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指出了资本主义异化现象，即人的劳动产品逐渐变为一种异己的和压迫人的力量，人逐渐远离了自身的“类本质”。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发达工业经济体中出现的异化现象非但没有减轻反而变得更加隐蔽和危险，异化现象不仅仅出现在工人阶级当中，更扩散到了社会各阶层。当异化现象成为全社会的普遍现象时，就会导致异化的内化，也就是人对异化现象的认同，人在心理上服从异化的结构以及社会对自身的宰制，从而丧失了对现状的批判和超越，这也正是卢卡奇(György Lukács)所指出的“物化意识”。在传统政治经济条件下，无产阶级会因政治压迫和经济的剥削而反抗资产阶级的统治，1848年的欧洲革命便是最好的见证；而在新的发达工业经济条件下，人的内心失去了反抗和超越的维度，只有对现存秩序的认同与维护。无产阶级要想恢复卢卡奇所言的“总体性”，就必须先在心理层面拒绝异化。这就意味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不应只停留在政治经济学的维度上，更要深入人的内心，在心理层面对资本主义异化现象进行批判。为此，法兰克福学派便吸收了当时新兴的精神分析理论，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有益心理学层面补充。
在历史上，法兰克福学派并非最早尝试将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相结合，但无疑对两种理论的结合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初代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如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阿多诺(Theodor Adorno)、弗洛姆(Erich Fromm)、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都在尝试着将精神分析理论吸收到马克思主义体系及批判理论当中。尽管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相较于马尔库塞、弗洛姆没有强烈的精神分析特质，但他们也接受了许多精神分析的影响，并将其运用到批判理论当中。在霍克海默的支持下阿多诺完成了《权威主义人格》，在这本书中阿多诺运用精神分析理论去研究权威主义人格的形成原因。霍克海默更是指出，“我们确实深深地受惠于弗洛伊德及其首批合作者。他的思想是我们的基石，没有它，我们的哲学就不会是这个样子”[1]。可见精神分析对霍克海默、阿多诺思想的重要意义。
《启蒙辩证法》是霍克海默、阿多诺的代表作，此书揭示了“神话已经是启蒙，启蒙退化为神话”的主题。《启蒙辩证法》深受德国古典哲学、精神分析、马克思和尼采的影响，在当前的研究中，学者们分析了其中的思想渊源并讨论了霍克海默、阿多诺对前人思想的引用和改造。例如刘森林教授指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运用了尼采的思想，将乐观、进步主义的辩证法转变为依靠自我否定的非乐观主义的辩证法[2]。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启蒙辩证法》也深受精神分析影响，在本书中也有大量精神分析的概念和术语的运用，但学界对此书中的精神分析资源的研究却微乎其微。在已有的研究中，学界注意到了《启蒙辩证法》中二、三章中即“文化工业”、“启蒙的界限”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于精神分析理论的运用，例如吕欣忆结合了阿多诺的《社会学与心理学》一作，指出《启蒙辩证法》如何利用精神分析理论剖析大众文化中的反犹主义、极权主义[3]；金翱重点关注了其中有关“投射”概念的使用[4]。而第一章“启蒙的概念”作为奠定本书思想的核心环节，其中也有和精神分析的重要关联。通过对“启蒙的概念”中精神分析理论的关联的梳理，我们能更清晰的理解《启蒙辩证法》对精神分析的改造与运用，理解精神分析之于《启蒙辩证法》的重要性。
2. 明线：直接关联
笔者认为在“启蒙的概念”章节与精神分析有一明一暗两条关联线索，明线为霍克海默直接运用精神分析理论并回应弗洛伊德，暗线为《启蒙辩证法》中的部分概念、研究方法与精神分析存在高度相似。
明线也即直接的影响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直接运用了精神分析当中的术语。在《启蒙辩证法》中大量引用了精神分析概念，例如“投射”“禁忌”等。此外，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也有和弗洛伊德意见相左的地方，他们在书中对弗洛伊德的观点进行回应。通过对弗洛伊德引用和反驳，我们可以看到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如何运用精神分析，及他们对精神分析的批判和发展。
2.1. 投射
在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中，“投射”(Projection)可以被理解为三种不同的形式。首先，它被视作一种“异化”的表现，费尔巴哈指出宗教就是人将自身的特性投射到自然之中，由此产生了上帝，随着社会的变迁，宗教日益成为压迫和囚禁人类的力量。第二是“几何学”的投射，经由一个几何形状可以投射为一个和原形状相似但大小不同的新几何体，原形是本质属性，投射形是被本质所决定的。在马克思的理论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可以被解读为一种投射现象。经济基础是决定上层建筑的关键因素，上层建筑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动而发生相应的变化。第三种是作为心理防御机制的投射，精神分析认为投射是“某种作用，借由它，主体将自身中所误认或拒绝的性质、感情、欲望、甚或‘对象’排除于自己之外，并将之放置于他者(人或事物)之上”[5]。由于主体无法平息自身的由本我的生物性冲动和超我的自律形成冲突带来的不快，主体就会将这种不快投射到外界才能减少焦虑。为了减少“俄狄浦斯情节”也就是弑父带来的焦虑，原始人类将父亲的形象投射为神或上帝并加以崇拜，所以弗洛伊德指出“神只不过是父亲影像的一种投射罢了。”[6]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吸收并运用了弗洛伊德投射的概念。
《启蒙辩证法》频繁地使用了投射这一概念，特别是在探讨“文化工业”和“启蒙的界限”时，这一点已在学术界引起了讨论[7]。在“启蒙的概念”中同样存在投射的使用，尽管其并非作为核心概念也应受到重视。在“启蒙的概念”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指出，启蒙运动将神人同形的神话视为其基础，这本质上是主体对自然界的一种投射[8]。在这里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是为了揭示“神话已经是启蒙”的主题，被启蒙运动视为落后腐朽的神话其实是人类运用自身的理性将自身投射成为一种神，在这过程中彰显了人的主体性。在面对未知、残酷的大自然时，渺小的人类通过将自身投射为神，让神来掌管宇宙和自然的秩序，从而在观念上间接的控制自然。无论是神、精灵或魔鬼，都是人的投射和镜像。因此所有神话都具有一个共同特征：被还原为人。通过对精神分析投射概念的运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解析出在神话中无所不能的神灵就代表着人类不甘于受自然禁锢的主体性，神话也正是在这时产生。
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宗教诞生的社会原因，宗教“从一开始就是产生于实际存在的生产力的超验的意识”[9]，在原始社会中，随着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由于人间的苦难和剥削，人们不得不幻想一种解放的世界，人们对一种解放世界、宗教、神话等思想的迫切需要，促使新的意识形态开始形成。马克思关于宗教起源的观点是正确的，他认为宗教是人类对自然力量的一种虚幻反映，是社会苦难和阶级压迫的产物。而弗洛伊德的投射理论，则从心理学层面补充说明了宗教产生的心理动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将其引入到批判理论当中，从投射角度来解读神灵、魔鬼的产生，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与此同时，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解读中还引入了人的主体性，将主体性的崛起从笛卡尔追溯到了古老神话当中，进一步论证奥德修斯是资产阶级主体原型。
2.2. 禁忌
在“启蒙的概念”附录一中这样说，“某些族群或社群是以吃人为乐的，而在今天，这种快乐的本能则只有依靠对人肉的厌恶才能得到证明。”这个结论看起来令人诧愕，为什么古代人食肉可以通过现代人对于人肉的厌恶来证明？附录二中写道“从对粪便和人肉的厌恶，到对狂热、懒惰以及精神贫困和物质贫困的蔑视，贯穿着一连串的行为模式，但这些行为模式却从合适必要的形式变成了令人厌恶的形式。”为何粪便和人肉是“变为”人厌恶的形式而非其本身就是呢？岂非人是不厌恶粪便和人肉的？要理解这些也要借用弗洛伊德的理论。
禁忌(Taboo)有两层相反的含义，“神圣的”、“不洁的”[10]，为何禁忌一词包含着相互矛盾的含义？想要解释这种矛盾，就需要探讨原始人的心理机制。弗洛伊德基于当时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将原始人类的禁忌可分为三个种类，即对敌人的禁忌，对死人的禁忌，以及对统治者的禁忌。在面对亲人去世后，原始人没有选择哀悼、守孝，而是努力消除掉一切死人存在过的痕迹，连其名字都成了不能提起的禁忌，死人会化为伤害亲人的恶魔，一旦想起或提及死者就会招致恶魔的报复。在弗洛伊德看来，生者和死者之间存在这样一种关系，生者既爱着死者，同时也憎恨着死者，在死者离去后，生者为了让自己的良知不会受到谴责，将自身对死者的恨意投射为让死者化身为恶魔，因为恶魔要伤害在世的亲人，所以亲人为了自我保护就会消除掉死者一切生前的痕迹，忘掉死去的人。因此死人成了原始人的禁忌。对首领和敌人的禁忌亦大致如此，都是矛盾情感的体现。
弗洛伊德假设一个民族有其集体意识的存在，这个集体意识和个人意识的过程和功能相同。同时他还说，集体的意识可以一代一代传递下去，任何时代的集体意识都受到上一代的影响。因此作为先民的禁忌，如对敌人、死人、首领禁忌，尽管发生了改变，但在今天仍以不同的方式延续着。同样，今天所存在的禁忌是过去所存在的禁忌的延续和变种。今天人类对于人肉的厌恶和禁忌，显示出先民对于人肉既喜爱又厌恶的心理，因此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得出结论，过去的某些族群以吃人为乐。一方面原始人以吃人为乐，另一方面他们又害怕通过吃人肉让他们变为另一个人，他们对此感到心理上的害怕。粪便的禁忌亦如此。这种既喜爱又厌恶的矛盾的心理结构最终导致人肉、粪便成为今天社会的禁忌。
禁忌是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的研究核心，禁忌代表着一种压抑的欲望，为了维持禁忌便产生了道德、伦理。道德和伦理就是启蒙理性同一性的象征，康德企图用一种超越个体之上的先验自我，构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道德准则。而禁忌则相当于道德的反面，为了不打破禁忌就需要规则和秩序的存在。萨德笔下的朱莉埃特通过对禁忌和道德的僭越来获取快感，通过打破压抑释放欲望。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通过引入朱莉埃特的形象来指出康德的资产阶级道德哲学最终会通往萨德的罪恶哲学，萨德笔下的朱莉埃特就是最好的例证。
2.3. 《启蒙辩证法》对弗洛伊德的回应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并非一直对弗洛伊德引用和改造，在启蒙辩证法中也存在着作者和经典精神分析观点不同的地方，这体现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并非一味对弗洛伊德的接受，在接受过程中还对弗洛伊德的观点做出回应。
首先，《启蒙辩证法》所回应弗洛伊德就是关于巫术是否是建立在观念万能论之上。在弗洛伊德看来，在巫术诞生时期人类的心理状态和处在幼儿时期的心理状态相似。最初的婴儿的性器官各自独立运作并能够取得满足，随着婴儿逐渐成长，相互结合的性欲逐渐合一并且指向了一个新的目标，也就是自我。这个阶段就是处在自恋之中的婴儿。弗洛伊德认为处在巫术阶段的人类的心理状态就是处在自恋期，他们极为重视自身的内心活动，相信自己在宇宙中处于重要的地位，由此他们可以借用巫术来达到自身目的。因此巫术是建立在观念万能论之上的。
但是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看来并非如此，他们认为只有处在前泛灵论阶段的原始人才会相信观念万能，而巫术阶段的人们不再相信。因为在巫术看来，世界是万物有灵的，每个物体上都栖息着神圣的曼纳，人不能忤逆或触犯曼纳的权威，只能借由巫术，通过手舞足蹈、装疯卖傻来恐吓鬼神，通过献祭、牺牲来和鬼神沟通以表达自己的意愿。因此在霍克海默、阿多诺看来巫术并非是在建立观念万能论之上。只有愚昧的原始人和拥有科技工具并坚信理性乐观主义的现代人才会相信观念万能。
其次，弗洛伊德认为人类出于“俄狄浦斯情节”投射出了曼纳，但《启蒙辩证法》认为曼纳并非是来自于人的投射。《启蒙辩证法》指出，在泛灵论阶段的人类，生产力和认知水平底下，在面对不知何时会到来的狂风暴雨、山崩海啸时，人们会感知到自身的无力、自然的强大，因此他们认为在自然之中存在着神秘莫测的曼纳，曼纳是神秘而强大的自然在羸弱的人的心灵上的反映。因此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泛灵论阶段的世界是一个充满敬畏、意义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的曼纳不是来自于人的投射，而是来自于超自然力量在人类心中的回响。
这些观点的回应证明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于泛灵论阶段的理性持有一种同情的态度，尽管他们认为此阶段的巫术是一种欺骗、荒唐的产物。霍克海默、阿多诺通过对一个充满意义、万物有灵的世界的同情，批判当代工具理性亦为理性万能论支配下的世界，人们借由理性来宰治世界并在此过程中不断陷入异化。因此他们认为，泛灵论阶段的人类并不是坚信观念万能，曼纳也并非来自于人的投射而是令人畏惧的自然在心灵中的回响。弗洛伊德则是认为处在泛灵论阶段的人类和自恋阶段的婴儿心理结构相似，以此来说明曼纳是人类对于父亲的投射，巫术也是建立在幻想自己无所不能的观念万能论基础之上。
3. 暗线：间接关联
在暗线中也就是霍克海默、阿多诺与弗洛伊德相似的地方，首先是方法论上，精神分析重视童年经历对于后天的影响，精神分析通过分析幼年的心理发展过程来解决患者的神经症状。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采用了类似于精神分析的研究方法，分析了文明之初的启蒙精神诞生地——神话，从神话中发掘启蒙理性存在的内在矛盾。其次是在文明自身上，在弗洛伊德看来文明自身存在着内在矛盾，而文明的历史就是人和文明之间矛盾斗争的历史，文明的进步意味着压迫的进一步升级。再次，弗洛伊德创造出“泛性论”概念力比多，意指驱动人行为的一种原始动力。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改造启蒙概念，将启蒙从一个启蒙运动的专有名词转变为一种“泛启蒙论”。
3.1. 追溯过去的方法论
二十世纪中叶人类文明处在历史文化的困境之中，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丑闻刚被发现，美国也兴起着作为欺骗性质的文化工业。尽管科技取得了巨大进步，但人的生存处境却没有随着科技进步而改善，人日益被自己所生产的产品所控制、俘获。在这个人类遇到生存危机的时代，要找寻其问题之根本，就不能采取当时主流社会科学的研究路径，“必须放弃对当代意识的信任”[8]。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看来，随着实证主义受到了资产阶级的支持而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思想”、“语言”本身也受到影响进而失去了整体性，成为了统治的工具，“凡是和统治思想不合拍的，都再也表达出来了”[8]。要解答启蒙为何会走向自我毁灭，就不能单从当时的时代考察，也不能采用主流的社会科学方法，因为“思想难免成为商品，语言成为了对商品的颂扬”([8], p. 3)。
时代的病症在于启蒙的自我毁灭，启蒙思想已经“包含着今天随处可见的倒退的萌芽”([8], p. 2)。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启蒙没有完成自己的诺言，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反而让人类深深陷入一种新的极权和野蛮的状态。他们只能从启蒙自身之中寻求答案，他们就从启蒙理性的源头——神话和宗教当中，寻找启蒙走向自我毁灭的原因。而这种方式无疑与弗洛伊德的方法极为相似，正是启蒙理性诞生之初所蕴含的自我否定和自我毁灭的要素导致了今天的灾难，这蕴含着一种决定论的思想。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指出神话已经是启蒙了的，神话并非是无意义的幻想，而是原始先民智慧和理性的体现。原始文明中的人类受制于低下的生产力和落后的认知水平，为了消除自然的恐惧和不确定性，创造了神话和宗教。在最初的原始神话、宗教中，神和万物是溶于一体的，神就是风雨雷电、山川河流。但随着理性的崛起，抽象思维的形成，神就不再是事物本身，而是统领着万物。“众神们已经和物质元素区别开来，成为他们的总体性”([8], p. 6)。这种总体性是一种权力的体现，宙斯统领着宇宙，阿波罗是日神，波塞冬是海神，诸神都要听从宙斯的安排。随着神和物质的分离，悄然之间主体性逐渐觉醒。因为神就是来自人的投射，神话的历史也是人的历史、社会的历史，神和物质的分离也象征着现实社会中劳动和统治的分离。神话在传播之中变成一种教化，信奉神话的人们也潜移默化接受了上帝和人间的统治秩序，接受着人间的特权和压迫。因此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说道，“人类与上帝的近似之处体现在生存的主权中，体现在君主的正言厉色中，也体现在命令中”([8], p. 6)。由此可见，启蒙在诞生之初就并不是为真理而是为了维护权力和秩序，启蒙和权力就像是一对孪生兄弟。
由于对真理的畏惧，到了彻底启蒙的现代社会，启蒙却退化为一种神话，人们生活在彻底的启蒙所带来的恐惧之中。在神话的世界中充满了意义和神秘，社会的运行、构造都是众神的安排，违背统治就是违背神的旨意。随着彻底的启蒙，神话世界被“祛魅”了，人们被一种新的可计算理性按照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原则所安排。理性和数学成了新的统治秩序的代言人，凡是违背统治的就是违背理性的。社会的运作在理性和数学的控制下变得井然有序，但与此同时处在其中的人们也被这种制度所禁锢，社会成为了囚禁人的铁笼。人们就像工厂机器中的零件，麻木地重复着被拆解为无限单一的工作。此时的人们也因失去了其整体性而不能把握社会、历史的进程，无法看清社会的全貌。人们麻木而无知，这和史前社会的人们处在同一种处境。而社会之所以会变为束缚和压制人的存在，无疑是因为理性在其诞生之初就与权力相伴而行，在今天又沦为了权力的工具。
精神分析是一种心理决定论，“精神分析者的显著标志在于他们严格相信心理生活的决定性的东西。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是无足轻重的、随意的和偶然的。他们期望在每一件通常看来毫无动机的事件中找到充足的动机”[11]。机械的动力学认为系统的当前状态是由之前状态所决定的，被称为心理动力学的精神分析也认为此刻的心理状态无论是有意识的或是无意识的都是由上一刻的心理状态所决定的，由此倒推，童年的心理会决定人一生的心理。由此弗洛伊德就尤其强调童年之重要性，他在《性学三论》中将童年阶段分为了口欲期、肛欲期和俄狄浦斯期，不同阶段的欲望得到不同的满足程度会形成不同的人格。在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弗洛伊德开始研究文明与社会，探究人类文化所存在问题之根源。要了解为什么会爆发世界大战，就要从人类文明的来源去寻找答案。他将精神分析的研究方法运用到文化研究中去，于是他追溯文明诞生的历史，指出文明始于以兄弟关系为基础的图腾文化阶段，他把俄狄浦斯的杀父经历当作了文明诞生之初真实的行为，并且认为文明内部存在生存本能和死亡本能的斗争。
霍克海默、阿多诺的方法论与弗洛伊德相比具有高度相似性，他们都是从起源去寻找社会、文明的秘密。这两种方法论都是基于同样的逻辑，即对当下的否定和超越。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从启蒙理性诞生之处寻找理性的弊病，是为了让人们明白理性并非自身所标榜的“客观”、“中立”，“启蒙精神只有在权威不具备足够的权力来暴施淫威且毫无收效的情况下，才与权威为敌”([8], p. 6)，以此来唤醒人们对理性能力之有限及理性与权力天然的亲和性的认知。而彼时正是二次世界大战之际，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希望以此来拯救正在走向堕落的启蒙理性，也是拯救处在危难当中的世界。这也就是他们对当下的否定和超越1。在精神分析理论看来，精神疾病患者的“症状的意义在于其与患者经历的关联”。通过对患者表现出来的症状与其童年经历关联的分析，找到与病症相关的童年期经历，来实现对患者病症的治疗。所以精神分析的方法也是基于对当下的否定及超越。精神分析的方法使得心理学家可以分析潜藏在意识的冰山之下的潜意识，挖掘理性宫殿之下的非理性根基，这种方法可以将潜意识的“祸根”挖掘出来，从而解决人的心理问题(如歇斯底里)。同样的，《启蒙辩证法》中对启蒙理性的发生学的分析，充分展现了埋藏在启蒙理性根基的病症，通过对启蒙理性的充分挖掘和展现，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想要挽救启蒙理性的现代的病态化。
《启蒙辩证法》和精神分析都在追溯历史，因为当下是变动不居的，而历史却是已经形成了的，但却少有自觉的意识和反思的，例如人都有成长经历，但精神分析之外的心理方法却都注重对当下的分析，少有注重反思人的“历史”。而正是这种前反思的历史，构成了我们当下的生活，无论对于现代文明还是对于我们自己来说，同样如此。所以他们都采取了这种特殊研究方法。这种特殊的方法也确立了他们理论的独特地位。相较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狄泰尔的生命哲学，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现代文明危机的考察方式无疑是独树一帜、自成一家的，也难怪《启蒙辩证法》被称为“20世纪最难驾驭的哲学著作之一”2。而精神分析同现代其他心理学流派如人本主义、行为主义心理学相比也是独具一格，与他们的方法论存在巨大差异，也正是这种特殊的方法导致精神分析在今天不再流行。
3.2. 对文明的悲观色彩
西方文明有两大来源，一是理性主义的希腊文明，二是基于信仰的希伯来文明。随着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到来，高举理性大旗的科学技术不断发展，古典的理性主义和现代科技结合形成了技术理性思潮。人文主义也在这时兴起，强调和维护人的价值和尊严。技术理性一路高歌猛进，坚信理性万能论并且相信随着科技进步会带来人的全面发展和主体性的增强。在传统西方哲学中无论是经验主义还是理性主义，都算是一种坚信技术进步会带来社会进步的理性进步主义，他们之间在这个方面没有什么不同。
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科技在一路高歌猛进的同时危机的种子也在生根发芽，技术在改善人生活的同时也逐渐异化为统治并制约人的力量。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既看到了欧洲科技创造的成就，也意识到了欧洲文明的危机，这其实就是启蒙辩证法的体现，理性以其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创造了巨大的辉煌，与此同时理性也不断丧失批判维度而成为一种工具理性，造成了欧洲文明的危机。这种改变世界的能力也就是思维的同一性原则，人们通过同一性来获取知识。人们通过单一代替多元、普遍取代特殊、确定性替换可能性，就这样人类就以为自己把握住了真理。而正如培根所言“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一种权力，知识也不会仅仅满足于停留在理论和思维当中，其目的在于操作。通过行之有效的操作，人们利用自己获取的知识来改造自然、社会和自我，迅速创造出了巨大的文明奇迹。但与此同时，这种对多样性、多元性否定的同一性，导致了人们把自己看作为“无限权力的形象”，也导致万物不能同自身相同一。就这样，启蒙理性陷入一种新的神话当中，也产生了新的人类危机。理性利用在自然中学会的知识运用到统治之中，统治的效率极大的加强了，人被基于合理性原则设计的社会和商品所控制。随着启蒙的进行，批判维度的启蒙理性逐渐丧失，启蒙理性转变为工具理性，就这样这种唯一能够颠覆神话的思想最终也导致了自我毁灭([8], p. 3)。也就是说，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看来，成就文明的同一性的理性也同样可能成为毁灭文明的原因。
弗洛伊德认为，文明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抑制本能来实现的，并且这种抑制或压抑本能的不满足感是文明得以维持的必要条件[12]。所谓本能是指性本能和进攻性本能(也即死亡本能)，通过对性本能的压抑，产生了“目标被限制的爱”(aim-inhibited love)也就是亲情、友情以及和社会连接的爱，对死亡本能的压制需要文明通过各种方式让人认同、接受“目标被限制的爱”。文明发展的历程，也就是人的原始本能不断被消耗、压抑、取代、升华的过程，弗洛伊德视人类文明的悲剧在于对性本能和死亡本能的抑制。一方面，文明的进步依赖于对人类本能的压制；另一方面，这种压制也导致了个体逐渐走向自我压抑产生个体心理疾病和社会心理疾病。也就是说，成就文明的理性，往往也是压抑人的理性。这也就意味着，文明越是发展，对人性的压抑程度就越是深刻，因此他对西方文明的未来秉持着一种悲观的态度。
无疑，无论是《启蒙辩证法》还是弗洛伊德对于文明的看法都带有悲观色彩，他们都认为文明发展过程中必然伴随着走向自我毁灭。所以哈贝马斯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称为像尼采、萨德一样的“灰色作家”[13]。阿多诺和弗洛伊德的后继者们显然不能满足于他们的这种态度，于是，哈贝马斯想要通过交往理性来拯救启蒙；马尔库塞通过解放爱欲和解放劳动的方案来修正弗洛伊德的观点。
3.3. “泛启蒙论”与“泛性论”
在西方语境下，启蒙有两层意思，一是特指具有时间和空间限制的启蒙运动(Age of Reason\Die Aufklärung)，在人类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启蒙运动有三场，分别是发生在17、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德国启蒙运动和苏格兰启蒙运动，另一层意思是质疑传统权威与偏见，特别是对宗教的怀疑，提倡一种普遍的人类发展的理念，倾向于个人主义，并强调以科学经验和方法为基础的思考方式[14]。康德对启蒙运动的核心思想做出了总结，启蒙就是摆脱自己不成熟的状态，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性[15]。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这种语境下的启蒙并未涵盖启蒙真正的含义，因为人类历史上的每一次进步都意味着“启蒙的一个阶段”([8], p. 92)，因此要考察启蒙的内涵，就必须要对启蒙概念本身进行改造，也就是进行“泛启蒙化”。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启蒙”这一理念的重新诠释，也是在两个维度上进行的。首先是从时间和空间的界限来探讨启蒙的概念，他们将启蒙的时间追溯到西方文明的起点也就是宗教和神话之中，即“神话已经是启蒙”。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不过是启蒙史上的一个阶段，启蒙的纲领也不仅是康德的“要有勇气运用你的理智”，更是“要使人们摆脱恐惧，树立自主”([8], p. 1)。人类创造神话来摆脱恐惧就是启蒙的一种尝试。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将启蒙原本所限定的时间和空间全都消除，人类历史上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现代还是古代都在进行着启蒙3。第二重改造是在启蒙的定义上，康德意义上的启蒙是社会、政治层面的启蒙，这种意义的启蒙要求具有一个开放、自由的社会环境，从而允许人可以运用自己的理性与权威作斗争。在霍克海默、阿多诺这里，启蒙不仅涵盖了人与人的关系，更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启蒙，因此不仅要寻求人的解放，也要努力争取自然的解放。在原始社会中人类受制于自然，面对自然的变化不知所措、无能为力，因此人们就借助启蒙理性来改造自然，将人受制于自然的禁锢和恐惧中解脱出来。人需要控制自身的肉体来改造外部自然，以此就需要压制肉体的需求，而肉体就是人的内在自然。在启蒙理性的一往无前的发展中，人的内在自然一直被压制，人无法处理好与内在自然的关系，因而也就无法处理好与外在自然界的关系。所以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概念中蕴含了人与内在自然和外部自然的关系。《启蒙辩证法》中启蒙内涵更加丰富和宽泛，可被理解为一种“泛启蒙论”。
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体系中，“性”这个术语被重新定义，成为了推动人类行为的核心动力，即所谓的“力比多”。在他的早期著作，如《梦的解析》和《性学三论》中，弗洛伊德阐述了性冲动的关键理论和概念。他认为心理活动大多由无意识主导，并认为性冲动是驱动人类行为的主要因素。依他之见，性冲动不仅在精神病的成因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也在个人和整个人类的行为动机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性冲动对人类生活具有深远的影响。弗洛伊德将性欲定义为所有心理活动的动力源泉，并用“力比多”这一术语来描述这种能量，类比于饥饿时身体为获取营养而产生的能量。通过改造性的概念，弗洛伊德对人类行为进行考察；通过改造启蒙的概念，《启蒙辩证法》对人类理性进行考察。
既然《启蒙辩证法》和精神分析都需要追溯历史，那么对于历史来说需要的是永恒的流变中寻找到不变的，找到一个相对稳固的点，以此才能将现在和过去形成比较和分析。这个点还需要是一个宽泛的而非具体的，因为太过具体的细节会随着历史而不断变化，宽泛的定义则是稳定的。在《启蒙辩证法》中，这个点就是经过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改造的启蒙的概念。通过对史前启蒙和当代启蒙的比较，分析当代启蒙的病症潜藏在史前启蒙之中。而在精神分析中，这个概念就是“泛性论的”力比多。弗洛伊德以力比多为基础，构建了认同、自恋、自我理想等精神分析理论。在人的发展阶段中对力比多的满足程度不同会形成不同的性格特征。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同样以“泛启蒙论”为基础，向上追溯了启蒙发源地神话当中，寻找启蒙理性的由来。
4. 总结
《启蒙辩证法》和精神分析的一明一暗的关联显示出了精神分析对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影响。通过引入精神分析理论，从文化、宗教、心理层面分析文明弊病，为批判理论和《启蒙辩证法》对资本主义的社会批判带来了强大的心理学和无意识的维度，增强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解释力。
在历史唯物主义中，无论是宗教、神话亦或是心理、理性都属于上层建筑，被经济基础所决定。当时国际上的“教条式”马克思主义者沉溺于研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关系，满足于“物质决定意识”的简单结论，忽视了对于人的行为具有重要影响作用的心理层面研究。而通过将精神分析理论吸入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完善了从存在到行为之间的桥梁——心理的理论，为理解个人心理提供了保障。将精神分析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不仅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时代相关性，而且也显示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吸收新理论以自我完善的学说。
NOTES
1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只是进行了理性批判，却并未提出具体拯救理性的方案，这项工作由二、三代的法兰克福学者来完成。
2参见刘森林教授文章：焦虑：《启蒙辩证法》的主题。
3尽管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是以西方理性起源的神话、宗教为其研究对象，但实际上本书中启蒙的含义已经超越了西方的范围，例如在书中有多次提及东方的印度教和佛教以及中国的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