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翻译学以翻译理论与实践为研究对象，侧重于将翻译学理论、翻译策略及其研究成果应用到语言的相关领域，主要研究方向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翻译理论研究，主要涉及国内外主流的翻译理论以及新兴翻译流派等理论研究；二是翻译理论在翻译实践中的运用，涉及译本分析、多译本对比等研究。总体而言，国内相关的重要研究成果主要发表于外语类核心期刊，国内对该学科的大规模数据分析较少。因此，文章将借助文献数据可视化分析工具CiteSpace，选取2018至2022年中国知网(CNKI)中北大核心期刊及CSSCI等核心期刊的文献数据，进行计量分析与可视化研究，探讨近五年国内翻译学领域的研究热点及趋势演变。希望通过该分析，为国内翻译学理论研究的进步提供客观、直观、准确的参考，并为未来翻译理论的构建及翻译研究的深入发展提供有针对性的启发。
2. 研究设计
2.1. 数据来源
为确保文献数据的信度与效度，本研究选取中国知网(CNKI)作为文献来源，首先以“翻译学”为主题词进行高级检索。得出6360篇学术期刊，2218篇学位论文，150篇会议报告，17篇报纸，25本图书，其中，学术期刊发表时间最早可追溯至1980年。2018年，国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司与中国外文局人事部为服务国家语言战略，联合印发了《关于深化翻译专业人员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翻译专业进入新阶段。因此，出于对翻译学发展阶段的考量，将文献来源类别限定为北大核心和CSSCI，将文献发表时间设置为2018~2022年这一区间，以“翻译学”为主题词或关键词再次进行高级检索，并将文献来源限定为学术期刊，筛选出共计523篇文献。由于中国知网导出文献数最大值为500篇，将文献按照相关度进行降序排列，选取相关度前500的文作为研究样本数据集。
2.2. 工具和方法
本文运用计量分析法，采用CiteSpace 6.2.R6可视化文献数据计量分析软件，对翻译学领域的研究文献的样本数据进行计量分析与图谱绘制。陈超美博士开发的这款文献数据可视化分析软件，可对特定领域的定量文献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展示该领域在一段时期的整体发展情况、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研究主要采用共现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法，共现分析法用于分析该领域语料的词频，聚类分析法则用于分析语料的聚类关系([1], p. 132)。本文中用以探究2018~2022年5年间中国翻译学研究的热点、主要的研究领域以及研究者和机构发文情况。
3. 知识图谱
3.1. 关键词知识图谱
论文中的关键词是对文章内容的高度概括和提炼，能够概括和突出研究的主题和内容。因此高频关键词常常被用来分析某一学科领域中的研究热点([2], p. 85)。首先进行文献数据收集，将收集到的数据集导入CiteSpace软件中的特定文件夹后，在控制面板设置中心部分，将节点类型设置为“关键词”(keyword)，选择时间切片为1年(由于只关注5年内的研究热点，所以时间切片设为1年)，并将关键词的显示阈值设置为2，即只显示共现频次大于2的关键词，开始运行程序。通过算法统计，生成关键词共现网络，见图1。图中出现很多节点，每个节点代表一个领域相关的关键词，节点的大小反映了该关键词累计出现频次的高低([3], p. 72)。如图1，各较大节点依次名为翻译研究、翻译学、翻译、翻译史、翻译理论、跨学科、翻译过程、译者、反思、中国文化、趋势。上述较大的节点为显著关键词，也是翻译学领域研究的高频关键词，即翻译学的研究热点问题。这表明，近5年间翻译学领域集中关注翻译理论的体系化建设、翻译史和学科建设，有对翻译过程的思考以及反思，也有为服务国家语言服务发展战略的发展的趋势，例如传播学以及译文学和译介学等，体现了翻译学科与其他学科融合发展的倾向，兼有翻译学发展路径的探讨。节点之间的网格连线表示关键词之间的共现关系。图谱显示，除了各上位范畴词与其他高频关键词之间存在较强的共现关系外，“翻译”和“传播”这两个关键词的共现关系也较为紧密，表明学界近年来存在较多的关于翻译学发展路径即学科发展以及促进中华文化外译的探讨；“跨学科”“实证研究”和“海外汉学”“中医翻译”四个关键词也呈现较强的共现关系说明翻译学关注应用翻译的同时也关注发展路向与目标。
3.1.1. 关键词共线图谱
Figure 1. Keywords co-occurrence network
图1. 关键词共现网络图
3.1.2. 关键词时区图谱
为更清晰地了解翻译学研究热点的历时演变，文章利用CiteSpace绘制出了国内翻译学研究的关键词时区图谱，见图2。根据客观的软件统计结果，剔除了“翻译研究”“翻译学”“翻译”等上位范畴词后，得出了词频排名前十的关键词及其首次出现年份的统计表，见表1。
Figure 2. Timelines of keywords in Chinese translation studies (2018~2022)
图2. 中国翻译学研究关键词时间线图(2018~2022)
Table 1. Keywords and years of occurrence (2018~2022)
表1. 关键词及其出现年份(2018~2022)
词频 |
关键词 |
关键词出现年份 |
10 |
翻译理论 |
2019 |
10 |
翻译史 |
2019 |
9 |
跨学科 |
2018 |
6 |
中国特色 |
2018 |
6 |
语料库 |
2019 |
6 |
趋势 |
2020 |
4 |
学科建设 |
2020 |
4 |
张柏然 |
2021 |
4 |
英译 |
2019 |
4 |
《周易》 |
2018 |
结合关键词时区图谱，对2018~2022年中国翻译学研究热点的历时分析如下：2018至2019年，翻译学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典籍英译、中医翻译、应用翻译以及翻译学科的构建。这一时期的研究重点围绕中国文化外译、医学翻译实践、翻译应用领域的发展以及翻译学科体系的完善与构建展开。共引关键词词频最高的是跨学科、中国特色《周易》；2019至2020年间出现译介学、新文科、翻译传播学等新兴研究热点，共引关键词词频最高的是翻译理论、翻译史、语料库、英译。翻译研究的重点已从集中于单一领域转变为覆盖多个领域，并且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得到了显著扩展。翻译是不同语言文化间沟通的桥梁，也是传播本国文化、宣介本国文明的一种有效途径和方式。2021年，翻译学对发展路径有了新的探索，进行了一系列理论创新，提出了新发展理念，体认翻译学和生态翻译学在该时期受到关注，共引词频较高的是张柏然。2022年无共现频次超过，翻译学介致力于翻译学体系建构、海外汉学的发展以及翻译研究发展前景的探讨。
3.1.3. 关键词突变检测
利用CiteSpace软件的突变检测功能，分析了选定数据集中的论文标题、摘要和关键词，从而识别出关键的突变词汇，并据此编制了一份突变关键词列表，见表2。这一过程进一步揭示了近5年来中国翻译学研究的前沿动态，为了解该领域的发展趋势提供了有力支持。
Table 2. Keywords mutation glossary
表2. 关键词突变词表
突变值 |
关键词 |
关键词出现年份 |
1.52 |
翻译伦理 |
2018 |
1.52 |
问题 |
2018 |
1.52 |
翻译研究 |
2018 |
2.07 |
改革开放 |
2019 |
1.59 |
语料库 |
2019 |
1.55 |
展望 |
2019 |
1.55 |
翻译学科 |
2019 |
1.55 |
回顾 |
2019 |
2.07 |
张柏然 |
2021 |
1.86 |
翻译理论 |
2019 |
突变关键词的频率在短时间内急剧上升，通常能够部分揭示特定研究领域的最新发展趋势([4], p. 25)。去除上位范畴词后，表2显示近5年来中国翻译学研究中，改革开放、张柏然、翻译理论、语料库、展望、翻译学科、回顾、问题和翻译研究等关键词的突变值显著较高，说明这10个研究热点在较短的时间内词频急剧上升，反映出这些领域的关注度快速增长，表明它们具有较强的创新潜力。2019年的突变关键词数量占总数的一半，反映出这一时期中国翻译学研究的创新增速显著，并且不断引入全新的研究视角。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翻译与改革开放的关系，尤其是研究翻译在改革开放中的作用和发展促进了国内翻译学的相关研究。
3.1.4. 关键词聚类图谱
通过聚类分析方法，能够从整体上将过去五年的中国翻译研究归类为几个主要的研究领域，这有助于更清晰地理解这些领域的发展趋势，见图3。评估聚类结构的合理性主要依赖于两个核心指标：模块值(Q值)和轮廓值(S值)。当模块值超过0.3时，可以认为聚类结构具有显著性；而当轮廓值超过0.5时，则表明聚类结果展现出较强的内部一致性。简而言之，Q值和S值分别衡量了聚类结构的显著性和一致性。在2018到2022年期间，中国翻译学研究的关键词聚类分析得出Q值为0.7878，S值为0.964，这显示了聚类结果不仅显著而且具有很高的合理性。
Figure 3. Keywords clustering map (2018~2022)
图3. 关键词聚类图谱(2018~2022)
Table 3. Keyword cluster numbering table
表3. 关键词聚类编号表
聚类编号 |
聚类名称 |
#1 |
英译 |
#4 |
《周易》 |
#5 |
翻译史 |
#6 |
语料库 |
#7 |
改革开放 |
#8 |
译文学 |
聚类图谱显示，在过去五年间，在中国翻译学研究领域，关键词网络分析揭示了9个主要的共被引聚类。在排除了“#0翻译学”、“#2翻译”和“#3翻译研究”这三个较为宽泛的类别之后，剩余前8个聚类的名称被列在了表3中。这些聚类的大小从‘#1英译’到‘#8译文学’逐渐减小，表明聚类的大小与相应研究领域的规模成正比。这表明在过去五年中，中国翻译学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英译、《周易》、翻译史、语料库、改革开放和译文学。结合研究热点分析可知，在过去五年内，国内翻译学界的主要研究主题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研究架构。尽管《周易》的研究产出在数量上名列前茅，但其在研究规模上的排名并不突出。这种研究数量与规模排名之间的不一致暗示了《周易》研究可能面临一定程度的同质化挑战，并且其研究体系的完善度与翻译史和语料库等其他领域相比，还有待提高。
此外，聚类图谱显示，各个主要聚类之间只有少数存在交叉。这表明在过去五年的中国翻译学研究中，主要的研究范式大多保持独立，偶尔有交集，共同构成了国内翻译学研究的知识体系。
3.2. 作者图谱
分析作者的发文量和合作情况，有助于把握翻译研究的整体发展现状和未来趋势。在CiteSpace软件中，将节点类型设定为“作者”，取消其他参数类型设定，并将词频显示阈值设为1，其他设置保持默认选项。通过程序自动化聚类分析，构建了翻译学领域主要研究者的网络聚类图，见图4。根据CiteSpace的统计数据，编制了一个表格，列出了过去五年中翻译学领域的高产研究者及其发文量，见表4。在聚类图谱中，作者名字的字体大小与其发文数量成正比，这直观地反映了每位研究者的活跃度和影响力。
Figure 4. Researchers cluster maps (2018~2022)
图4. 研究者聚类图谱(2018~2022)
Table 4. Names of researchers and their number of publications
表4. 研究者姓名以及发文量
发文量 |
作者 |
2018~2022年首发文年份表 |
13 |
蓝红军 |
2018 |
9 |
胡庚申 |
2019 |
9 |
黄忠廉 |
2020 |
7 |
傅敬民 |
2018 |
7 |
王克非 |
2019 |
7 |
罗迪江 |
2019 |
7 |
许钧 |
2018 |
6 |
冯全功 |
2018 |
6 |
韩子满 |
2019 |
6 |
胡开宝 |
2020 |
根据图4和表4，2018~2022年间，翻译学首发文的高产研究者包括蓝红军、傅敬民、许钧和冯全功。2019年，胡庚申、王克非、罗迪江和韩子满等学者也在翻译学领域发表了研究成果。2020年，黄忠廉和胡开宝成为该领域的高产研究者。滕梅和周婉婷([5], p. 12)，指出：“图谱中的连线展示了不同作者之间的合作紧密程度。”共现知识图谱表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黄忠廉、蓝红军和穆雷三位研究者在翻译学研究领域的合作关系较为密切；四位来自上海大学的研究者，傅敬民、方梦之、孙吉娟和袁丽梅，在他们的研究领域中保持着频繁的合作。不过，不同学科背景和不同地区的研究者之间的合作发表文章的情况相对较少。
3.3. 机构图谱
分析文献发表的机构及其合作情况，可以帮助把握研究的发展趋势。在图5中，将图谱节点的名称定义为“机构”，并设置了一个词频阈值为10，以此来绘制那些发表文章数量较多的研究机构的共现图谱。根据软件统计的数据，编制了一个表格(见表5)，列出了这些高产机构的发文数量和首次发文的时间。
在图谱中，机构名称的字体大小与其发表的文章数量成正比，而节点之间的连线则表示这些机构之间存在合作发表文章的关系。
Figure 5. Research institutions cluster maps (2018~2022)
图5. 研究机构聚类图谱(2018~2022)
Table 5. Names of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their number of publications
表5. 研究机构及发文量表
发文量 |
发文机构 |
29 |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
22 |
上海外国语大学 |
18 |
上海交通大学 |
10 |
北京外国语大学 |
10 |
上海大学 |
8 |
四川外国语大学 |
8 |
郑州大学 |
8 |
深圳大学 |
8 |
浙江大学 |
8 |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翻译学研究中心 |
从图5和表5中可以看出，在过去5年中，在中国翻译学研究领域，有几个机构的发文量特别突出，它们是上海理工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南京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黑龙江大学和中南大学。图谱分析揭示了这些机构之间的合作模式，特别是以南京大学为核心，与南京邮电大学等南京地区的其他高校有着较为紧密的合作研究关系。相比之下，不同地区之间的机构合作则显得不那么频繁。这可能意味着地理邻近性在机构合作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而跨地域的合作机会还有待进一步开发和加强。
4. 结果与讨论
4.1. 研究焦点
随着中国翻译学科的建设不断推进，翻译研究呈现出以下特点：研究热点突出，研究范围广泛，且在一些领域内，具有创新能力的学者和机构的数量正在逐年上升。整体来看，这一学科的发展势头十分积极，预示着一个光明的研究前景。近5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1) 翻译理论构建
中国的翻译理论研究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不断涌现出新的理论成果。翻译理论家们正在跨越学科界限，利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作为理论支撑，发展出多样化的翻译理论框架，例如，体认翻译学和知识翻译学等。在翻译理论研究的文献中，许多理论问题曾受到类似的讨论，这些理论与各种翻译标准之间也存在一定的继承性。
2) 中国翻译史
国内翻译学学科或体系建设离不开对以往翻译理论和思想的回顾并进行现代诠释。从唐玄奘到严复，再到林纾、鲁迅、瞿秋白以及傅雷，这些翻译家和他们的翻译理念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和价值论意义。他们的翻译实践和思想对当代翻译理论和实践仍具有深远的影响。溯本探源，挖掘传统翻译理论中有价值的部分运用于现代译论体系建设。
3) 典籍英译
民族生存和发展离不开本族的文明和文化。典籍是展现传统文化的重要媒介。经典文献是传统文化展示的关键途径。它们对于促进中国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至关重要，同时也对于中国与世界各地的文化沟通发挥着关键作用。翻译这些典籍，不仅能够加深国内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还能帮助国际社会更好地认识和欣赏中国文化([6], pp. 5-6)。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众多典籍以及民族典籍走向世界舞台，例如《孟子》、《周易》、《孙子兵法》以及少数民族典籍《阿诗玛》和《格萨尔王传》等。典籍英译响应了国家了中华传统文化“走出去”发展战略也促进了国内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4.2. 研究展望
中国翻译理论研究取得了显著发展，但在翻译学科的成立、翻译的定义、翻译标准以及翻译是艺术还是科学等方面仍存在争议，且中国翻译研究在理论体系构建、传统译论阐释、研究的深入度、对外交流发展等方面都有一定的不足。为了满足国家的需求并推动学术界的前进，应当建立一个学科体系，这个体系不仅能够促进学术发展，还能显著增强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此外，还需要发展一个既融入中国特色又包含全球视野的学术话语体系，以及一个充满创新和创造力的学术环境。这些都是为了支持国家的语言发展战略，确保学术体系能够有效地服务于国家的整体目标([7], p. 92)。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未来的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重大战略任务，我们未来需要在以下三个方向上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1) 理论体系构建
一个独立学科需要有其理论基础、研究目标、系统结构和研究方法。翻译学学科的构建需要一定的体系进行支撑。然而，纵观国内翻译理论的发展史，语言学家及翻译理论家只是似乎着眼于理论的提出，并不致力于理论体系的构建，学派意识淡薄([8], p. 112)。
2) 传统译论现代诠释
传统译论具有生命力，但由于时空差异，在对传统翻译学进行现代化解读时，不仅要归纳其观点和深入理解其深层含义，同样重要的是要梳理其理论发展线索，并构建一个明晰的概念框架。简而言之，就是需要对传统翻译学的理论进行系统化和概念化。另外，张瑶和贾文波([9], p. 210)，认为：“在肯定中国传统译论的同时，也应注意到中国翻译研究与批评在理论上有明显的局限性。”
3) 对外交流
翻译是一种普遍性的文化交流活动，各民族可以通过翻译活动学习和借鉴他国的优秀文化。实际上，国内学者大多讨论国内本土译论，而“忽视了对国外最新翻译理论的学习和研究”([9], p. 210)。引入当代西方翻译学的最新成果，并促进中西方翻译理论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有利于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研究。
5. 结语
文章基于CiteSpace共现图谱，将时间设定为2018年到2022年期间，对国内翻译学的研究现状、热点和前沿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整理，从而客观地展现了该领域研究的发展趋势。主要结论如下：1) 翻译学的发展前景广阔。研究领域多元化，已出现跨学科趋势。2) 通过对关键词的共现分析，可以发现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翻译理论”“翻译史”“语料库”“英译”和“跨学科”等。3) 生态翻译学是当前翻译理论研究的焦点，而体认翻译学作为新兴的研究热点，其兴起是响应国家推动文化“走出去”战略和生态翻译学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体认翻译学的崛起也是其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的产物。简而言之，生态翻译学和体认翻译学之所以成为研究热点，是因为它们顺应了国家战略需求和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
基金项目
西南科技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资助项目“四行对译重译观视角下的译后编辑研究”(24ycx1020)阶段性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