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农业产业化逐渐成为中国农业转型为现代产业的重要途径。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实施数字乡村建设工程，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农业生产经营深度融合。2022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强调我国要继续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做好新时代的乡村振兴工作，并实现由“产业振兴”到“产业兴旺”业态的过渡引出了多方主体共同参与的话题；而激发数据要素赋能农业产业以实现数字经济与农业产业发展的有效融合则成为了乡村产业参与者的行动目标；在理论与实际的交互视角下，脱贫地区的长效产业与数字经济的融合发展路径需要进一步探讨。
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下，由电子商务组成的市场营销手段抓住“流量”红利带来的优势，为乡村振兴中的农村产业提供了新的机遇[1]。起初，“乡村精英”带领产业振兴的过程中逐步克服了信息不对称和不确定性问题；现在，在产业振兴向产业兴旺过渡的过程中，“数字农人”反哺、“带货直播引流”、“团购到家”等现象不断地出现在乡村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新时代的产业发展学会了结合“线上 + 线下”的统分销模式，进而实现乡村农业产业的分工深化与规模经营的目标[2]。产业发展初期，产品只能在小范围内进行小流通；完善产业体系，经过规模化种植后得到的农产品才能在市场上进行大流通。这种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背景下的产业体系，需要加强产业链的韧性，实现产业长效发展的可能性[3]。
根据跨边界发展网络逻辑，笔者提炼出本文的研究意义[4]。乡村农业产业发展在数字时代的背景下，通过“乡村精英”的行动逻辑找到关键突破点，逐步汇成一条农村产业长效发展通道；另外，建立不同标准和用途的通道，还能够增加产业发展的多样性，在一定程度上防范风险。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一、以数农融合的视角为背景，剖析新时代西部脱贫地区的农村产业发展路径。二、采用“演员 + 情境 + 通道”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和双案例对比分析出乡村精英在乡村产业长效发展过程中的有效路径，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单一案例的对比性不足的问题。
2. 数农融合下乡村精英行动的理论剖析
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西部脱贫地区大力发展乡村农业产业以夯实乡村振兴基础，增强地区经济活力和发展后劲[5]。但在相对落后的西部脱贫地区依托资源禀赋发展农业产业，需要面临数字时代带来的冲击。数字经济与农业融合发展改变了传统农业低值低效的发展模式，数农融合发展不仅对本地区农业韧性提升有积极作用，而且对周边地区农业韧性存在空间溢出效应[6]。
主流经济学在市场与政府的权衡中逐渐融入社会经济生活，制度经济学在此基础上呈现出制度对经济行为和绩效的影响态势；新结构经济学充分结合前述二者的优势，在制度背景下建立了市场与政府“合作共赢”的可能性。在西部地区农业产业发展中，“乡村精英”的行动逻辑深受现有制度环境的影响。其一，基层治理由县乡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过程，促使村干部积极参与乡村治理和农业产业发展，同时也使农村创业者能够做出相应的决策。其二，中西部农村地区的内生“舆论”对“乡村精英的行为”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制度对个体行为的约束和激励作用。其三，在西部地区，农业产业的发展需要村干部识别和利用当地的比较优势，与当地的创业者、大户共同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2.1. 数农融合的内涵与机制分析
2.1.1. 数农融合的内涵表述
从数农融合的定义上来看，“数农融合”可以表述为数字经济和农业发展融合。数农融合发展是在拥有基础载体的情况下充分发挥数据要素在农业产业化发展过程中的配置作用[6]。数农融合过程涉及多个复杂系统，需从融合发展的主体、环境、过程等多个维度进行统计与监测[7]。
2.1.2. 数农融合的机制分析
数农融合的机制可以从其接入主体、环境系统以及业态分析方面进行展开。
首先，从数农融合的接入主体来看，数字经济接入农业产业时存在“精英俘获”现象，农民参与数字乡村建设的过程中，需要对其进行赋权，并优化数字参与进程[8] [9]。村干部和乡村创业者则在农民参与数农融合过程中扮演了致富带头人角色，他们的行动往往对农业产业未来发展的走向产生重要影响。其次，从数农融合的环境系统进行分析，西部脱贫地区的数字化接入程度相对较低，农村产业发展要通过数字经济的渠道“走出去”，拓展销售渠道，实现循环经济的过程。最后，从数农融合过程而言，数农融合是一个长期且复杂的系统过程，由“数字农人”引领的农业产业建设过程涌现出新的业态[10]。
从数农融合的机制来看，数字经济赋能农村产业发展面临乡村数字基础设施薄弱、农业科技创新滞后、涉农数据要素市场体系不成熟和乡村数字技术复合型人才缺乏等多重现实挑战[11]。数字经济赋能农业产业发展解决现实问题需要抓住主要矛盾，本文从社会再生产的角度由浅入深地考虑脱贫地区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现实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途径。首先，农产品种植的销路难寻，作为社会再生产的末阶段，一个完整的周期的完成能够形成对农户的正反馈激励机制，增强农户参与的积极性。其次，农产品种植过程中的稳定性问题尚待解决，生产链条的搭建面临诸多不确定性问题，这需要通过资源整合来稳固产业基础并改进产业体系。最后，整个产业体系的建设过程中存在要素错配的问题，产业发展需要进行转型升级，统筹推进技术进步和资本深化，破除机制障碍，以契合新时代发展的机遇。
2.2. 乡村精英行动逻辑的双案例概述
2.2.1. 双案例研究法
乡村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与新结构经济学中的产业升级和结构转型观点相契合。“乡村精英”在推动农业产业发展时需依据当地资源禀赋和市场条件制定合理的发展策略。基于“有为政府 + 有效市场”的逻辑框架和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演员 + 情境 + 通道”的分析框架(本文采用归纳式双案例研究方法，选取贵州省黔南州平塘县的两个行政村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多维度、多阶段的分析[12] [13]。
在选择案例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其独特的代表性。因此，本文选择贵州省平塘县的两个行政村作为研究对象。具体而言，研究将从两个村庄的地理位置、自然条件、人口结构等指标进行分析。在这两个村庄的发展初期，均面临资源利用程度低、产业基础薄弱、农民增收渠道单一以及村集体经济发展活力不足等问题。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平塘县有效整合了村集体的资源、资金和资产，涌现出文旅融合景区、生态观光路线、亲子采摘园等新兴产业载体，并通过这些载体吸引消费群体，从而实现集体经济收入的稳步增长。
2.2.2. 案例背景分析
本文选择平塘县的卡蒲乡毛南族亮寨村和刻度镇先进村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首先，这两个案例村在脱贫攻坚后积极发展乡村产业，具备一定的产业基础；其次，两个案例村的带头人敏锐地捕捉到市场商机，通过努力实现了产业的持续发展；第三，两个案例村自主开展市场经营活动，亟需借助数字时代带来的“流量”红利来拓宽销售渠道；最后，两个案例村的集体经济发展实践具有示范效应，成为探索集体经济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典型代表。这些案例村在产业发展方面已取得显著成效，农民参与蓝莓种植已有十年，百香果种植则已有十二年，并带动周边村寨种植盈利性农产品。
许多学者关注村干部作为创业精英在乡村农业产业发展中的角色。然而，笔者在调研中发现，脱贫地区的村干部通常缺乏满足创业要求的综合素质和条件。因此，亟需加强与非体制内创业者及其他社会力量的合作与交流。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可能会面临因委托代理关系而带来的不确定性，但同时也为在乡村社会资本的基础上拓展关键通道提供了机会，从而促进村干部与其他乡村精英的共同创业。
亮寨村的蓝莓产业主要依赖于政府主导的市场环境，村干部和创业者的行动受到政府支持与市场导向的双重影响。在产业发展面临诸多约束的背景下，亮寨村的“有为政府”通过自上而下的考量与支持占据主导地位，市场发展在解决现实约束问题的过程中逐渐展现出其有效性。相比之下，先进村在市场需求、产品创新和销售渠道方面取得了显著突破，村干部和创业者的行动逻辑更倾向于市场驱动与资源整合。以“有效市场”为导向的先进村百香果产业发展实现了多元化，政府的支持则成为推动其农业产业发展的重要助力。
3. 数农融合下乡村精英行动的实践逻辑
3.1. 数农融合下乡村精英的身份识别
在迎接数字时代的过程中，农业产业面临诸多挑战。然而，随着中国网络扶贫行动的深入推进，数字技术的引入与应用已不再是制约欠发达地区共享数字红利的主要因素[14]。电子商务不仅能够通过拓宽销售渠道和塑造品牌来直接促进农业产业的发展，还能够通过吸引劳动力回流等方式增强地区人力资本的强度，从而间接推动农村产业的发展，但其影响受到村庄干部素质与能力的调节[15]。村干部在引领社会组织融入农业产业发展过程中的举措，有助于形成乡村农业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进而推动乡村产业的振兴[16]。作为有效的带头人，“能人型村干部”在乡村建设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类村干部的培养需要正向激励与反向监督的双重机制[17]。
产业发展的主体需要农民的积极参与，拓宽农民增收致富的渠道不仅是短期内的重要目标，也是产业高质量、高效率发展的长期导向[18]。因此，农民参与数字乡村建设并不断提升自身素质，才能有效推动数字化产业的发展。乡村精英的身份不仅限于体制内的精英身份，体制内 + 体制外的双重精英身份显著提高了农民在乡村数字治理领域的参与概率及总体参与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精英治村的模式[19]。
3.2. 亮寨村“村干部 + 种植大户”的行动逻辑
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中的“演员 + 情境 + 通道”的分析框架，本文阐述了不同村庄在“数农融合”的背景下乡村精英不同的行动逻辑。
从亮寨村的演员构成分析来看，村干部与种植大户之间的相互合作有效地解决了信息不对称和政策引导的问题，降低了不确定性，从而共同推动了产业的发展。在亮寨村，乡村精英主要由村干部和蓝莓种植大户构成。蓝莓种植大户在资金、技术及产业发展基础方面相对较为雄厚，成为蓝莓产业发展的“龙头”。与村干部的行动逻辑相对，蓝莓种植大户的自主性更强，他们需要及时把握市场投资机会，先行开展工作，再根据政策导向进行调整，通过自下而上的行动逻辑进行长远规划与发展。在村干部和种植大户的影响下，部分村民自愿参与蓝莓种植。在满足基本生计需求的前提下，村民通过扩大种植规模以增加收入。
其次，从亮寨村的参与者贡献来看，在蓝莓产业的发展过程中，村干部发挥了关键的协调作用。他们通过整合政府资源、引入市场主体以及推动技术进步，形成了“党支部 + 村合作社收购 + 公司订单 + 农户自销”的发展模式。此外，村干部还积极参与蓝莓产品的产销对接，通过微信团购、广告引流等方式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
亮寨村的情境表现较为困难。其一，蓝莓的鲜果采摘和运输保存成为该农产品面临的现实问题，需要引进相应的技术来解决。村里的第一书记表示：“村里正在监督农户的农药使用行为，营造绿色的蓝莓产品，以确保消费者买得放心、吃得安心。”其二，村里的蓝莓产业园采摘价格较低，但由于产地宣传力度不足、文化特色未充分融入以及采摘园的体验感尚未提升，导致蓝莓园的文旅体验活力不足，难以吸引人流。
亮寨村在特定的参与者和情境下，存在三个关键通道点。首先是技术引进与技能培训。村干部与专业机构合作，引进鲜果保存和运输等相关技术，并对参与蓝莓采摘的农户进行技能培训，以确保蓝莓鲜果的高效采摘。其次是线上销售渠道的拓展。村干部组织相关人员在电子商务平台上销售蓝莓产品，并利用社会化传播手段进行产品推广。最后是开放文旅融合通道。亮寨村的蓝莓农村产业园通过线上宣传，吸引游客参与蓝莓采摘活动，从而增加游客流量。在不断优化和升级的过程中，建立私域流量池，以提升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潜力。
总体而言，亮寨村的蓝莓产业在关键参与者——村干部的引领下，完善了产业的技术链条，优化了产业结构。通过数字农业与传统农业的融合，形成了以技术技能为主线、电子商务拓展渠道、文化旅游融合促进振兴的关键路径。
3.3. 先进村“创业者 + 村干部”的行动逻辑
先进村的关键演员背景反映了一类群体的创业活力。返乡创业精英在乡村振兴过程中的引领作用与村庄发展资源的丰富程度、个人资源和动机密切相关[20]。先进村百香果产业的创业者是军人出身，拥有从军经历可以通过转变个人价值观念、增强个人抗压能力和使农户获取更多的政府补助来促进农户的创业行为[21]。
先进村的百香果产业的创业者的创业活力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百香果产业的创业者积极参加各种会展活动进行现场展销，不断宣传推广山顶红1及平塘百香果品牌。这种线下推广使创业者自然而然成为山顶红及平塘百香果的品牌推广大使，塑造了“百香果王子”的新农人形象。这一形象的建立与知识技能的内化，为创业者把握市场机会提供了坚实基础，促进了产业的融合发展。
另一方面，先进村百香果产业的创业者非常重视电商平台、短视频和直播带货的新农人模式的运用，通过数字网络赋能山地特色现代农业，使他的百香果在网络上走红。这种线上营销所带来的流量和效率远超线下订单销售模式。数字化平台的流量红利被数字农人充分利用，这种产业数字化的商业模式有效节约了综合成本，降低了百香果产销过程的不确定性。
先进村的发展情境存在鲜明的组态优势。先进村自然资源丰富，又符合种植百香果的条件，再加上政府政策的大力支持，先进村的百香果产业发展潜力巨大。总体来说，乡村创业者的情境表现为自身优秀的素养加上丰富的创业条件的互相支撑；而村干部则在其中起到协调和组织的作用，大力支持创业者创业促进农民增收。这种“双赢”的情境相对能激发创业和创新的活力。
先进村的关键通道点链接一条较为稳固的产业发展路径。一、乡村创业者在市场需求导向下，通过个性化引流策略，与电商平台协同，以及对百香果进行深层次加工，实现了产业链的纵向延伸。二、村级管理阶层成立了专业化的行业协会，普及百香果知识，构建了农户与创业者之间的互动平台，为乡村创业家提供了识别创业机遇的渠道，从而有效促进了乡村产业的复兴。三、依托于临近“中国天眼”旅游区的地理优势，先进村百香果产业通过与景区的联合，吸引了线下订单流量。该村利用独特资源，深入探讨数字与实体经济的融合路径，以实现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乡村精英，以乡村创业家及村干部为核心，通过团结各类协会与社会团体，促进了百香果企业的蓬勃发展。山顶红企业紧跟时代步伐，采纳“线上 + 线下”的复合产业模式，体现了在数字化时代背景下实体经济发展的有效策略。
4. 结论与启示
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贵州省平塘县的亮寨村和先进村成为了集体经济发展与农民共同富裕的重要探索案例。通过对这两个村庄的行动者网络进行分析，我们发现村干部与创业者之间的合作关系在推动产业发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亮寨村的蓝莓产业发展历程表明，村干部通过有效的信息沟通和政策引导，降低了市场的不确定性，促进了村民的积极参与。在这一过程中，村民在满足基本生计需求的基础上，自愿扩大种植规模，从而实现了显著的收入增长。此外，先进村的百香果产业依托其地理优势，与“中国天眼”旅游景区的合作，吸引了大量线下流量订单，形成了良好的市场反馈。通过数字化平台的运用，先进村的农民不仅实现了产品的线上销售，还有效降低了综合成本，提升了市场竞争力。这两个案例的对比分析揭示了在“有为政府 + 有效市场”的逻辑框架下，乡村精英如何通过资源整合与市场驱动，实现集体经济的快速发展。尽管两村在发展模式上存在差异，但均体现了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如何平衡政府支持与市场导向，以推动农业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未来的政策建议应当聚焦于优化产业链，鼓励乡村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探索适宜的产业发展路径，以实现更高水平的共同富裕。为发挥“乡村精英”的引领作用并克服精英俘获的挑战，有必要完善监督机制，提升乡村精英的素质与能力，促进农业产业现代化过程中人力资本的积累。
NOTES
1贵州山顶红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