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学者郭延礼的论著《女性在20世纪初期的文学翻译成就》，该文章对20世纪初叶，也就是清末民初时期的中国女性译者群体做了概述。文中提到了不少清末民初时期的女性译者，如陈鸿壁、黄翠凝、黄静英、薛琪瑛、吴弱男、薛绍徽等。其中，一生都生活在晚清时期的薛绍徽引起了注意。薛绍徽作为晚清才女的代表，她从小接受的是传统的才女教育，因此她有着传统才女群体共同的特点，如擅长诗词歌赋，著有诗词文集《黛韵楼遗集》。又如熟读四书五经，有自己的研究，薛绍徽对史学颇有研究，她在诗词文章中对历史典故信手拈来。此外，薛绍徽还通音律、善绘画，家道艰难时能够以卖画维持家计，可见她绘画水乎高超。
不过，与一般的传统才女不同，薛绍徽还有另一个身份——译者。但又和民国时期接受过新式教育、具有独立翻译能力的女译者不同，薛绍徽不懂外语，她在丈夫陈寿彭的口译帮助下，采用笔述的方式翻译了西方小说《八十日环游记》，并和丈夫一起署名出版。在中国的历史背景下，传统才女是接受了旧社会传统儒家教育的一群人，给人传统守旧的印象，而清末民初涌现的大批译者则是新知识、新思想的传播者，是新时期顺应社会需求产生的新兴职业。传统才女(“旧”)与译者(“新”)的双重身份使薛绍徽的形象充满了复杂性和矛盾性。晚清时期的翻译小说正是“新”与“旧”的一个交汇点，如何处理小说中来自西方的新概念、新事物，反映了译者对待新知识、新思想的态度。因此，通过考察薛绍徽的译作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其思想与态度。
2. 文献综述
经郭延礼考证，薛绍徽是中国近代社会第一位有署名的女译者。(郭延礼，2009)和同时代的男性职业译者，如林纾、严复等人相比，作为女性译者的薛绍徽受到的关注要少得多，一直徘徊在翻译史的边缘，直到2008年以后，与薛绍徽相关的研究才逐渐多了起来。作为清末民初时期的女性文人、声名远播的国中才女，薛绍徽同时兼具女诗人、女词人和翻译家等多种文化身份，因此引起了文学界和翻译界的同时关注。薛绍徽一生文学创作颇丰。
如果说《黛韵楼遗集》是薛绍徽传统才女生涯的写照，那么薛绍徽的译作则体现了她与西方新知的互动，翻译作品将她最大程度地与其他传统才女区别开来。薛绍徽与丈夫陈寿彭合作翻译过西方科技文献，如《格致正轨》十卷，也翻译过西方小说，如法国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八十日环游记》(经郭延礼考证是通过桃尔M. Towel和邓浮士ND. Anvers的英译本转译的和英国女性小说家厄冷的爱情小说《双线记》(A Double Thread)，还自主编译了介绍西方杰出妇女事迹的传记《外国列女传》。
尽管最为同时代人津津乐道的是她的骈文成就，最能引发后人好奇心的是她的女翻译家身份，但薛绍徽自己最为看重的身份始终是诗人和词人。薛氏自幼习诗，1897年入沪之后更是以骈文闻名，寿彭《传略》说，他以绍徽文示沪上名流，见者无不惊叹。在薛氏的诗词创作后期，她创作了大量的吟咏古史今事的诗歌和文章，这些作品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学界围绕薛绍徽的诗词进行研究的论文有不少，薛氏诗词的史料价值弥足珍贵，可以“史诗”视之(林怡，2010)对薛绍徽诗词有全面、系统、深入研究的是林怡教授。在林怡教授点校出版的《薛绍徽集》后附有2万多字的论文《在旧道德与新知识之间》此文综述了薛绍徽的生平、思想性格以及文学创作。
国内翻译学界最早开始关注薛绍徽研究的是山东大学的郭延礼教授，他将这已被遗忘在历史角落的女翻译家再次拉回大众视野之中。郭延礼2009年发表于《东方翻译》的论文《中国第一位女性翻译文学家：薛绍徽》确定薛绍徽是中国近代第一位女性文学翻译家，女性介入文学翻译始于1900年薛绍徽翻译的《八十日环游记》(今译《八十天环游地球》)由上海经世文社出版，认为薛氏在中国女性文学史和中国女性翻译学史上都占有一定地位。但这篇论文的缺点在于忽视了陈寿彭的作用，且没有结合具体的翻译文本展开论证。薛绍徽与丈夫陈寿彭翻译的非实学类书籍主要由三本，《八十日环游记》、《双线记》及《外国列女传》，目前翻译界对这三本译本的研究均有涉猎。
曾对《八十日环游记》有深入分析的主要有大陆学者罗列。罗列发表有论文《女翻译家薛绍徽与〈八十日环游记〉中女性形象的重构》(2008)，并出版专著《性别视角下的译者规范20世纪初叶中国首个本土女性译者群体研究》(2014)，她的薛绍徽研究成果作为个案穿插在各个章节之中。罗列主要从性别角度对《八十日环游记》的译本进行了探讨，关注译本中女性视角的介入。罗列发现薛绍徽在翻译中书写了女性体验，突出了女性的主体性，反映了薛绍徽保守又不之独立思考的一面。不过，《八十日环游记》并不只有出于性别视角的改写，与道德伦理有关的改写同样值得关注。
国外学者钱南秀对《八十日环游记》考察过，从中发现薛绍徽进步的一面。她对《八十日环游记》翻译的研究成果集中发表在专著Politics，Poetics，and Gender in Late Qing China—Xue Shaohui and the Era of Reform中的6.1~6.7章节，分析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对《八十日环游记》英文原本和译本的章节标题比较，二是人物对话的归化翻译八三是诗歌的归化翻译。其中包括章节标题的中英比较，角度新颖。
许澄莹发表论文《女性译者主体的显身：以薛绍徽译〈八十日环游记〉为例》(2022)，她的研究从新历史主义和性别研究视角着眼，考察薛绍徽的女学思想以及《八十日环游记》中女性译者主体的显身，以期阐明女性译者在中国翻译史中扮演的重要作用。俞欣媛在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上发表期刊《接受环境对〈八十天环游地球〉清末民初两个译本翻译策略的影响》(2023)，认为晚清的《八十日环游记》和民初的《八十日》在翻译策略上有着明显差异，呈现出对原作的不同程度的“创造性叛逆”。选取这两个译本进行对比分析，主要从接受环境的角度分析导致翻译策略差异的原因。
本研究的意义在于：第一，与前人相比，薛绍徽的诗词、骈文等文学成就更受人关注，译文研究的不多；第二，前人对薛绍徽翻译研究多体现在女性意识的觉醒方面，但未深入探究其作品本身的翻译策略上；第三，前人通过研究薛绍徽的译本发现她的思想处于新知识和旧道德之间，但并未深入探究这一现象产生原因。笔者将通过译本研究，解读薛绍徽思想中 “新”与“旧”的矛盾，她是如何处理这一矛盾的，并深入探究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
3. 薛绍徽与《八十日环游记》
清朝末年，中国福建一带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人文、历史环境涌现出大批翻译人才。例如：有着“中国近代翻译泰斗”之称的林殊，系统提出“信达雅”翻译标准的严复，民族英雄林则徐。在男性翻译人才主导中国近代翻译发展方向的同时，一位名叫薛绍徽的女性翻译家一枝独秀，成为中国近代翻译界和福建翻译人才群体中不可多得的优秀女性代表。
3.1. 薛绍徽生平简介
薛绍徽(1866~1911)，著名女文人、女翻译家。字秀玉，号男姒，福建闽县(今福州)人。邮传部主事陈寿彭妻。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寓沪，次年7月，受上海女学会之聘，与康同薇、裘梅侣等共主《女学报》笔政，提倡爱国、女子参政，宣传婚姻自由。
戊戌变法期间，薛绍徽与丈夫等创立了中国最早的女学会、女学报和差别于西方教会所办的女学堂。
夫妇合译了法国作家凡尔纳的科幻小说《八十日环游记》，成为凡尔纳科幻小说最早的中译者，《八十日环游记》开创了中国科幻小说之先河。夫妇又合作翻译了《外国列女传》，最早且最有系统地向我国介绍了西方妇女的著作。
薛绍徽亦擅长诗、词、骈文的创作，并善绘画，精音律，为闽中才女的精彩代表。著有《黛韵楼诗词文集》及《女文苑小传》等[1]。
3.2. 《八十日环游记》简介
《八十日环游记》写英人福格在维新会做叶子戏时论环游地球一周所需之时，并与朋友打赌，说能在80天内环游地球一周。福格与仆人即刻从伦敦启程，其间经历了各种艰难险阻，最终成功的故事。
《八十日环游记》是由中国女性翻译的第一部外国小说，中国人翻译的第一部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这部小说有37章，薛绍徽将其翻译成37回，小说由陈寿彭口译，薛绍徽笔述。尽管薛绍徽所翻译出来的《八十日环游记》具有强烈的“林译式”风格，但是由于薛绍徽具有很强的翻译功底，并且译本忠实于原著，所以1900年经上海经世文社出版后，译本受到了很大的关注。有人将薛绍徽翻译的《八十日环游记》与原著、今译本进行过仔细对照，薛绍徽所翻译的版本除了在语言方面没有今译本精练之外，其他地方都难以挑出毛病[2]。
4. 薛绍徽在《八十日环游记》中的改写——忠实与创造
文学翻译不仅要艺术地再现原作，更重要的是要再现原作的艺术。因此，翻译工作者必须在字、词、句的翻译实践中，注意两种语言文化之间存在的相似性与差异性，并力求表现出这种相似与差异，既尊重原作语的表现风格，又发挥译语的优势，使译作在原作艺术基础上尽可能等值地、忠实地再现。历来，一些翻译家们在翻译实践中自觉不自觉的奉行着某些标准、原则。比如严复的“信、达、雅”；钱钟书说翻译“要入于‘化境’”；许渊冲的“美化之艺术”；朱光潜的“从心所欲，不愈矩”；江枫的“形似而后神似”。概括起来就是文学翻译过程中既要忠实原作，又不能抹杀其创造性。意即完整准确地表达原作的内容，保留原作的风格。同时提炼文字，追求文字之美，于平淡之中见精彩。忠实与创造应作为文学翻译的两大标准。
4.1. 忠实
忠实性是所有翻译中最基本的指导原则，那么何为忠实性呢？它是指用一种语言表达另一种语言时，保持与原文的对等。忠实性包含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形式上的忠实，指只从形式上考虑，为了使表达再现信息与表达信息形式相似，力求做到词词对应，结构、比喻与原作相似；其二是意义上的忠实，要求译文的思想内容与原文一致，在意义上没有增删更改现象。 所谓“忠实”，或许正如严复所主张的“信”，意即“不背(悖)文本”[3]。要做到忠实原文，就应该掌握好适度原则，即要把原文的内容准确完整地表达出来，既不能改变和歪曲，也不能增加或删减。
晚清时期人们对小说赋予开启明智等历史使命，梁启超提出了“小说界革命”的口号，梁启超译书强国的思想把翻译小说当成了育新民和兴邦的工具，这时期小说翻译带有很强的目的性和功利性，使很多译者采用误译、漏译、注释、增译、删译、节译、编译等意译的方式来翻译小说[4]。意译成了晚清小说翻译的主流，那时的翻译不尊重原文，不拘泥于形式，充分发挥个人的理解于自己的译文之中，翻译成了表达思想和施展抱负的工具，译者的创造性被无限的扩大化。而薛绍徽却能在意译风潮盛行的时代，仍然坚持对原作思想的尊重，忠实地再现一代经典，虽然薛绍徽不通英语，但是陈寿彭精通英文、法文、日文，通过陈寿彭的精彩诠释以及凭借薛绍徽在文学上的造诣以及精通中国文化等优势，陈薛合译的译文堪称忠实、直译的经典。他们对文章理解、阐述等，“几乎没有删节和随意增添”保留源语文本的特色。
4.2. 创造
翻译作品，忠实当然是一项指导原则，但绝对忠实实乃不可能之事，任何翻译都会与原文存在着一些差距，这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在翻译实践中，普遍对“创造”有两种不同的认识。一种是主观性的创造，即主动的创造。是在脱离原语语言形式的基础上，按译入语的音、形、义结合规律重新创作，从而准确甚至张扬地传达原文的意美、音美、形美。另一种则是因为两种语言在转换过程中有些无法逾越的困难，属“不得已而为之”，是在力求表达原意的基础上，加以变通，即被动的创造[5]。
薛绍徽对译作两个主要人物进行了大幅改写，表达了自己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念，描写阿黛这个角色时添加了大量的细节，(阿黛是这部作品的主要女性人物，在故事中是印度土王的王妃，本来要陪葬，后被福格等人救下，跟随福格寻找亲戚途中，对福格慢慢产生感情，最后成为福格的妻子)原作对阿黛描写不多，而薛译本用了较多的外貌和心理描写，重塑了阿黛的形象，用词华丽，突出异域的“美”[6]。
例(1)：
法语原文：Toutefois, ses grands yeux se fixaient sur ceux de Mr. Fogg, ses grands yeux «limpides comme les lacs sacrés de l'Himalaya»!
法译英：Aouda fastened her great eyes, “clear as the sacred lakes of the Himalaya,” upon him;
薛译本：阿黛轻展明眸凝视之，而澄清潋滟，果如鹫岭圣湖之水。
法译汉忠实地传递了原文的意思，描述阿黛的眼睛时没有添加额外细节，而薛译本不仅添加了形容词，动词也添加了细节，使阿黛的美更动人，人物形象更鲜活。
此外，对于阿黛的品行，薛译本添加了阿黛知恩图报、以身相许的中国“传统”品质。
薛译本以阿黛独白的方式，用第一人称真实贴切地描述了阿黛感恩戴德、以身相许的情感。
实际上，从法语原文和英语译文看，阿黛的感恩之心并没有以身相许的意思。
语言的特性还在于通过叙事方式转换、语言结构调整以及词语搭配来超越自身的文化的有限性，给译者创造的自由和空间，译者通过前结构和语言的开放性来融合文本、原语文化和译入语文化的视野。薛氏善于借助语言的特性，弥补中西语言和恩维方式表达的差异，把个人思想巧妙地介入译文中，行文如流水，对译文进行创造，这才给读者以忠实的错觉。
例(2)：Phileas Fogg contented himself with saying that it was impossible. It was quite unlikely that he should be arrested for preventing a sutte. The complainants would not dare present themselves with such a charge. There was some mistake. Moreover, he would not. Tin any event, abandon Aouda, but would not escort her to Honkong.
薛译：福格独自安心，乃答日：“不妨，此不似拿获阻扰萨提之事，若辈必不敢因是事来此诉冤。盖彼亦有错耳。我必送卿至香港者。诚不欲舍卿，仍与虎穴为邻居。”
原文中以第三人称叙事，叙事声音来自于故事之外的叙述者，然而在翻译成汉语时，薛绍徽却以与阿黛对话的形式，把福格那种冷淡的性格一下写的有人情味，使福格与阿黛的距离一下子拉小，让福格内心的独白显得更为真切，从而使整个文章的行文通畅、娓娓道来，同时也把福格对阿黛的爱意描述得淋漓尽致[7]。译者添加自己的主观视野，对原文进行增译，对福格表面冷酷但内心对阿黛不离不弃描述得非常到位，译者利用文言文特点把福格复杂心情展现出来。原文是以阿黛叙述的方式与前面阿黛同福格对话互相呼应。
在薛绍徽的翻译作品中，我们看到薛绍徽的忠实是不同于我们传统翻译标准下“忠实”，她忠实于原文的内容，不是为了复制原文或是字字对译来追求绝对的对等，而是尊重作品的完整性。她忠实于原文的精神实质，她没有随意增减原文，不随意通过注释、作序的方式把自己的思想强加于读者，没有根据自己的翻译目的篡改原文，那么这里强调的忠实不是强调译者的无为性。从薛绍徽的翻译中我们可以看到她在尊重原文思想的前提下也对文章的结构、语言、女性形象等做了适当的调整和重构，这也是薛绍徽忠实的成功之处，她懂得如何拿捏忠实与叛逆的度。正如许钧所言“忠实与叛逆似乎构成了翻译的双重性格，愚笨的忠诚可能会导向“叛逆”，而巧妙的叛逆可能会显出忠诚。双重性格就是指传统翻译观的忠实与叛逆的二元对立，而薛绍徽却能够以和衷的方式使二者共存于翻译之中，让忠实有其所，创造有余地，既忠实于文本，又能够在自己历史文化语境中灵活地有节制地对文本加以创造。
5. 影响改写的矛盾思想以及成因
5.1. 矛盾
5.1.1. 纲常伦理和西学新知的矛盾
三纲五常是儒家伦理文化中的重要思想，是用来规范社会和维护政治制度的伦理道德和行为准则，强调以等级名分来规范社会秩序。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三纲的核心是上下尊卑、主从关系，五常是具体的道德要求。三纲五常有利于维护封建制度的稳定，但同时也压抑了人性，剥夺了部分人权。因为处于一种男权和父权的文化维度，终难逃这种维度的影响，年轻时就思想保守坚守妇道的薛绍徽，十分认同女性尊卑顺存的德性，所以在后续的翻译活动中将自己的学识居于丈夫之下，认同自己的附属地位。她的女权思想并不积极，也没有强烈的性别意识，但她站在女性翻译家独特的角度给予她阅读、理解、阐述、翻译原文的特殊性。比较奇怪的是，在实际的翻译过程中薛绍徽并没有完全遵照丈夫的翻译，也没有刻意的真忠实原文隐藏自己，而是带有一定的创造性的叛逆色彩。在谦卑恭顺的表象下，薛绍徽仍然以其鲜明的女性体验和视角在翻译活动中强化了女性的角色。
5.1.2. 坚守妇道与支持女学的矛盾
尽管薛氏对女性题材总是格外关注，但这不影响她把妇道作为评判女性好坏的标准。她时刻牢记妇道的要求和约束，且不忘以此警成后人，要学习贤妃贞妇，而不要学习亡国的孽嬖。妇道己成为她的人生信条和价值评判标准，深深地根植于她的思想之中。
此外，薛绍徽支持兴女学，但她同时把妇道摆在了女学的第一位，反对无妇道的女学。1898年寿彭去宁波某学堂主讲中学和西学，绍徽随行。沪上士绅欲聘请绍徽主持《女学报》，绍徽答复：“女学与男学异，若宽礼法，专尚新学，则中国女教从此而堕。并且“作德言工容四颂，辞，勿就。”[8]薛氏不认同宣扬男女平等和婚姻自主而忽视礼法的 《女学报》，拒绝主持该报，并作赞扬四德”的四篇颂文，以抵抗这种不良风气。
薛绍徽在女学的问题上还坚持男女有别，严守男女大防。在对女学堂设立的讨论中，梁启超认为学堂之设，悉遵吾儒圣，教堂中亦供奉全圣先师神位”，主张在女学堂中供委孔子神位。对此，薛氏在《创设女学堂条议并叙》公开发表了她对女学堂的设想。薛绍徽反对梁启超的意见，她认为男教与女教应当分开，严守男女大防，“圣人之道虽造端手夫妇，而其言非仅为妇女发也，尊之转亵。何若祀曹大家，以宣文韩公分东西庑，明女教与男教异者，别乾坤之位耳，非然者，则男女之防溃矣。”
5.2. 成因
5.2.1. 传统女子教育对妇女人格的影响
薛绍徽出身于书香世家，自幼修习儒家传统经典和“女学”规范，其父薛尚忠(菊人公)为侯官岁贡生，其母邵孺人，能诗善画，也是一位才女。薛绍徽五岁开蒙，六岁随母亲学画，八岁学诗，天资聪颖，灵秀异常。但随后父母早逝，她寄居姨母家里，以女红自养。14岁时，她冒充哥哥的名字参加地方文人举办的作诗比赛，作品被列为上选，名震乡里，由此得到当时刚从马尾船政学堂毕业的陈寿彭的爱慕，并公开向她求婚，薛绍徽以不合“父母之命”为由拒绝，后在叔父们的许可和坚持下才接受，可见传统伦理“闺范”对女性的规约已深深植根于她的思想中。
5.2.2. 清朝经世致用思想对妇女人格的影响
经济的繁荣，文化的发展及社会的相对稳定，清代的文化环境也较为宽松，女性受教育的机会较前代增多，尤其是经济文化发达的江南，一些高门望族更重视女子的教育，虽然主观上是为了教授儒家典籍及传统国范，但在客观上也普及了女性教育。此外社会上的有识之士对女性创作给予了肯定。
5.2.3. 家庭环境对妇女人格的影响
根据薛绍徽的年谱及其林怡教授对其的论述可以知道薛绍徽是个婚姻家庭观念很强的女性。特别在失去父母之后，她更珍惜夫妻感情和骨肉亲情，致力维护家庭的和睦[8]。
薛绍徽与其夫寿彭，从认识到结婚，在文学上或志趣上都维系着共同的爱好。无论顺境逆境，相聚相离，都对寿彭情深意笃，矢志相随。对待儿女，薛绍徽也是尽心尽力，关爱有加，在她的笔下处处可见对儿女的爱。如《哭铿儿》《声声令•梦铿儿》等，甚至当绍徽病殁后四十日，其长女芸以哀毁卒。除了丈夫、儿女之外，绍徽对兄妹及其他亲戚，都怀有真挚的感情，特别是与其二姊英玉，兄长裕昆之间的亲情之作，在其诗词集中中数量众多。这些足以说明薛绍徽对婚姻家庭的重视，实为贤妻良母的典范。
6. 结论
本论文先对薛绍徽本人和译作《八十日环游记》进行了介绍，从译作《八十日环游记》中，可以探寻到薛绍徽的翻译策略——忠实而创造，既忠实于原文，又进行了合理的改写和创造，把阿黛这个边缘化的女性角色，加入了合理的色彩，也使得主角的形象更加生动和饱满。用文言文改写，既体现当时的时代背景也展示了薛的文学素养。章回体小说也让整个小说更加有叙事性，逻辑思维也更加清晰明了。再往前追溯，薛在使用忠实而创造这一翻译策略，也展现出影响改写的矛盾以及背后的成因。纲常伦理和西学新知的矛盾、坚守妇道与支持女学的矛盾。薛绍徽出生于书香世家，从小就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擅长诗词，小有才气。当时清朝的文化背景比较宽松，戊戌变法等各种运动兴起，西学进入中国，翻译就属于一种接触新知识的机会。在家庭，社会以及当时时代背景的影响下，薛绍徽创作出来了这一作品，体现出晚清女性文人身上存在一种新旧杂糅的道德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