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探讨数字普惠金融下的东西部协作，以贵州省为例分析。新结构经济学强调经济发展应考虑到各地的资源禀赋，随着数字化技术的进步，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一种创新的金融服务模式，通过提高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和便利性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本文首先梳理东西部协作对贵州三个阶段的影响，结合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贵州省经济发展的作用，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有效推动贵州省经济增长、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且数字化程度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更大。最后提出政策建议，贵州省应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挖掘后发优势，加强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优化跨区域金融合作机制，使东西部协助走向共赢，进一步释放国内循环潜力，助力形成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under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taking Guizhou Province as an example.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emphasizes that economic development should take into account the resource endowment of various places. With the progress of digital technology,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as an innovative financial service model, narrates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gap by improving the coverage and convenience of financial services. This paper first sorted out the impact of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on the three stages of Guizhou province, analyzed the role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o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Guizhou province combined with PKU_DFIIC, and found that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economic growth of Guizhou province and narrow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and the degree of digitalization has a greater impact on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Finally, it puts forward policy suggestions that Guizhou Province should give full play to its comparative advantages, tap the latecomer’s advantage,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financial infrastructure, optimize the cross-regional financial cooperation mechanism, make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cooperation towards win-win situation, further release the domestic recycling potential, and help form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of double cycle.
1. 引言
二十年间，贵州在经济发展、交通基建、科技教育等各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东西部协作是其中的关键力量。在东西部协作历程中，山东、江苏、广东等地先后对贵州省进行过帮扶。第一阶段的单向帮扶；第二阶段不全面、不完整的帮扶，解决了贵州省全面脱贫问题；第三阶段，贵州省与东部地区的协作开始走向双向互动。随着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快速发展，为东西部协作注入强大动力，贵州成为数字经济的受益者之一。从新结构经济学角度下看，激发贵州潜力需要发挥比较优势、用好后发优势。在区域协调发展背景下，贵州与东部实现协作共赢，助力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2. 从“贫困的富饶”到“多彩贵州”之变
贵州，位于云贵高原，是中国唯一一个不沿海、不靠边疆、不临江的省份，也是全国唯一没有平原的省份。省内山峦叠嶂、沟壑纵横、河谷错综复杂，常被形容为“八山一水一分田”。而如今，贵州成为全国首个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世界知名山地旅游目的地、长江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等。建设了一批大型的数据中心和云计算中心，成为了中国信息技术产业的重要基地之一。为何短短几十年，贫穷史悠久的贵州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本文将展开深入分析，本文数据均来源于国家统计局、贵州统计年鉴、《苏州对口帮扶铜仁实施计划(2013~2015年)》《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帮扶贵州工作总体规划(2016~2020)》、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官网。
经济力量迅速发展。在2011年至2021年的十年间，贵州省连续10年经济增速保持全国前三，平均经济增速全国第一，经济总量不断扩大。2024年GDP全国排名由2014年的26位提升到22位。基建网络全覆盖。从古至今，特殊的地理环境导致交通是制约贵州发展的重大阻碍。2015年贵州实现了“县县通高速”，截至2022年底，全省高速公路总里程及综合密度排名全国前四。世界第一高桥以及近一半的世界前100座高桥都在贵州，为内河航运架起“新桥梁”，多个市(州)实现了民用运输机场全覆盖，使贵州从“三不沿”省份逐渐走向“近海、近江、近边”的“三临近”省份。教育、科技创新促发展。一方面，人文教育逐步健全。贵州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教育资源的配置和质量。另一方面，新基建挺起贵州数字经济发展新引擎，领先的5G基数、数据中心、人工智能、智慧城市等新基建项目，是贵州产业转型升级的“提速器”。科技创新带动了贵州产业的升级和转型，也为贵州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支撑。
3. 东西部协作贵州实践的历史逻辑
3.1. 第一阶段：东部先发优势，对西部启动帮扶
这一阶段以政府主导、以扶贫为重点，主要采取“结对子”的协作模式，即一个东部发达省市与一个贵州省贫困县“结对子”，进行经济援助和技术支持。西部大开发的目标是通过调动东部沿海地区的多余经济资源，来推动西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同时增强国防实力。这是西部大开发的核心项目之一。1996年《关于组织经济较发达地区与经济欠发达地区开展扶贫协作的报告》中指定大连、青岛、深圳、宁波与贵州省开展扶贫协作，坚持“东西部地区优势互补、互利互惠、共同发展”的原则，采用“结对子”、“一对二”和“一对一”等协作模式，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扶贫开发力度。同年，“西电东送”将西南地区贵州等的水电能开发出来输送到广东。2001年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对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再次进行了具体部署。同时，东西部协作也逐渐纳入了地方经济发展的轨道，协作范围也扩大到了城市和农村。
3.2. 第二阶段：凝聚东部力量，助力脱贫攻坚
2013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对口帮扶贵州工作的指导意见》新增上海、苏州、杭州、广州4个东部发达城市对口帮扶贵州省。新一轮对口帮扶贵州工作的内容和条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是在帮扶内容上，明确了在扶贫资金量，每个帮扶城市每年帮扶资金不低于3000万元；二是在结对关系上，由“一对二”变成“一对一”；三是在帮扶导向上，更注重产业合作。以苏州和贵州铜仁市为例，2016年7月，苏州10个市(区)分别与铜仁10个区(县)建立“一对一”帮扶关系。在三年内，苏州市为支持铜仁市实施对口帮扶项目，投入了1.51亿元资金，使铜仁市的贫困人口累计减少了60.47万人。随着苏州对口帮扶铜仁工作的深入开展，“铜仁·苏州产业园”成功获批国家级和省级双创示范基地以及贵州省级高新区。2016年东西部扶贫协作开展2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在银川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的大战略，是加强区域合作、优化产业布局、拓展对内对外开放新空间的大布局，是实现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大举措。
3.3. 第三阶段：用好禀赋优势，实现高效互动
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发达、技术水平高，具有资金、技术、人才等优势，西部地区尤其是贵州，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和资源丰富区域，拥有大量自然资源、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独特的少数民族文化，同时还有大数据集群等资源。我国东部与西部之间的关系一向是相互依存、互促发展的。回顾整个历程，东西部协作正在数字普惠金融的助力下，从东部对西部的单向帮扶逐渐走向东西部合作共赢。东西部优势禀赋的高效互动，能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促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苏州与铜仁深化了在农业、工业、文旅等领域的全方位协作。苏州与铜仁设立了14个劳务协作工作站，并帮助铜仁建立了首个固定的人力资源市场。双方还推动了中职院校合作办学，实施了技能人才“千人”培养计划，创办了“1 + 1 + 1”就学就业脱贫“铜仁班”，为铜仁未来的发展积蓄了力量。此外，苏州与铜仁在扶贫协作中探索了新路径，增强了生态环境建设，推动了生态资源的转化，形成了共建共享的机制。
2023年贵州省文旅总收入位居全国第一，接待游客达到12.84亿人次。其中，贵州榕江的“村超”引起了全国的广泛关注。因此，榕江县获得了全国首批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试点、全国县域旅游发展潜力百佳县以及2023年中国西部文旅新榜样等荣誉。在东西部协作的背景下，贵州依托数字化新技术不断创新文旅场景，数字普惠金融的注入更是推动了贵州经济的发展，以黔东南为例，成效尤为明显。2020年榕江县成功脱贫，并被列为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2021年榕江成为佛山市南海区结对帮扶的黔东南州四县之一。自2021年以来，佛山市在采购和销售农副产品及特色手工艺品方面投入了107.5亿元；同时，该市还帮助黔东南州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成为贵州首个大湾区“菜篮子”产品质量安全承检机构，并认证了118个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生产基地，推动了山茶油、茶叶等贵州特色产品进入粤港澳市场。从2017年到2023年6月，邮储银行榕江县支行涉农贷款余额达到1.68亿元，累计创建了68个信用村，并发放了3455万元的信用贷款。通过邮政电商平台，榕江特色农产品西瓜、百香果等成功销往全国各地。
为了实现区域间的优势互补和共同繁荣，东部和西部地区应加强合作与支持。东部地区凭借其资金、技术和人才优势，应积极支持西部地区的发展，推动其经济快速崛起。与此同时，西部地区应充分发挥其资源优势，与东部地区深化合作，以促进经济的进步。这样的互动不仅优化了资源配置，还提升了整体经济活力，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4. 数字普惠金融下的贵州经济发展
大力发展制造业和实体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着力点[1]。中国的数字金融发展显著提升了家庭收入，数字金融促进了经济的包容性增长[2]。将数字经济融入东西部协作，要推进产业互补，支持协作双方共建数字经济产业园区，推动产业向中西部合理有序转移，强化以企业合作为载体的帮扶协作，动员东部企业发挥自身优势，到中西部投资兴业。有研究认为，数字经济通过创新效应、溢出效应、协同效应和普惠效应，为均衡发展提供了共享机制，推动了全社会共享数字经济红利[3]。促进技术协作，支持协作双方发挥东部地区数字技术和人才优势，中西部资源环境和试验场地优势，聚焦中西部数字经济发展卡点难点，共同开展攻关协作。支持人员互动，健全数字经济领域劳务协作对接机制，支持协作双方搭建数字经济领域用工招聘、就业用工平台，畅通异地就业渠道。
4.1. 数字普惠金融对贵州经济的总体影响
从2011年到2022年数据来看，贵州省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持续上升，地区生产总值从5615.6亿元跃升至20010.4亿元，反映了金融科技的快速应用推动着地区经济发展。有研究表明，普惠金融与经济发展呈正向关系[4]，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每提高1个标准差，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平均将下降10% [5]。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数据，“十三五”时期，数字经济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70%，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占GDP的比重达到了38.6% [6]。普惠金融显著缩小了中国家庭的收入差距，普惠金融指数提高10%，基尼系数下降0.02 [7]。图1中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是由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和蚂蚁科技集团研究院联合课题组负责编制，是衡量全国各地区普惠金融数字化实施情况的关键工具[8]。图1中2011年至2022年这一时期，贵州省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显示出数字金融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强大推动力。数字普惠金融在提供普遍金融服务和促进经济活力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加速了贵州的经济发展进程，具体见图1。数字普惠金融不仅扩大了金融服务的覆盖面，还提高了金融服务的效率和普及率，对贵州省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过提供更多便捷的金融服务和创新的金融产品，数字普惠金融帮助小微企业和个人获得了更多的融资机会，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多元化和现代化。与此同时，这种金融创新还推动了商业环境的改善，吸引了更多的投资，增强了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因此，数字普惠金融在贵州经济的快速增长和转型过程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Figure 1. The impact of PKU_DFIIC on the GDP of Guizhou Province
图1. 贵州省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对地区生产总值影响
4.2. 数字普惠金融对贵州经济的具体影响
在数字普惠金融的大力助推下，贵州省的城镇和农村收入都有显著提升，但城镇收入和农村收入之间依然存在差距，具体见图2。农村收入的增长速度超过城镇收入，使得城镇与农村收入的比值逐渐缩小。这一变化促进了城乡收入差距的逐步减少，同时也反映了农村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改善的加速趋势，数字普惠金融正推动更均衡的区域经济发展。许多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具有显著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效应，且发现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受数字经济水平影响更大[9]-[13]。
随着数字普惠金融政策的深入推进以及金融机构各类普惠金融产品的推广，贵州省经济取得了显著增长，城乡收入差距也在逐步缩小，效果见图3。具体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方面的作用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从覆盖广度来看，普惠金融服务的扩展速度较快，迅速渗透到更多的乡村和偏远地区，提供了广泛的金融服务；其次，从使用深度来看，虽然用户使用的增速较缓，但随着金融产品的不断丰富和服务的优化，使用的频率和深度逐渐增加，提升了农村居民的金融服务水平；最后，从数字化程度来看，尽管在不同地区的数字化进程存在波动，但整体增速迅猛，数字技术的应用不断深化，推动了金融服务的数字化转型。这些因素综合作用，使得数字普惠金融在改善金融服务的可及性和质量、促进经济增长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这些措施，贵州省不仅提高了金融服务的普及率，还促进了经济的均衡发展，实现更包容的社会经济结构。
Figure 2. Change of urban-rural income gap in Guizhou Province
图2. 贵州省城乡收入差距变化
Figure 3. Impact of PKU_DFIIC on urban-rural income gap
图3.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
5. 数字普惠金融背景下推动东西部协作共赢
2023年10月14日，贵州省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从战略高度坚决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以科技创新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主动承接产业转移，坚决维护国家粮食安全、能源安全、重要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水安全，加强同沿江省(市)协同发展，全面融入新发展格局，在主动服务国家战略中做出贵州贡献、在积极融入国家战略中赢得贵州发展。在当前全球经济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和挑战的时刻，区域协调发展背景下的东西部协作对中国经济大循环的稳定和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贵州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应该发挥比较优势，挖掘后发优势，加强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数字金融产品的普及和应用，切实落实普惠金融产品，优化跨区域金融合作机制，进一步释放国内循环潜力，使东西部协助走向共赢。
5.1. 发挥比较优势，激发贵州潜力
比较优势是指在两国或多国之间，生产同一种商品或提供同一种服务时，某个国家或地区在资源、技术、成本等方面相对于其他国家或地区具有更低的机会成本，从而能够以更低的成本生产商品或提供服务，拥有更强的市场竞争力。长江经济带建设是国家重大战略。贵州作为长江上游地区唯一的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始终秉持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的原则，从战略层面上坚定地致力于构建坚实的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基建网络的完善使得贵州运输效率得到大幅提升，乌江航道两年间水运百万吨，链接贵州融入长江经济带。首先，贵州立足山地生态优势、独特的喀斯特地貌、大数据集群、少数民族特色文化，发展贵州特色文体旅游产业。其次，贵州山地冷凉气候，适宜种植优质的错季蔬菜。贵州区域的劳动力、土地等比较优势，吸引了越来越多投资者建设各类产业园、开发旅游资源、发展特色产业，如茶叶、茅台酒、特色农产品、特色民族品牌等，为当地带来许多就业机会、为经济注入强劲动力，提升了居民的生活水平，促进了贵州的发展。科技创新带来新发展优势，把握“东数西算，促进东西部协作。4+模式的东西部协作，开展产业协作与合作、产业园区共建，引进东莞资金、人才、技术、管理等产业要素向共建园区集聚，提升共建园区项目承载能力，深入挖掘东莞市乃至广东省“资源–研发–产品–市场”全链条合作路径，积极推动东部的优强产业向铜仁梯度转移。
5.2. 挖掘后发优势，提升发展速度
后发优势是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在产业结构与技术势能上的发展差距，用好招商引资政策，承接发达地区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一方面有利于贵州加快发展，另一方面有利于东部发达地区实现腾笼换鸟式的产业升级，解决后发地区发展的不充分不平衡。运用好贵州的后发优势、招商引资政策，才能吸引发达地区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做好产业承接，实现进一步的加速发展。大数据为发展注入新能量。作为第一批获批建设的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贵州举全省之力推进大数据产业，从基础设施建设到招商引资落实。试将大数据产业发展成全省工业经济新增长点，为经济社会发展培育新动能，取得新成效。引进华为、腾讯、阿里巴巴、高通、谷歌、戴尔、百度等一批全球大数据名企。文体旅的融合激发了新的活力。2023年，贵州举办了一系列精彩活动，包括万峰林半程马拉松赛、国际山地旅游暨户外运动大会、国际高桥极限运动邀请赛、第17届中国万峰湖野钓大奖赛、中法山地电影展播以及环万峰林国际山地自行车赛等。深圳、广州、桂林、贵阳、昆明五座城市还成立了“星辰”旅游城市联盟。联盟成员将加强旅游市场合作开发，共享旅游发展经验，共同开拓旅游客源市场，推动实现中国东西部地区旅游产业的转型升级。
5.3. 国内循环释放潜力，东西部协助走向共赢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一方面，西部要主动高效地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另一方面，东部要加快产业创新升级，才能优化总体生产力布局。东西部应加强合作，交换要素禀赋优势，共同发展。健全东部和西部的主体功能区，促进全国超大市场循环。首先，国内循环持续释放潜力。内需是经济增长主引擎，推动经济回升的宏观政策持续显效，中国经济大循环动力在不断释放。2023年中秋节、国庆节双节长假，消费爆发力榜前10位的城市，中西部城市占据8席。这说明西部市场是具备满足东部消费需求潜力的旅游供给市场。同时，西部具有承接东部生产转移，为西部发展提供强有力保障的能力。东西部协作实际上是区域协作，应当是“互赢”的结果。其次，国内大循环战略促进区域协同发展。中国经济大循环战略强调要加强区域之间的联动和协作，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优化。在实践中，中国通过建设一体化的市场、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公共服务体系等举措，推动各地经济的协同发展。例如，粤港澳大湾区、长江经济带等一系列区域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为经济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当前，中国正大力推进技术创新和研发投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推动产业迈向价值链高端。中国还在积极推动数字化转型，提升数字经济在经济发展中的贡献，推动消费、投资和出口的良性循环。充分协同东部和西部资源配置，加快东部地区产业升级，西部地区产业承接，深度挖掘西部潜力，促进国内大循环发展。中国经济大循环将继续释放潜力，为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而不断迈进。同时，政府也将继续发挥好宏观调控的作用，提供稳定的政策环境和市场预期，为经济的大循环提供有力的支持。基于区域协同的中国经济大循环也需要不断面对挑战和问题，并及时作出相应的调整和改进。积极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不断适应新的经济形势，推动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和提升。