过人，而且口才极佳，能够用言语说服他人。在翻译这一成语到维吾尔语时，译者选择了维吾尔语中的熟语“把嘴放在事情上”。这个熟语虽然字面意思与“三寸不烂之舌”有所不同，但它在维吾尔语文化中隐含着相似的意义，即指某人在处理事情时非常会说，能够用言语巧妙地解决问题或说服他人。译者的这种翻译方法是非常恰当的，它不仅保留了成语所蕴含的能说会道的深层含义，还使译文在维吾尔语环境中更加自然、流畅，更容易被目标语言读者所理解和接受。
5. 结语
功能对等理论为成语的维译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在维译过程中，译者不仅注重语言层面的对等，更将读者的反应与文化背景纳入考量，力求使译文读者能够跨越语言与文化的界限，感受到与原文读者相似的阅读体验与情感共鸣。这种以读者为中心、注重翻译实效性的翻译理念，正是功能对等理论的核心所在。
通过对《三国演义》中成语的维译方法实例进行剖析，我们不难发现，译者在处理这些富含历史沉淀与文化意蕴的成语时，巧妙运用了多种翻译方法。无论是直译上以求形式上的忠实，还是对文化对等进行处理传达深层的文化含义，亦或是接受度对等的调整来传达原文的韵味，都体现了译者对功能对等理论的深刻理解和灵活运用。
综上所述，《三国演义》中成语的维译方法，在功能对等理论的指引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这些翻译实践不仅丰富了我们对于古典名著翻译的认识与理解，更为未来文化交流中的成语翻译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