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众所周知，任何一种文学作品都是对人类一定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物质文化生活的反映。史诗不是历史的真实记录，但可以把它看作历史的缩影。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与《格萨尔》《玛纳斯》并称“中国少数民族三大史诗”，讲述了江格尔率领手下雄狮将领为保护家园同邪恶势力进行艰苦斗争并终于取得胜利的故事。萨格拉·布达耶娃的《江格尔》英译本选取了其中十个章节故事进行译介，包括英雄诞生、婚嫁、结拜等故事，深刻地反映了蒙古族人民的生活理想，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江格尔》反映了卫拉特蒙古历史上的哲学、宗教、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内外关系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相比于《格萨尔》《玛纳斯》来说，《江格尔》的研究较少，大致可以分为四个类型：一是关注于《江格尔》文本的研究([1]通拉嘎，[2]武峻同)，二是《江格尔》的对比性研究([3]卢国荣，刘锐)，三是对于《江格尔》史诗的保护和传承的研究([4]阿布都外力·克热木，裴家伟)，四是关于《江格尔》与诸如音乐、艺术等方面的研究([5]纪晨，[6]哈斯巴特尔)。有关英译研究主要是从其特定文化或译本评介进行，我国少数民族典籍英译目前还存在许多问题，如[7]典籍英译的理论研究起步较晚，成果相对较少，系统性也不强；《江格尔》的演唱者江格尔齐越来越少，对于纸质书籍的保存条件有限，原文本缺失；蒙古特色相关文化国内学者都所知甚少，更难以向国外读者传达；文本译介过于生硬，缺少了其中的审美追求。诸如此类问题给《江格尔》的译介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挑战，鉴于此，本文以萨格拉·布达耶娃的《江格尔》英译本为例，探讨厚翻译策略在民族史诗外译中的作用，希望借助厚翻译策略译介出符合“忠、实、美”追求的优质史诗译本，为民族史诗走向世界添砖加瓦，以草原风格的英雄故事感染世人，向世界讲好独特的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2. 厚翻译理论阐释
厚翻译(thick translation)理论，又称深度翻译理论，1993年由非裔美籍哲学家兼文化学者阿皮亚(Kwame A. Appiah)提出，即[8]通过密集加注法，添加各种注释、评注和长篇序言等，让译文置于丰富的语言和文化语境中，以促现被文字遮蔽的意义与翻译者的意图相融合，这既能方便译文读者理解原语文化和原作者意图，又可彰显译者对原语文化的尊重。添加恰当的副文本信息可以丰富原文的背景，有助于加深译者和读者对文学作品的理解，是一种翻译跨文化阐释形式。
厚翻译理论得到了国内外翻译界人士的认可和运用[9]。国外学者Shuttleworth和Cowie认为，大量提供背景知识可以使目标文本读者更加尊敬源语文化，更加欣赏其他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是如何认识和表达自己的。布达耶娃的《江格尔》英译本中便添加了丰富的副文本内容，这也正是译者厚翻译思想的重要体现。
《江格尔》原本是一种综合性的表演艺术，通过优美抒情的诗歌、打动人心的音乐、惊心动魄的故事以及江格尔齐的精彩表演呈现给观众。因此从口头演绎到成文再到译介的过程中必然有所缺失，再加之文化的差异，布达耶娃在译介时选择了通过增补信息来还原故事全貌。本文借助厚翻译理论，考察其前言，注释以及插图给原本增加的“忠、实、美”。研究发现布达耶娃为了确保译文的“忠和实”，收集了大量的史实，对其进行研究梳理后编为前言及注释。为了追求史诗的“美”，他受到了传统卡尔梅克舞蹈的启发，绘制了插图，希望寻找到文字与图形的和谐之美。对于原文本与译文“忠、实、美”的讨论众说纷纭，在对比了布达耶娃《江格尔》英译本与原文本后，笔者有了新的思考，得出了如下体会。所谓“忠”，即忠于原著，不妄加揣测，不偏离历史，在实践中则表现为用史料丰富的前言将翻译文本置于丰富的文化和语言环境中；所谓“实”，即内容详实，注解准确，在实践中则表现为用详实的注释帮助译文读者理解原语文化和原作者意图；而“美”，则体现在插图运用的活灵活现以及整体呈现的和谐之美上，在实践中则表现为用生动的插图达成了图文之间的和谐，丰富了原文的背景。
3. 前言显忠
书籍中的前言，刊于正文前，主要说明基本内容、编著(译)意图、成书过程、学术价值及著译者的介绍等，也可以理解成所写内容的精华版。由布达耶娃所译成的《江格尔》英译本前言部分包括对于《江格尔》原著的简单介绍；游牧民族的美学；游牧民族治国才能；游牧民族的世界观以及各章节主要内容的概况简介。译者所写的一切均有着大量的史实作为依据，以丰富的背景材料忠诚的呈现出《江格尔》书中蒙古游牧民族的生活。
在对《江格尔》原著的简单介绍中，提及了译本的地位，即首次以英文呈现了卡尔梅克游牧民族的史诗宝藏——《江格尔》，还提及了很多具有蒙古特征的意象，如草原马。书中说到“游牧英雄的宝木巴世界是一个半人马的世界，这不是指他们的身体形态，而是一个想象中的统一身份。英雄诞生时，英雄之马也随之诞生。”蒙古族有一句谚语“蒙古人没有马，就像没有手脚”，足以体现马文化在整个蒙古族文化的重要地位[10]。在萨仁格日勒的《蒙古史诗生成论》中提道：“马是构成蒙古史诗的最基本的情节要素之一。没有马就成不了英雄史诗，英雄在马背上才能体现出其成为英雄的本领。”理解马文化，更有助于加深读者对《江格尔》的理解。少数民族英雄也是蒙古族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红色雄狮洪古尔代表勇敢，萨满金心代表智慧，英俊的明彦代表世故，雄辩家凯吉拉干代表外交，这些英雄形象富有鲜明的民族风格，体现了古代蒙古人对“力”的崇拜以及对“勇”的赞美。对江格尔齐的介绍更是向外国读者阐明了《江格尔》是如何流传至今，没有他们就没有如今的史诗《江格尔》。布达耶娃在介绍中根据史实说到，“史诗的口头传播并不意味着游牧观众是文盲，江格尔并不是一种原始的口头传唱，而是一种活的艺术形式，它产生了一种适合游牧环境文学创作的短暂传播形式，而不是一种静态的人工制品。”(笔者自译)史诗的口头传播为《江格尔》的出现铺好了道路，它不是一部个人歌曲的合集，而是卡尔梅克民族史诗的艺术性完整集合，阅读它可以引发人们对大草原及其居民、英雄的想象。
草原游牧民族勇猛善战，前言中描绘了蒙古勇士举办的摔跤活动，揭示了游牧民族审美对仪式的尊重程度：摔跤比赛包含某些视觉和感官时刻(脱掉紧绷的上衣，露出健硕的身材，穿上并卷起柔软的猩红色裤子，随后系上一条丝绸腰带)，对于他们来说，在摔跤比赛前卷起长裤的仪式很重要，摔跤这个显得有些粗鲁的活动却在蒙古勇士的准备下显得精致起来，粗中有细，让读者看到了一种独特的游牧美感。
作为历史上建立统一王朝——元朝的蒙古民族，其治国才能不言而喻，而民族史诗《江格尔》中这一点的体现，更是跃然纸上。匈奴在公元前三世纪至一世纪控制了大草原路线，为游牧帝国持续发展制定了蓝图。《江格尔》所反映的文化纽带和情感便深受匈奴治国方略的影响。卡尔梅克人设法保留了他们古老的国家术语“Shanyu”，结合了shan (国家)和yu (权威)。遵循阅读的元音和谐规则，这个词被发音为“elu eli”。Elu (或Yelu)是内亚最强大的王朝之一，Eli是“精英”的意思，由这个词的构成可以看出蒙古族所遵循的推崇强大、精英治国方案。后来“Shanyu”一词由我们现在所熟知的“Khan”一词所取代。蒙古人民还崇尚律法，在Michael Prawdin的The Mongol Empire一书中，“Yasak”(译为“扎撒”，指法令或法典)一词可以说是贯穿全书，无论可汗还是普通战士，都要遵守扎撒的规定；“kuriltai”(库里尔台大会)也是用于推举首领，决定征战等大事必不可少的环节。《江格尔》对仅次于可汗的司法机构做出了详细的介绍：
1. In charge of the Right Wing of the court
(负责司法机构右翼的)
2. Was the wise noble Golden Heart Shaman.
(是睿智高贵的萨满金心。)
3. Who knew the history over ninety-nine years,
(他知道九十九年的历史，)
4. Who forecast the future for ninety-nine years to come.
(他预测了九十九年的未来。)
5. He governed the administrative jurisdictions
(他管理着辖区)
6. Of the union’s seventy khanates,
(七十个汗国的联盟，)
7. Regulated both civil and religious affairs
(规范民事和宗教事务)
8. And, without Jangar’s supervision,
(不依靠江格尔的监督，)
9. Resolved the most complicated judicial matters.
(解决了最复杂的司法问题。)
由此可知法官履行司法(zarge)、民事(tyor)和宗教(shajin)职能，将汗国联盟管理的井井有条，与人们认知中的因为草原辽阔难以管控而导致的混乱无序截然相反。在很早之前，游牧帝国的社会组织就具有国际化的特点，许多物质创造正是因其文化的多样性而备受珍视。布达耶娃希望通过对《江格尔》中游牧宫殿、城市和帝国的详细描述，带领读者真切感受一个不受当代概念约束的游牧世界，领略背后属于草原蒙古人民的治国才能，重新定位游牧民族的政治和文化，草原生活不是简单的、未开化的野蛮生长，而是粗中有细，井然有序的自由生活。
自由的草原生活也在塑造着独特的游牧民族世界观，在与自然的长期互动中，游牧人民形成了崇拜与敬畏自然、顺应自然的世界观。在蒙古族的神话中，人类的起源都与天神有关，天神和山神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布达耶娃在前言中介绍到，在《江格尔》中，人们认为阿尔泰山是卡尔梅克人的原始家园。在这部史诗中，卡尔梅克语中“家园”指的就是“土地和水”(gazar-usun)。在家园之上，“长生天”，即腾格里(tengri)是蒙古民族神话中的最高天神，拥有决定自然秩序、驱动游牧生活的至高无上的权利。游牧民族将天山山脉称为汗·腾格里峰——天空之王，雄伟的山脉，直冲天空，散发着大自然的神圣力量。《江格尔》还详细描述了从西伯利亚到伏尔加河的植物、鸟类和动物，展示了自然的魅力，强调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这种世界观的形成，不仅反映了游牧民族对自然界奥秘的探索和理解，也与游牧民族的生存方式密切相关，他们在广袤的草原上逐水草而居，对自然的依赖性强，因此形成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哲学思想。与此同时，这种世界观也为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理解和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布达耶娃在前言中的背景知识补充或依据史料、或出自某考古学家证实，以丰富的背景材料忠诚的呈现出《江格尔》书中蒙古游牧民族生活的一角。这些真实的资料不仅提供了文学作品的背景，还揭示了蒙古草原承载的丰富文化和历史底蕴，让还未正式揭开蒙古草原真正面貌的读者兴致勃勃，甚至迫不及待地进入江格尔的世界，与其一起见证草原游牧英雄们的兴衰成败，这不仅是一场人物与故事的互动，更是一场历史与文化的对话。
4. 注释见实
《江格尔》的篇幅极长，过去民间流传着一种说法：“谁要将《江格尔》唱完，就会立刻死掉。”因此布达耶娃也只是选择了十个故事进行翻译，虽然章节不多，但囊括了多位游牧英雄的成长、战斗以及婚嫁故事，给想要了解蒙古文化的外国读者打开了一扇门。《江格尔》作为一本蒙古族的英雄史诗，拥有着浓厚的民族特点，因此如果不加注释，对于很多读者来说，其中隐藏的文化内涵很难被挖掘、理解。布达耶娃对英译本添加了适当的注释，包括一些蒙古特产名称、计量单位及蒙古传统来帮助读者更好的理解，以展现一个更加真实生动的游牧世界。
该英译本附有二十多条注释，其内容如下(见概览表1)：
Table 1. Overview table of annotations in the book
表1. 书中注释概览
地名 |
物品名称术语 |
人物身份 |
计量单位 |
游牧传统 |
1. Mingi Mountain：
厄尔布鲁士山 |
Shagai：黄芪羊骨，用于玩棋盘等
游戏 |
Jangarchi：
演唱江格尔的人 |
16. Ald：
约1.5米 |
Fixed the empty saddle, under the horse belly, and led his horse to the herd. 马腹下的空马鞍是失败的标志。 |
Torlok：一座圆顶圆塔，位于宫殿中心，用作法庭，也是可汗的座位 |
5. Edmeg：蒸馏牛奶酒精饮料后剩下的一种类似奶酪的物质 |
11. Rude Alya Monkhlya：表示“粗鲁”和“无法
无天的土匪” |
17. Tyo：表示拇指到食指之间的距离 |
Tsakhar：
宫城外的仆人区 |
6. Arza、Araka：
一种酒精饮料 |
12. Saaids：贵族
成员 |
18. Beeria：
约等于一英里 |
20. Were not you a foal, Whom I bought for a million smokes? 在蒙古，每有一道烟
升起，就表示有一户
人家。 |
|
Arshan：为众神准备的花蜜饮料 |
Khatun：皇后 |
|
|
Za：中亚大陆草原的主要乔木覆盖物 |
Sengche：
家庭事务主管 |
|
|
Sukha：生长在东西伯利亚、远东和蒙古的粉红色花朵 |
Tamga：表示
依附关系的印记 |
|
|
通过对译本注释的归类分析可以看出，游牧人民喜欢喝酒，这与他们的生活环境息息相关，需要喝酒来抵御严寒；同时饮酒是一种重要的社交活动，通过敬酒来促进团结。其次，游牧民族与中原汉族一样同样有着三六九等的身份划分。虽然如此，但从成吉思汗起，一般蒙古人与单纯高贵的蒙古人没有通婚障碍，这使得蒙古成为了统一又强大的部族。这一注释证实了上文游牧帝国的社会组织国际化的真实性，真切地给读者呈现了一个分工明确、井然有序的游牧民族生活。鉴于游牧民族独特的文化传统，布达耶娃对其中两处做出了解释，第一处出自英雄洪古尔与萨布尔的战斗之中，江格尔想收服萨布尔，与手下的英雄萨布尔一同出征。萨布尔虽勇猛，但也难抵洪古尔与江格尔强强联合，最终马鞍掉落，战马被俘，自己也惨遭失败。第二个有关文化传统的注释，便与萨布尔的战马有关，前文说到江格尔的宝木巴世界是一个半人马的世界，马对于游牧英雄有着无与伦比的意义，萨布尔天生神力，强大无比，自然想选一匹汗血宝马，他便在儿时用了万千户臣民换来了一匹身具宝通的小马驹。在当时，每有一道烟升起，就代表一户人家，用万千户臣民交换小马驹，代价之大也印证了一匹宝马对游牧英雄的重要性。
本译本注释相比于章节长度来说虽然不多，但以详实的解释帮助读者理解蒙古游牧民族独特的文化，切实地带领读者走进书中的宝木巴世界，让读者仿若置身于大草原，与江格尔一起感受游牧文化的魅力。
5. 插图现美
《江格尔》的故事主要是对游牧英雄的刻画，但简单的文字并不能呈现真实的英雄形象，鉴于此，布达耶娃在译本中增加了插图[11]。插图本身不仅是对文字的解释和补充，同时也逐渐发展成为既有自身艺术特征和美学价值的形态。相较于文字，图片能够以简单而直观的方式传达信息。相对于阅读长篇文字，观察图片可以通过视觉元素直接传达意义，更快速地了解信息。例如，蒙古军队会使用一种叫做锁子甲的铠甲，其整体由很多小块拼接在一起，同时还会在上面镶嵌一些铜片和铁片。光凭此番对于锁子甲的介绍，读者或许会对其样式进行猜想，但若是配上插图(见图1)，读者便能见识到江格尔身着锁子甲的英姿，尽显游牧民族的审美风格。
同时图片能够更好地传达情感，通过图像表达信息可以更加直接和生动，从而更有效地传递情感和氛围。在译本十个章节的故事中，一章故事介绍了洪古尔与江格尔的相识，文中说到：蒙根汗误以为江格尔要杀害他的儿子洪古尔，想设计除掉江格尔，便让他去阿拉坦策吉叔叔家赶八万匹青色白额马。江格尔并不知道阿拉坦策吉家里藏有暗器，赶马的时候肩膀被箭射中，咬牙返回，一走进屋就失血过多昏倒，蒙根汗便让妻子杀掉江格尔。儿子洪古尔万般哀求母亲，最终江格尔得救了，江格尔也因此与洪古尔成为好兄弟。
Figure 1. Refer to page 33 of the translation
图1. 见译本第33页
Figure 2. Refer to page 44 of the translation
图2. 见译本第44页
从译本的插图中(见图2)，少年洪古尔紧皱的双眉可以看出他对于江格尔安危的担忧，将一个重情重义的少年英雄形象刻画出来，给勇敢的雄狮洪古尔增添了一抹柔情美。
图片还往往更容易被读者记忆，通过使用图片信息，可以使故事内容更加生动和深刻。自古以来，英雄人物充满着传奇的色彩[3]。英雄高贵的出身和傲人的战绩总是令人赞叹不已，外界神力的相助使其在危难之时化险为夷，正是英雄身上独特的先天优势凸显了人物形象的非凡之处。蒙古族是骁勇善战的民族，《江格尔》中刻画的各个英雄也是有勇有谋，力能扛鼎[2]。在大草原广阔的天地之中，如果不具备力量和胆识，就无法获取必要的生存资源，无法与同处一片草原的人相处。这使得蒙古族人民养成了刚烈的性格，养成了崇尚“力”与“胆”的审美倾向。
Figure 3. Refer to page 150 of the translation
图3. 见译本第150页
如译本插图(见图3)所见，七十人都难以扛起的瓷碗，游牧英雄可以轻而易举的举起喝水，其力量之大令人诧异。虽然这样的描写略显夸张，但其背后所体现的则是蒙古人民对于“力”的崇拜与渴望，是游牧民族英雄主义价值观的生动体现。布达耶娃对于译本插图的补充如同画龙点睛，使得文字与图像之间达到了和谐的统一。不经意间的插图令人眼前一亮，在传达信息的同时，抓住了读者的眼球，让读者不自觉地停驻在图像前，思考其深层意义。这些插图不仅仅是文字的辅助，更是内容的延伸。这种美学的呈现，不仅增强了可读性，也给读者以美的感受，为整个文本增添了艺术的气息。通过这样的方式，翻译作品不仅仅是文字的转换，更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一种对话与交流。
6. 余论
《江格尔》的宝木巴世界如此绚丽多彩又人文荟萃，但大多数人对其并不了解，极为可惜。在全球化背景下，少数民族文化面临着外来文化的强烈冲击，人才断层也极为严重，现今江格尔齐寥寥无几，寻找创新的方式对其传承显得尤为重要。国外译者尚能以自己的方式译介传承《江格尔》，通过厚翻译添加的副文本信息帮助国外读者去了解游牧世界。泱泱华夏更应该紧握少数民族文化这颗瑰宝，以现代化手段，用数字化的“外副文本”，例如视频、直播等，来向世界更好地展示璀璨的中华文化。
作为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少数民族典籍独具特色，不可替代，它也是世界多元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12]。《江格尔》作为口传史诗[13]，文本化的译本使得史诗的口头表演特征消失殆尽，导致了只有通过表演才能展示史诗特定语境下的文化内涵不能原汁原味地传递给读者。厚翻译策略的选择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陷，补充前言，以大量的史实论据忠诚的呈现出故事背景；添加批注，以详实的注解帮助读者理解游牧民族独特的文化，切实走入书中世界；增补插图，以生动形象的插图带给读者美的感受。利用厚翻译策略，实现了对文字本身的超越，达到了“忠、实、美”的追求。这样的翻译作品，无疑为外国读者搭建了一座通往《江格尔》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桥梁，使他们能够更深入地领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对于民族典籍的外译转向，中国故事的对外讲述，中华文化在全球范围内影响力的增强，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