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乎国家和人民生活的根本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实现乡村振兴，必须强化基层基础建设，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制。习近平总书记曾于2022年1月下旬赴山西考察调研并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中共山西省委十二届三次全体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继续做好“六稳”“六保”工作，持续改善民生，在高质量发展上不断取得新突破。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强调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
1.1. 村庄“空心化”的定义
村庄“空心化”是我国各地普遍存在的问题，关于村庄“空心化”这一概念的界定，不同的学者基于各自的研究视角进行阐释，其解释主要聚焦于地理学、人口经济学和政治学这三个层面。从地理意义上说，村庄“空心化”是指在农村经营的过程中，由于农村土地规模的扩张，新的房屋被开发到了乡村周边以及一些基础设施比较完善的公路上，这就造成了大量的老房子空置，很多房子都是“建新不拆旧”，这就造成了村落内部空间结构的退化。从人口经济学的视角来界定村庄的“空心化”，村庄“空心化”实质上就是其年龄结构的“空心化”。在新时期，随着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农村里的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纷纷外流，致使农村中仅剩下老人、妇女和儿童。如此一来，农村人口持续萎缩，青壮年劳动力所占比重也不断下降。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对村庄“空心化”问题的研究不能仅从空间的聚落形态、村庄人口等方面进行界定。需注意到，村庄的“空心化”通常伴随着技术、资金、人才等各类资源的流失。所谓村庄“空心化”，即因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相关的资源大量外流，从而引发农村经济衰退的现象，这一现象严重阻碍了乡村的有效管理与健康发展。
综合众多学者的观点可以发现，村庄“空心化”的定义涵盖原因、表现和影响等要素。基于此，笔者将村庄“空心化”视作一种社会状态，是指在新时期，伴随城市化以及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农村人口大规模向较发达地区流动，进而致使农村人口年龄结构分布不合理，农村空间布局呈现空洞化的现象。同时，由于农村基本性生产资源的流失，农村社会经济出现“空心化”。
1.2. 村庄“空心化”的表现
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为山西省农村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但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乡二元制、经济利益驱动与区域发展失衡等问题越来越严重。进入21世纪后，山西省农村青壮年人口不断外流，部分村庄出现了大规模的“人走屋空”的“空心化”现象。村庄“空心化”，除了造成人口空心化外，还包括宅基地的空置、公共服务空心化、基础设施的废弃、产业空心化、文化枯竭等现象。从本质上说，这是由乡村人口的“空心化”导致的乡村社会–经济职能的整体退化。近几年，尽管山西省各级政府在农村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上的投入都有所增加，但是农村“空心化”现象却没有得到缓解。
村庄“空心化”已然成为山西省农村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难点，同时也是当前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关键障碍。曾有学者指出，新时期中国发展的最大失衡在于城乡发展不平衡以及农村内部发展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体现为农村发展不充分。其中，农民受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影响最为显著。尽管工业化、城镇化是我国社会现代化转型与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中国人口众多，即便达到与发达国家相近的城市化率，仍会有大量人口留在农村地区。农村、农业、农民对于维持经济繁荣、促进社会稳定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也就意味着，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不但不能舍弃“空心化”的村庄，还需大力发展农村，顺应经济发展规律，探寻出一条适合村庄“空心化”发展的正确路径。
1.3. 村庄“空心化”的意义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以来，党中央引领全国人民稳步迈向新征程，农村在这一进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国家的兴旺离不开农村的富强，以“三农”问题为着眼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实现农村现代化。已有研究表明，农村人口持续流失是导致空心化问题的首要因素。当前，国内学者针对农村劳动力过度流失普遍采用“拉推”理论。由于农村经济发展滞后，部分乡镇缺乏支柱性产业扶持，致使农村收入水平较低，难以满足家庭生活开支。山西省受改革开放影响发展迅猛，农村空心化问题因而更为凸显，在拉力与推力的共同作用下，农村人口大量外流。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推进，乡村治理问题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乡村治理展开深入研究，为乡村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参考。乡村空心化治理是当前乡村治理的重要议题之一。谷国政等[1]从乡村空心化治理视角出发，对区域耕地多功能与价值耦合协调进行研究，强调了耕地在乡村发展中的关键地位。周梦冉[2]和周雨卓[3]等聚焦农村空心化及其治理路径，通过对不同地区的调查研究，剖析了农村空心化的现状、成因及影响。农村空心化不仅造成土地资源浪费、阻碍农村经济发展，还对乡村文化传承和社区建设带来严峻挑战。在乡村治理与社区建设融合方面，李志红[4]强调乡村振兴背景下二者融合发展的重要性，通过整合资源、提升农村内生发展能力，以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刘箴[5]以H省L市“屋场会”为例，为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变迁与重塑提供了实践案例，进一步凸显了乡村治理与社区建设融合的可行性。
农村内生发展能力培育至关重要。闫海芳和郭跃军[6]在乡村振兴视域下研究农村内生发展能力培育问题，提出通过提升农民素质、发展特色产业等方式增强农村自身发展动力。杨文杰和巩前文[7]从城乡融合视域探讨农村绿色发展的科学内涵与基本路径，为农村内生发展开辟新途径。乡村文化建设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陈晓霞[8]阐述了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强调保护和传承乡村文化、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活、提升乡村文明程度的必要性。此外，周长友[9]对乡村治理背景下村规民约民事司法适用的理论诠释与优化路径进行研究，旨在充分发挥村规民约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加强其与民事司法的衔接。王世茂[10]分析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治理的困境和对策。
综上所述，众多学者从乡村空心化治理、乡村治理与社区建设融合、农村内生发展能力培育、乡村文化建设等多个方面对乡村治理进行深入研究。未来的乡村治理研究应进一步加强多学科交叉融合，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断探索更加有效的乡村治理模式和路径，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2. 村庄“空心化”背景下山西省乡村治理的困境
2.1. 乡村人力资本的流失，阻碍村庄经济的发展
村庄“空心化”破坏了农村内生性增值的秩序，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首先，农村社会人口中越来越多青壮年劳动力，他们大多选择进城和外出就业，导致我国农村劳动力减少，农业生产资料增长较缓慢甚至停滞。
其次，由于向外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多是教育水平较高的青壮年，他们是“新时代”的高素质农民，拥有技术、文化和管理能力，是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因此，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外流也意味着农村人力资本和其它农业生产相关资本的降低。因为没有足够的劳动能力的老人、妇女和儿童继续留在农村进行农业生产，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业生产效率。
最后，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地区的同时，城镇资金虽有向农村流动的情况，但经济条件较好的农民往往会在农村边缘基础设施相对完善之处建造新房，而其他人则选择在城市扎根。如此一来，农村建设资金非但不会增加，反而会减少。由于技术、资金、劳动力等要素稀缺，且农村土地资源未能得到有效利用，农业生产无法实现集约化和产业化，新农村建设也难以实施，农村经济与农业生产均会受到严重阻碍。
2.2. “人走屋空”，弱化乡村治理的基地
近年来，在我国工业化与城镇化等社会多重因素驱动下，农村人口的相对流动性逐渐在增加。农村常住人口，特别是中青年劳动力选择外出务工，以进一步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这使得许多村庄出现了“人走屋空”的现象。
一方面，由于许多村民长期在外务工，村民原有房屋由于长期无人居住，导致许多村庄出现了大量闲置房屋；同时，由于这些房屋没有得到维护和维修，闲置的房屋逐渐破旧。由于房屋破旧，在外工作的村民更不愿意回到村里长住，这反过来又加剧了农村人口生活环境的恶化。另一方面，由于农村教育资源的极大限制，许多本地村民外出务工会主动带上自己家的适龄子女，方便照顾子女的同时也让子女接受更为良好的教育。因此，现如今霍州市李曹镇的大多数村庄留守人员已经从少数妇女、儿童弃婴和独居老人向留守老人这一单个群体转移。
目前，我国已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长期留在农村的老年人不能由子女照顾。此外，村里的医疗设施和医疗条件都不成熟，如果他们生病了，由于行动不便，老年人往往很难立即前往城市医院就医，这使得许多老年人无法得到及时治疗。村庄“空心化”及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不仅进一步阻碍了农村的规范化治理水平和村庄经济规模化的发展，而且也严重阻碍了推进新农村文明建设发展的步伐。
2.3. 土地资源流失，农业产业化水平低
伴随农村人口的外流与搬迁，农村呈现出“有田无人耕，有房无人住”的状况，使得大量农村耕地与宅基地处于闲置状态。土地资源作为农民经济生活的主要来源，是农业生产生活中至关重要的生产要素。土地资源的浪费，直接对农村经济的发展以及粮食的自给自足产生影响。
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导致了村庄的耕地资源大量荒废，造成土地资源严重浪费。笔者调查了山西省霍州市李曹镇，其中包括了安家庄村、柏乐村、板节村、尉侯村、石鼻村等32个村庄。
如图1中所示，有14.75%的农户和周边用户耕地已经出现了土地荒废的情况，而且耕地荒废现象比较严重。虽然目前大多数村庄的耕地依然在开垦使用状态，但实际上有部分村庄的土地被大面积荒废，而且这种荒废现象较严重，产业发展比较缓慢。如图1中所示，调查样本村约92%的居民种植了农作物，村里种植的农作物主要是玉米、土豆等，该镇近7.75%耕地的农户种植农村经济作物，有超过15%的农户进行了经营性土地产权流转。2021年该镇实行了产业结构调整，有5个村庄开始种植草药类等经济作物，其中七里峪村的耕地大多用于种植草药。
Figure 1. Cultivated land utilization in Licao Town, Huozhou City, Shanxi Province
图1. 山西省霍州市李曹镇耕地利用情况
由于大量的青年进入了发展较好的城市，其他与农业相关的工业资本也出现了衰退，他们从传统行业如低利润的农业转移到了高利润的现代化行业。这对村庄“空心化”的发展明显不利；与此同时，大量的劳动力的外流也造成了农村的“空心化”、服务的“空心化”、农民的“空心化”，这些“空心化”造成了农村地区对生活物资和生产资料的投入减少，进而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影响到了农业的发展，并造成了农业经济发展的停滞。
2.4. 文化流失，影响农村文化传承
伴着青壮年劳动力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大量外流，许多未受过教育的老年人被留在村里。他们既无法承担起美好新农村的建设，也影响着传统优秀文化的传承。极少数村干部为建设和传承农村文化所采取的措施不能得到政府的重视，对于村庄精神生活的构建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这样下去会丧失传统文化的优秀品质。在众多不良因素的驱使下，原本的“空心化”村庄反而沦落为传统恶习和不良文化的载体。“空心化”村庄中出现了不良文化(如迷信、赌博等)，这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农村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同时也影响了美丽村庄的建设进程。
3. 村庄“空心化”背景下山西省乡村治理的方向
3.1. “科技兴村”，加强“空心化”村庄经济建设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与应用，乡村得到不断发展，在发展旅游业、发展商业、引进人才、引进科学技术等方面逐渐拥有了丰富的发展空间和发展资源，这些都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物质基础，而且也为基层群众信息传递的迅速性及便捷性提供了技术支持。通过相关部门的大力指导，用于改善基层治理的科技资源可以积极主动地参与“空心化”村庄的建设。此外，有关部门也可以与现代先进的施工方案和技术管理思想相结合，有效提升“空心化”村庄的建设，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调查发现，山西省霍州市李曹镇尉侯村虽然气候宜人，空气清新，并且拥有丰富的土地资源，但大多数土地的产量并不高，面临着荒废。当地的有关部门利用科技的手段发展村庄，他们利用闲置和荒废的土地建造养老机构，完善医疗、教育等基础配套设施，在一定程度上为老年人和留守人员提供完善的基础设施服务。近年来，许多“空心化”村庄加大了发展资源的投入，运用科技的手段推动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为了改善当地乡村治理所需要的软硬件设施和设备，加强公共建设提供公共服务与产品为农村建设创造发展的平台。
其次，由于智能手机的普及与互联网技术的兴起和应用，“空心化”村庄基本上每家每户都有了无线网络。在外寻求更好发展空间的劳动力可以每天和自己的家人联系，少了一份后顾之忧，也可以安心地在外赚钱养家糊口，同时，“空心化”村庄干部也可以将信息及时传达到外出务工的劳动人民手中。
最后，政府的有关部门不仅要为农村治理创造更好的发展平台，还要在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方面给予优惠，增加农村相关党员干部的参与，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深刻认识“空心化”村庄的发展现状，结合当前形势，不断创新和优化村庄“空心化”背景下的农村治理方案和组织。
3.2. “城乡互通”，加强“空心化”村庄治理客体建设
从社会学上讲，传统村落实质是一个以血缘关系和地理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共同体，以村落或农村为生活、生产和生活空间。该社会共同体是具有“准官员、半行政”特征的治理结构基础，也包含了传统乡绅和村级干部在内的基层治理精英。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中心的城镇化，它不仅强调加快农民和公民城镇化的新进程，而且特别注重城镇化内涵和质量的提高，包括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城镇化进程、优化城镇空间布局等等。
随着城市化的持续高质量发展和工业结构的优化，使农村人口持续向城市迁移，城市公共服务水平持续提升，并不断向乡村扩展，丰富了城市的生活方式，并迅速地向乡村蔓延。然而，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居住条件、消费观念和价值观层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村原有的空间边界逐渐被打破，传统的农村社区受到冲击。流动的农民打破了传统的社区边界，原有的治理体制面临新的挑战。这些变化决定了农村治理必然会在制度和治理层面发生根本性变化，必须加强城乡互通，促进城镇资源回流农村，进一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
因此，在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中，不仅要重视人口与资源的城镇化，还应促进城市人口与资源的回流。当地有关部门收购了尉侯村一部分土地，用于修建带有健身器材的广场，一方面，乡村居民也能享有都市的悠闲生活；另一方面，修建好的广场也可以吸引一部分游客来此地参观，同时也有一小部分的当地居民在新建广场的小吃街上摆摊，这可以增加当地居民的经济收入。“城乡互通”这一举措对减少劳动力外流和增加经济收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促进“城乡互通”，推进城市人口和资源城镇化，丰富“空心化”村庄治理对象，加强“空心化”乡村治理对象建设。
3.3. “合乡并村”，加强“空心化”村庄治理基层组织建设
多数“空心化”的村庄中出现了“悬置”的基层治理主体，这要归咎于人才与资源的大量流失。目前存在着村庄基层组织治理的不当，这是导致村庄“空心化”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一般来说，在一定条件下，社会治理结构必须与治理空间相适应。这样，治理结构将在一定的治理空间中发挥巨大的作用。在现当代形势下，为适应基层组织建设的需要，必须强化“空心化”村庄基层治理主体，并且提高其运行能力，这不仅是山西省“空心化”村庄面临的困境，同时也是中国在“空心化”背景下的乡村治理所面临的挑战。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基层组织建设的内容与形式也都发生了变化。因此，必须通过“合乡并村”来治理基层组织建设，增强“空心化”村庄的基层组织治理能力，为满足“空心化”村庄中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迈出重要一步。“合乡并村”这一举措能够有效利用原本分散的资源，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降低基层组织成本的同时提升基层组织的效率，这对于克服“空心化”村庄的人口与资源的外流奠定了坚实基础。在现行的“合乡并村”治理格局下，充分发挥“空心化”村民自治的积极性，积极推动城乡一体化建设，以适应新型城市化进程，提升乡村基层组织干部的权威和影响力，实现基层组织建设的治理转型，有助于引导“空心化”村庄走向共同富裕。
总之，考虑到“空心化”村庄基层组织建设过程中，不仅面临着城乡二元体制的长期存在、经济利益驱动与区域发展失衡，而且还面临着劳动力和资源的大量流失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因此，这就要求“空心化”村庄改善基层治理面貌，“科技兴村”以加强“空心化”村庄治理经济建设，“城乡互通”以加强“空心化”村庄治理客体建设，“合乡并村”以加强“空心化”村庄治理基层组织建设，都是加强对“空心化”村庄治理能力的重要路径选择。
4. 村庄“空心化”背景下山西省乡村治理路径
4.1. 整合当地资源，壮大村庄经济
村庄的“空心化”主要在于村庄经济竞争力的缺乏。多数村庄经济的发展比较落后，经济效益低下，导致青壮年劳动力不愿意留在村庄工作，这使得村庄经济进一步落后，产生不良影响。因此，有关部门必须要推动村庄经济的发展，整合当地资源，合理规划、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发展特色经济，发展富民产业，持续发展乡村经济。
首先，通过招商引资和土地流转，培育和扶持一些大种粮户和实力雄厚的企业，加大投资，发展农业，增加农业收入。其次，根据地理位置、文化和资源优势，引导和培养符合现代市场需求和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促进农民增加收益。再次，要充分挖掘“空心化”村庄增收潜力，统一经营和管理村集体现有的一切能够带来效益的资源，将经营收入纳入村级财政收入。最后，结合山西省正在开展的精准扶贫和美丽农村建设专项会议精神，积极开展贫困村扶贫攻坚行动，通过科技、资金支持和新型农民培养，加快对富民产业的引导和支持，帮助农村适应时代步伐，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4.2. 加快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加大国家财政投入
首先，尽快解决户籍、基础设施、受教育资格等基础性问题，促进“空心化”村庄公平正义，促进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人人平等，为村庄的进步发展提供新动力。其次，根据“空心化”村庄的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具体经济运行情况和村民的实际需求，制定合理的乡村治理体系，推进部分公共资源向村庄流动。再次，建立城市与农村相一致的公共财政制度，落实国家各项惠农政策，推进城乡基本的公共服务平等化，建立起长期稳定的财政机制。最后，国家或政府相关部门要逐年提高财政资金对“空心化”村庄的投入，真正做到以人民为中心，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4.3. 提高土地利用效益，加大产业结构调整
要解决村庄“空心化”问题，必须抓主要矛盾，抓主要方面。首先，深化宅基地管理体制改革，加大对“空心化”村庄内部废弃的宅基地、荒废的耕地、空置的闲地等用地的整治力度以及有效利用。其次，要合理配置农村宅基地、健全农村宅基地退出机制、健全宅基地退出机制、健全土地流转补偿机制、以及对“空心化”村庄闲置宅基地进行盘活。再次，要进一步健全土地流转制度，以激发企业、农户的生产积极性，将人均用地建设面积、宅基地的规模及数量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科学规划，提高土地利用效益。最后，考虑到“空心化”村庄的地理环境、发展前景、村民意愿和产业链结构等因素，以发展旅游业为核心，以农业、种植业、畜牧业为基石，着力转变发展方式，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4.4. 注重文化人才培养，创造乡村文化社群
农民是农村发展的重要参与者、推动者和受益者。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能仅仅依靠单一的政府行政权力，而是要把激发农民的活力和创新作为根本出发点。“空心化”村庄文化治理的最终服务对象是广大人民群众，依靠的也是广大人民群众。
首先，要解决农村文化人才外流的困境，必须科学调整农村居民整体结构，大力培养农业专业人才，鼓励大学生返乡创业。政府应搭建有效的沟通平台，吸引外流人才回流，建立合理的激励方式，给予一定的经济补贴，充分发挥新乡人才的引领作用。此外，我们还需要招聘非村文化人才，建立合理的人才引进机制，优化农村文化体系。
其次，根据各地农村发展情况，对留守人员进行思想文化技能培训，并对他们进行实用培训技术和劳动技能培训。我们不仅要让他们了解自己在农村文化治理中的重要性，还要让他们把经过培训的知识和技能传授给当地村民，让他们积极参与到文化管理中来。尊重农民的主体性，积极为农村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让村民获得精神满足和归属感，营造人文氛围，塑造文化共同体。
再次，重构农村文化体系，发展创新文化产业。在村庄“空心化”的背景下，政府应在农村传统文化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建立相关文化遗产和文化内容保护机制，将乡村传统文化同现代文明结合起来实现有机良性重组，加快乡村现代化文化治理的步伐。同时，重构乡村文化系统，不仅要充分发掘其精髓，还要进行文化产业的创新，以克服农村产业空洞化的弊端。
最后，农村文化治理的进程乃是国家设计、基层治理与产业整合共同协商与推进的过程。不可否认，政府在文化治理的规划与协调中发挥着主导作用。然而，仅仅依靠自上而下传递的政治权力远远不够，凭借集中单一的治理权力很难实现文化治理的目标。因此，农村文化治理需要政府、企业、基层组织以及人民等多个主体协同发力，权衡各方力量，整合农村文化领域的要素，针对文化治理问题展开平等合理的对话，各尽其责，共同构建农村文化治理的格局。
5. 结束语
农村“空心化”问题已经严重影响着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并在不同的区域之间体现出不同的形态和程度。虽然目前这个问题已经得到了社会的广泛重视，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如何把它转变成实际的、切实可行的政策还需要进行一些探讨。对于山西省的“空心化”村庄来说，及时扭转“空心化”趋势，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一项长期工程。在乡村治理过程中，政府部门要认识乡村治理的难点，深入研究治理过程中遇到的困境和问题，结合乡村经济模式、发展和乡村发展的实际需要等多种因素，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关对策，通过多种途径推动乡村振兴的发展，推动乡村振兴的转型发展。
实践表明，解决“空心化”问题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它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虽然这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但也是我们必须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只有加强“空心化”村庄整治力度，探索出合适的整治路径，才能真正做到乡村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