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不仅提升了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效率，也极大拓宽了人们的活动空间并丰富了生活体验。然而，在科技应许美好生活的面前，人们却时常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时间悖论感：现实生活中需要解决的事务量越来越多，自由掌控的时间越来越少，生活变得越来越忙碌。尤其在以效率至上奉为圭臬的现代社会情景中，几乎每个人都能切身感受到被裹挟入社会加速运转的节奏律动中，宛若仓鼠在巨大的滚轮中不断奔跑，疲惫不堪却身不由己。法兰克福学派第四代领军人物哈特穆特·罗萨通过切入时间的剖析维度，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人们所遭遇到的“时间困境”进行诊断和批判性分析，探讨了克服晚期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生存境况的新型异化现象，实现美好生活的理想方案，并从“加速”、“异化”到“共鸣”三个核心概念的理论出场，勾画出了一套相对完整的社会加速批判理论的知识图景。
2. 社会加速：新异化诞生的作用机制
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迭代更新推动着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深刻地改变了传统的社会时间结构和时间模式，“一切都变得越来越快了”成为了当下人们切实感受到社会生活遽变的一种现代性体验。如同彼得·康纳德总结：“现代性就是时间的加速”[1] (p. 83)。然而吊诡的是，科技进步创造了赢得时间富裕的条件，却让现代人在时间上捉襟见肘，最终使人们陷入了异化的生存境地。为了深入剖析晚期现代社会复杂的加速现象如何进一步加剧人们的异化状态，罗萨从科技加速、社会变迁加速和生活步调加速的三重向度着手来分析社会加速的肇因。
2.1. 社会加速的三重向度
首先，以提升交通运输、通讯传播和生产系统的发展速度为目标导向的科技加速，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起到了无可取代的推动作用。从运输革命、传输革命到数字革命前赴后继的加速浪潮，改变了社会生活的空间和时间的知觉与组织，以时间的胜出优势消弭了空间在晚期现代世界的重要性。进入智能时代后，“加速完全是通过将过去的物质过程(例如设计模板)直接的虚拟化和数字化而实现的”[1] (p. 88)，5G通讯技术和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信息处理速度达到光速阶段，进一步突破了时空的限制，使人们能够实现信息远程的实时交流和传播，促进了世界的普遍联系。随着技术进步推动社会工业化的发展，现代社会涉及生产过程的物质系统结构不仅在越来越短的时间内被再造和改变，技术加速随之带来的社会形式、社会关系的变化也必然引起主体实践形式、行为导向和关系模式在社会生活实践的全面变革。“因而，技术的以及尤其是科技的加速发挥着社会变化的强有力的发条的作用，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1] (p. 183)。
其次，社会变迁的加速表现为社会结构和文化形态的快速演变，特别是在社会的价值领域、群体领域、功能领域、行为领域和实践活动领域等发生着持续的增长速率变化。在晚期现代社会中，世界的快速变化发展使得传统的社会秩序和价值观念面临着持续挑战和颠覆，也使得个人的经验和期待随时面临失效的威胁。罗萨通过借用吕伯“当下时态的萎缩”(Gegenwartsschrumpfung) [2] (p. 17)概念，作为测量社会变迁速率的准绳来观测社会制度和实践效用性的变化，尤其在家庭、职业等社会制度结构和文化认同方面发生了明显的“代际断裂”：从早期现代社会稳定的世代传承的家族观念和子承父业的职业理念，到晚期现代社会充满变动的婚姻结构和职业选择(如越来越高的离婚率、再婚率，频繁的工作跳槽)。这种“代际断裂”的价值态度和文化认同使代际传递之间的文化鸿沟越来越大。此外，社会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的增加使人们对未来的期待抱有一种恐慌感和焦虑感，人们仿佛处于一个“滑动的斜坡”，必须依靠不断提升自我的竞争力来避免跌落坡底的危险。
最后，生活步调加速指的是在一定时间单位当中行动事件量或体验事件量的增加，生活步调加速给个体的生活方式和时间体验带来最为直接和深刻的影响。从客观方面来说，生活步调的提高包括行为事件的缩短或者紧凑，快节奏的生活模式使得个体不断被迫适应更高效、更稠密的生活安排，比如缩短吃饭、睡觉的时间以及在同一时间段从事多线程事务的操作。这种生活节奏的变化也给个体带来主观上被不断增强的时间贫乏招致的焦虑感所支配的时间体验的改变。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冀望科技的进步来解决生活节奏加快带来的时间资源的紧缺，却发现两者之间以相悖的方式相互联结在一起。技术进步在逻辑上本应是在人们原有的设定时间内释放大量的时间资源，减少主体的时间匮乏。但是现实中事务量成长率远远超过技术加速率，每个人都似乎不由自主地陷入了被不断增加的、洋洋洒洒地列出的一长串“要事清单”所挟持的怪圈当中，并在一种恐惧“不进则退”的紧张氛围中被迫加快自己的生活步调。
2.2. 社会加速的动力机制
罗萨认为现代社会各种复杂的加速现象与社会制度结构和文化形态的演变紧密交织在一起。为了更加深入理解现代社会加速过程在结构和文化上的联系，罗萨深入挖掘了推动社会加速的三个动力机制，即外部的社会推动力和文化推动力，包括晚期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竞争逻辑、文化的“永恒应许”以及社会内部系统的自我驱动力——社会的“加速循环”。
2.2.1. 社会推动力：竞争逻辑
在以获利为基本目标导向的资本主义经济系统，生产过程的加速能够满足人们对利润提升的期待。马克思认为“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3]为了创造更多剩余价值，赢得利润的最大化，资本家通过技术革新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以获取更大的时间优势来破除传统经济体系的各种限制，使资本的的无限扩张成为可能。“因为时间通过劳动转化为价值。只要商品的交换价值是通过完成它所要的(社会必需的)劳动时间来决定的，那么节省生产时间就能直接转化为(相对的)利润。”[1] (p. 192)现代社会的时间成为了资本主义经济生产体系的根本要素，提高时间利用率就成为了节省成本和赢得竞争优势的有力手段。资本主义经济系统的这种加速现象在逻辑上是“充满竞争的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后果”[2] (p. 31)。而且竞争原则不仅仅适用于经济领域，在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甚至民族国家和主体的角度来看都得到普遍的体现，它全面侵占了现代生活所有领域的分配范畴，成为了社会加速的主要推动力。
2.2.2. 文化推动力：加速的幸福应许
晚期现代社会的速度意识形态塑造了世俗化的幸福的文化观念，即美好的生活应当是丰富的生活，人生在世应当追求拥有丰富的人生体验和充分实现自我的生活。相较于近乎永恒的世界时间，人类的生命时间只是浩瀚无际的时间洪流里的沧海一粟，为了缩小横亘于生命时间和世界时间之间的鸿沟，在有限的生命中通过加速享受世界的所有选择，充分利用世界和主体的各种可能性选项来得到更丰富的人生经历和生命体验，成为个体在面对有限和死亡难题的最佳应答。在“美好的生活就是被填满的生活”的价值观的影响下，人们不得不提高在单位时间内行为事件和体验事件的数量，以前在一定时间内能够完成一件任务，现在却能两倍甚至四倍完成。“加倍速”的生活节奏迎合了现代人努力攫取周边的资源以期获得美好生活的渴望，却也深度消解了主体关于“生命充实”的灵魂体悟。在罗萨看来，加速的幸福应许最终并不能实现，无论速度提高多快，人们在生活中所享有的世界选项和体验的比例与可实现的可能性之间相比，却是持续减小的，“生命时间与世界时间之间的裂痕不仅没有因加速而弥合，反而加深了。”[4]。
2.2.3. 自我驱动力：社会的“加速循环”
除了外在的推动力，罗萨指出科技的加速、社会变迁的加速以及生活步调的加速已经形成了一种环环相扣、不断自我驱动的反馈系统。首先，在运输、通讯和生产方面的技术革新所带来的影响会改变了人们的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并且引起现代生活方式的全面变革，比如数字革命发展浪潮中的互联网“虚拟化”现实深刻地改变了个体的社会互动模式，塑造了新的主体形式。从这个角度上看，社会变迁加速是科技加速的直接后果。其次，晚期现代社会变迁速率的大幅提升使得个人经验和能力的时效明显缩短。在竞争逻辑的统摄下，人们不得不采取各种行动来提升自己的竞争力以适应世界日新月异的生活标准和活动规范，从而加快自己的生活节奏。因此，社会变迁的加速成为了生活节奏加速强有力的助推器。最后，时间匮乏的现实状况呼吁着人们通过提高科学技术来释放更多的时间资源，使生活步调减缓，科技加速可以视为是人们对生活节奏加速的回应。因而，加速循环形成了一个牢固的闭合系统，彼此作用推动着晚期现代社会不断地加速发展。
3. 时间异化：时间加速视野下的新异化诠释
在罗萨看来，时间是所有社会领域的核心构成要素，“如果不将时间维度放在明确而中心的位置进行考虑的话，那么就无法从社会理论的角度理解西方社会中在社会实践、机构以及个体的自身关系当中所在发生的变化。”[1] (p. 6)因此他主张以时间为逻辑起点切入社会加速的分析。罗萨认为，时间规范与传统的道德和宗教规范不同，无需借助伦理或政治的伪装来规训人们的观念和行为，而是在个体面前呈现为无可辩驳的自然法则，以一种潜移默化的力量对个体的自由和意志进行支配。在这种隐蔽的社会时间规范力的掌控下，人们会觉得屈从于各种无法掌控的负担和社会要求，个体的自我效能感和幸福感逐步被压缩，时常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倦怠和无所适从。由此，“人与时间的关系变得冷漠甚至敌对，时间就被异化了”[5]。
3.1. 时间规范的束缚
在现实生活中，社会加速带来的时间异化首先体现在时间规范对个体的隐性束缚。这种束缚不仅表现为外在的行事日程和截止期限的严格要求，还更加深层次地影响到个体内在状态的自由和对生活节奏的把控。在潜藏的社会时间规范力量的掌控下，通过一系列“必须这样做”的修辞，给人们构筑起一种无形的生活牢笼，使个人的行动、目标和意志被束缚在高度结构化的社会时间框架中。现代社会中的时间规范不再简单地呈现为人们对物理性的自然时间的客观表达、遵循行事日程和截止期限的规定安排，而是内化为人们在无反思情况下自觉维系加速机制持续运转的意识形态，迫使个体不断调整自己的生活步调以适应社会高速运转的节奏律动。在这种加速的时间机制支配下，人们默认了在以竞争原则为底层逻辑的速度游戏中“不进则退”的规则，而承受蔑视恐惧的游戏落败者往往忽视了其遭遇的不公正性，“人们难以意识到时间已被现代社会重新建构，时间成为影响分配正当性的新型束缚。”[6]这种“集权主义式的”时间体制的无形控制，几乎完全夺取了个体塑造未来的可能性，人们遭遇了罗萨所说的“背离现代性的承诺”的现实困境，即个体越追求自主性，实现自主性的机会越渺茫。
3.2. 闲暇时间的匮乏
其次，时间异化也体现在主体闲暇时间的匮乏。尤其在伴随着技术进步过程的现代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时间紧缺的焦虑感。人们对闲暇时间的需要，要求人们通过忙碌的工作和劳动获得相应的生存资本来获取。然而，越是追求高效，越是奔波忙碌，闲暇时间就越难以获得。于是人们陷入更加疯狂挤占时间，却更难获取生活时间的恶性循环中。“人在这种生活模式中不仅无法处置自己的时间，而且感觉不到自己在‘生活’，人成了以占有更多资源为唯一目的而陷入永久劳作的机器。”[7]这种对自我的生活时间失去掌控的现实困境，使得个体内在抗击风险的意志力量不断削弱，导致人们对生活产生无力感和疲惫感，增加了个体的消极和倦怠情绪，进而影响了个人的身心健康。比如现代社会中抑郁症、焦虑症等精神症候的客观存在正是社会加速背景下人类主观心理体验的消极性表征。同时，闲暇时间的匮乏也使人们无法从快节奏的生活中获得喘息的片刻，失去了体验世界、理解世界以及自我反思、自我调整的机会，在日复一日机械化、重复性的劳动日常的时间流逝过程中逐渐陷入主体内在的自我麻木状态。
3.3. 时间感知的迷乱
最后，时间异化还体现在个体时间感知的迷乱，在被高速运转的社会节奏律动裹挟和时间体验碎片化的状态下，个体愈发呈现与时间存在之间的“剥离感”。一是主体现实的“体验时间”与内在的“记忆时间”发生结构性的转变，由经典的体验短、记忆久的时间模式变成了体验短、记忆也短的时间模式。这种时间体验的倒置在以“娱乐至死”为潮流趋势大行其道的现代消费社会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人们越来越沉溺于海量的直观的感官刺激所吸收到的欢愉享受，如看电视、打游戏和刷短视频等，却无法将这些活动的体验片段在个体内部的记忆回廊里留下深刻的痕迹。二是个体自身生活叙事经验的失效和对未来赋予期望能力的丧失。在高度功能分化的现代社会中，个体过去的可供推荐的经验领域和未来的期望范畴发生断裂，即人过去的生命经验未必能够延续到充满开放性和不确定性的未来场域，为今后生活提供历史性的参考价值。社会变革的加速带来时间序列整体性的消融，导致时间碎片化的呈现，加剧了个体在时间上的混乱感和眩晕感，人们时常感受到在快速变化的社会情境中，无法完全遵循预先确定的时间计划践行日常生活的实践活动和人生的规划目标。
4. 共鸣策略：超越新异化的建构方案
对社会加速背景下人们所遭遇的新异化问题的深入思考，促使罗萨重新挖掘了马克思侧重于生产领域的劳动异化理论，并以时间的角度加以延伸，将异化观念扩展到了日常生活视域。罗萨援引了拉埃尔•耶姬的异化概念，即异化是“一种缺乏关系的关系(Beziehung der Beziehungslosigkeit)”[8]，表现为自我与世界之间的沉默、冷淡、漠然和憎恶。而共鸣(Resonanz)是他提出的化解新异化困境的关键之钥，因为“共鸣意味着‘与异化不同’”[2] (p. 149)。共鸣本意归属于两个物体之间因振动产生频率呼应的声学现象的物理学范畴[9]，罗萨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社会科学范畴的延伸。作为异化的“他者”，共鸣旨在重新建构自我与世界相互呼应的积极关系，以改变人与世界排斥、冷漠的异化状态。由此，罗萨的“共鸣”概念实现了从物理领域的现象学意义到关系模式的意涵转向，并为理解加速社会中个体与世界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
罗萨指出，共鸣关系是主体与世界彼此呼应的双向互动，这种互动保持各自的声音，不以占据或支配为目的，使主体能够感受到“一种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在世界之中(In-der-Welt-Sein)的存在状态，使自我在世界之中能够感受到自身的存在”[10]。而构建共鸣关系需要建立稳定的共鸣轴(Resonanzachse)，即指向人与周遭人际世界的水平共鸣轴，例如家庭、爱情、友谊，也包括民主政治体制；人与自然乃至超越自然世界的垂直共鸣轴，涵盖了宗教、自然、艺术和历史；人与物质世界的对角共鸣轴，比如个体日常生活中的工作、运动、教育和消费。通过这三个不同面向的共鸣空间，使主体能够反复确认他们的共鸣体验，从而实现通向美好生活的健全世界关系来改变晚期现代异化普遍化的现象。然而，这种建构方案的思路实际上是以个体自我的节奏把握和调适来适应社会加速，使得以“共鸣”来克服异化的方案带有主观化的抽象色彩。
4.1. 共鸣的限度——遮蔽“资本”增殖的真实面目
在马克思那里，克服人的异化困境，实现“人的解放”需要全面变革资本主义私有制下资本奴役劳动，物统治人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罗萨则认为解决现代人在晚期现代社会所遭遇到的生存异化问题，需要构建一种人与外在世界相互呼应，和谐共振的关系模式。罗萨的方案虽然为理解自我与世界的关系和社会异化的分析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研究视角，但遗憾的是，罗萨并没有透视“资本”增殖的真实面纱，其克服异化的解决策略仍然是囿于资本主义的视域之内，寻求主体与世界共鸣关系的文化批判范畴，而不是通过生产–社会关系变革来破除社会加速对人的规制，这使得其克服异化的方法论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通过时间维度的诊断和分析，罗萨虽然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加速逻辑统治下造成的社会无休止竞争的“资源拜物教”现状，并以共鸣作为解决现代人生存异化弊病的灵丹妙药，但是他忽视了资本逻辑作为社会加速“幕后黑手”的操纵作用。晚期现代社会的资本逻辑以更加隐蔽、更为温和的手段，通过加速逻辑的中介化发挥作用，对现代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进行了全方位的渗透和支配。因为无论是技术加速、社会变迁的加速抑或是生活步调的加速，实际上都是为了促进资本加快变现的表现形式，其目的是为了满足资本的再生产，通过增加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提升对剩余价值的获取，更快地实现资本增殖而服务。社会的“加速循环”本质上并不是促进社会加速发展的自我驱动要素，而是资本逻辑参与的结果，加速正是迎合了资本逻辑自我展开的内在要求，成为资本增殖的“共谋”。因此，对晚期现代社会异化普遍化这一社会病状的治疗，不能仅仅诉诸超越加速逻辑本身，而是要回归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分析框架，将加速置于资本逻辑语境中探讨其理论限度，在主体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中超越统摄社会加速现象背后的资本逻辑，从社会物质利益的现实层面着手，变革资本主义不平等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的经济生产关系，美好生活的构建才能得以可能。
4.2. 共鸣的孱弱——走向“荒野”的乌托邦想象
共鸣虽然作为理解“美好生活”议题的独创性理论构建，提供了一种文化范式的转向，但是这种从主体经验出发的应对策略，无法彻底根除社会加速以及带来的新异化问题。共鸣所要改造的对象实际指向的是现代社会的主体本身，而非现实的物质世界，它主张主体通过努力调整自身的步调来适应和顺从社会加速的节奏律动，构建主体与世界之间相互回应的和谐关系来消除异化。这种共鸣更像是一种带有感性特质的审美体验，它过度强调社会主体从主观层面上积极发挥作用来提升与客观世界的关系质量，使得“如何实现美好生活”这一符合现代人切身利益的严肃议题陷入了经验心理学的探讨维度，从而规避了对资本主义社会资本逻辑的深层次的批判与否定。在罗萨看来，共鸣的经验和关系不受掌控，它“既不能被强迫，也无法被保证”[11] (p. 62)，例如在听音乐、阅读的过程中，人们是否会对乐曲旋律所传达的感情或者对书中人物遭受的际遇产生潜在的情感共鸣是无法预测的，因为共鸣的实现需要主体摆脱预先合理算计的理性操控欲求。然而完全的无法掌控也不可能触发共鸣体验的产生，罗萨认为“至少有一个面向是可受掌控的，我们和这个人或物才能产生共鸣”[11] (p. 67)。但这种建立在个人主观感悟的共鸣体验往往是意义模糊、难以复刻的，罗萨本人也承认这个命题是最富争议和最难证明的，因为它并没有提供明确的衡量标准和可复刻的具体操作，这为共鸣的实现增添了一丝可遇不可求的神秘色彩。因此，共鸣方案因其似是而非的矛盾特质难以得到方法论上的实践性确证，无法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有效转化。“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2]，罗萨的共鸣更多寄望于通过主体意识的转变，来改变资本主义竞争逻辑所造成人与外在的客观世界的异化关系，而不追求资本主义现实矛盾的彻底解决，使其理论建构如他的前辈们一样落入了抽象的思辨哲学的窠臼，从而变得“孱弱无力”，也导致实现美好生活的共鸣策略沦为一种走向“荒野”的乌托邦想象。
5. 结语
罗萨从日常生活领域将社会加速现象引入社会批判理论的范畴，通过对“加速”“异化”和“共鸣”等核心概念的深入分析和理论逻辑的建构，构建了社会加速批判理论的整体框架。然而，罗萨的理论忽略了加速逻辑背后以资本增殖为核心的价值导向，其试图通过“共鸣”来破除异化的进路，虽能在人们顺应社会加速节奏中获得短暂的惬意，但无法对加速社会产生根本性变革。只有立足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认清社会加速现象背后资本逻辑的支配本质，将“加速”机制转变为对抗资本逻辑的有力工具，通过变革社会的经济生产方式，解放社会劳动生产力，保持社会加速与生存共鸣的平衡，才能找到实现人类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美好生活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